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认知翻译学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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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翻译学研究新进展

文 旭 张钺奇

摘要：近年来，由于认知科学与翻译学的深度融合，认知翻译学发展迅速，其核心内容研究纵向加深，与邻近学科的交叉融合横向拓展。作为翻译学的一个新范式，认知翻译学的研究目标、内容、方法逐渐明确，理论体系日益丰富完善，学术共同体不断壮大，这标志着认知翻译学已稳步走向成熟。本文基于国内外认知翻译学发展现状，缕析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跨学科合作的最新动态，研判认知翻译学发展的三大趋势：（１）从单纯的跨学科研究到跨学科、多学者、跨国界的多元协作研究；（２）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疏离到理论－实验实证互哺的良性互动；（３）从分散的理论模型建构到认知翻译学理论体系的阐释。最后，针对当前认知翻译学的研究热潮，本文提出学界亟需思考和解决三个问题：部分专业术语概念混淆、边界模糊，过度依赖实验实证研究技术以及研究“果实”与真实翻译实践脱节。

关键词：认知翻译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认知理论；认知科学；人工智能

１．引言

自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０）首次在其“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一文中提出“认知翻译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①这一术语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使用 “认知翻译学”来描述在认知科学框架下探索口笔译转换过程、译者行为、译者能力等译者认知活动和心理行为的研究。得益于认知科学的蓬勃发展，尤其是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迅猛发展，认知翻译学的研究日益深入，理论体系日臻成熟，研究内容和范围不断拓展。

近年来，认知翻译学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跨学科融合方面取得了新进展。鉴于此，本文首先探赜认知翻译学的发展脉络，然后寻绎近年国内外认知翻译学研究最新动态，最后研判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以期助推认知翻译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２．认知翻译学：一门明星学科

Ｈｏｌｍｅｓ在“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一文中规范了翻译研究的学科名称并构建了翻译研究的学科框架，他提出的“以过程为导向的描写翻译研究”（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主要关注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大脑活动，这被视为认知翻译研究的雏形（文旭，肖开容，２０１９）。在之后的５０年中，翻译学和邻近学科的学者们不断跨界、互通、融合、超越，加之研究工具和技术的迭代更新，使得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最终发展成了一门明星学科——认知翻译学。

认知翻译学已形成一个研究领域较为庞大的跨学科研究体系。广义上讲，认知翻译学是一门基于认知科学的理论原则与研究工具和方法，深入分析翻译的本质和规律的翻译学分支学科。它探索口笔译转换过程、译者行为、译者能力及其相关问题，聚焦译者心智、行为与活动中的认知特点，旨在解释翻译这一特殊双语活动的本质、内在机制以及外部因素的影响。（文旭，肖开容，２０１９；文旭等，２０２１）近年来，认知翻译学的核心内容研究纵向加深，内在发展动力强劲；与邻近学科的交叉融合横向拓宽，科研创新驱动力十足。一方面，认知翻译学的主要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明确适切，理论体系日益丰富完善；另一方面，认知翻译学领域学术共同体不断壮大，连续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专业学术组织相继建立，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和《语言、翻译与认知》专业学术期刊先后创刊，高水平权威性学术会议、研讨会定期举办，这一切充分证明认知翻译学已逐步成长为一门新学科。

当前认知翻译学形成了三大主要研究领域：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理论框架下的翻译过程研究；以语言的认知机制为基础的语言认知翻译研究；以情境认知为导向的社会认知翻译研究。（１）“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理论框架下的翻译过程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翻译过程，旨在通过“借用”有声思维法（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击键记录法（ｋｅｙｌｏｇｇｉｎｇ）、眼动追踪法（ｅｙｅｔｒａｃｋｉｎｇ）、正电子断层扫描术（ＰＥＴ）、功能性磁共振成像（ｆＭＲＩ）、事件相关电位（ＥＲＰ）、近红外光谱技术（ＮＩＲ）等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探索译者“黑匣子”的运作机制。（２）“以语言的认知机制为基础的语言认知翻译研究”引入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文体学等学科理论，研究译者作为双语者在文本理解、文本生成、翻译转换中的认知操作以及译文读者对译文接受的认知活动。主要目标包括：构建翻译过程理论模型和对不同问题、不同语言现象的翻译转换做出认知阐释。（Ｒｏｊｏ ＆ ＩｂａｒｒｅｔｘｅＡｎｔｕａｎｏ，２０１３；文旭，肖开容，２０１９）（３）“以情境认知为导向的社会认知翻译研究”关注真实环境下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文化，“探讨认同某种社会身份或文化模式的译者的文化认知、社会认知”（谭业升，２０２１ｂ：８０）。翻译的社会认知研究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基于此，肖开容（２０２１）从读者认知视角和译者认知视角出发，提出了“翻译接受的认知研究”和“译者的认知研究”两个学术增长点，进一步补充拓展了认知翻译学的研究领域。

３．认知翻译学的最新动态

３．１ 研究范式创新

根据两代认知科学的特点，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１０，２０１７）提出了认知翻译学两大研究范式：基于计算认知观的计算翻译学（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和基于情境认知观的认知翻译学（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两大范式统称为广义的认知翻译学，把第二个范式称为狭义的认知翻译学。我们认为，只要把翻译当成一种认知现象来研究，就可以称为认知翻译学。

作为认知翻译学成长和发展的基石，认知科学诞生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心理表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是第一代认知科学的核心理论，也被称为“计算主义”（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或“认知主义”（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ｍ）。这一阶段的假说和模型以当时最新的技术成果，即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为导向，认为人脑的认知过程与计算机的工作原理类似，两者皆是符号信息的处理系统。

受第一代认知科学的影响，计算翻译学主张人的大脑与心智活动不同，大脑活动分为低级功能和高级功能，心智属于大脑活动的高级功能，它具备接收、记录、组织、比较、检索并重复使用信息的能力。（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１７）基于此，翻译活动被视为“译者通过认知加工，从原文解码到用目标语言进行再编码的过程”（肖开容，２０２１：１１３）。计算翻译学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它对翻译过程进行了机械性和功能性的分析解释。尤其是击键记录法和眼动追踪法的结合，为进一步探索认知努力、特定的翻译任务、语言结构的处理、交互机器翻译系统设计、人机交互、用户数据分析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Ｃａｒｌ，２０１３；Ｒｏｊｏ Ｌóｐｅｚ ＆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２２）

２０世纪中后期，认知科学家开始质疑人类认知只是仅仅基于符号表征的计算，并尝试在次符号层面上寻找解释模型，这催生了第二代认知科学。（Ｒｉｓｋｕ ＆ Ｒｏｇｌ，２０２１）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核心概念是“具身认知”，认为认知具有情境性（ｓｉｔｕａｔｅｄ）、分布性（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具身性（ｅｍｂｏｄｉｅｄ）、嵌入性（ｅｍｂｅｄｄｅｄ）、生成性（ｅｎａｃｔｅｄ）、延展性（ｅｘｔｅｎｄｅｄ）和情感性（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等特征。（Ｃｌａｒｋ，２０１２；Ｒｏｗｌａｎｄｓ， ２０１３；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 Ａｌｖｅｓ，２０２１；王建华，任岳涛，２０２１）。

基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翻译学，与基于第 一代认知科学的计算翻译学具有显著的差别。根据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１０）的观点，认知翻译学应遵循“十个原则”：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认知翻译学应立足于科学的实证研究，认知翻译学应关注译者和环境之间的互动等观点。基于认知具身性、嵌入性、生成性、延展性和情感性五个特征的４ＥＡ认知翻译学虽显雏形，但“认知翻译学”仍处于前范式阶段，是对构建整个认知翻译学研究范式的一次大胆尝试。这一研究范式采用了情境认知方法，关注译者与环境、大脑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在刊于《语言、翻译与认知》的“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Ａ ｐｒｉｍｅｒ，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一文中，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 ＆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２０２１）完善了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１０）的观点，提出认知翻译学的研究目标是推动中介者（ｍｅｄｉａｔｏｒ）培训，优化中介者的工作方式和条件，提高翻译产品质量；研究对象包括在“多元介导交际”（Ｍｕｌｔｉｌｅｃ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 ＆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２１）事件中所有参与者的行为和认知活动；研究方法的设计和使用应考虑到中介者、文本、工具等多种因素。

计算翻译学作为一个成熟的研究范式已在整个认知翻译研究中得到长期应用，而认知翻译学作为一种新兴研究范式有着取代计算翻译学的潜能。一些学者（Ｏ’Ｂｒｉｅｎ，２０１７；Ｓｈｒｅｖｅ，２０１８；Ｒｉｓｋｕ ＆ Ｒｏｇｌ，２０２１）主张，计算主义方法、联结主义方法和情境认知方法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语言抽象层次，而非不可调和的理论立场，所以我们认为两种范式不会使得认知翻译学内部各自为政，最终走上截然不同的研究道路。但毫无疑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两种研究趋势将使得认知翻译学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如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１７）认为学界一方面需要更新计算翻译学现有的认知观和假说，另一方面需要将认知翻译学的一些分散批评整合为一组共同假说，等等。

其他学者也对认知翻译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探索，如Ａｌｖｅｓ（２０１５）将联结主义独立于计算翻译学和认知翻译学之外，认为它具有成为整个认知翻译学第三种研究范式的潜力；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２１）结合本体论和方法论进一步探讨了计算翻译学和认知翻译学两种认知翻译研究范式；卢植、郑有耀（２０２２）提出了认知翻译过程研究的两种范式，即受认知科学的经典客观主义表征观和信息加工理论启发的实验范式和受情境认知观启发的情境范式。另外，Ａｌｖｅｓ ＆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２０２１ｂ）在梳理了《劳特利奇翻译与认知手册》（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观点后，提出了ＳＤＥ（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研究范式，试图通过这种更为精炼的研究范式改善计算翻译学和认知翻译学之间的对立关系。其中，情境法关注特定的背景和社会因素，分布法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提供相互联系的系统性视角，延展法涉及人工智能、认知人类工效学、人机交互等话题。

３．２ 研究方法革新

翻译过程的认知研究一直是认知翻译学的核心内容，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１）口头报告法，如有声思维法、回顾报告法（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等；（２）行为实验法，如击键记录法、眼动追踪法等；（３）神经影像法，如正电子断层扫描术、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谭业升（２０２１ａ）根据数据来源和测量指标划分了五类研究方法，即言语报告法、行为测量法、生理测量法、文本语料分析法以及包括问卷调查、民族志等的补充方法。随着研究技术和研究工具的快速发展和更新，翻译过程认知研究的方法和工具日趋多元，这有利于刺激新的研究需求和研究主题的出现。

近年来，语料库法和三角互证法（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在认知翻译学研究中作用显著，但语料库法尚未在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Ｉｎéｓ，２０１７）认知翻译学的相关研究将语料库方法与实验数据相结合，根据翻译产品和翻译过程实验数据建立语料库，从而研究译者的心理机制或描述翻译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如Ｓｅｒｂｉｎ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将翻译过程数据和结果数据相结合建成了“击键记录翻译语料库”。Ｒｏｊｏ Ｌóｐｅｚ ＆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２２）认为只有结合实验数据，语料库法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和光明的未来，将语料库法与实验数据结合是目前认知翻译学研究方法的一大发展趋势。

单一的实验方法或手段具有局限性，三角互证法则为认知翻译学研究带来交叉验证的新视角。三角互证法使得研究结果更具科学性，是开展高质量研究的支柱。（Ｓａｌｄａｎｈａ ＆ Ｏ’Ｂｒｉｅｎ，２０１４；葛晓华，２０２２）三角互证法采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认知翻译中的话题进行研究，有助于帮助研究者更全面、更深刻地厘清翻译过程的本质，透视翻译中的认知活动。（文旭等，２０２１）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不断更新迭代的背景下，同一研究中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７）２０１６ 年，在《翻译过程实证研究新方向：ＣＲＩＴＴ翻译过程研究数据库探索》（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Ｔ ＴＰＲＤＢ）一书中，三角互证法被广泛使用，这是翻译过程认知研究与三角互证法的一次深度合作。（Ｃａｒｌ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两年后，由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的《语料库三角互证法：语料库翻译研究中数据与方法的结合》（Ｃｏｒｐｕ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ｌａｍａｔｉｄｏｕ，２０１８）对三角互证法的基本概念、相关理论和实证应用进行了非常详尽的阐述。２０２０年，谭业升在其《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一书中介绍了如ＣＴＰ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ｒｏＣｏ、 ＴｒａｎｓＣｏｍｐ、ＴＲＩＣＫＬＥＴ（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Ｋｅｙｓｔｒｏｋｅ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ｙ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等融合了击键记录法、眼动追踪法、语料库法等方法的翻译过程研究项目，并指出同传译员多模态认知加工的实证研究需整合不同的路径和数据来源，应基于多模态数据开展三角互证研究。

３．３ 研究议题推陈出新，跨域合作革故鼎新

近十年，多个以翻译认知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在国内外召开，其中代表性的会议包括：（１）２０１４年由澳门大学发起的翻译认知国际研讨会（ＩＣＣＲＴＩ）②。最新一届会议主题为“翻译、传译、认知与脑科学”（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主要探讨口笔译过程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口笔译的认知工效学研究、翻译认知研究与机器翻译等议题；（２）２０１７年在阿根廷门多萨大学首办的国际口笔译认知大会（ＩＣＴＩＣ）③。最近一届ＩＣＴＩＣ会议已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举办，其子议题包括翻译与认知论、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及修订、多语言能力和专业沟通能力、翻译与多模态、翻译产品的接受研究等，旨在进一步扩大学科边界，加强与邻近学科的对话。

认知翻译学研究正处于跨学科性显著、研究工具融合和应用发展的阶段，主要特征是跨学科合作的加深。２０２１年出版的《劳特利奇翻译与认知手册》对认知翻译学研究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该手册的第二部分聚焦翻译与认知的多学科界面研究，详细介绍并阐述了人类学、语用学、人类工效学、语料库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科学等学科与翻译认知研究的融合。（Ａｌｖｅｓ ＆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２０２１ａ）其中，人类工效学被视为翻译研究与认知研究之间的界面学科。（ＥｈｒｅｎｓｂｅｒｇｅｒＤｏｗ，２０２１）人类工效学的观点与认知的具身性、分布性和环境嵌入性观点基本一致，认为翻译工作环境中的各个方面都有可能相互作用，并对译者的翻译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认知翻译学和人类工效学的跨领域合作旨在通过深入探索认知、社会、环境等方面对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质量的影响，达到科学培养职业译员、优化改善译者工作条件等目的。另外，以心理语言学为导向的认知翻译研究，在翻译认知加工机制、双语心理词汇的组织及其提取模型、翻译理解认知机制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潜能。（颜林海，２００８）随着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翻译学的深入结合，研究方法和研究模型也不断更新，如翻译阅读模式中的眼动追踪法（Ｃｈｍｉｅｌ ＆ Ｌｉｊｅｗｓｋａ，２０１９）、ＡＮＯＶＡ在数据分析统计中的应用、 双语心理词汇的多链接模型（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等。此外，跨领域的结合推动了多模态翻译认知研究、社会认知翻译研究等新兴研究领域的发展。

４．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基于对整个认知翻译学发展脉络的爬梳，尤其是对其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跨学科合作最新动态的廓清，我们可以勾勒出认知翻译学研究的三大趋势：（１）从单纯的跨学科研究到跨学科、多学者、跨国界的多元协作研究；（２）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疏离到理论实验实证互哺的良性互动；（３）从分散的理论模型建构到认知翻译学理论体系的阐释。

４．１ 多元协作研究

翻译学是一门具有跨学科、多学科特征的学科。作为翻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认知翻译学的发展借鉴了来自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跨学科特征十分明显。但时至今日，认知翻译学的合作研究仍然较为保守，大多数研究仅囿于同一国家或同一研究机构的高墙之内（Ｏｌａｌｌａ-Ｓｏｌ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 ＆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２０２１），学科领域间的交叉融合存在瓶颈，滞缓了认知翻译学理论和实验实证研究的快速发展。例如，一位认知语言学领域的学者尝试结合近红外光谱技术或正电子断层扫描等技术来考察译者翻译时的心智活动，但因其对相关研究技术、研究设计的知识有限，又因专业仪器设备获取的渠道有限，这位学者往往需要投入更高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才能开展研究。因此，想要更加科学、 高效、全面地开展认知翻译研究，最优选择便是采用跨学科、多学者、跨国界的多元协作方式。目前国际上已有来自不同国家或研究领域的学者通力合作，取长补短，产出了高质量研究成果（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Ｇóｍｅ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Ｓｈｒｅｖｅ ＆ Ｄｉａｍｏｎｄ，２０１６；Ｘｉａｏ ＆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２０；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有力地推动了认知翻译学的发展。

４．２ 理论-实验实证互哺研究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２０１７：５５９）认为，“当前的翻译理论模型与形成翻译假说和阐释研究结果相互分化”，理论研究和实验实证研究呈现出逐渐脱节的态势。有鉴于此，学界亟需促成认知翻译学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及实证研究的良性互动，推动理论研究与二者的深度融合。理论研究是认知翻译研究的基石，旨在定义或解释理论概念，在融合新的概念或框架后形成新的理论。（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２）同时，新兴研究技术和工具的涌现为进一步探究大脑工作机制、心智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实验实证研究必然是未来认知翻译研究的主要形态。

理论研究和实验实证研究应相辅相成、齐驱并进，最终形成理论实验实证的良性互动，以确保认知翻译学具有长久生命力。我们认为理论模型可以作为认知翻译实证研究的理论假设、研究设计的出发点，还可以作为实证研究的证实或证伪的目的地。实证研究可以为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直接推动理论模型的完善和创新。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 （２０１８）认为，如果实证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持，就算不上在方法论层面取得了相关进展。同理，没有经过实证研究验证的理论模型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４．３ 认知翻译学理论体系构建

翻译研究的两个主要目标分别是描述各种翻译现象和建立能够解释、预测翻译现象的普遍原则。（文旭等，２０２１）目前，一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针对不同的研究目标和内容提出了认知翻译学理论模型，如肖开容（２０１２）的框架操作理论，文旭、司卫国（２０２０）的翻译范畴转换模式，Ｈｏｋｋａｎｅｎ（２０２０）的基于社会表征理论的译者社会认知过程研究模型，Ｓｈｒｅｖｅ（２０２１）的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的翻译框架等。但长久以来，认知翻译学界一直面临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系统的、自洽的、能被普遍接受的认知翻译学理论体系。我们认为，应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继续验证、完善现有的理论框架或模型，同时找寻现有理论框架或模型的特征和内在逻辑规律，兼顾认知翻译学的学科特征、核心理论、研究范式、研究领域四个方面，构建一个具有描写性、解释性、指导性、自洽性、预测性和普遍性的认知翻译学理论体系。

５．结语

认知翻译学是翻译学中的一门明星学科，相关研究呈指数级增长。本文基于国内外认知翻译学发展现状，聚焦认知翻译学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跨学科合作的最新动态，勾勒出认知翻译学发展的三大趋势，以期对认知翻译学的建设与发展有所助力。随着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理论模式稳定演进、研究方法不断革新，国内学者应立足本国认知翻译学研究的实际，深入思考如何实现认知翻译学在跨学科研究中的“守正”与“创新”。面对当前的学科热，学界还须对相关问题做出冷静思考：（１）专业术语的界定存在概念混淆、边界模糊的问题。学界应回归对认知翻译学关键术语的思考，否则难以从下至上推动认知翻译学的健康发展。（２）过度依赖实验实证研究技术。学界应警惕“技术崇拜”，研究设计应尊重客观事实和条件，研究方法应实现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经验实证科学和人文学科相结合（谭业升，２０２１ａ），研究成果应服务于对理论假设的证实或证伪，切勿为了“实验”而“实验”。（３）认知翻译学研究“果实”与真实翻译实践脱节。学界应尝试填补理论研究与真实翻译实践中间的空白地带，将认知翻译学相关理论成果从研究者的书桌和实验室带入翻译教学课堂和传译室。

注释：

① 知翻译学的英文名称尚未统一，有的学者用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也有学者用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这或许是受翻译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英语文献中有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而荷兰和比利时等国的学者却喜欢使用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加拿大等国的学者喜欢使用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本文不区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都指认知翻译学。

② 译认知国际研讨会，全称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已成功在全国多所高校举办七届，包括澳门大学（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北京外国语大学（２０１７）、中国人民大学（２０１８）、西南大学（２０１９）和武汉理工大学（２０２１）。第八届在重庆大学（２０２２）举办。

③国际口笔译认知大会，全称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已在阿根廷门多萨大学（２０１７）、德国美因茨大学（２０１９）、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２０２１）举办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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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Ａｌｖｅｓ，Ｆ． ＆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ａ．

［３］ Ａｌｖｅｓ，Ｆ． ＆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Ａ． Ｌ．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ｏａｌｓ，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Ｉｎ Ｆ． Ａｌｖｅｓ ＆ Ａ． Ｌ．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ｂ：５４５ － ５５４．

［４］ Ｃａｒｌ，Ｍ．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Ｉｎ Ｓ．Ｂａｎｄｙ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Ｓ．Ｋ． Ｎａｓｋａｒ ＆ Ａ． Ｅｋｂａｌ （ｅｄｓ．）．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ｅｒｓｈｅｙ：ＩＧＩ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３：１１０ － １２８．

［５］ Ｃａｒｌ，Ｍ．，Ｂａｎｇａｌｏｒｅ，Ｓ． ＆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Ｍ．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Ｔ ＴＰＲＤＢ ［Ｍ］．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１６．

［６］ Ｃｈｍｉｅｌ，Ａ． ＆ Ｌｉｊｅｗｓｋａ，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ｓｉｇｈｔ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ｅ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ｓ：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ｉｍ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ｒａｉｎｅｅｓ 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ｔｅｘｔ ｌｅｓｓ ［Ｊ］．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９（３）：３７８ － ３９７．

［７］ Ｃｌａｒｋ，Ａ．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 Ｉｎ Ｋ． Ｆｒａｎｋｉｓｈ ＆ Ｗ． Ｍ． Ｒａｍｓｅｙ （ｅｄｓ．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２７５ － ２９１．

［８］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Ｔ．Ｏ．Ｎ．，Ｗａｈｌ，Ａ．，Ｂｕｙｔｅｎｈｕｉｊｓ，Ｆ． 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ｋ：Ａ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ｗｏｒｄ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Ｊ］． 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４）：１ － ２３．

［９］ ＥｈｒｅｎｓｂｅｒｇｅｒＤｏｗ，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 Ｉｎ Ｆ． Ａｌｖｅｓ ＆ Ａ． Ｌ．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１４７ － １６０．

［１０］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Ｓ． 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Ｉｎ Ｇ． Ｍ． Ｓｈｒｅｖｅ ＆ Ｅ．Ａｎｇｅｌｏｎｅ （ｅｄ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２０１０：３４９ － ３６９．

［１１］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Ｓ．Ｌ．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 Ｉｎ Ｊ．Ｗ．Ｓｃｈｗｉｅｔｅｒ ＆ Ａ．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ｅｄｓ． ）．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Ｈｏｂｏｋｅｎ：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７：１９５ － ２１２．

［１２］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Ｓ．Ｌ．Ｍｅｔ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ｏ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Ｊ］． ＨＥＲＭ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８（５７）：１１ － ２８．

［１３］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Ｓ．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Ｉｎ Ｆ．Ａｌｖｅｓ ＆ Ａ．Ｌ．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３７ － ５１．

［１４］ 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Ｓ．Ｌ． ＆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Ｒ．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g：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Ｉｎ Ｒ．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 ＆ Ｓ．Ｌ．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 （ｅｄｓ．）．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１ － １７．

［１５］ Ｈｏｋｋａｎｅｎ，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ｓ’ ｓｏｃｉ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Ｊ］．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Ａｎｔｖｅｒｐｉｅｎｓｉａ，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０（１９）：９４ － １１０．

［１６］ Ｊａｋｏｂｓｅｎ，Ａ．Ｌ． ＆ Ａｌｖｅｓ，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Ｉｎ Ｆ．Ａｌｖｅｓ ＆ Ａ．Ｌ．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１ － ２１．

［１７］ Ｍａｌａｍａｔｉｄｏｕ，Ｓ．Ｃｏｒｐｕｓ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８．

［１８］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Ｇóｍｅｚ，Ｐ．，Ｍｉｎｏｃｈａ，Ａ．，Ｈｕａｎｇ，Ｊ．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ｋｅｙｓｔｒｏｋｅｓ ［Ａ］．Ｉｎ Ｐ．Ｑｖａｒｆｏｒｄｔ ＆ Ｄ．Ｗ．Ｈａｎｓｅｎ （ｅｄ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Ｅｙ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Ｍ，２０１４：２９９ － ３０２．

［１９］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Ｒ．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Ｉｎ Ｇ．Ｍ．Ｓｈｒｅｖｅ ＆ Ｅ．Ａｎｇｅｌｏｎｅ （ｅｄ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２０１０：１６９ － １８７．

［２０］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Ｒ．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Ｉｎ Ｊ．Ｗ．Ｓｃｈｗｉｅｔｅｒ ＆ Ａ．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ｅｄｓ．）．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 Ｈｏｂｏｋｅｎ：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７：５５５ － ５７２．

［２１］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Ｒ． ＆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Ｃ．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Ａ ｐｒｉｍｅｒ，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Ｊ］． 语言、翻译与认知，２０２１（１）：１３１ － １６５．

［２２］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Ｒ．，Ｓｕｎ，Ｓ． Ｊ． ＆ Ｌｉ，Ｄ． 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２１．

［２３］ Ｏ’Ｂｒｉｅｎ，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Ｉｎ Ｊ．Ｗ．Ｓｃｈｗｉｅｔｅｒ ＆ Ａ．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ｅｄｓ．）．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Ｈｏｂｏｋｅｎ：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７：３１３ － ３３１．

［２４］ Ｏｌａｌｌａ-Ｓｏｌｅｒ，Ｃ． ，Ｆｒａｎｃｏ Ａｉｘｅｌá，Ｊ． ＆ Ｒｏｖｉｒａ-Ｅｓｔｅｖａ，Ｓ．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 ｂｉｂｌｉ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Ａｎｔｖｅｒｐｉｅｎｓｉａ，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０ （１９）： ２５ － ５２．

［２５］ Ｒｉｓｋｕ，Ｈ． ＆ Ｒｏｇｌ，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Ｉｎ Ｆ．Ａｌｖｅｓ ＆ Ａ．Ｌ．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 Ｌｏｎｄ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４７８ － ４９９．

［２６］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Ｉｎéｓ，Ｐ．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Ｉｎ Ｊ．Ｗ．Ｓｃｈｗｉｅｔｅｒ ＆ Ａ． Ｆｅｒｒｅｉｒａ （ｅｄｓ．）．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Ｈｏｂｏｋｅｎ：Ｗｉｌｅｙ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７：２６５ － ２８９．

［２７］ Ｒｏｊｏ，Ａ． ＆ Ｉｂａｒｒｅｔｘｅ-Ａｎｔｕnａｎｏ，Ｉ． （ｅｄ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Ｂｅｒｌｉｎ：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２０１３．

［２８］ Ｒｏｊｏ Ｌóｐｅｚ，Ａ．Ｍ． ＆ Ｍｕn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Ｒ．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Ｉｎ Ｆ． Ｚａｎｅｔｔｉｎ ＆ Ｃ．Ｒｕｎｄｌｅ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Ｃ］．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２： ３５６ － ３７２．

［２９］ Ｒｏｗｌａｎｄｓ，Ｍ．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Ｆｒｏｍ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ｉｎｄ ｔｏ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３０］ Ｓａｌｄａｎｈａ，Ｇ． ＆ Ｏ’Ｂｒｉｅｎ，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

［３１］ Ｓｅｒｂｉｎａ，Ｔ．，Ｎｉｅｍｉｅｔｚ，Ｐ． ＆ Ｎｅｕｍａｎｎ，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ｋｅｙｓｔｒｏｋｅ ｌｏｇｇ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ｐｕｓ ［Ａ］．Ｉｎ Ｃ．Ｆａｎｔｉｎｕｏｌｉ ＆ Ｆ． Ｚａｎｅｔｔｉｎ （ｅｄｓ．）．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ｕｓｂａｓ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Ｂｅｒｌ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１１ － ３４．

［３２］ Ｓｈｒｅｖｅ，Ｇ．Ｍ． ＆ Ｄｉａｍｏｎｄ，Ｂ．Ｊ．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Ｉｎ Ｙ． Ｇａｍｂｉｅｒ ＆ Ｌ．ｖａｎ Ｄｏｏｒｓｌａｅｒ （ｅｄ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Ｃ］．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２０１６：１４１ － １６７．

［３３］ Ｓｈｒｅｖｅ，Ｇ．Ｍ．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ｉｓｅ ［Ｊ］．ＨＥＲＭ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２０１８（５７）：９７ － １０８．

［３４］ Ｓｈｒｅｖｅ，Ｇ．Ｍ．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Ｉｎ Ｆ．Ａｌｖｅｓ ＆ Ａ．Ｌ．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ｅｄｓ．）．Ｔｈｅ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２１：６９ － ８７．

［３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 ＆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Ａ．Ｔｈｅ Ｍａｐ：Ａ Ｂｅｇｉｎ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Ｄｏ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Ｓｔ． Ｊｅｒｏｍｅ，２００２．

［３６］ Ｘｉａｏ，Ｋ．Ｒ． ＆ Ｍｕｏｚ Ｍａｒｔíｎ，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ｏｄｅ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ｅｄｇｅ ［Ｊ］．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Ａｎｔｖｅｒｐｉｅｎｓｉａ，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０（１９）：１ － ２４．

［３７］ 葛晓华．关于翻译方向对翻译过程及产品的影响［Ｊ］．上海翻译，２０２２（５）：３２ － ３７．

［３８］ 卢植，郑有耀．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实验范式与情境范式的融合与整合［Ｊ］．中国翻译，２０２２（３）：２０ － ２８．

［３９］ 谭业升．翻译认知过程研究［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２０．

［４０］ 谭业升．认知翻译学要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Ｊ］．语言、翻译与认知，２０２１ａ（１）：６９ － ７７．

［４１］ 谭业升．认知翻译学对翻译研究的重新定位［Ｊ］．中国外语，２０２１ｂ（３）：７９ － ８７．

［４２］ 王建华，任岳涛．多模态翻译认知研究综述［Ｊ］．语言、翻译与认知，２０２１（１）：５４ － ６８．

［４３］ 文旭，刘瑾，肖开容．认知翻译学新发展研究［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

［４４］ 文旭，司卫国．具身认知、象似性与翻译的范畴转换［Ｊ］．上海翻译，２０２０（３）：１ － ６．

［４５］ 文旭，肖开容．认知翻译学［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４６］ 肖开容．翻译中的框架操作［Ｄ］．重庆：西南大学，２０１２．

［４７］ 肖开容．认知翻译学的名与实［Ｊ］．语言、翻译与认知，２０２１（１）：１０２ － １２１．

［４８］ 颜林海．试论翻译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与方法［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９６ － １０１．

注：重庆市现代认知科学与语言文化研究协同创新团队项目（渝教宣发［２０２０］３号）。

（本文首次发表在《上海翻译》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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