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招安的起因经过结果（品读经典品读水浒传）

《水浒传》，中国四大名著之一。金圣叹“批本”，将《水浒传》誉为“第五才子书”，评价它可以比肩《史记》；胡适先生更是评价说《水浒传》是中国文学的正宗；毛泽东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当中，同样是打虎，有人可能不知道“冯妇搏虎”，但极少有人不知道“武松打虎”；同样是偷情，有人可能不知道崔莺莺与张生，但极少有人不知道潘金莲与西门庆；同样是身材矮小，有人可能不知道土行孙，但极少有人不知道武大郎。作为名著，《水浒传》到底带给我们什么？是课本中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的快意恩仇，还是影视剧中拳打镇关西、倒拔垂杨柳的豪气干云？

说书先生常说，人间有四大憾事：“一恨海棠无香，二恨鲥鱼多刺，三恨红楼无终，四恨梁山招安”。我们在解读《水浒传》的时候，通常将水浒腰斩为两部分，前半部聚义，后半部招安。用中国佛家思想可以总结为：缘起于高俅，缘聚于宋江，缘兴于三败高俅，缘散于宋江招安。那么，既然招安是一条悲剧之路，为什么后世又有人言“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小时候看李雪健主演的《水浒传》，很难喜欢宋江“磕头如捣蒜搬的窝囊样”，总想宋江为什么要招安？如果不招安，是不是就能“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让宋江哥哥当皇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招安变成了一场悲剧？仅仅是因为奸臣当道，处处破坏吗？

一、从时代背景层面分析，梁山起义虽是官逼民反，但不是当时社会发展潮流。

农民要起义，要改朝换代，无非是社会环境所迫：经济基础坍塌，政治体制恶化，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民心思变。金圣叹在《水浒传序》写道：“一部大书，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认为《水浒传》开篇没写好汉，而是先写高俅，作者的意图就是要表达乱自上作，有了徽宗的朝堂之乱，才有了梁山好汉的逼上梁山。但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梁山起义所处的宋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和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从易中天《大宋革新》中可见一斑，不论是庄园田地、户籍制度、经济政策、城市规模，还是海外贸易、科技创新、文化成就、商业奇景，都能看到宋朝的繁盛。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不是唐朝而是宋朝。宋代的GDP一度达到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宋朝也是历代王朝对农民剥削最轻的王朝。由于剥削减轻，所以宋朝社会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远比其他朝代要缓和得多。基于此，震动全国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间屈指可数。此外，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当官，既不在汉，也不在唐，而在宋。汉有投笔从戎，唐有挂冠而去，宋代官迷却如过江之鲫。视功名为浮云如柳永，最后也会求官。于是，就有了官本位。官本位就是以官员身份为价值标准。我们看电视剧《知否》里面，皇帝叫官家（这是宋朝才有的称呼），丈夫叫官人，顾客叫客官，观众叫看官，几乎弄得无人不官。有人戏说，宋朝皇帝不知天下有多少官吏，就像民国某军阀弄不清自己有多少小老婆。

可见，官本位是宋代最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王安石诗词 “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描述得正是揭榜之日的盛况。在这“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梁山好汉不去考取功名走向朝堂，却要起义造反流于草莽，显然是非主流。

二、从角色出身层面分析，梁山集团阶级属性不明确，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水浒一百单八将，曾在宋朝体制内任职，不论是官也好、吏也好、差也罢，当过各级政府公务员的有三十三人，代表人物宋江宋押司；杀人越货、占山为王的黑社会有二十五人，代表人物小霸王周通；庄园地主或腰缠万贯的大财主有十人，代表人物卢俊义；特许经营、开酒店的私营个体户有九人，代表人物有孙新夫妇；打鱼出身、靠水吃水的船老大有八人，代表人物阮氏三雄；巧夺天工、有一技傍身的技术员有六人，代表人物金大坚；偷鸡摸狗、溜门撬锁的“翻高强”有三人，代表人物时迁；其他出身的十四人。不难看出，公务员与黑社会出身的占据了梁山集团半壁江山。严格来说，梁山好汉只有陶宗旺一人是种庄稼的农民出身，武器是一把大号铁锹，到底没有忘本；但是上了梁山之后，陶宗旺干的却是泥瓦匠的活儿，相当于梁山建筑公司总经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可以算作是北宋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但《水浒传》中的梁山起义最多是一些地痞流氓在造反，绝对配不上“农民义军”四个字。

为什么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或许正如周恩来当年回答毛泽东所言“写书的人都不种田！”亦或许是作者想告诉我们，梁山起义脱离了中国最底层老百姓的支持，没有群众基础恰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注定要走向灭亡。

三、从社会关系层面分析，梁山集团内部山头林立，难以团结成铁板一块。

梁山一百单八将中，共有十对亲兄弟（如阮氏三雄、穆家兄弟），三对姑舅兄弟（如汤隆与徐宁、解家兄弟与顾大嫂），四对夫妻档（如张青与孙二娘、王英与扈三娘），以及若干对结义兄弟（如鲁智深与林冲、武松与张青）；另外还有九对师徒（如林冲是曹正的师父、李忠是史进的老师）；当然也有人将“宋江加李逵”式的关系形容为义如兄弟、情犹父子。不过梁山好汉之间很少以师徒或叔侄相称，彼此之间多称兄道弟，似乎都成了平辈。也难怪，大家在聚义厅一个头磕在了地上都成了结拜兄弟，辈分自然也就扯平了。

正如席光伟所说：出身、年龄、乡情、亲情、友情……一层层社会关系如一张张无形的网将梁山好汉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梁山上的很多事便是由此展开的。大家上梁山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人主动上梁山，如吴用、刘唐；有人被逼上梁山，如林冲、武松；有人战败上梁山，如秦明、呼延灼；有人被拽上梁山，如卢俊义、萧让；有人随大溜，如李俊、石勇。上梁山的情境大不相同，也决定了大家很难做到同气连枝，携手向前。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关系和上山原因，梁山集团内部其实是由一个个小团体构成，小团体之间的利益也难以均衡。有人坐收渔利，有人隔岸观火，也有人在背后捅刀子。从前期的晁派和宋派之争，到后来的宋派和卢派各行其是，再到大家对招安的态度，梁山始终不能团结成铁板一块。

四、从自身实力层面分析，梁山好汉难敌正规军，水泊梁山根据地发展受限。

起义军想要获得最终胜利，最重要还是自身实力要过硬。即便诸侯四起，三国鼎立，到最后还是“谁的拳头硬谁是老大”。那么，梁山集团到底有没有实力跟宋朝政府全面对抗呢？我们先看几个实例。梁山集团打祝家庄这样的村级民兵组织，先后打了三次才勉强拿下，宋江为此还险些被俘；同样打村级民兵组织曾头市，梁山老大晁盖竟然战死。打大名府、打高唐州、打华州，以及打东平和东昌二府，梁山每一次都是以巧取胜，胜得有些侥幸。有人统计，南征方腊的战争中，梁山一百零八将阵亡59人，病死11人，总计死亡70人。真正打硬碰硬的攻坚战仅上述几个地级市就够梁山喝一壶的了，而宋朝如东昌府这样的城市怎么也有几百个，人家总不能都是软骨头，任你宋江纳头一拜便投降吧。梁山好汉个人能力很强，很能打不假（这也是施耐庵所极力塑造的），但是这种能打仅局限在保卫梁山或集中兵力打某个城市上（并且前提是打了就走）。梁山的真实力量，一言以蔽之：聚则生，分则死。不论守卫也好，进攻也罢，最多能兵分两路就不错。若要跟宋朝政府正规军对抗，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对抗，梁山这点实力还差的太多。

毛主席及老一辈闹革命那会儿，向来都是革命生产两手抓，毕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样的根据地才能越来越大、越来越广，才是具有政权性质的革命根据地。反观水泊梁山，宋江带人在梁山泊驻扎既不搞生产，也不搞贸易，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不难想象，水泊梁山的物资来源无非是以下三种：一是霸占水面，垄断梁山水泊的渔业特产；二是拦路抢劫，打劫过往的客商；三是下山打家劫舍，上门抢劫。粮草基本靠抢，马匹基本也靠抢，黄金、白银和战略物资还靠抢，这种经营模式的局限性极大，难以发展壮大。有人做过分析，说梁山其实是被吃黄的。这个说法比较有新意，也不无道理。梁山好汉最擅长的就是吃喝，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铺张之极。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筵席部”用来承办梁山大小宴席，部长就是宋江的弟弟宋清。有人统计，梁山集团明确描写的吃喝场面有三百多场。所以说，当梁山有经济危机的兆头时，颇有政治头脑的宋江都不得不用一场战争来转嫁危机，打祝家庄最看重的就是经济利益。

五、从干部四化层面分析，梁山集团文化素养低，不能带领大家走出囚徒困境。

从领导干部专业化的角度分析，梁山好汉的业务分工比较细致科学，基本达到了物尽其力、人尽其才。有人说，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在水浒中基本可以找到原型。如果你是教书的，那么你跟民办教师吴用是同行；如果你是武术教练，那么你跟禁军教头林冲是同行；如果你是办假证的，那么你跟萧让和金大坚是同行。上山前学的什么专业，上山后基本上就被安排在了什么岗位。梁山一百零八个“高级将领”，人人都有职责，有发号施令、行军作战的，也有开酒店、专做特务工作的，有主持制作衣甲、兵器、专办钱粮、酒席宴会的，有医人的，有医马的，行行俱全。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基本达到了“领导干部专业化”的要求。从领导干部年轻化角度分析，宋江行走江湖每每与人结拜，做大哥的总是他。保守一点，宋江应该是年龄比较大的人物之一。宋江上梁山时年龄不超过三十五六岁，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年龄又比宋江小。再加上有史进等一批二十来岁的小年轻，可以推断梁山一百单八将的平均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平均年龄三十岁，可见梁山集团领导层的年龄构成相当年轻，符合“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要求。

从领导干部知识化角度分析，一百单八将中除了宋江和林冲偶尔能吟几首诗，卢俊义、柴进和燕青勉强算个文人，吴用做过民办教师，裴宣做过法院书记员以外，其他人都谈不上什么文化素质，基本上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可以说梁山好汉的文化水平整体较低，离“领导干部知识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俗话说知识决定命运，一个没有文化知识的团队注定不会有多大发展空间。从领导干部革命化角度分析，梁山好汉一没有共同的信仰，二没有长远的奋斗目标。仅仅依靠所谓的“江湖义气” 来维持领导地位，维系队伍内部的稳定，放在江湖可以，放在朝堂则远远不够。义气是江湖的灵魂，但不是朝堂规矩的核心。梁山好汉可以在江湖中仗剑走天涯，但要回归体制，终归是沐猴而冠，难登大雅之堂。

六、从施政纲领层面分析，梁山集团没有长远奋斗目标，不能代表底层百姓的根本利益。

仔细看《水浒传》就会发现，施耐庵也从不肯滥用英雄一词。泛指的时候，他偶尔把梁山好汉称为英雄，而专指的时候，他只对两个人赋予英雄的称谓。每个重要的好汉出场时都会有赞词，赞词称为英雄的只有卢俊义和关胜两个人。卢俊义出场的时候，作者做了一首《满庭芳》，其中一句为“慷慨名扬宇宙，论英雄播满乾坤。”关胜出场的时候，作者做了一首《西江月》，其中有一句“蒲东郡内产英雄，义勇大刀关胜”。《水浒传》中作者认可的英雄也就这两位。《好汉歌》里唱“该出手时就出手”，但是纵观《水浒传》里的好汉行径，我们可以总结为14个字，“该出手时不出手，不该出手乱出手”。可见，梁山好汉，实则是一群不在乎生死的人，以杀人为乐、吃人为豪的人，和人民英雄很难沾边。这样的英雄好汉聚在一起，很难形成一个长远的共同理想、施政纲领或奋斗目标，也很难形成持久的凝聚力。宋江面对这样一个战斗力很强，但是文化素质很低的特殊团队，也只能在聚义厅前树一面杏黄大旗悬在空中，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用一个模糊不清的“替天行道”来作为施政纲领，维系队伍内部的稳定。但是大家注意，替天行道的“天”是天下百姓，还是“天子”？可以肯定的是，梁山好汉的“天”不是天下百姓，替天行道不是为民做主，不是为民请命，更不是为民伸冤。替天行道和代天巡牧一个意思，就是为专制服务，根本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想取贪官而代之，根本没想在制度上进行反抗，彻底推翻统治阶级。鲁迅定格宋江为忠于朝廷，终于还是一个奴才，我认为这句话说中了水泊梁山的本质。

再说奋斗目标，在梁山集团一部分人眼里，奋斗的目标似乎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论秤分金银”， 追求的是无拘无束、潇洒过日子，快活一天算一天。这跟“打土豪，分田地，均富贵，面粮税”、“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等农民起义军惯用口号和指导纲领丝毫不沾边。从这个角度讲，梁山起义根本不能代表广大底层老百姓的根本利益。

七、从革命路线层面分析，梁山招安是唯一出路，也是梁山集团的最终归宿。

很多名家都分析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外乎有三种结局：一是翻现政权，改朝换代，这条路成功的案例很少，宋朝之前似乎只有刘邦一个；二是被镇压下去，惨剧收场，失败的案例不胜其数，宋朝之前就有绿林军、赤眉军、黄巾军、陈胜、黄巢等；三是与现政权和解，接受招安，不过“招安”这条路在宋江之前还鲜有人走，宋大王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于“自幼曾攻经史”的宋江来说，想必对这些了如指掌。从他明刀明枪与宋朝对抗那天起，就已经注定要三选其一。梁山集团具体走哪条路，他心里可能已反复权衡了很多次。被镇压下去是宋江及其集团最不愿得到的结局，改朝换代自然是其最愿得到的结果。但从前面章节分析，从北宋当时社会的大背景及梁山内部条件来看梁山集团改朝换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基本为零。改朝换代不可能，被镇压下去不甘心，也失去了与宋朝谈判的筹码。摆在宋江面前的只剩下第三条路了，那就是招安。那么在招安这件事情上，宋江一个人说了算吗？其实，纵观整部水浒，不难发现，赞同招安的不在少处。第一章节我们分析过，公务员出身大概占了梁山三分之一编制，这些人大多是支持招安的中坚力量。从排位看，不论阴谋也好，阳谋也罢，同意招安的一类大都排位靠前，有绝对的话语权。况且，如果梁山一把手宋江想招安，追随者可选择的最高愿景也只能是招安。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从当代博弈论的角度来说，招安是一种不好不坏的结果，也是梁山的唯一出路。像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辉煌胜利，都是为向这理想境界迈进所铺下的基石。

结语

在“毛主席语录”中明确记录两段，“《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近两年来，经常给学生上党课，每次讲到党的纲领，总觉得在生搬硬套，照本宣科，效果不佳。我总在想如何能把这一章讲得出彩，让学生更愿意听，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党的纲领那几句话。偶然看到毛泽东语录那两段话，豁然开朗，水浒招安之路就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对比梁山招安悲剧之路，再回头看看这几句话，顿觉别开生面，字字珠玑，意味深长，对我们党的伟大智慧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