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出自哪里（得之于浙传之于闽）

藏书和刻书，是宋元以来福建书院的传统，但在清代以前，创建于福州的书院却很少有这方面的记载。直到清初，张伯行创建鳌峰书院，始有“建藏书楼”的记录。史称“张公儒者，便便文雅；选士以修，择要而求；掌之有胥，藏之以楼”。此藏书楼先后积书至数万卷，以四部分类法收藏。嘉庆间书院山长游光绎编有《鳌峰书院藏书目录》四卷。据其中所载，除了装订成册的典籍之外，也收藏建院以来刊刻的书板，以备需要时可以重新印刷，这也是鳌峰书院藏书的特色之一。其中，除了收藏《御纂朱子全书》《御纂性理精义》《福建通志》《鳌峰书院志》等书板之外，还有一部著录为“《黄石斋九种经传》五十卷《附录》二卷”的书板，数量为“一千二百块”。此书又名《石斋九种》《经解九种》《黄石斋经传九种》等。据考证，此书板镌刻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刊刻地点其实并不在福建，而是在浙江。这部刊刻于康熙三十二年的浙江书板，为何被晚于其十几年始建的福州鳌峰书院（鳌峰书院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即1707年）所收藏呢？这要从清初侯官名宦郑开极说起。

郑开极（1638年—1717年），字肇修，号畿亭，侯官县（今福州）人。顺治十八年（1661年）进士，选庶吉士。康熙继位，被选为伴读。康熙八年（1669年）典试云南。由于郑开极学识渊博，曾被聘为《福建通志》的纂修总裁。康熙二十年（1681年），主修《康熙福建通志》六十四卷，创设“外岛”一门，收入琉球的史料，为前志所无。

康熙三十年（1691年），郑开极任浙江提学，教授诸生以德行为先，而后才是文章。刊刻此丛书之时，是其任职浙江两年之后。此即清代福州名儒陈寿祺所言“尝编定黄道周《九经解》锓行”之时。为编刻此书，郑开极逐一为《孝经集传》《易象正》《三易洞玑》《洪范明义》《礼记集传》等作序和订正，故此书在每卷卷首均注为“漳浦黄道周辑，晋安郑开极重订”。

这套丛书的作者黄道周，福建漳浦人氏，是一位集易学家、理学家和书画家于一身的著名大儒，被誉为“明代闽学之殿将，影响后学甚大”。南明弘光帝时，为礼部尚书。其后，被唐王朱聿键任为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西婺源，兵败英勇就义。临刑前，留下了“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开地知我，家人无忧”的血书，高风亮节，震古烁今。

由于黄道周的著述极其丰富，加上在世时多未出版，所以在清康熙年间的福建也未必能读到。故郑开极有言“其传者，网罗搜访，不得之于闽，而得之于浙。既得之于蓬山藜阁之家，更得之于汲古问奇之士”。由此可知，此丛书的底本来之不易。

为了保存和传播这些好不容易“得之于浙”的先贤著作，促进黄道周的著述“传之于闽”，郑开极在卸任返闽之时，将此“一千二百块”书板运回福建，赠送给学者云集的鳌峰书院。此即陈寿祺所言“《经解九种》，吾乡郑畿亭宫谕视学浙江，以康熙癸酉授剞劂，今板存福州鳌峰书院”的由来。郑开极的生平事迹，载乾隆《福建通志》卷四三《人物传》。

郑开极辑刊的明黄道周撰《经解》九种，即上揭《鳌峰书院藏书目录》所载《黄石斋先生经传九种》。其子目分别为《孝经集传》四卷、《易象正》十六卷、《三易洞玑》十六卷、《洪范明义》四卷、《表记集传》二卷（附《春秋表记问业》）、《坊记集传》二卷（附《春秋坊记问业》）、《月令明义》四卷、《缁衣集传》四卷、《儒行集传》二卷。内封面右侧小字题“晋安郑肇修订”，居中两行大字书名作“石斋先生经传九种”，左侧小字三行，分列九种子目书名。《孝经集传》卷前有郑开极序，其中说：“极乏宫谕，奉命视学两浙，思以宏孝理者敦士行，翼经传者赞圣学。”“乏”即承乏，此为担任宫中伴读的谦称。末有“郑开极印”“两浙视学使者”篆书印章二方。

此书今国内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十几家图书馆收藏，国外则有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日本内阁文库等收藏。《中国丛书综录》著录此刊本为“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晋安郑肇刊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长洲彭蕴章补刊印本”。其中“郑肇”，应为“郑肇修”之误。

彭蕴章何许人，为何此本会经他所补刊？彭蕴章（1792年—1862年），字咏莪，谥文敬，长洲县（今属江苏省苏州市）人。康熙十五年（1676年）状元彭定宇（1645年—1719年）五世孙。彭蕴章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举进士，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官提督福建学政。二十八年（1848年），他将鳌峰书院藏板《石斋先生经传九种》加以补刊重印，此即 “长洲彭蕴章补刊印本”之由来。彭蕴章作为晚清咸丰年间重臣，生平事迹史志所载甚多，而以《清史稿》卷三八五所载尤详。

其实，彭蕴章在福州，起先并不知道鳌峰书院藏有此书板。他之所以会将此50多年前的《石斋先生经传九种》补刊重印，实有某种内在机缘。彭蕴章的五世祖彭定宇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曾为黄道周《儒行集传》一书作序，盛赞此书乃“千古真儒准绳”（序载道光四年长洲宋鎔刻本《儒行集传》卷首）。彭蕴章在早年曾读过五世祖写的这篇序文，留下深刻的印象。了解此书乃“博采古贤人事实”，“标前贤之言行，树后学之楷模”，从而使读此书者能“慨然兴起”，奋然前行。但其时，彭蕴章却未能读到原书，此为其难以忘却的一大憾事。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提学福建，请黄道周故乡漳浦的地方官帮助查找此书，最终由漳浦县学的教官林鸣宴、苏克诚从黄氏后裔藏书中抄录一编寄至福州。彭氏在“快然得读生平愿读之书”之后，准备将此书刊刻出版。恰在此时，正好听说鳌峰书院旧有藏板，于是询之书院山长林春溥，发现原板已朽蠧不堪，遂取漳浦所录本“补其残缺，校其舛误，刷印以广流传”。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石斋先生经传九种》的来历——

得之于浙：清康熙三十二年晋安郑肇修刊刻于浙江；传之于闽：道光二十八年长洲彭蕴章补刊并印行于福州鳌峰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