十大穷人逆袭电影（屌丝逆袭的故事）

文/钟Boss

终于让肚子缓和了一下，感觉舒坦多了。 我看到一个嘴唇涂抹得红红的卷发女子正朝快餐店走来。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闻到了浓浓的香水味，这香水味吸引我以更炽烈的眼光，从身后打量她翘翘的屁股，以及袒露在外的雪白双肩。 不用任何人告诉我，我知道这是一个小姐，全中国的小姐基本上都是这种打扮，而且这种小姐的档次不高，属中低消费对象。 当小姐要了几份盒饭经过我身边时，我居然鬼使神差地打了个喷嚏。我哪曾想到，这小姐居然被我的这个喷嚏吓了一大跳，这一吓不要紧，她手上的盒饭全掉地上了。 这下，小姐不干了，朝我大声骂了一句：“操你妈啊！家里死人了是吧？打得这么响！” 我愣了一下，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时木讷地望着小姐，样子就像个可怜的乞儿。 “看着老娘干吗？赔盒饭！”小姐凶巴巴地朝我发飙。 要是换做今日，我肯定会掏出一沓钱来，随手扔在她的脸上。但是，那时的我，口袋中已经连一个硬币都没有了。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何况我还不是英雄！ “你他妈的，赔不赔说句话呀！”小姐见我只望着她不说话，也不知我在想什么，于是又说，“不赔是吧？好，你有种，等着别走。”说完这句，小姐走了。我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就是没想到撒腿就跑。那时的我还是太嫩了，社会经验极度贫乏，想得也少。 就在我发呆的工夫，小姐回来了，身后跟着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都是长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那种街痞。 小姐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对高个长发男说：“就是他！”

高个长发男走过来，一把拎住我的衣领说：“小子，跟老子耍狠是吧？你赔还是不赔给句痛快话！” 我怯怯地说：“大哥，不是我不赔，是我没钱，一个子儿现在都没有了。” 高个长发男说：“没钱是吧？那行，你跟我走。”边说边拖着我的衣领往店外走，走到大街上，继续又朝前走…… 我朝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自己都没想到就那么脱口而出了。我说：“大哥，你这么拎着我的衣领，手会很酸的，你放开手吧，我不会跑的。” 不料，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还真把手放开了。

被夹在中间，我不紧不慢地跟着一个小姐、两个街痞在烈日下行走。小姐带着花伞，没回头，也没再骂我。我们一行步调一致，就像是一伙人，根本看不出我是被他们押着走的。 我不确定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不确定他们会要我干什么。我也不想确定。我心想，我都混成这样了，一无所有，到哪儿都一样，都能随遇而安。我就像做梦一样，很渺茫、很渺茫地跟随，跟随一路的香水味，留下一路的汗臭。 七拐八拐，没多久，小姐一行人走进了街边一个村子里。当然我没有半途而逃，始终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们。我不想逃，也无处可逃。 我跟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小院，这是座红砖砌的二层楼房，也就是当地农民建起来出租的，房东不住在里面。通常，这种低档的出租房中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他们与我一样，都把义乌当做是遍地人民币了，反正来的人都能捡点儿回去，捡多捡少看各人的造化。 我看了看，院里很安静，乱七八糟堆满了各种破烂。我跟进院子时，小姐正收伞，收完伞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问高个长发男：“你不会把他带上楼吧？就在这儿解决吧。” 解决？解决我什么？难道为这点儿芝麻小事儿，他们就要杀了我不成？ 我害怕起来，声音有点儿颤抖地问：“你们要干什么？” 小姐斜着眼得意地说：“想干吗？没钱就别想出这门了。” 我不是急中生智，而是狗急跳墙地喊了一句：“我真没钱，不信你们可以搜我的身。” 小姐没搜我的身，只是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可能是实在找不出任何值钱的东西，加上天气又热，小姐咚咚地上楼去了。我以为小姐放我走了，长舒了一口气。 那高个长发的男人又一把抓住我脏兮兮的衣领问：“真没钱？” 我这下吓得不轻，哆嗦着说：“我，我是没钱了。” “你妈个×，跟老子哭穷！”那家伙随手就给我脸上重重擂了一拳。我还没来得及感觉到痛，另一拳又打在了我鼻子上。一股咸咸的带着腥味的液体流进了我的嘴巴。我知道自己流血了。我想，只要你们不把我打残、打死，就让你们打一顿吧，反正我近日也无事可干，小伤小病无大碍，只要不逼我给钱就行了。于是，我既不喊疼也不求饶。 我忍，我能忍！ 另一个家伙也过来凑热闹，他踢了我屁股一脚，好在力道不大，我只是趔趄了一下就站稳了。见我没倒下，好像污辱了他，那家伙冲上来就对我拳打脚踢……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把他打死了！”走到楼上走廊上的小姐不耐烦地朝楼下院子里的两人喊，她显然有些烦躁。 “那怎么办？就这么放他走岂不是太便宜了他？”其中一个男的说。

我不能确定是哪个，因为我疼得不行，双手护着脑袋，蹲在地上起不来了。 “没钱就干活，找点儿活让他干干。”那小姐站在走廊上说。 “我们这儿有屁活可干呀！”高个长发男的声音。 “洗衣服！你们他妈的换下来的衣服都一大桶了，老娘我才懒得洗。”小姐说，“就这样吧。” 这事好像得由她说了算。事实也是这样，她同意之后我就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摆在了我面前，桶内满满地塞着散发着汗臭味与香水味混杂的衣物。 说句内心话，洗衣服我不讨厌，因为下岗后，我在家没少洗衣、做饭。但不同的是，今天这衣服洗得太伤人，太伤人的自尊。可能人太倒霉的时候，自尊心就会大大打折吧。那天，我只是稍稍感觉到心里委屈了一下，并没有更多的难过。 在房间里，他们留下矮个男看守我，其他一男一女到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 我先洗了洗自己的脸，然后开始洗衣服。看守我的那家伙时不时地叫一句：“你他妈的洗干净点儿！” 在洗衣服时，我闻到了一股香烟味，烟瘾顿时上来了。我边洗边想如何让那家伙赏我一根烟抽。 我这人挺贱，见烟贱。 我这辈子戒了无数次烟都没成功，我对烟的依赖性很重。哪怕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日子里，我也想方设法从老婆那里讨点钱来买劣质烟抽。有时羞于自己去买劣质烟，我就让住在隔壁的老头帮我去小巷口的旧杂货店中买。 我抬起头，一脸赔笑地问那个看守我的家伙：“兄弟……”我才讲了两个字，那家伙就朝我吼了：“哪个是你兄弟？你他妈皮痒痒了是吧？” 我连忙改口，说：“师傅，哪件衣服是你的？我帮你洗得更干净一点儿。” 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在塑料桶与塑料盆之间来回瞅，“就那件青花的衬衣和那条红裤头，还有那条青牛仔裤。” 我按他说的，把三件衣物挑了出来优先搓洗。

那天，我感觉自己特能理解电视剧中跟在日本人后面混的汉奸，虽然行为可耻，但活着的确不容易，要会察言观色不说，还得学会收起自尊拿出一副做奴才的样儿来。那天的我就是这德行，活生生长着一副奴才相。 那家伙看我卖力、仔细又优先洗他的衣服，不再对我吼了。我趁机说：“师傅，你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真香啊。” “红梅烟，四元一包的，你来根不？”他说。 我知道那家伙中计了，心想就让你显摆吧，反正我有烟抽就得了，于是我继续拍马屁说：“四元的红梅是好烟啊，我抽得很少，因为没钱买。” 我刚说完，人家就把烟递到我嘴边了，还主动掏出打火机为我点上了火。我双手尽是肥皂沫，不能以手指夹烟，就让烟一直在嘴边吊着。我一口一口贪婪地深深吸着烟碱与焦油。 慢慢腾腾，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衣服洗完。很奇怪，洗完衣服我不想离开了，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最起码有可以说得上话的“熟人”。我相信事情都过去了，只要表现得好，他们是不会再打我的。 按照吩咐，我把洗好的衣服都晾在走廊上的铁丝上。 看守我洗衣服的那家伙见我晾好了衣服，便说：“你可以走了。”说完他也进隔壁房间看电视去了。房门“咚”的一声关上时，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收了一下，好像一种希望瞬间被击碎了。我在心底对自己说，再等五分钟，五分钟内有人走出来，我就鼓足勇气说我想留下来，如果没人走出来，我就离开此地另谋生路。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大概就是这么个关头，有人开门出来了，是高个长发那家伙。他瞅了我一眼，问：“衣服洗好了？” 我“嗯”了一声。 他又问：“洗好了，你还不走在干吗？” 我红着脸说：“我想留下来可以不？”我知道这种请求的希望是渺茫的，但是我真的无处可去，我只想有饭吃，有地方住，干什么、怎么干，已经是次要的了。留下来？” “是的，我想和你们一起干。” “你能干什么？洗衣服？” 我无语了，我也想不出我能干什么。我是男人身，我留下来能干什么？我只是穷急了，急需一个地方安身，就像那句俗语说的，病急乱投医。 看我低头不语，那家伙吼了起来：“滚！滚！哪儿来的滚哪儿去！看见你，老子就烦！” 既然这样，还能说什么，我只好抬腿走人，走到楼下毒辣的烈日下，去寻找我能去的地方。

我走到一颗梧桐树下坐了下来。时间对我而言是富余的，我可以随地休息或是无聊地胡思乱想。 那个下午，我特别地想家，想老婆，想孩子。我想打个电话回去，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混成这样，我太不是人了，我对不起我的老婆孩子，我不配为人夫为人父。 我在心底谴责着自己，但这于事无补。无论我怎么骂自己，都骂不来两元电话费。我坐了一下午，就这么想着恨着、恨着想着。后来，我想出招了，我得拼命弄些钱来给家里打个电话，这才是重中之重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担心。 我在梧桐树下一直坐到了夜里两点左右。不是我能坐，而是因为我坐在这儿与坐在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与其到处走消耗体力，还不如就在这儿坐着，最起码不会感觉肚子饿得难受。那时的义乌还没有联防队员，如果换成是现在，我可能早就被人客气地打扰了。 夜里两点多钟，我去了开除我的那家伞厂。轻车熟路，我用木棍撬开了伞厂仓库后窗户上的钢筋，爬了进去，然后抱出了50把收折伞。很顺利，没有一点点不测。 那时的义乌工厂大多是家庭作坊式的，没有门卫，甚至连像样的厂房都没有，都是自家院子或是租来的旧仓库什么的，然后挣了钱再盖，边挣边盖。仓库大多也是平房，利于搬运货物。我知道后来的大厂中就有这样的，比如2005年收购上海霞飞的某化妆品厂。 说实话，偷这家的产品我忐忑不安，虽然他们本来就欠我两个月工钱，但我知道这不道德。 从小到大，我都是乡亲们眼中的乖孩子，小偷小摸的事从来与我无关，这也是家教太严的缘故。但是，在义乌，我居然干起了小偷小摸之事，真是匪夷所思。虽然这算不了什么罪行，但又确实是被人所唾弃的行径。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以后要用行动来洗刷这次耻辱。（我完全可以省掉这节不写，把这些秘密永远地尘封在我的心里。但是，为了表明我当时的困境，也为了让大家更能明白我以后创业的动力与非凡的忍受力，我还是坚持写了出来，这更能讲得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如果省去这些劣迹，就不能让你们充分地去理解与感受我后面的爆发力。） 我把偷到的伞藏在我藏行李的那个破院里，用砖块掩得实实的，然后才开心地躺在一堆工地木板上睡去。夏天的蚊子特别多，我一晚上都要被叮醒十几回。2009年，义乌全市发动灭蝇、灭蚊活动，据说是为了防治一种什么病。我想，要是那时有这种病，我十有八九会染上，因为我接触的蚊蝇太多了。 早上醒来后，我感觉又很饿了但我没打算去那家民工快餐店，因为那碗饭是我中午的午餐，不能轻易去动。我忍着饿寻思着这50把雨伞如何脱手换成人民币：一是拿到市场或店里去转给店主；二是卖给快餐店老板娘；三是去昨天挨打的地方找那两个家伙转手。 思前想后，我决定采用第三种方案。因为一的风险太大，二又没有把握，三没什么风险，最多得不到什么钱。钱的多少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我现在急需的是两元钱打电话回家。当然能有个几十元是最好的了，这样我可以住上旅馆，洗个澡、刷个牙什么的。 在去找他们前，我也想了很多，我知道钱对我的重要性。我不能不想，不能不考虑每个细节上的事，想得周全才能如愿以偿。 我在路边捡了个破蛇皮袋，装了五把伞打算先投石问路。如果真不测被他们扣了，我还有45把，大头在后面，还是有希望的。 我去的时候大概十点钟了，那几个家伙还在睡觉。这是正常的，他们都是夜间工作者。我敲了一个房间的门，出来一男一女，另外一个房间中也走出来了一男一女，他们都好奇地打量着我，实在不明白我怎么又来了。我拉了拉曾经给我烟抽的那家伙的手，轻声说：“师傅，能不能一边去说个话，我有生意同你们做。” “什么狗屁大事还不能在这儿说呀？老子还要睡觉呢。”那家伙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说。 “不是，这里人多，说话不太方便。”我小声解释说。 “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就在这儿说！”高个长发的家伙吼道。 没办法，我只能当着众人的面从蛇皮袋中取出了一把雨伞，然后说：“我有一批伞想找买家，但我不知道怎么找，于是我想到了你们。我觉得你们见多识广，人多面熟，这点儿小事肯定能行。” “一批？有多少？”一个家伙问。 “具体我没数过，反正不少。”我故意这么说，目的有二：一是告诉他们这不是太小的生意；二是慢慢套他们。这样他们会为了下批以及下下批货，不至于不给我钱。 那两女的听说是这档子事，没兴趣听下去了，都打着哈欠回房继续睡觉去了。 下面为了叙事的方便，我给那俩家伙取个名字：看守我洗衣服的个矮些就叫小矮吧，另外一个就叫大高。从始至终我也不曾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我生命长河中匆匆而过的一对过客而已。 “你想卖多少钱一把？”大高问我。 “八九块一把就差不多了。”我说。 “八九块一把？你抢钱呀？我看就值五六块一把。”小矮说。 “胡扯个毛啊，五六块你给呀？这种伞顶多三块一把。”大高盯着小矮的脸说。

三块一把，说实话，这种价位是很低，但在我的意料之中。我知道我就是送货上门来让他们宰的，得乐意被他们宰，如果他们不狠狠地宰我，反倒不正常了不是？ “三块五，大哥，给兄弟我一碗饭吃吃。”我故意说。 “就三块！不行你走人，我们睡觉，懒得烦这小生意。”大高说得很假，但这假话说得很正常。 “三块就三块，但要现金。”我装做心一狠，咬咬牙说。 “当然现金了，哪个像你厚脸皮。”小矮又摆着厚厚的谱子说。 大高狠狠地瞪了小矮一眼，似乎说，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看你这穷酸样也是等钱用的主，那就给你现钱好了。”大高藐视着我说。 多年后，回忆起大高藐视我的眼神一点都不生气，我感觉非常滑稽。我时常想起这眼神，偷偷地笑出声来。 所谓的有钱与贫穷、成功与平庸，都是相对而言，那天的大高完全有资格以那样的眼神来藐视我，因为从“资产”上而言，他比我成功得多。人的眼神总会在无意间给他人留下某种藐视的信号，理解了这种信号就是动力，不理解的就会当做侮辱。在经商的路上，我一次次遇到过这种眼神，好在我都把它看成了一种动力，驱使我一次次地埋头向前，即使前面是坑，我也埋头跳下去了，因为只有跳下去后，才会切身感受到坑的深度与那种痛楚感。

那你们要多少把？我现在就去取来。”我问。 “先来个30把好了。”大高说。 “30把太少了，要不先来个50把吧？”我庆幸他们说的数字没突破五十。 “那就50把吧。”大高说。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这里有五把伞，大哥，你给个15元钱，我好坐个摩的去取另外45把过来，路有点儿远。”我说。 “他妈的，你真穷！怎么混的？！”大高边数落我，边从口袋中摸出15元给我。 我放下伞，接了钱快步溜烟下了楼。 那一刻我心花怒放，那一刻晴空万里！ 我终于有钱打电话回家了！我对自己说，不要高兴，沉住气，还有钱进账。我把钱藏在鞋垫下，这样才安稳。我往最坏的想，即使他们等会儿不给我钱，我也有15元了，完全可以打个电话、吃碗牛肉面了。 我当然没有坐摩的，只是小跑了十分钟就到我藏伞的破院了，边跑我还不忘边在路边捡了几个蛇皮袋。 取了伞，我火速往回赶。 我对自己说，要快，不能不快，否则他们要是反悔我就白费劲了。古人说夜长梦多是很有道理的，我相信古人的学问。

接下来的交易很顺利，我得到了150元。这笔钱对当天的我来说简直是巨额财产。让我更加欣慰的是，那两家伙并没有扣下我欠小姐的盒饭钱。可能他们是着了我的套，想要下批伞；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自己赚大了，无所谓这50元了；还有可能就是我洗衣服抵消掉了。反正我是被宰得很舒心、很舒服、很心花怒放！我还不忘记讨了他们的BP机号，不要小看这传呼号，作用会很大。

虽然现在有150元了，但我还是不舍得坐摩的，我走着回到那个破院子取了我的行李（一个旅行包），按计划好的步骤行事： 第一件事：找个便宜旅馆住下，先洗个澡。 第二件事：解决肚子饥荒。快餐店那两碗没吃的白米饭就当是送给胖老板娘了，不会再去吃了。我得找家拉面馆，吃碗牛肉拉面。这些天来，我肚子里太缺少油水了。我还年轻，才26岁，不能把身体搞垮了，身体可是本钱。 第三件事要等到晚上才能办。我知道老婆现在上班去了，不会在家，我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给她打电话。老婆在燃料公司上班，企业也很不景气，勉强发出工资，我理解老婆一个人上班、带孩子的辛苦。 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吹着电风扇，感觉就像在天堂。 我舒服地享受着天堂的时光，在享受中睡去…… 我睡得太沉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我有些头疼，可能是中暑了，我想问题不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买药吃。虽然我现在有钱了，但这钱得省着花，再也不能过流浪狗的日子了，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起床下楼，走到院子的水池边冲了个头，感觉头疼稍稍缓解了些。我抬头看看天，太阳依旧斜挂在天边，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耐心地等待天黑，等待听到老婆孩子的声音。我太想他们了，我的亲人们！ 亲人们在家中拮据度日！ 我在外边贫困挣扎！ 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从来没有！ 难捱的两小时！ 八点一过，我走出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找到一家小超市。小超市里有几部公用电话，生意很好，挤满了往家打电话的民工。我候了十几分钟才抢到一部电话，赶紧拨了起来。 嘟、嘟、嘟……几声过后，我听到电话那头“喂”了一声，我立马说：“你好，我是你对门的（我家里还没安装电话，打电话都是打到邻居家），麻烦你叫我老婆金子接个电话好吗？”电话那头让我稍等。我居然有些激动起来，可能是这电话费来得太不容易了。 “谁呀？”过了一会儿，传来我老婆金子的声音。 “是我呀。”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激动。 “你在外面还好吧？半个多月了也没来个电话，我都急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事！”金子急切切地说。 “没事，我好着呢。厂里忙，天天晚上加班，我抽不出时间出来给你打电话。”我撒谎说。我不可能将我已经被老板开除的事儿说出来，那样的话老婆更着急了。 “哦，你发工资了没有？女儿生病了，家里钱不多了，不敢乱花，只买了些药回来给她吃。你要是发工资了，就先寄些回来吧。” 老婆的话像根刺一样扎入我的耳膜，虽然我很清楚家里的情况，但还是很难受。 “发了，今天发的，我明天就给你汇些过去。”我又撒了个谎。我不想让老婆失望。 “明天你不上班吗？” “上的，我中午会请假出来给你汇钱。如果请不到假，我就后天给你汇。” 我努力地为自己多争取一天的时间，虽然我知道，这一天对我而言没什么作用，我没有工资可领，但我必须忍着难受鼓励老婆，“我没事的，很好。你和女儿在家要舍得吃，不要不舍得，我会寄钱回去的，你放心。” “嗯，你也要保重身体，天太热，晚上睡觉不要贪凉。电话费很贵的，就这样吧，你抽空再打过来。” “那我挂了？” “挂吧。” “我真挂了？” “嗯。” 挂了电话，我突然变得精神恍惚起来，满脑子雾水。我木木地朝门外走。超市老板追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还没给钱呢！”我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回到小旅馆，我没有出去吃晚饭，一是我没胃口，二是我感觉到了每一分钱的珍贵！我满脑子都是我两岁大的女儿可爱的脸，和她生病时痛苦的眼神。 想完女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钱。我答应给老婆寄钱的，不能不寄啊。可我口袋中只有136元。我感到胸口一阵阵闷得慌，喘不过气来。我摸出无过滤嘴的平头香烟抽了起来，一根接一根，仿佛抽的不是烟，是罪孽。 我现在能搞钱的事情就是偷伞，但我已经偷过一次了，这种耻辱的事，做过一次，对我来说，就已经超越底线了。难道我还要再干一次？况且，再去危险性很大。我恨我自己，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带着一份不安，我在内心苦苦挣扎。 我从口袋中摸出一枚硬币，扔到空中…… 是正面！ 老天爷为我做出了选择，我必须去冒这个险。老天爷也不想我让老婆失望。老婆是家的希望，有老婆才有家，老婆失望，家也就没希望了。我流下了两行热泪，内心一阵一阵颤栗。 为了家，为了女儿，为了希望，我一定要去冒这个险！！！ 我还是选择夜里两点多钟出发，冥冥之中仿佛真有老天爷相助，一切顺利得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百把伞真实地摆在了小旅馆的床上，摆在了我的面前，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春天的颜色，一种生机色。 有了这一百把伞，明天我就可以给家里寄钱了。钱的数目我都想好了，就寄四百元。这些伞可以卖三百，我身上还可以挤一百出来，这样合在一起就有四百了。我老婆知道我一个月有五百多的工资，寄四百刚好让她满意。老婆过得不容易，老婆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个传呼给小矮与大高。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说夜路走多了难免碰上鬼，我当然得谨慎。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那50把伞他们脱手了没有；二是那两个家伙是否安全。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回过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说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你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个朋友要买下你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你，急死老子了！”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说：“那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你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儿，老子等你！” 这次我没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他们那个小院子。一路上我只祈祷上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越过这个坎，让我的家挺过这个艰难的日子。我不喜欢“前途未卜”这个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我想，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我们都应当想象一个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们过日子，紧点儿没关系，不放弃就OK；我们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们不需要“前途未卜”这个生硬的词来误导我们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一分不少全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儿，让我轻易地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儿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回到小旅馆，拿了行李赶紧出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屈辱的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和这个地方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因这破事儿透支我的一辈子。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够远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把钱递给邮局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我把这种恐慌与负疚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32元钱。我要靠这32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我能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550元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450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账了。

以前，我喜欢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我喜欢张雨生的《大海》。 以前买60元一台的录音机放磁带听，现在在电脑上用酷狗听。 我的未来不会是梦一场，这是一个草根男儿的信念。我纠结的贫困过去已在大海的潮起潮落中远去。没有太多的人会在意我的过去和未来，他们只看我的现在，但我自己不能忘记过去的一幕一幕，哪怕是猥琐的、丢人现眼的，它们都时常揪着我的心。 张雨生走了，而我活着，活在过去与现在。我现在要再一次回到过去，回到1998年时义乌的佛堂镇，我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家工厂做杂工。所谓的杂工就是搬运工，将材料、半成品、成品在几个车间与仓库间来回搬运。工资一般，每月560元，但这达到了我的要求——550元的月工资。 总算是安顿下来了，我舒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好好利用我口袋中的32元钱度过两个月了。那时的义乌工厂都心照不宣地定了一个规矩：进厂押一个月工资。也就是说，我要等干满两个月后才能拿到工资。好在吃饭可以先领饭菜票然后在工资中扣。我后来注意到，不光是我，很多刚进厂的民工，身上都没有多少钱的，有的身无分文，全靠在同一个厂的老乡支持。而我孤身一人，没有老乡，一切只能靠自己。 我每用一元钱前都要细细算一下，这一元钱能不能不用或是少用，能省我都尽量省。 但这样省还是不行，因为我每两天还得买包一元的香烟。 前面说过，我这辈子对烟的依赖性太大了，无可奈何。想来想去，我这些钱支持不了两个月，后来我就帮别人洗衣服，五毛钱一件；帮别人跑腿买香烟，五毛钱一次；帮别人去食堂打饭打水，也是五毛钱一次……只要能来钱，我啥都能替别人干。我一次次地收起尊严委屈自己，我要活得好好的，努力地寄钱回家，这比什么都重要。家才是我的全部。 那时我想，只要我离开了这个厂，离开了义乌，你们谁都不认识我。在这里，尊严远远不如人民币重要，二者我只能选其一，因为我是来义乌挣钱的，不是来争取人权的。 这个厂子里的人不算多，大概七八十号人，主要以河南人和四川人为多。各地来的人以“同乡”为群体，经常性与其他群体发生摩擦，动不动就出手打架。 现在有个词叫“低调”，那时的我不是低调，是根本不可能高调得起来。我的家乡就我一人在这家厂子里，我属于“前不挨村后不着店”，无依无靠那类。我遇事只能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就装 。我只想平安工作，顺利拿工资。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顺利又安全地度过了五十多天。我没事就看书，满宿舍都是书，有的看。你一定好奇，民工宿舍哪来那么多书？确实有，只不过全是盗版的杂志、小报，比如《知音》、《婚姻与家庭》、《故事会》等等，合订本、单本都有。眼看就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说不开心那是假的。我日夜都在掰着手指算日期，能不开心？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公元1998年，我诸事不利，百般不顺，这是我后来总结的一句话。我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了，但还是有鸟屎从天上掉落在我的头上。 宿舍里经常有人赌博，玩一种叫“诈金花”的扑克牌（现在网上也有，比较刺激，很多年轻人爱玩）。我没钱，当然只是偶尔看看。 那晚，我回宿舍，看到我主管也在玩牌，于是我走到他身后叫了一声：“好牌！”其实我根本没看到牌，原本只是想拍下马屁，没想到我主管拿的是少有的三个K。 会玩“诈金花”的人都知道，这牌可不得了。其他几家也不知道是没牌跟，还是因为我主管下注太大了些，纷纷弃牌。事情就这么简单，谁知那位主管气量非常小，看自己一手好牌没人跟钱，气得不行，转过身来就恶狠狠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打得我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完之后，鸟主管还不解气，朝我骂道：“叫你多嘴，他们不跟，你给我钱啊！”我辩解说：“我刚从外面进来，你的牌是盖在桌上的，我根本就看不到。” “你他妈还嘴硬！”主管又举起手抽过来。这次我有防备，一转身躲掉了。躲过第二巴掌之后，我转身出了门。我知道此时此地我无道理可讲，能做的只能是躲，躲得远远的，撒尿也隔着他们三条江。 平白无故挨了一嘴巴的我，虽然怒火中烧，但也只能作罢。原以为我作罢这事就了了，哪想，有好事者（也有可能是与我主管敌对者）将这事告诉了厂长。厂长开了一张一百元的罚单给我主管（厂里有规定，出手打人者罚款一百元）。这下我主管又恼了，他气汹汹地找到我，要我给他一百元，理由是因为我暴露了他的牌，他才打了我。 这叫什么理由？！但人家嘴大他说是理由就得算理由，就像现在的世界贸易，美国人说这是“游戏规则”，全世界就得按这个“游戏规则”玩，否则你就出局。 我当然不能出局，我同那鸟主管说：“我没钱。” 主管跟我说：“没钱我随时叫你滚蛋，滚出这个厂，你信不信？” 我当然信，即使不真信，也要当真的来信。我珍惜这份工作如同珍惜我的生命。 于是我说：“我现在真没钱，过几天发工资再给你行不？” “可以，如果你骗老子，小心打爆你的头！”主管丢下一句狠话，昂着头走了。 几天后，我拿到了来义乌四个多月后的第一笔工资，522元6角。因为差两天不够一个月，所以不是560元。按道理还要扣生活费的，我骗老板说家里人生病急需钱用，生活费就等下个月一并扣好了，老板这才开恩。 这笔工资距我在单位上拿的最后一笔工资也有十几个月了，多多少少内心还是有点儿激动。以前在单位上拿工资习惯了，每次发工资都显得很平淡。那天才知，原来领工资让人的感觉如此美好。 现在，我自己每个月给员工们发工资了，因为亲历过，所以我从不拖欠员工一天工资，每月都让财务很准时地发放工资，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发放，必须事先张榜通知。 那天领了工资，我主动给了主管一百元，因为我不想惹事，我习惯了躲事。余下的422元6角，我想都没想就跑到邮局往家里寄了四百。因为我有两个月没给家里寄钱了，我必须寄，而且不能低于四百，这是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我自己在外边苦一点儿没关系，没人认识，老婆孩子在家中左右都是熟悉的邻居，不能过得太苦，这个尊严是万万丢不得的。 我不能让邻居们在背后指着我老婆说，这女人的男人成年在外就是挣不来钱，这样老婆会抬不起头来。我可以想象，当邮递员一次次上门送汇款单时邻居们投来的羡慕表情，那种幸福，老婆会知道，我也知道。 我原以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我会规规矩矩地在这个厂子里干活、拿工资，然后年底回家过年，但是，不顺的事再次来临。 这家工厂是内销与外贸业务都做的，那段时间，工厂接了一个外贸大单，全厂加班加点地干。做过外贸生意或是在外贸工厂待过的人都知道，外贸订单在交货时间上要求比较严，一般不会给你宽裕的时间去完成一个订单，时间上很紧凑。 说句内心话，我很盼望工厂单子多得做不完，不是我品德多么高尚，而是我很想加班。加班工资按小时算，两块五一小时，很划算。对于我这么一个很缺钱的年轻人来说，别说两块五，就算是一块五我也乐意干，反正晚上睡觉也睡不来钱，而且也无事可干，很无聊。 一般来说，杂工下班是厂里最迟的一批，因为我们要等工人们下班了，才能去车间把货拉到仓库去交给仓管。 仓库总管陈师傅是老板的老爸，没什么文化，不过负责仓库是把好手，事事俱细，生怕哪个仓管偷了他家东西，盯得很牢。那几个仓管员被他盯得喘不过气来，工作稍不到位就得挨骂。这就是初期家族式的义乌工厂，现在改观了很多，但仍然有为数不少的家族式工厂存在。因为这些工厂不想把企业做得多大，说白了就是赚点儿钱，赚多赚少没目标。这样的工厂风险小，很实用，也很实惠。义乌这片市场能成今天这么大的气候，与这些急功近利的工厂是分不开的。没有成千上万的小工厂为后盾，再大的国际商城也是一纸空谈。急功近利者有利则图，不在乎利的大小。大家一起图小利聚大利，全世界的眼光就往这儿聚了。先不管质量怎么样、工艺怎么样，人家便宜是明摆着的，你不要便宜货，大有人要便宜货，全世界毕竟还是穷人多。 事后我才知道，出事的那晚，有个仓管请病假了，让陈师傅代管一下仓库。我送货去时比较迟，全厂人都下班了，我是最后一个。不是我想混时间多拿点儿加班费，确实是那天货比较多，我整理了好长时间才弄完。 我拖着货去仓库时，门是关上的，我使劲敲了敲门，门才开。我没想到陈师傅从里面走了出来，更没想到他的表情很不自然，像是做贼的那种表情。我心想，整个厂都是你儿子的，你躲在里面有啥好偷的？这么想着，我当然就不会怀疑陈师傅有何不轨行为了。当我拉着货进入仓库里面时，才发现有个女人的长发露在仓库角落纸箱的后面。 陈师傅发现我的眼神中露出了疑惑，赶紧用身体拦在了我的前面，说：“乱看什么？时间不早了，赶紧下货回去睡觉吧。”我“哦”了一声，就匆匆下完货离开了。 我不笨，我能完完全全滴水不漏地猜到那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我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做，如何保持沉默。我还是那句实在话：我还想在这个厂继续讨生活。 过了两天，厂里出事了，一个江西的工人将老婆打得头破血流住进了医院。本来这事儿与我无关，事实上这事儿也确实与我无关，但是它就与我有关了，不说你们也知道是咋回事了。老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里，问我这两天看到了什么又说了什么。我当然得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说。老板说我很不老实。 我想了半天，也为了能留下来，鼓足勇气实话实说了，希望能争得老板的共识。我粗略地说了那天晚上仓库的事，特别强调说只看到了像女人头发一样黑乎乎的东西，不能确认就是个人躲在那里。 老板问：“你真没同别人说过此事？” 我说：“我连那是不是个人都没敢确定，又怎么能同别人说呢？” 老板还是不相信我的话，继续问道：“你觉得那人是齐芳吗？”我问谁是齐芳时，老板盯着我看了几秒钟没有回答我。老板越是沉默不语，我心里越是没底，不知道他要出什么牌，我能做的只是等，等老板出牌。

我的心里七上八下。 我的感觉稀里糊涂。 老板想了又想，说：“你得走了，今天就离开。” 我问：“去哪？” 老板说：“只要你离开厂子，去哪儿我管不着。” 我懵了……就为这让我离厂？这种结局果真很强悍，强悍得让人无语。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厂里干，我喜欢这个厂。” 老板说：“那不行，这事儿没得商量。” 我说：“我没钱，我身无分文，您要我去哪儿啊？我出了这个大门将寸步难行。” 老板问：“前几天不是刚发的工资吗？” 我说：“家里人病了，全汇回家了，这事儿您知道。” 老板看了我一眼，从口袋中掏出五百元钱，放在办公桌上，说：“拿去吧，抵你的工钱应该够了。” 我央求老板说：“这事儿可不可以再考虑考虑？” 老板回答比喝口水的速度还快：“没得商量。” 既然没得商量，我只好灰溜溜地准备滚蛋。那一刻，谁也读不懂我眼里的沮丧与无助。 当我转身离去时，老板说：“小伙子，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是你要理解我。”我心里骂了一声，去你妈的假惺惺，我理解你，谁又来理解我、给我工作、给我家的希望？！

我又失业了！ 如果说上次失业是我不知深浅自找的，那么这次，我是完完全全被牵连的。好在，这次我身揣五百大洋，可以从容地生存下去。 我离开佛堂镇到了城西。那时的城西与现在所指的城西不同，现在的城西范围很广了，甚至与北苑工业区都容易混淆了。现在的大批工业厂房占据了城西的绝大多数土地，除了拥挤还是拥挤。义乌最有名的好几家企业都在城西建了自己的一期、二期甚至是三期厂房，比如浪莎、三鼎、王宾、伟海等等，都是世界上数得上的同行业龙头企业。 这次我之所以选择在城西落脚，是因为离义乌的劳务市场红楼宾馆近些。其实也不算是劳务市场，只是招工的、找工的都在那条街上汇集。那时义乌还没有正规的劳务市场，现在香山路上的劳务市场和人才中心是后来建的。 我记得有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曾经很火，里面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我钟爱这几句话更胜于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因为我在地狱者与天堂者混居的义乌风里、雨里、雾里、阳光里……一晃十余载。 我熟知地狱与天堂只有一墙之隔，如果你手中握有大锤那就不要迟疑，奋力砸开那堵墙；如果你只有小锤，那就沉住气，一小锤一小锤地砸，慢慢来，不要急。前提是你要向往天堂，你想，十分想，想得不行，然后行动就有了力量。 1998年的我，没有想过天堂与地狱，只是想在现实的人间活下去，活得好一点儿，幸福一点儿，顺风、顺水、顺心一点儿，足矣。 在红楼宾馆前转悠了几天，我对找工作慢慢失去了信心。这次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心有余悸。眼看还有三个来月就要过年了，如果再有闪失，我可能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我想，这样不行，我得干点什么，不能只是打工。我总结了五个月以来的经历，调整了一下思路，临时决定干点什么小生意。因为我口袋中有钱，虽然不多，但可以小试一下。 我知道老家开店、摆地摊的人都经常到义乌进货，现在我人就在义乌，为何不去进点儿“货”卖卖呢？我为自己产生了这么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想法欣喜起来。我想到了夜市。义乌的夜市很是热闹，因为打工者都爱逛夜市。每到夜里，夜市上可是人山人海，走路都是你推我、我推你。 于是我来到了夜市，用专家的话说，就是考察市场。我所看到的夜市很零乱，卖啥的都有，从服装到百货，应有尽有。我在夜市上来回走了两遍，内心有点儿失落。因为我口袋中的钱确实是太少了，做哪样生意都远远不够。 我很失落，我很沮丧…… 我蹲在夜市一个角落里独自抽着烟。我不想放弃，一点儿都不想放弃，我觉得我的想法很好。蹲了好长时间，我终于又想到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卖磁带；一个是卖袜子。这两种经营需要的本钱可多可少，关键是不占地方，又不需要固定摊位，可以流动经营，也就是说可以随地摆着卖。拿定主意后，我就着手找货源。 我先到了小商品市场，找到了磁带批发摊点，一打听，磁带要求的本钱还是稍稍高了些，我只能选择卖袜子。其实在卖磁带与卖袜子之间，我还是偏向卖磁带，因为那时的年轻打工者没有MP3、MP4，听音乐完全来源于小收音机或是录音机，可见磁带的市场潜力还是相当大的。那时我多想身上有一千元啊，如果有，我肯定选择卖磁带而不是卖袜子，或许我的人生会就此改变，上了另一条轨道。 但现实让我选择了卖袜子，现实给我上了沉重的一课。 我进了四百元的袜子，信心百倍地冲上了夜市，俨然一个全副武装的将军……随便找了个位子后，把袜子摊在纸箱上方，并用硬纸板写了 “十元三双” 四个字，放在纸箱前面。没有凳子，我就蹲在纸箱后面。 第一夜，我羞于叫喊，袜子无人问津。我眼巴巴地看着人流汹涌澎湃，最后消失殆尽……开张不利的我，回到小旅馆后坐卧不安，开始反思自己的经营方式，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喊。我没钱买小喇叭，只能靠人工喊。想好了，那就实施吧，放下面子，放下不必要的面子，就像在工厂上班一样彻底放下，因为尊严换不来生活费。 第二夜，我卖力叫卖。人潮中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曾回头瞅过，也不知是瞅我还是瞅袜子，瞅完就扭头走了，没人问我话，哪怕是随口问问或是不问袜子问个路什么的都没有。我在人头涌动的闹市里十分孤独、十分难受。 我不能不难受，我的袜子，那几乎就是我在义乌的全部家当啊。现在，偶尔经过夜市，我都习惯性地用眼角的余光扫过每个角落，仿佛在某个角落蹲着个“我”。曾经的孤独叫卖声被淹没了，曾经的记忆越来越清晰。 面对两夜来的尴尬局面，我又想了一个晚上，决定换块广告牌，把“十元三双”改成“十元四双”。 第三夜，我在“十元四双”的牌子后蹲了三个小时，抽掉了十根烟，喊了成百上千嗓子，卖出的袜子数量依然是零。我的声音越来越孤独，我的信心一落千丈，再也不是全副武装的将军，而是战败归来的蜀国士兵，我找不着诸葛先生，我的军师只是个美丽传说。 第四夜，我一咬牙，将牌子换成“十元五双”，贴近成本价销售。我已经要求不高了，我希望上苍能原谅我的过失，让我拿回我的成本。上苍照旧是虚无的，我依旧是失败的，败得一塌糊涂。眼看我的所有家当都将付之东流，我连回家的路费都将不复存在。难道我还要再去偷？从此走上一条不归路？不能，绝对不能，那不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是凭一双干净的手，挣钱养家过太平日子。 第五夜，我彻头彻尾失去了信心，我已经没有退路。没有退路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牌子再改成“十元十双”。我想，能捞回多少成本就捞回多少吧。 这次“狠”成功了，零零散散地有几个人买了。后来，来了一个中年妇女，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袜子，然后问我还有多少货。我说不多，全在这了。那女的说她全要了。

按道理说有人全要了，我应该高兴或者激动，但是我莫名地情绪低落，没有一丝兴奋。我人生的第一次经营行为就这般草草收尾。我真是不甘心啊。我想起了一个成语：虎头蛇尾。 那女的与我点完货后，叫我把袜子抱着跟她走。我问去哪，她说跟着她走就是了。我怕上当受骗，就多长了个心眼。我叫她先付钱，付完钱我再帮她搬货。女人二话没说，很爽快地就付清了钱。 我抱着袜子跟着那女人没走两分钟，就到了一个摊位前，那女的说：“放下吧。”我一看是个袜子摊，卖各式各样的袜子，品种很是齐全。这下我全明白了，但是那女人说的一句话我很是不明白——她悄悄对我说：“小兄弟，以后有货就往我这儿送好了。” 我心想我哪儿还会有货啊，于是随口说没货了。那女人朝我嘿嘿一笑，说：“我说的是以后，不管哪天，你弄到货都可以往这送。” 我这下算是反应过来了，原来她把我当成了小偷！

我想回家了，特别想！除了回家我好像已经别无选择，否则我又将陷入新一轮的困境。 我不想再重蹈覆辙回到几个月前的流浪生活。 我给老婆打了个电话，说我想回家过年了。老婆说过年还早呢。我说我想家了。老婆沉默了一下说：“我想你再挣些钱回来，我们家的情况你是清楚的，如果你实在不愿意，那你就回来吧。”

我老婆性情很温和，我一直疼爱着她。我们结婚后几乎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所以为了她，我一门心思都在努力挣钱养家，让她像别人家的女人一样，平平安安过日子。我没有将我在义乌经历的这么多事告诉老婆，说了也只能让她担心，于事无补。在外的人，报喜不报忧，这是传统。 虽然我出师不利让老婆失望了，虽然1998年我又将混过去了，但是我还有来年，还有来年的来年，只要老婆在、家在，希望就在。 我坐了一夜大巴车，于凌晨五点钟左右回到家。 我没有轻松愉快的心情，因为我兜里没有钱。 我没有感觉家乡的可亲，因为我兜里没有钱。我只是一个失败而归的人，我只是一个半途而废的男人，我兜里没有钱。 但我还是感觉到了温馨，家的温馨，熟睡中女儿笑靥的温馨，与老婆缠绵的温馨。无论我如何失败与失落，家都给了我热烈的温馨。 温馨过后是刺痛，一种负罪般的痛。没有兑现当初出门时的豪言壮语，我很害怕老婆开口问我要钱，因为我口袋中只有几枚硬币。我无法主动对老婆说我只剩几枚硬币了，我说不出口！ 李宗盛有首《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 ……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 多少同林鸟，已成分飞燕。 …… 我是凡人，我终日奔波苦，我害怕某日爱人与我分飞燕。我清楚这个社会的现实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也理解我老婆。放弃一个连家都养不起的男人，何错之有？ 我努力地表现自己，烧饭、洗衣、带孩子，承包了所有的家务，目的只有一个，让老婆感觉我还是个可以过日子的男人。我不梦想有唯美的爱情，双方山盟海誓、相濡以沫、不离不弃，我只是很现实地想有个完整的家。 然而，我能感觉到一种危机正悄悄向我逼近……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来都会来的，无论是和风细雨地来，还是暴风骤雨地来。老婆有好几次隐隐地想问我带回家的钱放哪儿了，话到嘴边她又咽了回去。我理解作为家庭主妇想抓自家男人钱的心情，何况我们又是一个穷家。她并不知道，她的男人已经身无分文了。 我就这么苦苦地在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其间的烟钱还是向朋友借的。我原打算不是去朋友那里借钱买烟的，而是想多借些给老婆，就说是在义乌打工挣回来的，以此蒙混过关，过了这个坎再说。 但是，唉，人穷时，再好的朋友也不真心了。平日的铁哥们只借给了我二百元，我不能怪他，只能怪自己太不争气。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甲对乙说：“我给你一千元，你出卖你好兄弟一次，可以不？” 乙说：“不可能！” 甲又说：“那我给你一万元。” 乙说：“给得再多也不行，我们是铁哥们。” 甲说：“好吧，我原本打算给你一百万的，看来这事没商量了。” 乙赶紧说：“一百万，你当真？” …… 段子毕竟是段子，虚构的成分很大，但道出了一个真理：钱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不怪、也不能怪我的朋友，在钱与友谊之间，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某天，女儿被她外婆带走了，家里只有我和老婆。吃饭时，老婆在饭桌上对我说她妹妹马上要结婚了，要我随礼。我知道事情瞒不过去了，只好如实说我没有钱了。老婆听完我这句话时，饭含在嘴里，睁大眼睛望着我，说不出话来。我抬抬手，让她先把饭咽下去再说。 “你没钱了？你打工挣来的钱呢？”老婆阴着脸问我。 “做生意赔光了。”我说。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你不是在厂里上班吗？” “开始是上班，后来去夜市卖袜子赔光了。”你上班上得好好的，干什么去做生意啊？” 我没有接话。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你的钱不会是给了什么人吧？”老婆狐疑而又大胆地猜测。 “没、没有，真的是做生意赔光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结巴了起来，这可恶的结巴！ “没有？那你紧张什么？说话都结巴了。” 我低下头吃饭，那嘴巴几乎是贴着饭碗在吃。 “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婆说着说着就眼泪汪汪了，“我怎么就遇上了你这么一个男人？我真是自找的！你看看对门的，还有楼下的，以及左邻右舍，哪一家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哪一家不比我们强出一大截？是女人有本事吗？不是！是人家男人会搞钱。” 我低着头嚼饭，嚼的什么味我自己都不知道，嚼了半天，那口饭还在口中倔强地不肯下咽。而老婆还在继续唠叨，继续着结婚以来最长、最多、语气最坏、声音最大的一次叨唠：“你看你，一个大男人成天在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哪儿有男人样？你再看看别人家的男人，哪个不是在外头风风火火地挣钱，风风火火地过日子……” 我的神经“噌”地一下就错位了，大脑中一声巨响，所有努力背后的委屈全爆发了。我忽地一下站了起来，眼睛瞪着老婆。

老婆也跟着站了起来，她也瞪着我，说：“怎么，你还想打我啊？来，你试试，你要是个男人今天就打我一顿。” 我随手抄起饭碗砸在了桌子上—— “砰”的一声巨响之后，我听到了一声尖叫，紧接着看见了鲜血从老婆白皙的脖子上流了出来。 我吓坏了，赶紧拉开老婆的衣领察看情况。老婆生气地推开我，我又坚持地扑了上去。我看到了比那声尖叫更可怕的一幕：一块碎碗片深深地划破了老婆的脖子，转眼间，血就抹红了半边脖子，顺着衣服滑下来。 我让老婆用手死力地捂住伤口，然后抱起老婆，打开家门就往楼下冲。瘦弱的我也不知打哪儿来的力气，居然一口气将老婆抱到了楼下的大街上。我气喘吁吁，顾不上喘口气就四下找三轮摩的。 摩的在大街上忙碌地飞奔来飞奔去，全是载着客的！ 我急了，抱着老婆站在街中央，看见一辆摩的过来，就迎面冲上去口中直呼：“师傅，快救人！快救人！”三轮摩的停下了，一个好心的乘客把车让给了我们。 到了医院，来不及挂号，我抱着老婆就扑上了急诊室。医生看后说：“赶紧送手术室，病情很危险……” 老婆在手术室抢救时，我还算冷静。我走出了医院，到院门口的公用电话亭给岳母打了个电话。我是迫不得已打的这个电话。原因很简单，我没有钱，需要一个人来垫付医疗费用。 这话很丢人，也很龌龊，却是实情。我想不到的是，这个电话直接断送了我的这段婚姻。即使想到了我又能如何，还是必须打这个电话。医院不是慈善机构，没有钱，他们可以见死不救。这种事，报纸上、电视上满天飞地报道，也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岳父、岳母、小姨子、大舅子都来了。 亲人们赶来了，我没有感觉到温暖与帮助，我感到的只是一阵阵冷风。我明白接下来我将面对的是何种审判，又将如何接受众叛亲离的下场。 在医院里，虽然我一次次表白自己是无意伤害老婆的，但我的大舅子还是狠狠地给了我一拳，就在他准备给我第二拳时，我的小姨子银子拖住了他。 岳母哭哭啼啼地指着我鼻子说：“金子怎么就找了你这么一个无用的男人？当初我就不同意，是她自己瞎了眼非要嫁给你这个乡下佬。我就说过乡下人粗野，会打老婆的，这下验证了吧？今天如果金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条老命就跟你拼了……” 一个护士走过来，让我们这群人安静、安静。 岳母激动得不行，她没有顾及护士的话，继续数落我：“你在家玩，你不挣钱，你没本事，我们都忍着不说你。只要金子愿意，她愿意受苦我们都没意见，过日子是你们小两口的事，我们管不着。但你竟敢动手耍流氓了，这次没这么好说话了，我非得让金子同你离婚不可！” 岳母说到“离婚”二字时，我的脑袋轰轰作响，虽然这话不是从我老婆金子口中说出来的，但是我知道，这个危机已经揭开面纱了，很快就会被剥离，露出狰狞面目来。我仿佛看到了不久之后自己血肉模糊的脸。

明日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