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皇帝的结局（一场皇帝葬礼上的争论引发的贬谪）

大历十四年，唐代宗李豫驾崩，谥号睿文孝武皇帝。

总的来说，代宗朝虽然也几经波折，但是也大多有惊无险，其政策也为中唐的稳定奠定了基本的割据。

唐代宗

然而，代宗身后，便马上发生了一场风波——在讨论百官丧服轻重的问题上，代掌中书省事宜的中书舍人崔祐甫与身为宰相、主掌门下省的常衮发生了激烈冲突。崔祐甫当面指责常衮失礼，使后者大失脸面。于是他便动用宰相的权益，以“率性人情变动礼仪，轻率议论国家典章”为理由将崔祐甫贬谪。并且由于德宗尚在居丧期间，便依照唐肃宗以来的惯例，替使相郭子仪等人在敕令上签名。

但是，当敕令发布之后，郭子仪等人却向德宗表明不应贬谪崔祐甫，并且声明事前并不知情。这使德宗对常衮的行为表示了惊讶，并且认为其欺君罔上。常衮遂遭贬谪，结束了其在代宗晚年一人为相的局面，也拉开了德宗时代党争的序幕。

常衮

从上述过程来看，这似乎是身居高位的宰相对下位者不满而展开的报复性打压，却被不太了解宰相惯例的德宗认定有欺君之罪，上演了一出弄巧成拙的戏码。至少，正史中的记载就表述了这种倾向。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次事件往回看，将前因后果理一理，就会发现其中另有猫腻。

在清理元载一党后，代宗以杨绾、常衮为相，致力于重新构建出一个太平之世，恢复开元时期的大唐气象。但是杨绾上任不满百日便病死，代宗的这一理想终究破灭。同时，常衮由于其不俗的经世表现而受到代宗的欣赏，形成了中唐后很难得一见的一相理政现象。

杨绾

但是代宗也并没有让常衮掌控过多权力，他使崔祐甫代执中书省，这使得常衮的权力相比于元载实际上远远不如。而崔祐甫出身高门，风格也和杨绾相近，这使得他与常衮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权力冲突。

在一些小事中，我们也可以窥探这两人之间的矛盾：

有一回，代宗按照惯例，赏赐食物给宰相以及三省部门，这是在元载当政时形成的惯例以表示皇帝的信任与恩宠。但是常衮却辞去了赏赐，并且进一步想要减少中书省官员日常使用的蔬菜。这引发了当时主掌中书省的崔祐甫强烈的不满。根据《太平御览》的记载，崔祐甫甚至在神情上极其激烈，他说：“门下省的侍郎什么时候能管中书省的蔬菜了！”

这件小事表面上来看，是两边的意气之争，常衮要负不小的责任。但是事实上，常衮的这个举动大概是向代宗示好，表现自己作为蒙受恩宠臣子的懂事。但这种行为无疑引起了崔祐甫的不满，特别根据上述崔祐甫说的话来看，他与常衮的竞争，更多的是权力之争。

不过，常衮的行为其实也情有可原——他独任宰相的两年可以说全凭代宗的恩赐，虽然他自己也以元载为鉴，事事都与代宗上报。但是在表现感激之情这件事上，他怕是一次机会也不会放过的。因此，他在代宗去世后，也表现出了深刻的哀悼以至于“哀毁过礼”——虽然这或许有政治作秀的嫌疑，同时也引起了和崔祐甫之间矛盾的最大化。

在崔祐甫和常衮的争论中，焦点在于百官是否也要和新皇帝一样为代宗服丧二十七日。

崔祐甫认为，代宗的遗诏中说明“天底下所有的吏，只要服丧三天”，而这“吏”应当是“官吏”，百官也只要服丧三天，就应当正常回到工作岗位上。而常衮指出，“官”是“官”，“吏”是“吏”。“吏”只需要服丧三天，但是“官”仍然要服二十七天的丧。

从这个争论来看，似乎崔祐甫更有道理，在唐代之前，官吏基本没有区别，哪怕到了唐代，一般文章中“官吏”也均为连用，并且当官的得尽快回到岗位以继续工作才是正理。

唐德宗

但是实际上，代宗之前的玄宗、肃宗的遗诏都有这种要求，而当时的百官仍然是服丧二十七日。因此，在代宗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对于这种要求的执行一般还是因循守旧会更合乎情理。熟知政事的常衮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在这种大事上自作主张。因此，从他的视角来看，崔祐甫这种不遵循传统的要求无疑是无理取闹，“轻率议论国家典章”的了。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常衮恐怕真的是个倒霉蛋了——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政敌和一个或许不熟悉传统的皇帝造成了他的失事。

但是实际上，唐德宗二十一岁就出任天下兵马元帅，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继位时已经三十八岁了。他真的会不熟悉这些传统吗？肃宗驾崩时，他会不知道百官服丧了二十七天吗？而郭子仪等使相对于这场争论孰是孰非难道不清楚吗？难道不知道常衮事实上并没有过失吗？

郭子仪

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常衮是代宗一手提拔起来的，并且独相两年，权力几乎为外朝之最，这颇使唐德宗忌惮。同时，他在葬礼上首先表现出了哀毁过礼的情貌，其次又坚决要让百官服丧二十七日而非三日以表示对代宗知遇之恩的铭记。这种元老作派自然是不能让新皇帝看得顺眼。而郭子仪等人也很敏感地察觉了这其中的矛盾与道理，顺手倒打了常衮一耙，终于使得常衮失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