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评价衡阳保卫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在1939年9月初制订了旨在消灭中国第9战区主力部队的作战计划，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成立后立即将其定为“湘赣作战”的计划付诸实施。

这次军事进攻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政治上，为汪精卫叛国集团撑腰打气，在华中地区“树立(汪伪)中央政权的气势”，以促进亲日伪政权的尽早建立注30；经济上，湖南物产丰富，素有“湖南稔，天下足”谚语，湖南是战时中方粮食、物资和兵员供应地，日军占领此地区既可扩大经济掠夺，又可威胁中国军队补给线。自然，日军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军事方面。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的重要党政军机关及工厂的西迁，大多是经长沙而完成的，不少军政机关还曾在长沙办公。武汉、广州失陷后，长沙成了正面战场上与敌军对峙的最重要城市，屏蔽西南诸省的门户，战略地位益显突出。

中国为防守长沙及周围地区，派驻了大量部队，负责该区防务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已改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军政事务由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负责)下辖52个步兵师及其他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兵力之多，居当时中国各战区之首。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一成立，第11军就选在长沙附近作战，企图既歼灭中方野战主力，消除武汉周围的威胁，又炫耀中国派遣军的实力，压迫中方投降。此外，当时第9战区宣称将发动“九月攻势”，日军要先发制人，争取战场主动权。

1939年9月1日，冈村宁次制订了作战计划，以“吕集作命第343号”下达给参战各师团，命令称“为打击敌军继续抗战的意志，决定在9月中旬以后开始奇袭攻击，以期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于湘赣北部平汉及修水周围地区”。注31可见日军是以打击中国主力军而不是占领长沙为主要目的。为便于作战，冈村宁次于9月13日将第11军指挥所从武汉迁往咸宁。第6、第33、第103、第106等4个师团的全部及其他部队约10万人也集结完毕，准备在海空军配合下发动进攻。日军依预定作战区域将会战定名为“湘赣会战”，中方则称之为“长沙会战”(亦称“湘北会战”)。

中国第9战区负责湖南全省和湖北部分地区的作战，其部队在沿洞庭湖东岸的新墙河、通城、武宁、靖安、奉新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战区最主要的任务是长沙不失，长沙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但其北部的地势却是由湖滨冲击而成的，比较平坦，无险可守，故又是战略家所称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武汉失陷后，中国有官员认为长沙弃守势在必然，准备实行“焦土抗战”，结果，日军尚未入侵便惊慌失措，竟满城放火，酿成骇人听闻的“长沙大火”，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蒋介石盛怒之下，下令枪毙了负责的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3人，撤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职；同时调派其亲信薛岳赴湖南主持军政，勉励其要建功立业。

薛岳履任后，与参谋人员研究地形时，认为长沙以北无险可作防守之助，若仅凭借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等天然屏障设置数道防线，显然不足抵抗日军，但其东西两侧有幕府、九岭、万洋诸山构成的山岭地区可作为转兵之用，潜力颇大。薛岳等据此制订了一套号称“天炉战”的后退决战方法，作为未来湘北会战的指导。其要领是，一旦日军来攻，以部分部队坚守既设正面阵地，予敌重大消耗后转移至侧翼山地，继续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之兵力，挫伤其士气，待敌人进入预定的决战区域，使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敌人一举围歼。注32“天炉战”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薛岳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