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几次被贬（乌台诗案身陷囹圄）

#创作挑战赛#

苏文忠公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苏轼《湖州谢上表》中“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讥朝政。

何正臣的弹劾，只是给乌台诗案起了个头，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想给苏轼定罪，那帮御史们，深深知道，这是不可能、也是行不通的。

偏偏凑巧，也活该苏轼倒霉，当时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dǎn）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苏轼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纷纷历数、指控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于是，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去湖州拘捕苏轼。“乌台诗案”，正式立案。

御史台院内

其时，苏轼的好友驸马王诜，知道乌台诗案案发这个消息，快马加鞭派人去南京，给在南京做官的苏辙送信，苏辙马不停蹄派人去湖州告诉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到时，湖州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深知天威难测，谁也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也不知何以应对、何以解忧。苏轼吓得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一听，就准备出去。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淡然道：“不至于此。”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以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太守官衙的人全都吓得手足无措，个个躲躲藏藏。苏轼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多次想跳水自杀。因不知道要判什么罪，并且怕他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等再一想，真跳了水，又会给弟弟招致麻烦。家里烧了他大部分与友人的通信和手稿，家人到了安徽宿县，御史台又派人搜查他们的行李，找苏轼的诗，书信和别的文件。后来苏轼发现自己的手稿残存者不过三分之一。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乌台诗案”，正式查处。

苏轼画像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面对审讯者通宵达旦的审问，巨大精神压力，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远亲代劳，却忘记告诉远亲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远亲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

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苏轼自知诗作写好之后，必定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想着只要耽搁了两天，说不定可以使皇帝收回成命。

苏轼

大约从十二月起，“乌台诗案”进入了判决阶段。陈睦的“录问”完成后，交给大理寺审判，大约十二月初，大理寺进行了初判。大理寺的判词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则其要点概括为：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换言之，大理寺官员通过检法程序，判定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得到“徒二年”的惩罚，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其罪应被赦免，那也就不必惩罚。

但是，御史台本意欲置苏轼于死地，御史台当然反对大理寺审判结果，大理寺的初判显然令御史台非常不满，《长编》在叙述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后，续以“于是中丞李定言”、“御史舒亶又言”云云，即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舒亶反对大理寺判决的奏状。他们向皇帝要求对苏轼“特行废绝”，强调苏轼犯罪动机的险恶，谓其“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不过李定和舒亶的两份奏状并不包含司法方面的讨论，没有指出大理寺的判词本身存在什么错误，只说其结果不对，起不到惩戒苏轼等“旧党”人物的作用。

不过，审刑院支持大理寺审判结果。审刑院是干啥子的呢？其关键作用，在案件审核中起到复核作用。从《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所载“审刑院本”的结案判词可以看出，审刑院支持了大理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其结案判词可以被梳理为三个要点：一是定罪量刑，苏轼所犯的罪“当徒二年”；二是强调赦令对苏轼此案有效，“会赦当原”，也就是免罪；三是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

谁也没想到，生死关头，当时当朝居然多人为苏轼求情，宰相吴充直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

但是，关键时候，一锤定音者，还是太皇太后曹氏，她把宋仁宗搬出来干预：“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最后，宋神宗听取了太皇太后曹氏的劝阻，没有诛杀苏轼。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苏轼，身陷囹圄，诚惶诚恐，本以为自己“两头不讨好”的性格，定会招致“墙倒众人推”的悲惨命运，心想新党定会将自己置于死地，哪成想连王安石都出面保他，这时候，苏轼恐怕应该会感动得痛哭流涕吧！不过，苏轼还真应该感谢他们，如果没有宰相吴充、卸任宰相王安石的求情，恐怕也感动不了太皇太后曹氏，以至于在关键时刻，她搬出宋仁宗遗旨来救苏轼一命。正所谓，“乌台诗案遇贵人，苏轼九死遇一生”！

太皇太后曹氏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