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

开栏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我们的伟大事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伟大事业离不开科学理论的引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头脑，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未来。为进一步提升青年理论素养、深入做好党的理论的青年化阐释，促进青年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本刊特开设《有所思》栏目，广邀各领域名家巨匠，围绕青年普遍关心关注、与现实关涉密切的理论问题进行广泛研讨、答疑解惑，以期启迪智慧、增强自信、引领行动。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一）

文/临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道路，奠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近代以来，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先进的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用于旷古未有的伟大社会实践。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同志进一步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把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伟大实践，与五千年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结合起来，不仅深刻地说明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而且深刻地说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道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坚实基础，这是划时代的伟大创造。

马克思主义能够植根中国大地，能够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关键要看我们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的结合，是有机的、而不是机械的，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历史的、而不是教条的——它尤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唯物论；二，辩证法；三，以人民为中心。

这三个问题，一个是世界观问题，一个是方法论问题，一个则是历史观——即唯物史观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在历史中、在实践中，咬着牙，仔仔细细、一点一点地琢磨，下狠劲，把它真正弄清楚。

一、世界观：唯物论的问题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产生于地中海地区。

如果说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在源头上有什么差异，那么首先就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差异。

西方世界观的出发点是个人与“唯一的神”之间的关系，中国世界观的出发点则是个人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地中海文明虽然不是一个整体，但总起来说，它们都是从“多神”走向“一神”，它们对于“源头”的思考，都是从神的世界、从“天国”开始，而不是从地上、从人间、从人的世界开始的。

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从人的世界出发，不是从神的世界、从天国出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当然就是西方文明、地中海文明里最大的“异端”。

打破个人与“唯一的神”之间的关系，建立个人与“人的世界——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立足于人的现实性，这是马克思的出发点。

旗帜鲜明“反宗教”——这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头就挑明了的话。

青年马克思提出的第一个爆炸性的“口号”，就是“反宗教”。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这种革命性，或者异端色彩，从马克思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第一段话里，其实就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人不是抽象地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

人类共同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核心命题。宗教是遮蔽的幻象，这种遮蔽使人全神贯注于偶像，而看不到人类共同体。

“人归根到底是靠共同体生存的”——这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主题，围绕这个命题，马克思分析了六种人类共同体发展的进程：游牧、亚细亚所有制形式、古代所有制形式、日耳曼所有制形式、市民社会、资本与技术，这一手稿是《资本论》写作的基础，创立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框架。

此前，西方一切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都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的，而个人之所以是抽象的，是指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归结为个人与上帝这个抽象的关系。在西方思想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旗帜鲜明地从人类共同体的视野出发的。

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这一特征的是。早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中，就深刻指出：抽象地理解人，这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弊端，具体而言就是指两个片面，一个片面是把人理解为纯粹的经济人、理性人，这是古典经济学的特点；而另一个片面则是反过来，机械地隔断人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外部联系，将一切归结为人的心理和行为动机，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特点——而这两种趋向，都基于对人的高度抽象化，都是对于人的“类本质”的割裂——由此出发，就难以建立“社会化的人类”和人类社会。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这样概括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从共同体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个人出发，从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出发，不是从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出发——对于地中海文明而言，马克思的革命性、异端性、彻底性，就在这里。在西方世界里，马克思主义被排斥、被围剿、被妖魔化，根子也在这里——进而，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所接受，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也在这里——简而言之，就在于中华文明的底子，是唯物论、无神论，就在于中华文明从根子上讲、从源头上讲，便是从人间的现实生活、人的社会实践、人的世界出发的。

中华文明讲礼仪，地中海文明也讲礼仪，但中国的“礼”不是奉上帝的仪式，而是指人间现实生活的规矩。中华文明，是立足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敬天法祖等等——这些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之中的，中国的“礼制”是立足于“人的世界”的，从根子上说，中华文明就不是从天上、从天国出发的。

中华文明立足于唯物主义，归根到底就是说，这个文明的“落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马克思的唯物论，不是简单地指从感性出发，不是从对客观事物的直观出发，而是指从社会实践出发，从共同体的实践出发——如果用中国的说法，就是“与万物一体”。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他只是把感性理解为对客观事物的直观与感觉，而没有把感性理解为人的社会实践；他不知道，个人只有在共同体的社会实践中，只有通过共同体的社会实践，才能发挥作用。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

坚持唯物主义立场，这就牵扯到对于“物”的理解。讲到唯物主义，首先要讲什么是“物”，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对待“物”。

中华文明、中国哲学思想里所说的“物”，是指与万物一体的状态，这就是庄子在《齐物论》里所讲的“物”。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说：我们只有抛弃了各种私心杂念，才能真正地、真诚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只有“虚心”，才能“致知”，只有与万物一体，才能“齐物”——在中国哲学里，所谓“心”与“物”，“正心诚意”与“格物致知”，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

“齐物”“齐家”“齐心”，是指向人类共同体看齐，而不是向唯一的上帝看齐，所谓“与万物一体”，是说——只有把个人摆到共同体里去，“以百姓心为心”，这才是唯物，而不是唯我、唯心。

唯物，就是从共同体出发，是从人类的社会实践出发。如果仅仅像费尔巴哈那样，把唯物讲成“从感性出发”，再由此上升到理性，那就容易把融入共同体的虚心格物、正心诚意、批评与自我批评，讲成了“唯心”——到头来把自己也讲糊涂了，如果按照这种方法去讲，那就是既讲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也讲不明白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

只有顺乎自然，只有与万物一体，才能了解自然，只有经常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做到虚心和正心诚意，这与只有置身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你才能学会游泳是一个道理。生命活动、人们的社会活动是第一性的，而知识与学问是第二性的，生命活动、人的社会活动，不是为了人们搞学问、做研究而存在的，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搞颠倒了，比如像游泳、行船那样，不懂得顺势而为，不懂得载舟覆舟的道理，而仅仅只是把“物”当作载体，甚至消费的手段，那就不能真正理解“物”。

究竟是与唯一的神一体，还是与万物一体，说到“来路”，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在起源和来路上就是不同的，对于何谓“物”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因此，让中国人接受西方那一套，很难；反过来说，让西方真正了解中国这一套，那就更难。

人们说，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不是讲世俗化吗？不是一场反宗教的革命吗？

资产阶级革命当然反教会的统治，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足点是宗教，资本主义的文化基础是新教。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是“反宗教的宗教运动”，它只是推翻了教会的统治，建立起对唯一的神的信仰——新教的信仰。

什么是新教文化？什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文化基础？为什么美国自称为是一个新教徒缔造的国家？为什么新教徒把自己理解为上帝的唯一选民，而人类则是落选的肥料？

新教实质是末世的文化，它的核心是：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只有一小部分选民能够得救，这一小部分选民只能通过现世的修行才能得救，世俗修行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一小部分人奉献上帝的修行方式，大部分人是不能得救的，是天然有罪的牺牲品——资本主义制度一定是零和博弈的考试。因此，这是一种恐怖的末世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科学，不是为了人的，科学也是奉献上帝的方式。达尔文的细胞学说影响了马克思，但是，达尔文最终还是从多细胞说走向了单一细胞说。在他看来，生命活动必定有一个根本原因，这个原因，不能从现实的生命活动中去寻找，而只能到天上去寻找；生命活动，甚至就是为了达尔文这样的观察者、发现者而存在，而他能够发现进化论的规律，这也只能说是上帝的恩宠——于是，他便从细胞学，又回到了创世论，在冒险发表了进化论的学说之后，他反而更坚定地皈依了基督教。

关于细胞与基因的学说是一个问题，而把西方文明归因于最优基因与细胞的产物——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牛顿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鼻祖，他在科学领域的论文不少，在宗教方面的论著更多。在他看来，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就是为了证明万有引力定律，离开了上帝，就不能解释宇宙的起源，西方的所谓“理性时代”，遵循的还是宗教的逻辑。

宇宙与世界是有秩序的，这是一个问题；而宇宙与世界只有一个唯一的秩序，这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于是，在他们看来，人不是目的，上帝才是目的。生命活动本身不是目的，人类的社会活动本身也不是目的。这些活动本身，都是为了它们的创造者而存在，是为了优选最优基因者而存在，是为了彰显唯一秩序而存在。

最优基因、最优细胞、唯一秩序，构成了神圣家族，所谓科学，就是这个神圣家族掌握的神圣密码。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这样说过：

正像在从前的目的论者看来，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的；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的；同样，历史所以存在，也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的。人为了历史能存在而存在，而历史为了真理的论据能存在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着思辨的英明：人之所以存在，历史之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世界为上帝而存在，不是为人而存在，正如植物为动物“充饥”而存在，动物为人类“充饥”而存在，人类是为了少数选民而存在， 西方文明是“神圣家族”，其他文明都是劣等的——西方只有资产阶级是选民，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是被淘汰的。历史是优胜劣汰的零和博弈——而这就是西方唯心主义的根源。

什么是人生？

人类历史、人生不是在上帝面前的最终考试，不是奉献上帝的“天路历程”，人生就是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劳动与斗争。怎么叫从人的世界、现实的人出发？从人的世界出发，从现实的人出发，首先就是从人的吃、喝、住、穿出发。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这段话，十分精辟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所谓上层建筑，是从奉神的仪式出发，还是从人的生活出发，这是一个根本区别。中华文明，是从人的吃、喝、住、穿出发，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出发，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敬天法祖——这些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出发。中国的礼乐之制，与西方的新教伦理，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立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迎来送往、敬天法祖，后者立足于敬奉上帝的仪式。

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中华文明最优秀成分的继承者、发扬光大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从中国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只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才能为中国人民服务、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教义与教条，而是社会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结合，不是指与马克思的书本结合，从根本上说，是指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与中国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结合。因此，我们所说的“结合”与“团结”，是与人民的社会实践的结合，是与中国人民的结合，离开了团结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离开了与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的结合，就没有马克思主义。

我们的上层建筑，只能立足于中华文明、中国人民的实践，立足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风俗。

“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但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移山》讲的不就是“人与天交相胜”的道理吗？这种永久奋斗的精神，不就包含在中国的宇宙观之中吗？

《为人民服务》的结尾说：“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里讲的，不就是婚丧嫁娶的道理吗？形成一个制度，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个制度，难道不就是“礼乐之制”的现代化吗？

白求恩同志，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里，讲的不就是迎来送往的道理吗？

我们要和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是不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迎来送往”呢？是不是对于中华文明“礼乐之制”的升华呢？——当然是的。毛泽东同志讲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理，就是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优秀成分之中的。

指出，我们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华文明优秀成分基础上的，立足于人类共同体的基础上的，因此，是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一个不能少的现代化，不是零和博弈的现代化、优胜劣汰的暴力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不是把自然当作上帝祭品、牺牲品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现代化，是把人的精神的幸福与物质的满足统一起来而不是割裂开的现代化。

因此，我说——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历经苦难辉煌。一切成就、经验、教训，无不自奋斗中得来，斑斑点点，筚路蓝缕，来之不易。怎么叫讲好中国故事？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讲的就是中华文明的故事、中国人民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故事。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优秀成分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未完待续）

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陈敏 刘晓 刘博文

编辑：徐吉鹏 李昊达（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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