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昔峥嵘岁月文字（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吕有礼

编者按："八一"军旗鲜血染红。我们这些部队子弟成长在军旗下，我们象对待母亲一样依恋和仰望着军旗！每当听闻军歌嘹亮，就喚醒我们心中的号角！使我们想起老一辈的革命英雄史诗和我们革命后代传承的责任，我们父辈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军旗，需要我们世代捍卫鲜红的颜色。"八一"军旗，我们党的柱石与国家安全的象征。我们向"八一"军旗致以崇高的军礼，守卫着它永远高高飘扬[合十][合十][合十]今天赵毅转来吕伯霖大哥提供的他的父亲吕老的《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回忆文章。我看了很受教育，感慨万千！

赵毅写到：几年来，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吕叔叔的回忆文章。也从中看到了我们父辈们的一路艰辛。他们战天斗地，革命加拼命的一种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的学习。任何时候都勇往直前，在困难面前绝对不低头，总是会克服困难而不会困难吓到。真的，他们这一代之所以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绝非偶然。他们这代人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

现在，我把吕老的回忆文章分享出来，以此做为八一军旗下部队子弟红色文化的传承[拳头][拳头][拳头][胜利][胜利][胜利]

吕有礼在1955年

吕有礼荣获抗战七十周年纪念章

留校任教合影

毛主席接见学员毕业合影

序言1.十六年的艰难岁月2.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3.四年解放战争进军华中华南4.廿年的教学生活5.一年多的四清运动6.在文化大革命中7.十年的军事科研生活8.离休后的生活片段后记

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的一生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霎那而已。人生又是一个圆，从哪里开始，再回到哪里结束。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许多难忘的往事。回忆起往事，感情的潮水象敞开了的闸门，久久难以抑制，一幕幕如火如荼的场面显现在眼前。许多事情就象发生在昨天、前天。

每个人都生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因而其经历都紧密地与这段历史交织在一起，并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我的一生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生。所谓平凡，是说我的一生是平平庸庸的一生，我没有使人惊心动魄的传奇和事迹；所谓不平凡，是指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的时代。这种巨大变化，无疑使我亲临其境、置身其中，且是其中的一个普通的群众演员。人孰无过，一生功过，任人评说。下面用五言录概括我的一生。岁次甲子年，出生人世间，生长旧农村，备尝艰辛难。小学读六年，成绩总列前，泉河考第三，家贫弃学还。抗日战正酣，入党把军参，转战沂蒙山，北斗指航线。环境堪艰苦，糠菜充饥腹，薄衣御寒冷，赤脚走泥丸。夜行一百四，少有彻夜眠，病重无药医，生死靠自然。蒋匪挑内战，莱芜孟良酣，战略反攻日，自鲁战中原。步行四千里，进抵豫鄂边，郑州开封克，又抵苏豫皖。淮海战役后，移师指武汉，衡宝战役胜，挥戈粤桂线。五二移羊城，驻军珠江岸，自始补文化，毕业高中班。五三就学京，军院本科班，苏联顾问教，军政业务全。为得好成绩，春节不回还，国家考试毕，五门百分全。毕业留任教，曾教越南班，教学十八载，教学堪忠诚。五子生京都，范平心血呕，劳怨患顽症，谁解其中情。文革受冲击，难言肺腹痛，是非终有定，不言理自明。六九从科研，遇境峥嵘稠，未老先离休，难言其中味。一生两袖清，从不求于人，任劳又任怨，无官一身轻。人孰能无过，功过任人说，人贵有自明，忠厚是美德。五子均成业，能慰我心灵，知足会常乐，能忍定安宁。吾之一生矣，问心无愧也，只要会糊涂，终生定静宁。吾已过古稀，耳聪且目明，记忆尚清新，健步似疾飞。生死有定律，谁主我沉浮，出生汶河岸，死葬云台边。奉劝吾五子，继承余未志，和者诚可贵，前嫌尽抛弃。1.十六年的艰难岁月我生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农历四月七日)。我的家乡当时是山东省莱芜县汶南区（第三区）云风乡吕家楼村。现在是莱芜市牛泉镇吕家楼村。我出生时，家中有祖父母、父母亲、叔父、哥哥、姐姐，连我共八口人。之后，我母亲又相继生下四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其中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幼年夭折。我的高祖吕中恩，清末官至军级七品。曾祖吕纯宽，可能在我记事前他已亡故，所以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祖父吕密恒，一生务农，为人忠厚，约在一九三六年左右因急病去世。祖母张氏，娘家是绿凡崖村。祖母很疼爱我，自幼我跟她生活，可说是形影不离，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因我小时长得好看，他给我起名叫样发。小时土匪到处抢劫，祖母在土匪来时什么也不顾及，只抱着我到山沟里躲藏。小时我患夜盲症，祖母到处找鸡肝来给我吃，终将此病治好。一九七一年七月祖母病故，享年九十岁。父亲吕树芬，生于一九零二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病故于一九八零年一月。父亲一生务农，曾当长工十八年之久。他忠厚老实，农事极通，待人诚恳，谦虚谨慎，是真正的好人。母亲亓氏，一八九八年农历十二月七日生。一九六零年二月廿九日病故，土葬南林寿坟中。父亲病故后火化与母亲同葬寿坟中。母亲一生勤劳，对长辈恭敬有加，对晚辈爱护备至。母亲很有主见，也很坚强，从不向困难低头。我们小时家中极端困难，吃了早上没晚上。有人劝母亲去讨饭，母亲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母亲的坚强对我有重大影响，从小我立志学母亲的样子，不向困难低头，不屈从别人。为纪念父母的一生，我在父母墓前立一石碑，并书刻祭文以悼念双亲。若双亲在天有灵，也该感到欣慰了。大哥吕有忠，自幼务农，曾受雇当长工数年。一九三八年入党并任支部委员。一九四二年任吕家楼村第二任我党秘密支部书记。直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因病去世。

三弟吕有廉，四弟吕有谦，均一生务农。三弟曾任村民兵连长多年。莱芜战役时曾参战，因枪管炸裂，失去半截手指。并随新四军野战医院治疗多日，在行军中与我相遇。据说我刚出生时，家境虽贫困但尚能勉强维持。随着弟妹的增多，生活逐渐困难起来。不得不靠父亲当长工和外祖父家的有限接济维生。不久父亲和叔父分家，由于我们这一支人口多，生活更加困难。分家时父亲只分了一袋谷子、两双筷子和两个碗。另外还有七间草房。当时的困难可想而知。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分家时的难堪场面，父母的悲痛，我们兄弟姐妹的无奈。父亲先后在地主家当了十八年长工。大哥十几岁也当长工。三弟十二岁就给人家当长工，只能得到半个人的工钱，当时叫“半拉子”工。我记事时，我外祖父家比较富有，雇有长工，牛马齐全，雇人牧一群羊。外祖父亓正仁。舅父亓海关字岱峰，据说年轻时当过团丁，并在一家叫“信诚”字号的店铺中当掌柜的。在我们家乡一带很有名望，穿着是水青裤马褂子皮底鞋洋袜子。到我们家来骑着崭新的自行车，这在当时的旧农村是绝无仅有的。来到我们村时，一些富有人家都恭维他，他到哪里跟到哪里。但他年轻时就吸毒。据说，我母亲四五岁、舅父两岁时即失去母亲，她俩是婶母养大的。但我外祖父当时二十几岁，为了一双儿女终身不再续娶，在当时成为佳谈。那时，我家遇到困难，有时外祖父家就派人送来少量粮食。我之所以能入学读书，部分也靠他们的接济。待夏季和冬季来临时，我母亲就带上我们到她娘家去换季----即换单衣和棉衣。天有不测之风云。在我十岁左右时，“信诚”商号发生所谓出假钞票的问题，被蒙冤关监狱三年。他家中把好地卖掉赎了出来，家境从此破落，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极大的冲击。舅父出狱后，又在莱芜城东关做生意。不知他又违犯当时国民党的哪条法律，又欲逮捕他。他下决心逃到了当时的绥远省，即现在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这时他家中只剩下年迈的外祖父和年幼的大表弟。小表弟和舅母相继去世。无奈，一九四二年外祖父和大表弟也投奔到绥远去和舅舅团聚。据以后所知，舅舅参加了傅作义在绥远的部队，并屯垦河套地区。一九四九年他随傅作义绥远部队起义，并在绥远军区任职。以后长期任某陶瓷厂的采购员。六十年代初，他还到北京我处住了几天，借机回过一次山东家乡。文化大革命中，他被错误地划入所谓“内蒙古人民党”的冤假错案，经不起折磨而自杀。之后，大表弟寄来舅舅的复员证明，要求帮舅舅平反。我因路远无能为力，大表弟不再与我联系。据说大表弟在内蒙有一大家人家。我七岁入学。在我们家当时我是唯一上学的人。但这个书读得实在不易。好在我自小就受到祖母的宠爱，她视我为掌上明珠，我吃睡都跟着她，她对其他兄妹不屑一顾。她认为我长得好看，还给起了个美名，叫“样发”。那时土匪（山东称光棍）十分猖獗。遇有土匪来抢劫财物时，祖母什么财物都不顾，背起我就往山沟里跑。有一次，我突然得了夜盲症，晚上吃饭时，奶奶递食物给我，我用双手去摸。自此奶奶坐立不安，到处找偏方。全村只要有杀鸡的，奶奶都去求人家讨要鸡肝煮熟给我吃。功夫不负有心人，就靠这个办法把我的夜盲症治好了，至今从未再发生过这种病症。至今我仍然十分想念我的祖母。我上学时，挨饿是常有的事。有时中午放学后我不回家，在学校用一碗凉水充饥，下午仍刻苦学习，因回家也只能难为母亲。那时我的抱负是：好好学知识，将来当个小学教员，以此来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就是这个最低的抱负也因日寇侵华而未能实现。每年放暑假，我都利用时间赚钱交学费。盛夏天刚刚亮，我就拿着一个菜窝窝头，提一壶凉水，上山给人家掐花椒。一刻不停地掐到天黑，按重量给钱后才赶回家。我还利用暑假在河里淘沙金。有一次掏了七天沙金，到李条庄集上卖掉，买回七斤高粱。十二岁那年，我只身到八里沟煤矿挑回四十斤碳，得到两毛工钱。若是现在放在八里路以外的地方二十元钱，也不会有人去取。为了生活，我母亲和姐姐做豆腐，为的是用豆渣糊口。大哥学着打火烧（饼）。我每天早上天不明就起来挑着几十斤豆腐，在邻村敲着梆子叫卖，赶回来吃点早饭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后我又是照样先去卖豆腐，天大黑了才赶回来吃点晚饭。至今我回到农村看见敲着梆子卖豆腐的人，就强烈地想起少年时的我，我十分同情他们。这些人也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我的父母是十分坚强而又特别善良纯朴的人。母亲的为人实属难得，她特别地坚强，又特别地能吃苦。她常对我们说：“人穷要穷个志气，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人穷志不短......”。她的这些话对我的一生影响特别大。我每时每克都想着她的这些话，并努力去实践它。有一年春荒，几天来全家人吃不上顿饱饭，有人劝母亲领着孩子去讨饭，母亲坚决不允，宁肯饿死也不要饭。母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伟大的母亲你该含笑九泉了，我们已彻底摆脱了那种挨饿的悲惨局面。母亲亓氏，从小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是在五十年代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病时才临时取名亓海梅。母亲一个字也不识，但她能悟出许多带哲理性想法。如她常说：做人要站得直立，坐得正当；男孩女孩都是娘身上的一块肉，十个指头咬咬都一样疼；不做好事的人，没有个好归头；为人要行好，总有好来报；......。尽管奶奶年轻时对母亲不好，母亲却始终对公婆侍奉孝敬。母亲特别能忍耐，也特别贤惠。有一年荒年不收，春天全家颗粮没有。有一天大哥扛来一捆杨树枝叶，要母亲摘取做窝窝头吃，但母亲依在墙角一动不动。原来她好几天不进一滴食物，两眼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哥含泪到村西头吕宪修家赊回四个烧饼，母亲分成八块分给我们八个人吃，我们八口人为此抱头大哭一场。又有一个晚上，母亲说，明早一点吃的也没有。当晚我和三弟包了人家一亩地锄草活，利用月亮的光亮除了一宿。天明人家查验后给了四斤高粱，全家人才喝了一顿糊糊。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很多。我不到十二岁，在本村小学毕业。我独身一人到“西汶南”小学报考泉河寺高小。虽无任何援助，我考取为正取第三。父亲母亲对此又喜又忧。喜的是考取了，成绩还不错；忧的是负担不起。这时外祖父家已基本衰落，无力再支持我读书。我理解父母，主动提出不去高小读书，把名额让给了别人，母亲为此大哭一场。在此情况下，我又回到本村小学续读了两年。因无课本，老师教我们读古文念四书。那时只知背诵，不解其意；但对后来读译文言文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在吕家楼小学读书六年，共经历了四个老师，即吕有年、吕树济、任若舟、吕有朋。其中任若舟水平最高，他是曲阜师范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所谓科班出身，既懂心理学，也讲究教学方法。又加和我们村有亲戚关系，深受家长和学生的爱戴。吕有年则不然。吕家楼村小学，设在吕家祠堂里。五间北屋，六间东西屋。有较好的大门和影壁墙，院子里有用碎石砌成的中国地图。六十多年过去了，目前吕家楼小学已面目全非；但总体来说还不如以前雄伟壮观。我有意改变这种情况，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七七事变打破我的继续求学梦。一九三七年冬，天气十分严寒。我和几个小伙伴在尖顶山顶上拾柴禾，居高临下向鲁西镇和圣井村一带望去，只见尘土滚滚，汽车一辆接一辆沿土公路向新泰县方向驶去。至此，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才知道日寇已于十二月底侵占济南。国民党驻山东的几十万部队一枪未发不战而逃。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部队司令韩复渠也早已逃之夭夭。据说已逃到徐州一带。在此严重关头，我党山东地下省委在徂徕山发动武装起义。不久日寇侵占莱芜县城。从此山东各地开始了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武装抗日斗争。群情高涨，到处是抗日的怒吼、杀敌的战场。

徂徕山起义后，驻扎在我家乡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是老红军吴瑞林。我们村的许多人参加了该大队的四中队。在大路上你可以经常看到穿着新绿色军装的军人来来往往（解放后吴瑞林曾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农村的各抗日群众组织纷纷成立。我们村也相继成立了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少先队（简称各救会）。我被选为村少先队指导员，组织少先队员站岗、放哨、查路条以及其它一些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动。如给部队送水、送饭，为过路部队号房子、收集铺草、打扫卫生等等。我十分羡慕穿绿军装的军人，也多次向他们表示参军的愿望。得到的回答是：你还太小，长大了再说。我也十分仰慕身挂背包不时出现在群众大会上的地方工作人员。我多么希望和他们那样出现在群众大会上。我曾多次模仿他们在少先队员大会上发表讲话，锻炼我的演讲能力，受到少先队员和工作人员的好评。从此开始，我学会了一些种地的本领。如翻地、下种、浇水、锄草、收割等。我还继续帮助家里卖豆腐、卖烧饼、拾柴禾、扫落叶、拾狗粪等。从一九三八年初开始，我的家乡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寇为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我抗日军民，不断伙同鲁西一带的红旗会（亦称红枪会）扫荡我的家乡一带。阖家露宿在冰冷的山沟里、吃不上饭、何不上水，时常有的事。我的五弟就出生在山沟里，故起乳名为“跑子”，意思是他在逃难奔跑中出生的。为防备日寇的搜查，尽力保证全家人的安全，我父亲和大哥在我们住房的墙角挖了一个深洞，又从洞口底部向房底水平延伸。铺上谷草，足能掩藏十人左右。洞口放一个大缸，墙角留下通气口，鬼子来时人钻进去，留下一人将大缸内盛满杂物将洞口盖好。有一天晚上接到情报，日寇和汉奸们第二天要出动扫荡我的家乡一带。全村人紧急动员，空舍清野，各奔东西，去寻找认为安全的地方。因我家有了地洞，没往外逃避。太阳刚刚露出东山的时节，日本人和汉奸们进了村庄。母亲掀开洞口的大缸对我们说：“你们都钻进去，小的不要哭不要叫，大人不要大声咳嗽，不要大声说话。我一个人撑着，就是把我打死，你们也不要出声......”。对母亲的坚强，为全家人的安全不惜自己的一切、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的气概，从内心里佩服她。我们依次进了洞里，母亲用大缸把洞口盖好，一个人坐在炕沿上。不大一会，日寇和汉奸猛烈地敲开了大门，手持刺刀，在翻译的指引下审问我的母亲，怒吼地问道：“你家的人那里去了？”。母亲从容地回答：“俺家就两口人，老爷们到坡里种地去了”。日本人不相信，一再追问，母亲从不反口。日本人和汉奸用枪托子向母亲的背上凶狠地击打，母亲一声不吭。日本人和汉奸无奈，又狠狠把母亲击打一顿离去。我们八九口人在洞内听得一清二楚，屏住呼吸，心痛如刀割。内心在想，可怜的母亲，母亲你是世上最好的母亲。我们八九口人出洞口后，见母亲遍体鳞伤，背上青一块紫一块，全家人报头痛哭一场。不久，日寇和汉奸又来扫荡。全家人认为藏在洞里不是个办法，若被敌人发现，全家人生命难保，不如和别人家一样，到山沟里躲藏。头天晚上全家人扶老携幼，到西山（即云台山）东麓的南沟里围坐在一起。几条破棉被覆盖在下身，好不容易熬到天明。顺着黎明的光线向东西两山望去，山顶山坡都是一片黄橙橙的日本人和汉奸队。这时我认为日本人在山上，山下可能好些。我抱起三妹向山下跑去。我特别喜欢我的三妹妹，她长相好看，聪明伶俐。日本人一来什么东西可以不要，只要三妹安全我什么也不顾。我抱着三妹向山下跑去，四弟有谦挎着个小提篮紧跟我后面。当跑到李家林地中央时，发现北面的石堰上站着两个日本人。日本人招手要我靠近他们，四弟趁机溜跑。当我抱着三妹走到石堰跟上，一抬头看不见日本人，我顺势跑下堰去，顺堰跟向南跑去。当我跑到地南头时，日本人给我一枪，幸未打中。我奔命把三妹递上一道石堰，我再趴上一道石堰，一直爬到南山头中间向南山东坡跑去。忽然发现吕有德被日本人打伤，鲜血直流。我奔命呼喊救人，才有人把他背到了野兰峪。

就在这天早上，积家庄的张同道被日本人击毙在河西的水井边，并将其尸体投入井内。我们村一个外号叫黑豆墩的人（因其黑麻子而得名），也被日本人击毙在河西的田野里。据事后有人统计，这一天日本人在扫荡中，我们这条南北不过十多里的山峪里，共有一百零七人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压力越大，反抗越猛。我们家乡这一带，大家同仇敌忾。少先队站岗放哨查汉奸，妇女碾粮摊煎饼并做布鞋供应八路军，年轻人踊跃参军上前线。村里成立民兵队，乡里成立乡小队，区里成立区中队，县里有县大队，到处是抗日的怒吼与杀敌的战场。由于我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村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党。据以后了解，吕家楼村自一九三八年起就建有党的秘密支部。吕庆岭、吕忠、吕逢庚、吕辛德等人，是吕家楼的早期党员之一。吕庆岭为第一任秘密党支部书记。那时党支部的范围包括张积庄及涝坡村等。一九四零年春夏之交，我和吕有仁（后化名吕东鲁）在西山的地里干活。休息时间他和我谈起对共产党的认识。我说共产党坚决打日本，这和韩复渠的国民党军队一枪不发只管逃跑好得多，但蒋介石的国民党还是“正统”。他耐心地向我解释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错误政策。我听了以后觉得挺有道理。以后只要有空，他就找我谈话。大概在四零年秋夏之交，我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青年党员。那年我十六岁，不能享受正式党员的待遇。我的介绍人是吕有仁（吕东鲁）、吕俊德（吕英杰），小组长是吕树端（小名叫叶子）。那时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只知道自己的小组长。吕庆岭是支部书记还是以后才知道的。其实，我大哥吕有忠是共产党员，还是党支部领导人之一，我早就知道。在这之前，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哥有忠爬到屋顶上，从石檐下取出一本小册子。因他不识字，叫我念给他听，原来是本党员教材。他说他是党员，又是支部领导人之一，这是绝对秘密，就连自己爷娘也不能说。我帮他坚守秘密，从教材中我也受到很大启发，懂得了一些党的基本知识。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十日我参加了八路军，这是后话（我的军龄自入党之日算起）。日本人的摧残，加上天旱不收，农民生活极端困难，饿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就连榆树皮也剥个精光。但人们的抗日热情不减。在这段时间，我几次饿得爬不起来。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我有时支撑着爬到东山后去挖漆漆菜。青杨树上的一片树叶我也不放过它，爬上去折下来充饥。一九四二年底，我已参军两年。我的家乡遭受了一场巨大灾难。一九四二年底，日本人完全蚕食我家附近所有地区，在八里沟、圣井、绿凡崖、李条庄等地安设了据点。到处清剿，到处抓壮丁要粮，人们苦不堪言。人们无粮吃无衣穿，扶老携幼四处逃荒求生。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我新埔县委中出现了叛徒，把全县的党员名单都交给了敌人。敌人印好“自首书”，挨门挨户逼迫党员在“自首书”上画押。在极端困难和与组织失去联系下，处于无奈，几乎所有党员都在“自首书”上画了押。吕家楼村只有支书吕庆岭一人事前跑到了泰、泗、宁地区幸免。一片白色恐怖，民不聊生，吕家楼一带处于最黑暗的时期。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心种田，天灾日祸。不少人家四处逃荒求生，不少人饿死在街头。日本人到处抓劳工，个别人为了几个臭钱为日寇效劳收买农民给日本人当劳工。吕家楼就有一个人为此被处决，救下了许多无辜的老百姓。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吕家楼村在有关上级部门的领导下，又重建了党的秘密支部。吕有忠、吕有福、吕辛德、吕逢庚等就是第一批重新入党者之一。吕有忠任书记，成为吕家楼有党的历史以来第二任秘密党支部书记。直到一九四七年初他病故为止。说到大哥吕有忠的死，我要多说几句。日寇蚕食后，我家父母大嫂三弟四弟五弟二妹四妹一家八口逃荒到了沂蒙山区。家中只留大哥一人。因他是支部书记，又加少量的土地也需要人耕种，他当然地被留了下来。他不畏艰险，领导全村人民的对日斗争，他是个忠诚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不负组织和村民的希望，一直到抗战胜利，工作颇有成绩，吕家楼的党组织也未受到破坏。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吕家楼发生了一件所谓“救济粮”事件。即民主政府拨吕家楼村一批军属救济粮，支部根据各军属的具体情况和困难程度做了比较合理的分配。有几家较富有的军属，在吕树X、吕慎X的策划下，纠集了其他三四个不明真相的军属，背上军属牌子到区里控告，说救济粮分配不公。那时党支部还不公开，支书一般以村指导员的身份开展工作。他们纠集某些不明真相的人，大肆诬陷吕有忠，大会批小会斗。致使有忠幽闷成疾不治而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迫害，迫害他的人大都已死去，目前只有一人还活在吕家楼村。事情并未到此为止。颠倒黑白的文化大革命后，我回到吕家楼村。当问到当时的村支书关于有忠的情况时，给我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上书：“吕有忠死时不系党员故不做结论”。我当时十分惊愕，一个当了七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人，结论竟不是党员。支书说，他不了解情况。第二天我到了莱芜县委组织部查对此事。经查证，组织部的同志说，他不是党员怎么能当七年的支部书记。我回到西安后，接到村支部一封信，证明吕有忠是党员，是自四二年至四七年当了七年支部书记的党员。历史就是历史，不管什么原因，那种对待一个老党员的做法是不负责的表现。也说明他们不了解吕家楼村党的历史。吕有忠死于一九四七年二月莱芜战役正进行期间。那时家庭困难，他连一口薄棺材也没享受到，用一张木床子盖上一张草席埋葬了他。至今令我十分遗憾。我也曾埋怨过我的父母，经父母解释，我也理解当时的处境。大哥有忠结婚后没有子女。大嫂在大哥死后不久即被娘家强迫改嫁，嫁给了峦峪村一个贫雇农主席。此人在开贫雇大会时，被国民党包围用枪打死。这时大嫂又想回到我们家，因为改嫁本不是她的自愿。尽管他与我母亲关系很好，我母亲认为“壶里无酒难留客”，回来不是更揪我的心，未允。之后他又嫁到土楼村。她是个好人，我始终想见她一面，直到一九九八年农历的三月三日吕家楼村办庙会，才派人请他来到我们家见了一面。我送他两米半料子，总算了却了我的一个心愿。还在五十年代，那时我在北京，母亲瞒着我给大哥找了一门阴亲同葬。事后我知道后已成事实，也无意再责怪母亲，因为这对病中的母亲来说也许是一种安慰。大哥去世五十余年，他死时才二十七岁。为证明他是党员并任支书，我以弟妹的名义给他立了一块小石碑，上书：“长兄有忠之墓”，“一九三八年入党，自一九四二年起任支书直至一九四七年病故”。这也算给他正名吧。大哥，你在九泉之下，可以含笑九泉了。历史总是历史，谁想抹杀都不可能。人们，特别是吕家楼村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你的。说道这里，我认为吕家楼村应该有一部村史，不知我生前能看到否？看来难度极大。一是无人热心此事；二是时过境迁。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这段历史，这是一个悲剧。有的人个人还写自转呢？像有的年轻人。何况一个村呢？可叹！

2.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由于环境日益恶化，我在村里公开进行抗日活动已无人不知，继续留在村里已不可能。一九四一年一月十日（根据后政的批示，我的军龄从四零年入党时算起），在吕九恒的带领下，我、吕有约、吕慎常、吕宪祥四人到莱芜县北部山区参军（即现在的大王庄镇富家庄村）。我是避着奶奶父母和全家人偷偷参军的。要是让奶奶知道，她死活也不会让我走的。一天深夜我趁夜深人静之时，悄悄开了大门溜走的。我身着棉衣棉裤，外套一件不新不旧的浅蓝色长袍，头带红疙瘩的帽壳（山东人当时叫帽垫），活像一个走亲戚的学生。天亮后走到嘶马河，这里是敌伪据点，这才发现我穿的长袍前身有几滴墨水渍。渍。心想叫日本人发现以为我读过书上过学怎么办。当大模大样走到日伪岗哨受检查时，竟没有被发现。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晚我们住在仪丰村我地下工作者家里。吕九恒是我四支队的老情报交通员，关系多地形熟且颇有办法。第二天来到驻富家庄的我山东纵队四支队司令部。我被分配在二科，即情报科；他们三人被分配在侦察连。二科仅有我们三人，科长林村（系新泰人），参谋亓资宜（系李条庄人，在家叫亓德恒）。我既是通信员又是文书，做些情报的整理工作。那时几乎天天晚上行军。那时年小体弱，身上还要背背包、望远镜、地图袋等，行军起来十分吃力。有时一宿要走百里路。林科长有一匹东洋花斑大马，有时行军中累的时候，他也让我骑上一程。那时没有经验，不行军时也不断有紧急集合。有一次紧急集合前，林科长将一些衣物放在房东的房子里，我很纳闷。事后才知道这是演练不是真行军，这时我也学会了如法炮制。过了一段时间，叫我跟侦察连的老兵出去学习侦察技能。记得在攻打章丘南部文祖镇前，我跟着去学着侦察地形地貌。常住的村庄有：富家庄、东风炉、西风炉、南来宫、北栾宫、黑龙潭等。不久开始精兵简政，老弱残疾年少体力不支的要动员回家。因我是党员，听到这一消息后，先发制人，一口气跑到政治部组织科找谭科长，哭诉我不愿回乡的理由。他很同情我，当场表示我不在精简之列，我一步三跳高兴地回到二科。那时我太天真了，也太幼稚了。这时支队政委王一平调沂蒙山区工作，我们七八十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跟着他，说是到南沂蒙入学深造，开始了行军。经过半个月的日夜行军，过碉堡过封锁线来到沂南县的崖子村。在一片杨树林里，王政委对我们讲话，大意是：把你们这伙小青年带到南沂蒙来，本想送你们到青年学校学习深造，因为你们都是有点文化的人。可是到了这里山东纵队后勤部非留下你们不可，说山东纵队兵工总厂急需要一部分有文化的年轻人；所以只好把你们留下......。我一听脑子像炸了一样。他讲完话后和警卫员骑上马就想走，我趁势跑上去，拉住他的骑马的尾巴，死活不让他走。他跳下马来对我做说服工作，不管他好说歹说我根本听不下去。他骑上马，叫警卫员拉住我，溜之大吉了。他上面说的那番话是真是假至今我也不清楚，就是知道又何用呢？无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好和大家一起到了兵工总厂。我被分配到刺刀分厂，对外称三分会。开始住在崖子村，因靠近大路不便保密，不久便迁到孟良崮东麓北书堂子村。刺刀分厂厂长是张圣真；指导员是李道泉（山东广饶一带人），是个中学生。他待我很好，也很重用我。不久由他介绍参加了党内最保密的组织----“锄奸网员”。对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保卫部门的首要任务是根除内部的汉奸。锄奸网员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我直属李指导员领导，别人谁是网员一概不知。但也能看出个十之八九。主要是密切注意内部动向，有无不利抗战的言行，有无临阵脱逃征象，有无想开小差的动向，更重要的是查清内部有无隐藏的汉奸。一九四二年我调入二分会时，仍为网员。队长是边仲（莱芜边家王许村人，在家名叫边振让），小队长是边XX（莱芜人）。一九四一年冬，在日寇扫荡期间，发现许恕绍等三人有异常言行，李指导员指示我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我们四人住在同一间房子里，第二天早上发现他们三人开了小差，但幸好三支枪没带走。我急忙向指导员做了汇报，他并未批评我。直到一九四三年为开展群众性的锄奸运动，此组织才取消。无独有偶，抗战胜利后，我们进军到莱芜，在送公粮的民工队伍中，我发现了许恕绍，自然谈到他开小差的问题。他说四一年冬之所以开小差，主要是吃不了苦，无其它政治动机，回家后也没做过不利于抗战的事情，我仅一笑了之。在三分会我被分配在抢工组。即将毛坯刺刀片抢平打光。后又调我当文书和青年队长（那时叫朱德青年队，设专职队长）。一九四一年初冬，根据上级的指示，为准备反扫荡，我们刺刀厂搬迁到蒙山附近的上郎、下郎、佛柱、梭庄一带。刚安装好设备准备开工时，日寇的五万人大扫荡开始了。把老弱残疾妇女安插好后，其他年轻力壮的干部工人编成一个连队随山东纵队通信营向鲁南山区突围。以急行军越过费县的衣方河，又穿过平邑至费县的公路，第一站来到天宝山下的两全庄。这里盛产梨，老乡缺粮，用糠谷掺烂梨摊煎饼给我们吃，真是难咽下去。第二天到了郑城一带，这里是金银花的产地，满山遍野都是金银花树。这一带是大土匪刘黑七（即刘桂棠）的老家，为防止土匪的袭击，我们又转移到白彦一带。长久以来第一次吃上小米煎饼，第二天连糠煎饼也吃不上了。原来当地老百姓认为我们是刘黑七的土匪来了，不敢怠慢；当发现我们是八路军时，什么也不给我们吃了。鲁南根据地窄小，民情不如鲁中，原指望来此躲避敌人的大扫荡，这里环境也不十分安定。根据上级的指示，我们又向孟良崮一带回返。第一站仍是两全庄，休息一天后，我们又以每小时十四里的速度急行军，以便在半夜时刻越过平邑、费县公路和方河。当我们穿过敌人“铜石”和“地方”两据点之间时，被敌人发现。敌照明弹悬挂在天空，把我们照得一清二楚。敌机枪、步枪一齐向我射击，并追击我们。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向芳河边跑奔。当到河边时，张连长命令武装排掩护，其他人向河里跳去。河床有两三米高，河边结着薄冰，人跳下的破冰声，惊动的大雁在空中鸣叫，河中心最深处能淹没到肩膀。涉到方河的东岸，仍听到西岸枪声大作。为减少伤亡，张连长又命令不得直立前进。河东岸是很宽的沙滩，我们趴在沙滩上匍匐前进。水将棉衣浸透，又加上沙沾在身上，加重了负荷，浑身像有几百斤重一样前进困难。爬过沙滩，队伍集合站队，也不知缺少多少人，又急忙向杨山沟前进。口令从后到前不断传来，快、快、快。到了杨山沟，我们住进一个破烂不堪的、已无人住的天主教堂里。这时已是下半夜，大家动手找来干柴烘烤衣服，顺便吃了点随身带的豆饼。大家抓紧时间休息。第二天下午又到附近山沟里找了些野栗子充饥。晚上又开始行军，口令是“打回老家去”。杨山山沟足有十里路长，沟深杂草丛生，找不到一条象样的路。又加病号增多，不少人身患疟疾（又叫脾寒、打摆子）和生疥疮，行动困难。行军速度很缓慢，这条沟摸黑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当半夜走到“牛栏村”时，我的疟疾病突发。只觉天昏地暗，不能行走。李指导员亲自动员了该村两个民夫，把木椅子上绑上两根扁担，抬着我行军。约次日两点左右来到大青山脚下的大鼓台村。稍事休息后，接到上级指示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来当天敌人在从蒙阴城至临沂的公路各要点集中重兵，我们已无法越过这条公路回到孟良崮地区。在村南的一个大场院里，我们就地休息，炊事班积极筹措粮草做饭。当天刚刚黎明，从东方传来清脆的三八步枪声。岗哨回来报告说，敌人已向大青山方向蠢动。我们每人盛了一茶缸半生不熟的小米饭，边吃边向大青山主峰前进。约摸十时左右我们来到大青山主峰。敌人也从东、南、西三面把大青山包围。飞机在上空向我们轰炸扫射，敌地面炮火也向主峰猛轰。包围圈越来越小，只有大青山北麓尚在我控制之下。我一一五师司令部、山纵司令部、抗大一分校，还有工厂、医院、学校、银行、报社共万余人都被敌人包围在大青山上。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我们分几路从梧桐沟向北面的杨山方向突围。敌力图强占我阵地，封闭我突围的缺口，但均被我军击退。这时我们开始轻装，炊事班把所有的炊具都扔在了山沟里，每个人身背的所有东西全部轻掉，只剩下一个单人。这时抗大的女生损失最大，到处都听到呼喊声，死的、伤的到处可见（据抗大校史载：当天仅抗大就牺牲290余人）。当我冲到半山腰时，只顾拼命奔跑，当跑到一个山崖时停不住脚步，横着摔了下去。无巧不成书，这时疟疾又复发，忽冷忽热，眼前发黑，腰的下半部又疼痛难忍。正巧李指导员在崖下，他的脚弯扭伤，行动

也很困难。他要扶我行走，我说实在不能走你赶快走吧。他说我们是阶级兄弟，我帮你突围，记不起他用一根绳子还是用一根白蜡条子放在肩上，我抓住一头，他一步一颠地拖着我前进。他拖着我越过一条小冰河，来到一个墓地里。有两匹散失的骡子不安地呆在那里，他顺手牵过一匹把我抱在骡背上，他自己骑上一匹，我俩向杨山方向奔去，脱离了包围圈。他是我的救命恩人，终生不忘。他问过我的腰的情况后说，可能是轻度腰骨折，不过这比伤口难治。不出他的所料，我的腰下部变形，一遇天气变化或稍有一点不合适的动作，就会不能直立，不能行走，甚至不能翻身。需要休息十天左右才能恢复正常，每年总要有这么几次。说来也巧，当我和李指导员突围到杨山脚下时，正好碰上日本人小林，他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日本反战同盟山东分支部的负责人。是被我军俘掳过来的。日本兵难俘虏，因为他宁肯自杀也不肯当俘虏。但一旦俘虏过来就不会再跑回去，因为跑回去日本人会把他杀死。所以小林这次比我们还突围在前头跑出来，就可想而知了。看他那副狼狈像，脚上的皮鞋只剩一只，袜子也只剩上半截。他向我们要食物吃，李指导员给了他一块豆饼，他吃得满香。李指导员开玩笑说：这叫日本鬼子吃高粱米----没得办法。当晚我们来到杨山顶峰，和部队一起修筑工事，以防备第二天日寇的清剿。这天天空很暗，回头向大青山望去，一簇簇烈火在燃烧，这可能是敌人还在搜剿。第二天一整天敌人没有动静，晚上我们又向孟良崮地区进发。当到孟良崮时天已大亮，不一会敌人又来清剿，我们全体人员藏在了大安洞里。洞内回曲弯转，面积很大，十分隐蔽。在孟良崮附近的村里休息了一天，又奉命到艾山前村集中。经过连续的行军、突围，人们极端疲劳，病号不断增加。多希望好好睡它两天。那时睡觉成了人们的头等需要。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浓。半夜时分连部通信员把我叫醒说：“叫你到连部去一趟”。我朦胧中随他来到连部，只见在暗淡的油灯下，五个支部委员像是正开会。我还没开口，李指导员就说：从鲁南返回来，以为这里环境可能安定些，其实不然，敌人经常清剿，开工生产不可能。上级决定总厂和各分厂大部分人员向莱芜县转移，留下你十六个年轻体弱的人就地疏散到老乡家里，由你负责，这中间只有你是党员......。指导员话把刚落，我就开口说：我也随你们去莱芜......。没等我说完，他严厉地说：非常时期，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回去收拾一下马上出发，目的地石山子村......。我们十六个年轻人天亮以前来到石山子村。第二天上午，向莱芜转移的人员在城子村北山被敌人包围，总厂副厂长孙景明头中五弹壮烈牺牲。在向莱芜转移途中孙世铭厂长也病逝。我们来到石山子后，与当地政府取得联系，研究了分散方案。决定分为四个小组分别安插在石山子、西铁峪、网斗和荆山沟等村。同时各自改姓名，和自己的房东排行论辈，以备敌人的盘查。我们按当地风习化了装来到各自的房东家，决定每四天晚上集中开一次会，交流情况。我们和房东密切打成一片，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不论是推磨、压碾、扫院子、打水、看孩子什么都干，房东视我们为自家人。敌人来清剿时，我们和房东扶老携幼到山沟里隐藏。有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石山子村，我和其他三人都被包围在院子里。汉奸们都向每个人详细地盘查，我们按事先准备的口径对答如流，没出任何破绽。敌人无奈，把房东喂养的鸡捉了几只，用刺刀挑着带走了事。但在荆山沟的窦法和小刘，却因在敌人盘查时吱吱唔唔，被敌人掠走。幸好晚上敌人带着他俩撤退时，在东汶河边偷着跑了回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老乡家里都缺米少粮，生活极端困难，因此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开始，我们把藏在“荆山沟”的二白斤小麦，按人平均分配，用清水煮麦粒子吃。这些小麦吃完后，我们利用敌人不外出清剿的机会，到野外挖拣老乡未收净的花生和地瓜根充饥。几天吃不上一顿饭时常有的事。尽管如此，我们从不在房东面前说起饥饿的事。老乡出于好意劝我们同他们同吃糠菜饭食，我们都婉言谢绝。有一次在躲藏敌人搜山时，发现山沟里存放着一些老乡的花生，谁也没拿取一粒。真是铁的纪律，一丝不苟。那时，根据地正开展打狗运动，打野的家狗满山乱跑。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共捕捉到十八只野狗用以充饥。有一天黄昏，清剿的敌人从西铁峪村向西撤退，把一匹病马击毙在河滩里，另拉了一匹老乡的骡子代替拉炮车。待敌人走出不到二里路，趁黄昏我们十六个人把死骡子抬到了石山子村，当晚剥皮煮肉，把煮熟的肉平均分配装在不穿的裤子腿里，把两腿脚扎住骑挂在双肩上，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每人十多斤骡子肉足足吃了一个多星期。冬天吃马肉喝凉水，人人都拉稀。那时常见的疾病有两种，一是疟疾（也叫脾寒、打摆子），二是疥疮。疟疾先冷后热，冷起来浑身打哆嗦，热起来像一口热锅，痛苦难忍，对人的体力消耗很大。我在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年全年都犯有此病。这种病发作有一定规律，有一天一发作，有两天一发作，时间准确到分秒不差。要在行军中发作，真是倒了大霉。治疟疾的特效药是奎宁，那时根本买不到。卫生部门研制的亚匹酸也无济于事。无奈，只好听信偏方。如将大蒜或鲜螃蟹捣成泥糊状，把手腕用针扎上若干针孔贴在上边，结果非但不治病，反而手腕发炎感染。还有一种迷信的办法，即在发作前找个地方躲起来，这是一种忘记它的心理作用，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误大事。那时我被疟疾折磨得全身呈黄白色，瘦得皮包骨头，肚子大得像个鼓，青筋暴露在皮肤上。房东见状十分可怜我，上山采柴素子熬汤给我喝，不久便把病治好了。那时部队上的人，不患疥疮的人不多。俗话说：疥是一条龙，先从手上行，围着身子转一遭，大腿肚子上安老营。此话不错，开始手指间起水疱，痒得难忍，接着全身都有此现象，最后集中在两大腿内侧，形成一层厚厚的疮疤，走路时痛得难忍，痒起来是痒得钻心。两腿不能合拢，行走十分困难，有时两腿间血肉模糊。这是长期睡在潮湿地上又不能洗澡造成的。那时最普遍的治疗方法是：把疮疤忍痛揭掉，涂上硫磺粉，再用谷草燃烧烘烤。如此反复若干次，有可能治好。有时则不然，形成大面积的感染。特别是固着在两个睾丸上的疮疤，使你寸步难行，疼痛钻心，实在痛苦至极。在上面所说分散在老乡家的日子里，既危险又艰苦。由于我们依靠群众，群策群力，安全地度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搜捕。一九四二年春节前夕，日寇扫荡基本结束。工人队伍也从莱芜县返回孟良崮地区。我们十六个年轻人，又换上疏散前的服装，回到总厂驻地南瓦庄。受到各领导的热烈欢迎，还奖励我一支新民钢笔。春节这天，我们又带上挂面、馍馍看望了各自的房东。对他们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春节这天下午，在总厂驻地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反“扫荡”的伟大胜利。会后，兵工厂的歌咏队、高跷队、秧歌队、旱船队一齐出现在街头巷尾。教导员王琪化装成一个算命先生，给日本鬼子的“寿命”算卦。全村的男女老少、方圆十几里的老乡，都赶来参加联欢会。正当节目热烈演出时，接到情报说：敌人出动到了岱庄，离这里仅有六、七里路。各演出队紧急疏散、卸装。在家包饺子的同志，也抬着生饺子到深山隐蔽。敌人没再前进又回到了据点，文娱表演又重新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根据地缩小了，日寇的大扫荡更加频繁、残酷。每天每人半斤黑豆的定量有时也不能保障，两年没发一分钱的津贴费。开始还用牙粉刷牙，这时连用食盐刷牙也没有了。一个班发一件大衣、一双棉鞋，谁站岗谁穿。这时部队只能以各种树叶、苦菜、漆漆菜、地瓜秧充饥，许多人面部、脚面都发生浮肿。根据地自己不能养活自己，即所谓鱼多水少的问题十分突出了。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根据地党、政、军各机关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实行一元化领导，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统一改编为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委。山东军区下属：鲁中、胶东、渤海、鲁南、滨海五个二级军区。鲁中军区王建安任司令员，罗舜初任政委，胡奇才任参谋长，周赤萍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开始，山东纵队兵工总厂归属鲁中军区建制。总厂厂长邹国资，副厂长王琪，、王风麟，教导员卓农，技术主任曹曰岚，总支书记李之久。这时刺刀厂撤消，刺刀生产任务归一分厂。原刺刀分厂的大部分人员分配到一分厂、总厂和二分厂。我被分配到二分厂，即炸弹工厂。炸弹厂厂部在孟良崮北侧的大碾村，翻砂组在狼窝村（后迁大碾村），木工组在雕窝后村，弹药组在猴子哭村。炸弹厂厂长为李奎星，指导员为边仲。来该厂前原三分厂指导员李道泉（支部书记）带着我在山沟里宣誓，我由青年党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因为四二年已十八周岁。到该厂后先在弹药组学习制造火药、拉火和手榴弹等的组装工作。不久就调我任专职文书和青年队长。一九四二年冬，日寇的大扫荡又开始了。我们又转移到蒙山附近的杨山和牛栏一带。少数人留在原地利用时机坚持生产，还有少数人与地方武装配合坚持游击战争。这时日寇打通了从蒙阴县经桃墟、垛庄、青驼寺、半程到临沂县的公路，并在垛庄安设了据点。这样以孟良崮为中心的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接敌的边缘区。为安全起见，鲁中军区、区党委、行政公署等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各后方单位，如工厂、报社、学校、银行、医院等都转移到沂水县中部（今沂南县）的东司宝、西司宝、安乐庄、隋家店子、双泉峪、马牧池、耿家官庄一带地区。兵工总厂住耿家官庄；一分厂住高湖以南地区；二分厂住拔麻、野竹旺一带。子弹厂住艾山后的东、西波池；修械所也住耿家官庄。这时总厂厂长邹国资，副厂长边仲，教导员张建庚（后改任政委），技术主任曹曰岚，特派员裴XX，采购股长宋玉，会计股长任公三，保管股长先为吴XX后为王聘乡。炸弹厂设在拔麻村，厂长先为边仲，边任总厂副厂长后先后由丁继昌、丁洪儒任厂长，阎振（原名桂颖盈）任协理员。木工组在北平村，弹药组与翻砂组同住拔麻村。这时我既任文书，又任会计兼保管员。一九四三年春节，是历年春节最丰富的一年。我们杀了两头黄牛和几头猪，每人平均有五六斤肉食。准备痛痛快快地过个春节。年三十晚上大家一起会餐。这次我喝了许多酒，有八九分酒意，我突然想起家乡的奶奶、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我独自一人在屋里痛哭一场，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眼泪，可能是酒后失态吧。之后，在晚上我一个人围着拔麻村转了三圈，可说是箭步如飞。平时要爬上去的石堰我一个箭步可以越上去；平时要绕过去的小沟坎，我一个踏步可以跳过去。回到村子后清醒了许多。厂长、协理员等人约我打麻将，他们说攻打蒙阴县城时得了副麻将咱们今晚上玩玩，我说不会，他们说咱们都不会，只有边厂长略知一二。这是我头一次摸麻将，一直玩到深夜二、三点。突然接到情报说，日本人和汉奸队大年初一早上要袭击我们。丢下麻将准备上山。这是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且越来越大。天亮前，我们来到拔麻东北大山顶上。情报极为准确，约莫早九点左右，鬼子兵团团包围了拔麻村。为防备敌人发现我们，大家都贴地卧在那里。大雪将全身覆盖，敌人没发现我们。一直俯卧到中午。鬼子兵只是向山上发射了几枚炮弹，烧了几间房屋后撤走。几个小时，我们一动不动，全身像僵了一样站不起来，先是爬行，后是蹲着走，然后才站立起来。厂长高声喊叫，不要用力动耳朵，不然耳朵会掉下来。我的耳朵成了两片冰冻的没有知觉的物片，等缓过来后两个耳朵再也没有直立起来，成为现在的形状。以后有人问我，我只能说这是战争年代的产物。以后的几天，春节过得十分丰富也十分愉快。这年炸弹厂归属二军分区领导，改称为二军分区军工股，机关迁到了野竹望村。我们房东王玉和，他前妻死去留下一女一儿。女儿叫王风华，继母对她不好。他参加识字班，有时我也教过她们学文化。她对我们十分友好，有时偷着帮我们洗衣服。久而久之，两人产生了感情，她私下向我表示要建立恋爱关系，我也应允。但组织上知道后，坚决反对，说我不够条件谈恋爱，必须坚决断绝关系。从此不再接触。抗战胜利后我们搬迁到莱芜县，紧接着是解放战争，南征北战，此事就逐渐淡忘成为历史了。一九八七年，我回到沂蒙山区旧地重游，还特意去看望了她。他早就嫁给桃花峪村一个姓齐的，有五个儿女，丈夫早年自缢身亡。她只对我说，你走后为啥不给我来信，看来一个人活一辈子没啥意思。我无言以答，匆匆离开她家。这算一段旧事回忆吧。人是有感情的，至今我还十分同情她的不幸处境。这总是个人感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把它记录下来也不为过。一九四三年，那时还住在拔麻村。炊事班一些剩饭和涮锅水丢了很可惜，就买了一头小猪饲养。一天晚上小猪被野狼拖走。村东的小黑山是野狼和狐狸出没的地方。我叫弹药组装配了一个没有发火时间（即一拉爆）的小手榴弹，把煮熟的猪肉皮反捆在手榴弹体上，在认为是野狼出末的洞口插上一根铁棍，把弹弦栓在铁棍上。过几天都去查看，手榴弹完好如初，只是猪肉皮的表面被舔得精光。一天早上，我们正在河滩上出早操，一二三四的喊声震天动地，突然一声巨响，向小黑山望去，一股黑烟直冲天空。我们四个人回去拿了一条扁担和绳子很快赶到洞口。只见有个弹坑，一滩鲜血。四处寻找，发现一个类似狼的嘴下巴。又向小山崖下寻找，又见一只特大死狐狸躺在那里。抬到炊事班剥皮烹煮，不管加上多少醋和姜或其它作料，肉还是骚得没法食用，只好一弃了之。每年反扫荡准备期间，我都参加地雷训练班。四三年冬我们分两组，在工厂驻地周围埋藏物资地点及其周围埋设地雷。我所带领的小组埋设了四十多个地雷。下午，由边厂长等人检查地雷埋设情况。当检查另一小组的埋设情况时，我走在最前头。在一个地头的拐弯处，我突然踏上了一个十七斤重的特大地雷。我的左脚踏上踏板，右脚踏入深坑。一时间我只觉得浑身发凉。可地雷没有发火时间，却没有爆炸。在后边的边厂长等人早已匍卧在地上，并大声高喊：“小吕，不要动”。接着几个人跑上来，有人抱住我的腿往外拉，有人紧握踏板，腿抽出后我浑身还在打哆嗦。原来是这样，地雷的丝弦是用鱼鳔浸过的，有点发滑，又加丝弦和踏板套环的扣结没有栓牢，致使丝弦滑下来没引爆。这天晚上吃水饺后就各奔前程，有的留下在山洞里坚持生产；有的疏散到安全地区；有的组织起来与地方武装配合打游击。在全厂大会上，边厂长说：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今天小吕踏上了十七斤重的大地雷，却没有引爆，他的命真大，不然今天后晌的饺子吃着也不香了。老边这个人真会开玩笑。至今想起此事，我还不寒而栗。那时的地雷有三种引爆方式：一是踏板式，一是撞针式，再就是拉爆式。各有优缺点，各有不同的特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