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我昵称（我忘了我叫什么名字）

我最早的记忆是四岁，但具体是哪一月哪一天不记得。

从那时候起到今天，我没有怀疑过自己是傻子。傻子的样子我见过，不管男女老少，从头到脚都是脏兮兮的，不知道喜怒哀乐，不知道疼痛，不知道害怕，不管谁调戏他们，或憎或恨，或讥或戏，或怜或打，他们都不反抗，脸上完全看不出来有自卑的表情。而我不同，我知冷暖，懂快乐悲伤，尤其在乎内心和脸面在他人的口中、眼睛里的各种议论。尽管在我有了深刻记忆和思维意识后，家里的人常常骂我笨、傻，说我不如猪圈里的猪，我也始终不怀疑自己是傻子。

但我承认我不是聪明人，甚至承认是笨人。

1989年我6岁，九月一日到村里的小学报名读一年级。六岁前，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学龄前教育，自然也没有上过学前班（幼儿园）。

我在全校300多个学生和二十多个老师眼中是一朵奇葩，家离学校最远，还隐居在山上，不通路，不通电，不通水，周边没有一户邻居。父亲近乎文盲，母亲虽有些文化，还能擅辩，但她却不用在正道上，除了教过我一年如何写作文外，没有教过我其他任何知识，尤其是作业辅导。

我们那地方通电早，据说60年代村子里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电灯，而我们家因为住在山上，又只有一户，所以，到了21世纪也没有通路、通电和通水，照明一直点的煤油灯。

我第一年上学，语文数学都很差，平时测试和其中考试的成绩已无从知晓，但学期结束升二年级时考试的分数我记得：语文28，数学13.5。28这个分数在成绩单拿回来时我就记住了，因为成绩单是母亲去学校拿回来的（那是我学生生涯里唯一一次家长去了开家长会）。母亲离家门口还很远，我就听见她大声地喊我“28，留级生”。她说我很了不起，考了28分。她说这28是班主任给取的，当着所有人的面喊的。母亲说，我把她的脸丢尽了。

我记不得母亲还说了些什么，有没有打我，罚我跪，但我能回忆得起来那时的我听见母亲这样喊我后，心里很害怕，很痛苦，很自卑，很绝望。也就是在那时，我承认我是一个笨人。

第二学期报名时我才知道，留级的不是我一个人，我的成绩也不是班里最差的，跟我一起留级的有好几个。加上从学前班升起来的，这学期一年级人数有七八十。学生太多，被迫分成了两个班，我分在二班。

我小姨只比我大五岁，跟我在同一所学校上学，90年她读六年级。报名后母亲带着我去村里的外婆家，小姨听说我分在二班，便说，二班的学生比一班的学生要聪明一些，老师讲课也要快一些，就他这个智商，我看分在二班恐怕跟不上节奏，姐姐你最好跟班主任说一下，换到一班去。

小姨这话是当着一屋子人说的。从母亲喊我28那天起，我内心和脸上的自尊就被自卑撕咬着。我不记得那时的我是不是鼓足勇气反抗了，还是母亲懒得费烦，或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我没有被调到一班去。

班主任是女的，很年轻，语文数学都是她一个人教。班上一共40个学生，有从学前班升上来的，也有跟我一起留级的差生。奇迹的是，这一学期，我的成绩飙起来了，从差生变成了前三名尖子生。但也有学生嘲讽，说我是留级生，这些知识在上一年学过一次，没什么了不起。班主任说，班里的留级生这么多，为什么其他人的成绩不能起来呢？

那一个学期，是我学生生涯里春风得意的一年，但也是我人生生涯里第一个大悲剧。下学期开学后没几天，我在一个星期日的早晨学骑自行车把左胳膊摔断了，治疗时，医生不专业，用暴力操作，拿着铁锤使劲砸我的断臂，强行把骨头接上，然后涂上石膏粉，用纱布缠住夹片，吩咐母亲不要私拆，一个月后去他那里拆。一个月后他拆下来，骨头是长上了，但接错位了。医生让我闭着眼睛，用铁锤一锤砸了下来，然后又敲上去，再涂上石膏粉，支上夹片用纱布缠起来，说等一个月后来拆，但最后还是错位的。医生准备又用锤子砸下来，我开始哭得撕心裂肺，跪在地下求饶，对母亲说，你把我扔进河里去吧，你跟爸爸再生一个好了。母亲也很心疼我，对医生说，我的孩子成这样子了，折腾不起了，不治了，残废就残废吧。

1990年的春天，我七岁，断臂成就了我人生里的第一大劫难。从那一年起到99年初中毕业，整个90年代，不管夏天有多热，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里，我都不穿短袖。尽管这样，长袖也还是能让人清晰地看出来我的左臂与其他人不一样。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年龄都小，不懂事，加上我的家庭和性格，每次做操，上体育课，同学们总是拿我的左臂戏谑，我的心里是特别地难受、自卑。

那个学期我没有上几天课，但期末考试，我考了班里第一名，升二年级时，班主任送了我一份礼物一一是我学生生涯里唯一的一份礼物——三好学生。

断臂给我带来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前所未有，把我整个人从内到外脱胎换骨了，寡言、恍惚、敏感、自卑、怀疑、痴呆、害怕、胡思乱想……一直持续到今天……

二年级不再是一年级的老师教，但我的成绩仍然在班里是名列前茅，到了三年级时数学开始滑坡了，不管怎么努力，都回不到从前去。

进初中后，主科从小学里的两科变成了七科。初中是青少年身体发育期。12岁那年，我的家庭发生了大动乱，给我的思想摧残如同在文革里遭受迫害的人一样的阴影。学校离家很远，隔着一条大河，必须住读。我从12岁到17岁五年时间除在学校外，其他时间都是跟外公生活，外公的思想教育是反人类教育，五年里，我虽然脱离了肉体戕害，但思想上，比跟父母时受到的戕害要大许多倍。五年的少年和青春，如今回忆，真的是比在十八层地狱里还要痛苦。

初中的老师也都是本地人，学历普遍都不高，教学水平自然也不怎么样。学校有图书室，但不对学生开放，别的同学家庭再不好都要比我的好，那些成绩好的和成绩不怎么好但喜欢读书的学生，他们都会让家长去到县城的新华书店里买学习资料，有的家长还能辅导，就我什么都没有。

为了不让成绩掉队得太严重，我开始偏科，功夫全用在文科上。我的努力技巧没有别的，就是“背”。历史、政治、英语、语文，我能整本书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大多数学生都害怕背书，况且还这么多科目。但我不够聪明，又没有人辅导，还怕丢人，所以，除了死命地多背一些必考的知识外，找不到第二条出路。

那时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记忆力比谁都要好。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句话在那时我是确信无疑的，因为我的努力在每次大考小考分数出来后，无论是班级里，还是年级里，名次尽管前一二三排不到，但班里前五，年级前40基本是稳的。年级里有300多人，前40名算是优等生了，只是，这种为了分数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在分数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考试一结束，我就头疼，背的知识忘得几乎为零。

我一直想用我的成绩和听话来维护我的尊严，得到老师们的认可和器重，但是徒劳的。学习成绩白纸黑字，他们没法为难我，但在其他方面，比如班里、宿舍卫生，每次轮到我值日，不管我怎么认真怎么卖力去做，做得有多好，他们就是不给我及格，罚我持续打扫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还有外面的区域卫生，总是在上课的时间里把我赶出去一个人打扫。班干部、优秀学生、三好学生，甚至小组长，不管我表现怎么好，都没有我的份。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家庭，以及，每次开家长会，只有我没有家长去参加。

尽管这样，我在班里还不是被他们（尤其同学）为所欲为欺负的主要对象——和差生比，我是幸运的，因为学生主要还是看学习，分数和名次是决定这个学生是否被欺负的主要标准。我的理科虽然不怎么好，但也不是很差，尤其数学（初中三年，我认为学到的一点儿知识只有数学）。

初中三年，我主要是靠背，还有作文好、英语好保持着我的名次，如履薄冰、摇摇晃晃地撑着我正值少年的自尊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大型模拟考试，我竟然在答题铃声响起后，怎么都想不起来我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个尴尬到极致的问题。那时候校风好，学生都怕老师，就算是正义的问题，也不敢有人轻易地举手发问。初三模拟考试，监考老师都是其他年级的，还有其他学校的，他们都不认识我们，我就是举手问，他们也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甚至很可能还会怀疑我是不是想趁机作弊。

那次模拟考试，因为想不起来自己的名字，差点急死我了，好在背的知识没有忘记。考试结束时，我还是没有想起来自己的名字。考生们全部都走出了教室，就我一个人站在位子上不动。监考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出去，我说我忘记了我的名字，试卷上还没有写。阅卷老师大吃一惊，说：“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呀，赶快出去！”见他不相信我说的话，我的眼泪流了出来，哭着说：“老师，我确实是不记得我的名字了。”老师见我一脸憨厚委屈流泪的样子，认为我不是在撒谎，来到我的座位前拿起卷子一看，姓名那栏确实空着没有写。她大致浏览了下我的答题，又看了看我。问：“你自己的名字怎么会不记得了呢？”我小声地哭着说：“我也不知道。”

老师很是无奈。这时候，有同学趴在窗户上哈哈哈哈哈哈哈地大笑，他说：“xx，你要笑死我了，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叫xx”。哈哈哈哈哈哈哈……

听见他说后，我也立刻就想起来了，赶快拿起笔在试卷上填上。脸上的表情，要有多囧有多囧。这件糗事，在班上自然也成了同学们最大的笑料。

中考结束后，我没有再参加过什么考试，考试忘名字的事儿也渐渐地忘记了，这次因为前面一篇文章《白雪》，我谈到熟人站在我的面前我竟然不认识，还有一篇《一分钟前的事情》，我去银行输入密码，一分钟不到就又不记得了，牵出了我二十年前的这桩往事。

不认识人和不记得密码可以理解成是年龄大了，或生活、精神压力过大造成的，而16岁那年忘记名字的事情，我想，应该是我毕业后几年里患抑郁症的先兆。

不管是什么原因，也不管结果是什么，人间生活对我而言，日本作家太宰治《人间失格》里开头的话，我认为是我的真实写照：“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2020.11.28 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