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讲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冯骥才话说王蒙）

话说王蒙

一

王蒙写了《夜的眼》等几篇背叛文学传统的小说，不知是祸是福，一下子掉进议论的旋涡。因为，几十年来，中国文坛不曾在艺术方面展开过如此广泛和激烈的辩论。

在报刊上，一些评论家热烈地赞助王蒙，文章写得由浅入深，想尽办法把王蒙这些作品解释明白;他们像一群认真得有些发迂的外科医生，细心解剖王蒙，恨不得把这头怪物身上每一根末梢神经和毛细血管，都加上明明白白的注脚;另一些评论家则对王蒙提出批评、劝诫、警告。这并非是冷淡，而是恼火，原来也动了感情!

他正在征服一座无名高峰。奋力攀登吧，小伙子!

他已经走到悬崖边缘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该回头了，浪子!

议论的另一个中心在读者中间。作家更关心这个中心。这里也更加激烈。评论家往往要给作家留点面子，下笔时有委婉之处;读者的话却都是直接感受，不讲究措辞。他每天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沓沓信，来自天南地北，褒贬皆有。有的是通篇真诚的赞美词，有的则写满被激怒的言语——

“《深的湖》是文学的堕落!”

“看《风筝飘带》，文字懂，意思不懂。看《海的梦》，文字和意思全不懂。结论：王蒙的作品，等于对大脑的惩罚!”

“你具有很高的格调!”

“在我所了解的中国当代作家中，很少像你这样富于历史感!”

“我看你还是多写一些《说客盈门》那样的作品，以便让更多的人接受。”

“请问，意识流是不是坐在家里瞎‘流’?”

“读你的作品时，常常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写出我无法形容的内心感受。”

“我们去订阅杂志时，先要问一问这杂志是否登载王蒙的作品。如果登载你的作品，我们就坚决不订!”

这些话无处争鸣，却在王蒙这里无声地打架。

王蒙笑了，笑中的含义是多样的，无人猜得。他并没有给这旋涡搅昏，反而从容不迫地接连写出《杂色》《如歌的行板》《温暖》《相见时难》，等等。这么一来，旋涡愈转愈急，他处处听到喝彩，也处处挨骂。

一家报纸向王蒙要一篇关于他本人作品的文章，他就把一封批评他作品的读者来信拿出来，推荐在报上发表。他把这位好心读者的严厉批评公开了。他自己也来推动这旋涡的转速。为此，人们便纷纷议论他这一举动。有人说他自找挨骂;有人说他非常聪明，因为对于作家来说，批评也是一种宣传，批评过重，还能取得善良读者的同情;有人则说他胸怀开阔，一个肚子里真正能跑轮船的人。

“你呢，你认为呢?”有人问我。

我听到这问话，首先有种快感。我对于可以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事物，总是十分感兴趣的。

我对王蒙讲述关于拳王阿里的一段事：阿里每逢比赛，总要事先出钱收买一些人，作为自己的反对者。在比赛时，给他起哄，骂他，羞辱他。这样，阿里的搏斗欲望才被刺激起来，力量鼓满全身，肌肉膨胀，精神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他需要挑战。”我说。

此时王蒙的眼睛灼灼发光。他似乎说：我也一样!

强者欢迎挑战，弱者害怕攻击。强者在挑战中，情绪得到激发，力量接受反作用力的补充。

一次会议后，我对他说：“你今天的话不够精彩。”因为他讲话一向风趣十足，充满灵感，时出犀利的警句。他说：“今天在座的没有反对者，我兴奋不起来。”

给王蒙画的漫画

文学艺术的历史，每每向前迈一步，首先都会碰到挑战。勇士是在战场上厮杀出来的，运动冠军是在比赛场上拼搏出来的。如果你要大胜一场，赢得光彩，就要带着全副本领昂然地去迎接最强有力的挑战!

但是，王蒙所遇到的并不完全是挑战。还有对他的困惑、担心和猜疑。

他在玩弄形式?在有意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在做文字游戏?

在制造迷阵?在装腔作势?在用洋笔墨糊弄中国人?

作家从来不应该为自己的作品辩解。哪怕有人把你的作品歪曲变形，也没有必要更正。这一点，作家应当像大自然——它创造山林、平原、江河、泥石流、火山、潮汐、花草、飞雪、微风和斜雨……但它始终沉默不语。一边任由人们享受和利用，一边听凭人们埋怨与责怪。

把解释权、评定权、裁决权，永远留给别人。作家的天职便是创造和再创造。

那么谁来解释清楚王蒙——这个当代文学的叛徒，不肯循规蹈矩，搞坏人们文学胃口的狂人，戏弄读者的文学魔术师?

谁来说明：他的小说为什么人物不鲜明，看不出主题，结构不清晰，语言东一句西一句，没情节，有头没尾或没头没尾。他的创作思维是否发生了紊乱?那些自称他的读者，又是些什么人?赶时髦?不懂装懂?精神错乱者?

三

他的两只眼都近视，一只四百度，另一只四百二十五度。他配了一副度数精确的眼镜，为了把这缤纷复杂的世界、千变万化的生活和形形色色的人全都看得一清二楚。

他不肯把注意力固定在某一个范围内。作家理应对周围存在的和存在过的一切都发生兴趣，好奇心超过儿童，视角三百六十度;大脑像一架大型计算器，敏捷地储存下从大千世界中感受来的每一个信息;目光跟踪所发现的所有人和事。

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历史太曲折了;生活如同大海一样莫测深浅与吉凶。忽而水波不兴，一碧万顷;忽而大浪滔天，樯倾楫摧。这个人，不满十四岁就“地下”加入新中国缔造者的行列，少年的布尔什维克。当他眼瞧着天安门广场被胜利的红旗遮盖时，理想仿佛一条宽阔的光带铺在脚下。其实，理想还在心中，现实却在脚下。三十年来他走过一条异常艰辛的路，许许多多人都一同走过这条路。有的跌倒，有的停下，有的从来不肯止步不前;有的抱怨，有的呻吟，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凭惯性，有的靠意志。大多数人一直走到今天，心里边装满酸甜苦辣。有的灰心丧气，有的依旧气宇轩昂。王蒙是后边这一种。在这一种人中，他还是结实的一个。

有位美国人问他：“五十年代的王蒙和七十年代的王蒙，哪些地方相同，哪些地方不同?”

他回答：“五十年代我叫王蒙，七十年代我还叫王蒙，这是相同的地方;五十年代我二十多岁，七十年代我四十多岁，这是不同的地方。”

乍听是句玩笑话，话里却包含着千言万语难以穷尽的广泛内容。

生涯坎坷的人，如同生在绝顶、日日风吹的树。脆弱的枝条最容易折断，根深蒂固才得以生存下来。苦难里可以找到生活的蜜汁，困境中可以发现真正生活的通途，失败中可以求得避免失败的经验。

谁能用痛苦制造出医治痛苦的良药，在锤打中练就一副坚硬的身骨，谁才能说：我获得了生活的真谛。

作家的责任，还要把这一切告诉给人们。惩恶扬善，化凶为吉，去伪存真。唤醒生活的幻想者，同时给过分现实的人一点幻想。还要给那些颓唐、沉沦、迷惘的人一副有效的精神补剂。

一九六四年，他被放逐到遥远的新疆，抵达乌鲁木齐的当夜，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

春光唱彻方无憾，犹有微躯献塞边。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王蒙还是王蒙。依旧是布尔什维克，但是一个清醒的、经过各种磨炼的布尔什维克;依旧是一个赤子，但是一个成熟的赤子;依旧心头热血奔流，但他不会再为生活中美丽而晃眼的假象所迷惑，单纯又傻气地冲动起来;依旧充满社会责任心，但他更懂得这种责任的严峻性和怎样去尽自己的职责。

经历了数十年风云变幻，岁月的锋刃在他脸颊上刻下两条垂直的皱痕，如今他把皱痕变成半圆形的曲线，现出笑容。

笑不一定都是轻松的，叹息也不一定是绝望。最明亮的地方，灰尘反而看得一清二楚。最黑暗的地方，一小块碎玻璃碴反而会发亮。

眼泪的味道更不相同，酸的、甜的、苦的、涩的，还有混在一起的。

他说：“作家的积累，除去生活的积累之外，还有情绪的积累。”

如果快乐、辛酸、甜美、忧虑、愤慨、感叹，沉思与回忆，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一时都涌在心中呢?百感交集! 这个内心异常丰富的人，时时处在这种百感交集之中!

他说：“我如果用原先的写法，只能把这些感受和情绪一种一种写出来，但写到三种以上，就会有人以为我是在‘意识流’了!”

他还说：“在表现生活上，我要‘全方位’。”但哪有一种这样现成的手法?单单“意识流”也不够用呢!

四

艺术为内容去寻找形式。当内容发生变化，旧形式就成了束缚，陈规和锁链。咬不破茧套的蚕儿，最终会僵死在套里，活的生命干缩成一块可怜巴巴的无机物。这使我想起裹脚的老奶奶，她那硬给传统习惯捆束的模样可怕的一双小脚。

社会变迁，艺术受生活内容的逼迫而面临变革。本世纪以来，音乐的节奏明显地受生活的节奏影响;照相技术的精益求精，轰毁了西方绘画中写实主义的统治宝座;光、电子、宇宙探索的迅速发展，在人们的思维、意识和审美中产生深刻又微妙的作用。彩色音乐、太空美术和有形的文字——电影出现之后，人们对于文学艺术概念的理解不同往昔了。科学的昌明，还使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大脑愈精致，个性更突出，包括艺术在内的表达方式也就更加多样。

中世纪的田园牧歌虽美，只是旧生活迷人的遗迹，供怀古者发一发幽情而已。现代建筑师不会再去建造金字塔和长城，他们要在地球上留下能够标志本世纪特征的事物。

艺术史从来不记载摹仿者的姓名。它干脆就是一连串拓荒者的姓名连缀一起的。在创新的道路上，失败和成功的比例，大约是一万比一。摹仿的事情容易又稳妥，革新之举艰难又冒险。成功了，就被尊崇为某某开山鼻祖;失败了，便被斥为异想天开的狂夫。清朝三百年，中国画坛是泥古不化的“四王”的天下，绘画则有退无进，几乎滞绝。为此，我于此道，向来不敬渊博的守旧者，宁肯听信雄心勃勃的狂夫们的! 在最难获得成功的地方，应该是最允许尝试和失败的。

艺术形式的变革，有它自身的规律。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划分。

它是受科学、哲学、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的影响，最后表现在审美内容和方式上的一个飞跃。这个飞跃，要靠一些具有非凡艺术胆识的人去创造。

奇怪的是，艺术家们创造出最符合时代特征的美，往往并不马上被人们所承认。在绘画中，扬州八怪和印象主义都在它诞生时被相当一部分人视为艺术怪胎，一时耻笑和怒骂淹没了少许的赞赏，但过了一段时间，这种反感的情绪便渐渐平静下来。人们从适应到承认，从承认到公认，终于看出其中最贴切的时代感，这才惊讶地发现艺术家超乎寻常的才气。而“时代感”在当时就是“现代感”。

现代感中包含审美内容。真正划时代的艺术家，都是站在时代最前头，凭着艺术慧眼，敏察生活中蕴藏的现代感的。他的成就之一，就是把这种人人都隐约觉得的现代感捕捉到，具象之后，摆在人们面前。

每个时代有两个脉搏。一个生活的脉搏，一个美的脉搏。作家就是要同时准确地摸到这两个脉搏。一个化为内容，一个化为形式;但这个时代巨人的脉搏究竟在哪里?没人告诉，只有自己去寻找和摸索。

本世纪初开端的现代文学思潮，大多具有尝试性。作家为了表现各自的艺术主张和精神内容，甩开习惯的羁绊，朝着各自方向努力，也难免各走极端。费解的事物并非不可理解，正如荒诞派作品的本意并不荒诞。是否有人故意制造怪诞和迷阵去欺弄读者，这也难免。但是我想，作家大都是希望读者了解自己的。失掉读者的作家就像孤岛上的鲁滨逊。谁要去做鲁滨逊?王蒙吗?

王蒙认为自己自从写过《夜的眼》，仿佛如鱼得水，游刃自如，他找到了自己最恰当的座位，最合身的服装和最舒适的鞋子，还有翅膀和鳍，同时也留下一条尾巴给人。这条尾巴就是：不懂。

一部分人不懂。

一部分人懂。

一部分人只懂一部分。

他无法使所有的人一下子都弄懂自己的作品;他更没有权利责怪不懂他作品的人，但他也不愿意丢掉刚刚获得的不少知己和一大批倾心相与的读者。

“在当今中国作家中，王蒙是采用西方意识流写作的吧?”

“不，我不这样认为。”

“噢?王蒙的作品形式不属于意识流?”

“对不起，先说意识流，我不认为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方法，或叫手段。其次，意识流手法不是西方独有的专利权，中国古代诗词就有类似意识流的手法。它以人的意识活动的方式，从作家或作品的人物主观出发，去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感受，由此多层次地、立体地、真切地表现生活。东西方作家都采用过。尽管王蒙所用的意识流主要是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但在他的作品中，意识流只是其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不是全部，否则就容易把王蒙误解为西方现代文学的仿效者，那就低估了王蒙的价值，也不符合王蒙创作的实际。”

“请问你，除去意识流，王蒙还有什么?”

“我希望不要把王蒙分解开，而要合在一起研究，否则就难以看到他的特点。”

上面是我和英国一位汉学家的对话。

王蒙至今对几位“意识流”大师，如乔伊斯和福克纳等人的作品，并非狂爱，相反很难读下去。

他不否认，他动用了“意识流”。《春之歌》《风筝飘带》和《蝴蝶》中就有较多“意识流”。《买买提处长轶事》含有某些超现实主义成分。《相见时难》中的“主食”是现实主义，又是各种手法的大杂烩。

他对西方各种文学手法，采取拿来主义。十八般武器，哪个得用就操起哪个，有时几样同时用。生活不为艺术设置内容，艺术却给内容设计形式。他主张一个作家要有几套笔墨。不要为了自己事先定好的调子，去捏着自己的喉咙发声。

他厌恶窄，狭隘，局限，自己捆缚自己的手脚;他喜欢宽，开阔，宽容，敞开自己的胸怀和情怀。

中国艺术之所以光华灿烂，正由于中国人曾经创造过无穷无尽、千奇百怪的艺术形式。中国人对艺术的理解力不低于世界任何民族。

当西方艺术家设法打破戏剧舞台上的第四堵墙时，中国戏剧早不存在这一恼人的问题了。中国的书法艺术家，比任何西方抽象艺术都更加抽象，并专一地注重形式的表现。中国绘画从理论到技巧，都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画家才开始触及的。

在历史上，从晋唐时期对东南亚佛教艺术的吸收，到本世纪以来苏俄文化的涌入，外来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多次发生影响，但还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取代华夏文化。悠久的历史是民族的精神资本，民族精神又是自己艺术的重心。自己的艺术磅礴有力，对于外来文化( 包括各种艺术形式) 就有很强的消化力。在当今世界上，不善于吸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点和不善于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同样是愚蠢的。民族特色也在不断地装进时代内容，染上时代色调。

至今我还没有读过任何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与王蒙的作品类似。他穿上西装，在爱荷华的大街上蹓跶，人家还要把他当作中国人。他也以自己为中国人而自豪，毫无装一装洋人之意。

他深知，面对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他提供一个得天独厚、占据优势的高地。但他在这高地上的工作，不是把成堆的珍奇的古董搬来搬去，而是要在这峰顶添加几枚鲜活的哪怕是小小的石子。加高它!

在地球上，风是流动的，云彩到处飘，太阳和月亮轮流在东西半球值班;如今，通信卫星和无线电波把世界上每一角落、每一小时发生的事情传来传去;艺术不再相互隔绝，而成为各民族之间互相沟通、不需要翻译的往来交流的桥梁……

日本人喜欢雕刻一种三个并排而坐的猴子。一个双手捂着眼睛，一个捂嘴，一个捂耳朵。俗称“不听不说不看”。据说过去日本人很信奉这种与世隔绝的哲学，真不知这种哲学怎么使人受益?如果当今世界各国人都“不听不说不看”，日本的以出口为主的家用电器工业肯定马上垮台。故此，今天的日本人也抛弃这种哲学，那三个猴子便成了没有任何训诫意义、纯粹日本特色的小工艺品了。

世上其他地方，不知还有没有这种“不听不说不看”的小猴子?或是老猴儿?

五

我们在谈论各自喜欢的颜色。据说一个人偏爱的颜色能看出他的性格来。

蒋子龙：“我爱大红。”这条每个字都蘸着灼热激情的文学大汉，爽快地说。

张抗抗：“我喜欢淡蓝。”远天和薄雾中的海，都是这种颜色。她说得饶有诗意。

我告诉大家：“有位心理学家说，喜欢黄颜色的姑娘大多有点妒忌心理。”

王蒙来了，我们问他，他眨了眨眼：“杂色。”

杂色?杂色包括一切颜色，是世间万物、芸芸众生呈现的外观，为此画家的调色盘不拒绝任何一种颜色，钢琴家的键盘不能缺少任何一个音。哪怕最脏的颜色和最弱的音。

王蒙很少排他性。他总想包罗万象! 胃口和食欲都极大，以致他的作品有时给人一种“袋子要被撑破”的感觉。

世界是他矛盾的混合体，难以统一的纷杂的集合。人也一样，优点、缺点、弱点，混在一起。你真诚、正义、善良、认真、讲卫生、不浪费、做过许多好事……对! 但你从来没有过失?内疚?自私?说过谎话和假话?当然，在这中间，你还有倾向、追求和侧重面，否则人人都会不清不白，世事也就没有是非可言。

如果你想真正了解王蒙，最好先看全他身上的杂色。

生活的多磨，使他外凸的棱角不多;过早的不公平遭遇，使这个机敏聪明的人早熟;八面逼来的社会应酬，又使他锻炼得善于八面应酬。这就难免被人误解为一个圆滑的精鬼儿。实际上，他的大脑经常陷入严峻的沉思，说话时不乏锋芒毕露而入木三分的议论;他和女儿逗笑时，会不知不觉现出他所怀恋的少年时代的纯真;他以对待艺术兼容并包的宽宏态度，对待不同性格的朋友和不同风格的同行们。他在多年来同甘共苦的妻子身边，好比刘备一样温存，但当他找不到东西时，恨不得把满屋的抽屉全都扣在地上;一个勇气填满胸膛的男人，待客备宴，宰鸡时却怎么也下不了手，搞得鸡在手里嘎嘎乱叫。他到底坚强还是软弱?一个事业上练达的干将，个人生活上的糊涂虫! 一边预备好布票和钱，要去为自己买绒裤，一边正要给远在内蒙古的妹妹寄信，糊里糊涂把布票塞进信封寄走。他在商店选好绒裤后却找不见布票。不多天，妹妹来信说：“我这里布票足够用，请你不要再寄了!”他经常把自己搞得啼笑皆非!

他生活中经常出笑话，他偏偏也最喜欢说笑话。在最困窘的岁月里，他很少哭丧着脸，如今到了最严肃的场合，他还是忍不住说几句笑话。

笑话，能减除痛苦，抵消伤感，缓和紧张，松弛精神，健脾养胃，还能加强生活的信心。

他说：“幽默感是智力上的优越感。”

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富于幽默的民族。为此，戏曲中还有一种专事逗笑的丑角儿。也许近几十年的生活过于庄严和沉重，幽默感在人与人之间陌生起来。文学艺术中正剧和悲剧，便大大超过喜剧。

天性幽默的王蒙忍受不了这种天天一脑门子官司。人们都用自己的能耐对付生活，他则时时刻刻拿出擅长的幽默去迎战生活中的消沉与反常。幽默使他放松，也使他振奋;幽默使人不觉得他有“架子”，也使人无法对他摆出“架子”。幽默还使他与周围的人很快建立一个舒适而亲切的关系。

他说：“幽默感是平等的表现，是对于等级观念的抗议，是对自负、病态的自尊、威严观念的一种矫治。旧中国，父子、君臣、师生之间都不能开玩笑，因为尊卑之别太甚。夫妻在闺房里是可以开玩笑的，出门之后就要作正经。”

对于一个成熟的作家，他本人个性中的各种因素，都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作品中去。王蒙更无保留，化灵魂为文字。缺陷也和优长一样显现出来。你可以看到，他内心情绪的表现长于形象刻画，大量又过多的鲜活的感觉搅乱了人物的具体性;没有轮廓而有核心，他似乎把哲学埋得太深，让人找起来有点费劲……当然，缺陷有时正是优长的另一面，同时存在。

文学不是文物，难作鉴定，谁也做不成文学法官，全凭读者自由选择。对于内涵丰杂的作品，读者总是从中各取所需，各取所好。

难怪王蒙的赞成者，有的忽然变成他的反对者。

有个传说，王蒙在美国住了四个月，就能用英语讲课。去掉某些神奇色彩，他的英语足可以在国外应付一气。只不过在外国人听来，有些“口吃”罢了。但他能说一口流畅的维吾尔族语言。在新疆，有些维族人，不知他是作家，却只知他是个好翻译。他的口译能力，几乎能和两边说话的人同步。他的维语，是十年前在新疆伊犁背诵维文的“老三篇”时得到的意外收获。他的笔译有文为证。他译成汉文的维族作家合木提·买合买提的《奔腾在伊犁河上》已经出版。至于他将来是否翻译英文小说，那就看他的兴趣了。王蒙大概会回答：“可能!”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可能。

六

《不如酸辣汤及其他》出版了。有人认为王蒙要朝着黑色幽默走去。

《相见时难》出版了。有人认为他又向现实主义退回一大步来。

他究竟走向哪里?王蒙说：“不知道，既可以走得更远，也不妨回去转转，还可以另开别的路。”

他不能为自己预卜，别人的占卜则更不可信。

作家往往能看透社会，却无法看清自己。

当人人说他是“意识流”时，他在杏花村饮酒，即兴赋了四句诗，同行们看了无不大笑：

有酒方能意识流，

人间天上任遨游；

杏花竹叶情如梦，

大块文章乐未休。

原来是四句玩笑话! 话里分明含着另一层意思。他是在嘲笑别人，还是嘲笑自己?他常常自嘲，而只有自信心很强的人才敢于自嘲。他似乎又是胸有成竹的。

世上的事，有的应该尽快找到答案，有的则以不急于下断语为好。对于作家，我们只有把问号留在心里，把答案留给他本人，把尝试权交给他本人，何况我们的社会已经给作家们展开一个自由驰骋的创作天地。

1982.5.16 天津

选自冯骥才《激流中：1979-1988我与新时期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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