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故宫的简介（沈阳故宫之谜）

沈阳故宫之谜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历史中，盛京故宫发生过太多的事件，也因此产生了许多传说故事。即使在今天，沈阳故宫仍然有许多史料中没有记载的谜团。

建造时间

沈阳故宫现存早期建筑中，大清门外的文、武牌坊是唯一有明确的记载建筑年代的建筑物［“崇德二年孟春吉日立”(明崇祯十年正月，1637)］。其余早期建筑由于史料没有任何明文记载，沈阳故宫究竟何时开始建造、何时完工，一直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也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一个焦点。

本人认为出现这种现象可能原因：一、满清没有记录自己历史的习惯(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汉)人对自己的历史记述得特别清晰，我们的祖先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二、修建宫殿本身也就是皇帝为自己盖间房、建个家，自己的家事没必要写进史书；三、建造沈阳故宫时，后金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有称帝，还谈不上国家(当时应属于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新兴的政权还没有步入正轨，更没有精力及人力记录自己历史；四、当时满清还没有完全汉化(入关后满清逐渐完全汉化，就会自己记载历史了，如故宫西路建筑群就有详细的营建时间)，不知道记载历史事件或建筑。

几年前，鞍山市文物站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当地发现了一本《侯氏宗谱》，其中关于修建辽阳东京城和沈阳盛京城的记载非常详细。据《侯氏宗谱》记载，负责为沈阳故宫烧制琉璃瓦的侯振举家族是“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有专家据此推断，沈阳故宫应该是在天命九年，也就是1624年开始建造的。

2003年1月15日，沈阳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沈阳故宫到底建在哪一年？》的文章，经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清前史专家支运亭研究员多年研究，认定沈阳故宫的始建年代应为天命九年（1624）。

但这一结论疑点太多，因此引出很多不同的观点。首先《侯氏宗谱》中所说的“天命九年”指的是侯振举一家迁居沈阳的时间，而不是建造故宫的时间。其次，如真是天命九年（1624）开始建造，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要营建如此规范的建筑群，并且雕梁画栋如此精美的建筑群(如梁柱上的精美图案是要一笔一笔画上去的，而大政殿底座上的精美石雕是要一锤一锤凿出来的)，即使在今天，短时间内也是无法完成的，三是努尔哈赤率如此众多的满清部族来到沈阳，而沈阳城在当时只不过是个卫城，城池面积只有辽阳的一半左右，只有四座城门。这么小的城市如何解决如此众多人员的衣食住行(罕王、八旗贵胄及其王公大臣的居住如何解决)。综上所述，沈阳故宫，至少罕王宫、八旗贵胄及其王公大臣等的住房营建时间应不晚于天命九年，这样罕王等人来到沈阳至少解决了居住问题(当时很多人反对努尔哈赤迁都沈阳，这些人来到沈阳如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反对声音势必更高，而努尔哈赤也很难平息这些反对声音)。而解决反对声音的最佳也是最简单的办法是提前找好(或建好)这些人的住所。努尔哈赤在建筑这些人员住房时不会想到建造自己办公室(大政殿)吗？ 这些人来到沈阳在那里办公。如连办公场所都没有，如何管理满清八旗及地方政务。并且还要与大明作战。如连办公场所都没有是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按上述推论，大政殿至少在天命十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时，应初具规模，也就量建造年代应早于天命九年。

如按上述推论仍难以自圆其说。首先，天命九年(1624)，东京城还没有建好，许多贝勒、大臣都还在忙着建自己的住所，努尔哈赤在没有下达迁都命令之前，可能在沈阳建造故宫？其次，努尔哈赤居住在位于城北的罕王宫，而不是故宫里。如果沈阳故宫1624年就开始修建的话，那么努尔哈赤为什么不住在故宫里反而要在故宫城旁居住？

因此，与其推测一个(疑点太多)建造时间，不如老老实实说建造时间不详。

沈阳故宫谁主持建造的

沈阳故宫建筑群是谁主持建造的？又是由谁设计的？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与沈阳故宫建造时间一样又是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

《侯氏宗谱》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文字：“大清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以及三陵各工等用。又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夫差役驱使之用也。余曾祖公竭力报效，大工于是乎兴。选择一十七名匠役，皆竭力报效。……”

这段文字说明，侯振举这个人参与沈阳皇宫的营造。从以上文字可以判断，侯振举应该是建造故宫的项目经理之一，但是考虑到沈阳故宫中有许多建筑是满蒙风格，侯振举作为一个汉人，不可能是主设计师(总工程师)，所以除了侯振举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设计者和建造者。

对此，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专家认为，侯振举只是“烧制琉璃瓦的管窖人”，而不是沈阳故宫的“总工程师”，因为侯振举是从海城迁至沈阳的，根据《海城县志》载：“城东南三十五里，在岩山山麓有黄瓦窖，制黄琉璃瓦。清时工部派五品官监制黄瓦。以备陵寝宫殿之用。”其卷二《民族》中有这样的记载：“侯氏，原籍山西明福县，后徙本境。清初隶汉军旗，世袭盛京五品官，监制黄瓦，族繁户众，世居城东南析木城。”该县志又在《重修缸窖岭伯灵庙碑记并序》中说：“清初修理陵寝宫殿，需用龙砖彩瓦，因赏侯振举盛京工部五品官……”

所以，究竟是哪位官员主持建筑了这座清代皇宫，还是由那几位大师工匠具体设计建造了这座宏伟的宫殿，这个问题也一直是未解之谜。

皇太极王府是沈阳故宫中路主体宫殿

定都沈阳后，满清亲王们都在城内兴建王府。康熙年间成图的《盛京城阙图》上记载了当时十一个亲王的王府，地位远不如四大贝勒的亲王府邸都有记载，而当时权倾一时的皇太极等四大贝勒中只有代善的府邸有记载。这是因为四大贝勒中(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 、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除代善和皇太极外，另两个贝勒后来都因犯下大罪，按照清朝的制度，他们的府邸自然不被记录在案。

《盛京城阙图》没有标出四贝勒皇太极王府的位置，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如果有意没画，绘图者难道不怕杀头)。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故宫是在皇太极的王府基础上建造的。专家们推测，这里原来应该是皇太极的王府，皇太极登基之后，没有入住努尔哈赤位于城北的罕王宫，而是利用自己的王府修建了皇宫。是最有可能的大概率事件。

我们今天看到的沈阳故宫中路建筑群才是传统意义的皇宫。据推测，这里原可能是原皇太极的王府，皇太极登基之后，没有新修皇宫也是担心劳民伤财，即使简单的扩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天聪六年(1632)(明崇祯五年)，主体建筑才完工。

清康熙年间绘制《盛京宫阙图》(网上图片)

另外，东路的大政殿在过去与中路宫殿建筑群是不相联的独立部分，大政殿处于没有围墙的的开放状态，它与故宫中路居住宫殿之间是一条公共道路，大政殿广场就像现在的市府广场一样，大政殿只是重大事件的集会场所。

记得八十年代初刚参加工作时，一天与办公室同事刘姓工程师闲谈，说到去故宫玩，他说小时家住在故宫旁，那时大政殿不像现在有围墙，小时无处可去整天呆在大政殿广场玩，也没有管理人员，爬大政殿的柱子，比谁爬的快。殿前石台阶当滑梯向下滑。直到上小学后(五十年代后期)才砌围墙，有围墙了不让进且上学了之后才不在大政殿广场玩。

另外，左掖门是五十年代后开通的(五十年代以前没有左掖门)，这也从左掖门大门门钉数量(数量与右掖门相同，为同时开通的)与大清门不同可以看出是后开通的大门。

左掖门(网上图片)

这也可从清末的老照片得到证明。从照片中可见大政殿周围是用木格栅围栏围起，并无围墙。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大政殿与故宫中路原不是一个整体建筑群。所以，现在故宫中路的建筑群才是传统意义的皇宫。

清末大政殿门前木栅栏(网上图片)

清末沈阳故宫文武牌坊(网上图片)

努尔哈赤是否修建了部分故宫

努尔哈赤在位期间，是否修建了部分故宫？这在史学界同样存在很大争议。李治亭教授认为，努尔哈赤在盛京时一直都居住在故宫北门旁边罕王宫，而不是居住在盛京故宫里，这说明当时故宫肯定还没有完成。

建造宫殿是一项耗资巨大工程，前期准备工作纷繁复杂，而努尔哈赤率部迁都决定匆匆，并在迁至沈阳十八个月后便猝然离世。在这么短时间里，根本没有足够时间能将复杂的宫殿建造得如此之快。而沈阳故宫博物院佟锐主任则认为，一年半时间也不算太短，在辽阳城建造宫殿时也只用了二年多时间，努尔哈赤在位期间完全有时间修建宫殿。而根据史料最早记载，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一，皇太极在大政殿举行典礼仪式。按照沈阳的天气，说明大政殿在天命十一年(1626)十月之前就应该完工。也就是说，在努尔哈赤时期，大政殿和与之成组的建筑十王亭应该已经基本完工。

努尔哈赤生前不仅在沈阳城北建了寝宫，还在城中偏南的位置上修建了后金国的办事衙署——大政殿与八旗亭，叫左、右翼王亭，即今日的大政殿与十王亭建筑。关于大政殿的创建时间，也曾有多种说法，尤其《盛京通志》记载称清太宗崇德二年（1637年）建，给人们造成错觉。《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正月初一记载：“诸贝勒大臣及文武官员五更末集于大殿（amba yamum），各按旗序排列。黎明，天聪汗（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还。汗升殿，落座……”这里明确说出后金国元旦朝贺是在“大殿”（即大政殿）。说明此殿在努尔哈赤生前已经基本建成，转年元旦皇太极称汗后的朝贺礼就在大政殿举行。此殿必为努尔哈赤生前所建还有几点依据：在努尔哈赤死后至天聪元年正月初一，仅四个多月时间，不但这处于“国丧”期间，不可能动土兴工，而且依据东北冬季气候寒冷，“胡天八月即飞雪”，严冬时节也不可能施工建筑。再查《清太宗实录》及早期档案文献，记载使用大政殿或“大衙门”、“大殿”的史料多处，绝不可能延至崇德二年皇太极称帝后才建成。

大政殿得以迅速完工，应是以辽阳“八角殿”为蓝本，省去了设计时间，因为沈阳的大政殿也是“殿制八角”。后金国放弃了辽阳东京城后，很可能就拆迁了八角殿的主要构件和建筑材料，而到沈阳“易地重建”。当然，新殿在修筑过程中必有所增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据《侯氏宗谱》记载：“余侯氏世居晋地……大清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需用琉璃龙砖彩瓦，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督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及三陵各工等用……”，说明辽阳八角殿与沈阳大政殿的琉璃构件俱出自山西侯氏侯振举一家及其所属工匠之手。

努尔哈赤死因

努尔哈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奠基人。金庸称他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但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愤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说法一：红衣大炮射伤努尔哈赤 据史料记载，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大军(号称十四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十一门红衣大炮(按本为红夷大炮，因清朝时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夷”字，故称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这种红衣大炮的威力非常大，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的阎崇年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的骑兵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

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史料记载，后金大军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资深澳门历史研究者金国平和吴志良两位先生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

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 !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

由此再反观明朝史籍，其中有关宁远战事的某些记载似乎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衣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对此，金国平和吴志良二位先生的分析是，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开国君主竟葬身于“红衣大炮”口下，为固军心，隐瞒、迟报主将伤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伎。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致死。在没有新资料以前，这一点似乎可为定论。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因不再提出异议时，清史专家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却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证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已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奏折，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1626年正月，至8月20日死，其间8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8个多月中，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4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5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6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不像“重伤”之人。

本人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受伤的可能性极小。除了上述李鸿彬先生质疑外。试想努尔哈赤真是在宁远城下被红衣大炮炸伤，首先这是特大的功劳，袁崇焕为何没有向朝庭邀功请赏(宁远大捷向朝庭报功，而努尔哈赤被炸伤了这么大的功劳却不报)？这不仅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其次袁崇焕被杀的罪名之一是通虏谋叛，要是努尔哈赤因宁远城下被炸伤而死，显然通敌的罪名不成立。袁崇焕为何在生死关头还不将这么重要的证据拿出来为自己辩解；其三，努尔哈赤死前是在清河温泉休养，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伤口是不能沾水的(难道三百年多前我们的先人连这都不知道吗)，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小心手割个口子，还要用创可贴粘上，然后尽量不沾水，而一个在战场上被红衣大炮炸伤的人，还能洗温泉!其实努尔哈赤真被红衣大炮炸伤了，当时宁远城上那么多人，别人都没看到只有朝鲜人看到了？即使袁崇焕当时在别处，那么其他人看见了，这么大的事手下人敢不向主帅报告，用脚后跟想想这可能吗。

所以，朝鲜人的著作中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受到明将袁崇焕的讥讽，是不合情理的。

后金之所以攻城三日，便撤兵而去，是因为清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城。不是因努尔哈赤受伤，而撤兵。当然这场战役清军损失严重，可以说大败而逃。

《东华录》：“天命十一年(1626)(明天启六年)二月壬午，上至沈阳，论诸贝勒曰：‘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通下耶’？不懌累日”。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努尔哈赤根本没有在宁远城受伤。只能说努尔哈赤的死因与宁远战败让他身心俱疲、忧愤及年迈体衰有关。

清末以来主流声音不厌其烦强调(子乌虚有)努尔哈赤是被袁崇焕红衣大炮炸伤而亡，主要原于反满的目的。直到今天仍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近代中国种种不幸全是满清无能造成的。这完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思想及自卑的大汉民族在作崇。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十九世纪时，中国在实用技术领域已全面落后于西方 (在人文领域中国从来没有落后于西方，这是二个不同领域不要混为一谈)。即使当时换成中原汉人政权一样挨打(按传统走下去也只是三百年再来次改朝换代，原地踏步，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就是按这个 程序这样发展的)。

别说汉人政权多强势， 西汉时刘邦被蛮夷匈奴打的遍地找牙，靠和亲来维持边境的安宁；五胡乱华时汉人被当成二脚羊任意宰割；二宋时先被辽打、后金打；然后再被蒙古打、连弱小的西夏也打不过。

总之，清代的皇帝可以说都是勤政的皇帝，即使有资质平常的皇帝、但绝不昏庸。其个人的文化造诣绝对比现在那些百家讲坛的博导们高出好几条街(满清汉化非常彻底，其子孙从五、六岁开始读书，一直读到长大，除节日外没有休息日)，而且绝没有怠政的皇帝。至少每天上班打卡。更没有像明代太监乱政、东西厂、锦衣卫特务横行。

绝没有明代那些奇葩的皇帝像什么蟋蟀皇帝、自封大将军皇帝、二十多年不上班打卡皇帝、木匠皇帝、炼丹皇帝、也没有文盲皇帝、更没有游龙戏凤皇帝。

明代后期版图西出嘉峪关，东出山海关外就与明朝无关了；明朝庭更管不到青海、西藏、蒙古等。新疆是清朝才真正计入中国版图(所以取名新疆)，而西藏直到雍正朝设立住藏大臣，西藏才真正成为中国版图。

可以说清王朝对中华民族贡献是多方面的、成绩是巨大的，单从版图上看，明代国土面积最大时不过七百万平方公里，到明后期国土面积大为缩水只有区区三百五拾万平方公里。而清代国土面积达到一千三百捌拾多万平方公里。比明代大了近四倍(这是八旗勇士用生命换来的)，奠定了今天的中国国家版图。

明代中国版图(网上图片)

清代版图(网上图片)

清代版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

清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是:北起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包括“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即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南海岛礁)，西南达西藏的达旺地区、云南省的南坎、江心坡地区及缅甸北部，西尽咸海与葱岭地区，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北抵外兴安岭，包括库页岛，东南包括台湾、澎湖群岛。极盛时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除此之外，许多周边国家都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在盛清之时的藩属有:东边的李氏朝鲜、琉球，中南半岛有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西南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中亚和西亚有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山克、爱乌罕(阿富汗)以及南洋的兰芳共和国等。

说法二：疾病说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满文老档·太祖》：“丙寅年(1626)七月二十三日，汗因病前往清漆温泉。于八月朔日，遣贝勒阿敏赍书还，使瓦尔喀、旺盛。萨哈尔察等陪祭，向显祖神主褥告说：｀父，你的子汗病了，所以置父像祭祀，使子我的病速愈，无论如何都要求扶助，子我愈后，每月朔日将仍不断祭祀，如果不愈，我将怎样呢＇？杀牛三头，烧纸钱。按以前规定仪式祭父”。可见努尔哈赤病得不轻。

崇德元年(1636)修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休养，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太子河而下，遣人请后迎之，于浑河相遇，至叆鸡堡，离沈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这里也说努尔哈赤有病沐养无效而死。

乾隆年间修成的《清太祖实录》：“巳，上不豫，幸清河坐汤，八月庚子朔，丙午上大渐，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泝流至叆鸡堡，”距沈四十里。庚戌未时上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有八”。

可见一百多年后，努尔哈赤的病因的记载没有变化。

著名清史学者孟森在所著《清朝前纪》“又按朝鲜使臣入朝事，据通纪辑要本书，是年三月，朝鲜陪臣金隄等加辞归。而据崇焕传，清抵宁远在正月二十三日，明日进攻，又明日再攻，均被卻，围遂解，与本书合。事在正月，检明史本纪及朝鲜传，是时均末载使命来朝之事，则韩琢之来，当即金隄等所携至，而其来时经宁远，即为崇焕所留也，殆朝鲜之贺正旦使耶？

五月奴酋掩袭妙花，杀其名王，掠其牛马。其部落无归者，悉来款塞，督帅王之臣審译真磪，度地安插之，六月奴兵围长昂，杀其妻子，又破炒花营，灭歹安皃一部，侵并西虏部落略盡。 按炒花为泰宁卫酋，长昂为朵颜卫酋，明史三卫传不见此事，东华录不载，得此乃知太祖侵并事实。

八月，奴酋东侵岛镇，将士载杀之於大石门嶺七道河，擒虏四十二，以捷闻。是月，奴皃哈赤疽发背死。按东华录七月巳，上不豫，幸清河汤泉，八月丙午，上大渐，乘舟自太子河还京。使人召见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泝流至叆鸡堡。距沈四十里，庚戌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寿六十有八。

这本书中我们仍没有看到努尔哈赤被红衣大炮炸伤的记载。

那么，努尔哈赤到底是因何致死的呢?清代官方记载讳莫如深，而当时的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朝庭奏述：“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这是袁崇焕在努尔哈赤死后，听到民间传说，才向明庭报告的，其中指出患的病是“疽”。是宁远败后身心俱疲、忧愤积蓄上火得了疽病致死。朝鲜史书上记载抓到后金士兵俘虏说“努尔哈赤七月间得了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而病势渐重，回沈之际，中路而毙”。说得也很真切。明御史汪若极也说宁远之败使“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明人在《两朝从信录》中甚至具体指出努尔哈赤发病的名称、位置，说“老奴酋疽发背死”。病名是“疽”，位置在“背”部，说得十分清楚明白。稍晚些的明人彭孙贻在《山中闻见录》卷四中也说“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朝鲜《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七记载“建州虏酋奴儿奇，疽发背死”，以上可说是众口一词。

中轴线偏转

从沈阳故宫平面图中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中路和西路的轴线相互平行，但它们与东路的轴线却存在着一个偏角——南偏东约5度。事实上，中路和西路轴线的偏转，不仅是相对于东路而言，确切地说，是相对方城整体的偏转。这一偏转使故宫的中路和西路建筑群与城市之间形成了构图上的矛盾。近于5度的偏角已十分明显，不可能是建设测绘误差所造成的，而肯定是出于某种目的性的所为。

具有2300年建城历史的沈阳方城始于西汉，延至民国，其间虽多经毁损与重建，但城的位置和规制大致如初。即使是明代所建沈阳中卫城和皇太极改建盛京都城时，基本上也是分别在原城址上的完备、加高与加固，对城址与城的方向皆未作大规模的调整。而且东路建筑群的中轴线与沈阳方城中轴线重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种中路、西路轴线偏转现象呢？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个谜。

图片来自陈伯超沈阳故宫建筑群的轴线

图片来自陈伯超沈阳故宫建筑群的轴线

图片来自陈伯超沈阳故宫建筑群的轴线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方城之内的另一处建筑——张氏大帅府。它也是由三期陆续建成的东、中、西三院建筑群构成。早期（1914——1920年）建成的中院和东院建筑，恰恰同样与盛京方城南北轴线形成了南偏东约5度的偏角——全城中只有故宫和帅府两处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偏转。与盛京故宫中路和西路建筑群中轴线相同，而在1929年动工建设的帅府西路红楼群却又回到故宫东路(盛京方城)整体的轴线系统之中。如果说当年地位显赫、雄心勃勃的张作霖为自己修造府邸时，无论是基于风水考虑，还是出于内心中与皇帝比肩的欲望冲动，采取与方城相异、却与皇宫平行的轴线定向，都属在情在理。而张学良主政时建造的帅府西路红楼群，中轴线则又重新回到盛京方城及故宫东路中轴线平行定向。是巧合还是另有原因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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