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被誉为什么（鲁迅狂人日记有一个历史常识错误）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上掀起了不小的轰动，鲁迅也因此成为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小说的开山鼻祖。

历来认为，《狂人日记》所揭示的是封建礼教“吃人本质”，这一点无可争议，鲁迅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如匕首投枪一般直指社会弊病。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狂人”的形象，就会发现这部作品也如《呐喊》中很多其他小说一样，从不同角度解读，蕴藏着不同层次的内涵。

从小说中一个历史常识错误说起，“狂人”的形象很不一般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作者的所思所想最终要通过文本来传达。所以对小说的解读，自然要立足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如果读者足够细心，当可发现《狂人日记》当中有着一处历史常识性的错误。

鲁迅在借“狂人”之口来说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很多时候读者也只是重点关注“吃人”的现象，而不会太思考这种描述是否正确。

易牙烹子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他所侍奉的对象是春秋首霸齐桓公，而不是暴君桀纣，这是一个历史常识性的错误。

要么是鲁迅将“易牙”生活的年代误以为是“桀纣”时期，要么是他将“齐桓公”当做了“桀纣”一样的暴君。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和历史事实不符的。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疑问，鲁迅会不会搞混这样一个基础问题？

众所周知，鲁迅除了是一位文学家，创作过大量的白话文小说和匕首标枪一般的杂文，他在学术上也有着不俗的造诣。只不过其作品太少，而其他方面的光环又太盛，以至于很多人忽略了他在学术上的贡献。

其实那个年代里，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大家，都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在学术上都有着自己的师承。这些人在北大、西南联大等等高校任教的时候，讲的课程多为传统的学术，而不是他们赖以成名的文学创作。

鲁迅曾经担任过北大的讲师，也跟着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学习过，他自身的学术修养还是比较可靠的。

其学术著作虽然数量极少，但也有流传，比如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研究古典小说绕不开的作品。

那么，历史人物的年代问题这种低级错误对于鲁迅来说是不可能存在的，这样的写法显然就是有意为之。

齐桓公当然不是桀纣，那么将齐桓公与桀纣统一起来的人就是有问题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他是“狂人”，一个患了“癫狂”症的病人。

也就是说，“狂人”的形象是有问题的，他并不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力量，这是一个值得可怜的同时又值得深思的“反面”形象。

整部小说，除了开篇背景的讲述之外，可以说通篇皆为“疯子的呓语”，“狂人”就像其名字一样，在读者的眼中时刻处于迷乱状态里，无论是偏激的看法，还是前言不搭后语的叙述，无一不表明这是一个患有“迫害妄想症”的病人。

最为重要的是，这位病人并不是先天的，而是后期压迫所致，他不是一个傻子，而是一个有思考能力的疯子。

所以我们听到“狂人”所讲的话，并不像听到“阿Q”等人的语言那样引人发笑，而是让人异常地惊讶：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样一句话显然不是无所依据的，恰恰相反，他是这个曾经的读书人，现在的“疯子”，在经过了其思考之后所得出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是他因压迫而癫狂后对当时社会一针见血的评判，并借着“疯子”这样的身份来摆脱被追究的可能。

毕竟除了思考着的读者之外，现实社会中谁会把“疯子”的话当真呢？

所以，“狂人”只有活在文学作品之中，他的话才是真实的。也只有在这种文学环境里，“疯子”的话才会被人相信。

那么，当时的现实社会中有没有“狂人”呢？

“狂人”代表着新思潮冲击下两种“病态”的人

和很多小说一样，鲁迅笔下的人物多有其原型，或者为某一类人，比如闰土；或者为某一个群体，比如“阿Q”。

“狂人”也不例外，它所反映的是这个社会中两种极端状态下的病人。

在鲁迅生活的年代里，有志于革新的进步人士有着一种狂热的状态，他们对于西方传入的新思潮尤为推崇。

但是，无论是梁启超、康有为，还是胡适、陈独秀，甚至包括鲁迅自己在内，他们都在传统文化上有着极深的造诣。推崇白话文的人写得一手好文言，倡导新诗的人同样也写了大量的旧体诗歌。

而就是这些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对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他们提出过很多今天看来非常偏激的观点或者口号，比如“汉字要拉丁化”，比如要抛弃传统的国粹等等。

这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他们真的认为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糟粕，那么就不会下大功夫去研究与著述。

就像鲁迅自己说章太炎先生讲的文字学知识自己一点都记不得了，但是当时章太炎的课程他是每场必到的，而关于这些内容的笔记至今还在其纪念馆中陈列着。

这些人的言行是不相符的，他们口中反对着传统文化，而心里却认同着传统文化。

鲁迅在《狂人日记》当中所讲述的“易牙”与“桀纣”的说法，其实就是在警惕一种过于狂热的社会潮流。

这显然不是影射自己阵营中的有识之士，而是针对那些多多少少受到他们影响的人。

通过“易牙烹子”的故事，告诉人们封建礼教对于人性是有着扭曲的效用，但是又通过将“齐桓公”当做“桀纣”的提法，用以说明这种潮流有过热的趋向，并不理性。

在这个社会里，总有一些如“狂人”一般的“过于清醒者”。

这些人不像林纾等保守势力，坚持传统文化的优越感；他们也不同于鲁迅、胡适等对于传统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真正的热爱。这些所谓的“清醒者”是真的想要推翻固有的民族文化，全盘接受外来文明的冲击。

鲁迅留学过日本，他知道日本民族在面对外来冲击的时候所选择的方式是保留自己的特色，改进自己的文明，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社会心理。

所以，鲁迅在当时已经发现了国内社会中出现了过热的浪潮，它正在焚毁我们民族自身的文明。这些人能认识到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摧残，但又在认知层面上扭曲着文化的实旨。

这些“过分的清醒者”就像那个患有“迫害妄想症”的狂人一样，他们将齐桓公这样的君主也当做桀纣来看待，放大传统文化的劣根，不断加深自己受害者的心理暗示，这显然是一种“迷狂”的状态。

那么，“狂人”们的命运如何呢？这就是“狂人”第二种病态的形象体现。

这篇小说虽然是日记体，但其记事的顺序是倒叙的，在第一段的“文言”中已经交代了事情的结局。

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这个曾经高呼封建礼教“吃人”的狂人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投入封建社会的怀抱之中，忘记了自己曾经的呼号。

当“狂人”不再癫狂的时候，竟然是这样一种形象。这是和“迷狂”相对应的冷静，甚至是冷漠。

“狂人”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前后有极大的反差，迷狂代表着过于清醒的反封建人士，而正常状态下的狂人代表着冷眼旁观民族危亡的那些冷漠者，甚至是推波助澜者。

最为恐怖的是，冷漠者可以在受到压迫之后变得“癫狂”，而“癫狂者”又可以在一瞬间变得冷漠，这一群体是善变的。

他们可以在鲁迅等人的呼号下，成为不受控制的洪流，也可以因为自己利益的驱使下，成为阻碍进步的逆潮。

“狂人”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疯狂、善变，值得警惕，又值得怜悯。

鲁迅创造了一个具有“共性”的经典形象，这是当时很多人的现实写照，那么可想而知当时社会在思想上的改革是何等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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