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宣布主权的国家（英美主持南极最高会议）

南极洲，这座人类最后发现的大洲，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归属，没有土著居民的大陆，它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为了更好的协作开发南极，英美和苏联等国际强国，在1955年12月，共同签署了《南极条约》，而在1983年，我国也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南极条约》的第12次协商会议。

但在会议上，作为缔约国而非协商国的中国代表团，在英美主导的会议现场，不但没有表决权，还在协商国表决时，被请出了会议现场。

当时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郭琨，只能含着眼泪走出了会场，立誓要在南极建立中国考察站。

如今，郭琨的誓言早已成真，五星红旗飘扬在中国南极考察站上，中国也成为了参与南极事务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而为中国南极科考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郭琨，也在2019年安详去世。

因没有南极考察站而被请出会议室

南极因为地处极寒地区，终年笼罩在冰天雪地中，既是人类最后征服的大陆，也蕴藏着丰富的科学考察价值，南极也因此被誉为探险家的圣地和科学研究的宝库。

也因为南极既是无主之地，又有着极大的资源价值，在人类发现南极后，各国围绕南极之间的纷争就一直不断。

为了缓和矛盾，更好地协同开发南极，当时的世界各个强国，在1955年举行了第一次南极会议，达成了各国搁置对南极领土的要求，共同考察南极的共识。

之后，在1959年10月，英国、美国、苏联、法国等12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南极条约》，这也成为了国际上关于南极问题的最高条约。

《南极条约》规定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只要对南极感兴趣，均可加入《南极条约》，但加入后不代表能出席每两年一次的协商会议，除非加入国正在南极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而在南极进行大量科学研究工作的标志，就是要在南极建立实质性的考察站。

也就是说，《南极条约》将所有参与的国家分为了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协商国，成员为最早缔约《南极条约》的12个国家和在南极建有考察站的国家，协商国可以参与南极事务的协商和决策，有表决权，

而其他加入《南极条约》的国家，都是二等公民缔约国，又被称为签字国或成员国，虽然可以加入《南极条约》，但不能保证出席协商会议，就算参加了协商会议，也没有表决权。

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当时不具备条件参加南极事务，也一直没有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直到1983年，中国才加入了《南极条约》，但没有南极考察站的中国，加入后也只能作为缔约国而非协商国。

1983年9月，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团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南极条约》第12次协商会议。

组成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3人，带队的是我国的老外交官、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司马骏，还有一名翻译，而代表团中的南极专家，就是当时担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郭琨。

到了会议现场，郭琨马上发现协商国和缔约国的地位差异十分巨大，在会场中心是一排长桌，协商国都坐在中心的长桌上，而缔约国则坐在协商国的两侧，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区别，在座位安排上就一览无遗。

而连发给参会各方的资料都有区别，发给协商国的文件资料总是很多，有地图有文件，厚厚堆在桌子上一叠又一叠，而中国代表团拿到手资料却远没有那么多。

在休息室里等候的其他缔约国代表，大都本来就是小国出生，在国际会议上受惯了轻视，反倒不以为意，借机正好放松一下，还可以和熟悉的人谈笑一番。

已经窝了一肚子火的郭琨，没想到更难堪的场面还在后面，这次协商会议要讨论的议题很多，有30多项，而在十几天的会议时间中，每次遇到议题表决时，中国都要被请出会场。

按照《南极条约》的规定，缔约国是没有表决权的，因此一旦议题讨论进行到实质性阶段，大会的执行主席，就会宣布现在要进行表决了，请缔约国的代表成员们离开现场，先去休息。

看似礼貌官方的话语里，隐含着轻视和冷漠，而中国和其他十几个参会的缔约国，只能走出会场，在休息室里干等着，直到表决完成后再回到会场，而等下一个议题表决时，又要被请出会场，如此周而复始，在十几天的会议时间里，不知发生了多少次。

在休息室里等候的其他缔约国代表，大都本来就是小国出生，在国际会议上受惯了轻视，反倒不以为意，借机正好放松一下，还可以和熟悉的人谈笑一番。

但中国是泱泱大国，更是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又怎么能甘心在这样的一个区域性会议上，被当成二等公民呢？

中国代表团成员的自尊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休息室里美味的咖啡，在他们嘴里就像苦涩的黄连一样，提醒着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郭琨也因此含泪发誓，今后不在南极建成自己国家的考察站，他也绝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了。

中国首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落成

回国后，郭琨和南极考察办公室的同志们，就开始了尽快在南极建设考察站的呼吁，立誓要做南极科学考察事业的真正开拓者。

很多科学界的老专家们，也同样呼吁中国要加快南极考察的步伐，其中原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这位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从事科学研究组织工作的老同志，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一遍遍地敲开有关部委的大门，向他们介绍南极科考的重大意义。

终于，在大家的呼吁下，1984年6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由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国家海洋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联合组成首次赴南极考察编队，准备在南极建立中国第一个科学考察站。

在联合编队出发前，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也专门为首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

1984年10月20日，中国首次南极考察编队乘坐向阳红10号船和海军J121船出发，其中J121船是我国自主建造的远洋打捞救生船，装备十分齐全，可在薄冰和浮冰海面航行，也是这次南极科考的主力船只。

编队共有519人，由近百名科学家、专业结束人员和300多名海军官兵组成，而立誓要建成第一个中国南极科考站的郭琨，也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船只。

但编队刚出发，就遭遇了巨大的考验，船队刚刚开出长江口，就在海洋上遭遇了19号台风的威胁，好不容易避开了台风，却又发现J121船右主机1号缸的活塞冷却管支架却断裂了。

船上的修理人员一下子犯了难，断裂的支架已经无法修复，船上又没有备用的，假如不更换支架的话，整个主机都将无法运转。

当时开往南极的航程只走了六分之一，但返回上海去更换的话，来回也要浪费七八天时间。

而南极的黄金时节只有南半球的夏季，也就从每年11月到来年的3月，不在预定的时间到达南极的话，就会耽误本来就很宝贵的建造和考察时间，当时实在是浪费不起这七八天的时间。

最终，大家经过商讨后，下了一个冒险的决定，那就是封闭右主机1号缸，用其他八缸继续航行。

封缸航行虽然在世界航海史上有过先例，但在中国海军舰艇上却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旦失败，在茫茫大海上失去动力，船上所有人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但为了南极建站的任务，所有人都愿意冒这个险。

在封缸后26天，J121船航行了近万海里，终于抵达了离南极不远的阿根廷乌斯怀亚港，而当时从北京空运的支架也送到了乌斯怀亚港，终于解除了危机。

抵达南极后，1984年12月30日，中国南极考察队的队长郭琨，带着54名队员，登上了南极乔治王岛、第一次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南极洲。

此时的时间已经十分紧张了，到第二年的3月中旬，南极夏季就要结束，到时候极度寒冷的气候下将根本无法施工，中国可供建站的时间只有短短两个多月了。

而雪上加霜的是，早在中国考察队之前十几天抵达南极的乌拉圭考察队，已经在中国原定的建站地质上搭上了帐篷。

时间已经刻不容缓了，郭琨马上组织全部科考队员都上岸登上南极大陆，四处勘测，找寻适合建站的新地址。

要在南极建立科考站，选址也马虎不得，不能再风口，要有水源，地基也要扎实，大家经过一周的搜寻后，终于确定了在菲尔德斯半岛东岸的新选址。

在1月恶劣的南极气候下，考察队们开始了争分夺秒的苦战。

远洋大船无法在南极靠岸，船上的建站物资只能用小艇运到岸边，再转运到建站的地方，而要运输物资，首先要在岸边建造一个可供小艇停靠的码头。

为此，考察队组建了一只20人的码头突击队，立下军令状，要在3天内把码头抢建出来。

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20人的突击队分成两班，跳入刺骨的海水中，在其中抡锤打桩，因为实在太过寒冷，每班只能坚持10分钟，就要上岸在临时帐篷里取暖休息一下，而另一班则马上跳下水去接替。

上岸的突击队员，在帐篷里用酒和姜汤暖了暖身子后，马上就要去海里接替，如此十分钟一班的交替轮换，整整七十二个小时的轮番作业，终于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造。

建成临时码头后，船上的500吨建站物资也分批运到了选定的建站地质上，考察队员们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忙碌，一天一干就是十六七个小时。

为了早日建成中国首个南极考察站，队员们在建站时“没上过山，没下过滩，没出过湾”，始终坚守建站“阵地”，在极度疲劳的时候，很多队员即使是帐篷被大风吹开，身上盖了一层雪，还是睡不醒。

为了保证建站进度，郭琨就一个个把睡着的队员们喊醒，也因此有了“郭扒皮”的外号，而他自己也奋战在建站一线，睡得比谁都少，如果当时没有这股“扒皮”的干劲，我们的南极考察站，很可能也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建成。

就这样，仅用了26天，考察队就在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建成了中国首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

1985年2月15日10时，长城站完成了建站的最后一道工序，郭琨亲手把长城站的站标悬挂在第一栋房屋正门上方，也标志着中国在南极这片大陆上，有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考察站。而如此高效率地建成一个可越冬的南极考察站，在南极科考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在长城站主楼前，队员们竖立了一块路标牌—17501.949千米，这是长城站与北京的距离，也象征着远在南极的考察队员们，始终心怀祖国。

1985年的2月20日，正值大年初一，中国科考队举行了长城站落成仪式，曾为中国南极科考事业而奔走呼吁的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主任武衡，也不顾自己已经年过七旬，专门从北京赶来主持开幕仪式。

伴随着庄严的国歌，郭琨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亲手把五星红旗缓缓升上了南极上空，随后，郭琨被任命为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

在庆功宴会上，郭琨激动地说，总算不辱使命，说着就哭了起来，在场的人们也都相拥而泣，当年因为没有南极考察站而被请出会场的耻辱，也一扫而空。

1985年10月，第十三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郭琨也再次参会。

在会期首日，《南极条约》协商国举行特别会议，一致同意接纳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成员，从此，我国在南极事务拥有了发言权和表决权。

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们，也专门举杯庆贺两年前的耻辱一扫而空。

南极科考事业后继有人

此后，郭琨作为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开拓者和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前后去南极七次，在长城站之后，又组织了中山站的建站及考察工作，两次荣立一等功，为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85年和1989年先后落成的长城站和中山站，也极大促进了我国南极科研工作的开展，提升了我国在南极科研工作中的话语权。

而随着国力的增强，我国也在部分南极科考领域，走到了国际领先地位。

比如南极内陆冰盖的最高点冰穹A，是南极冰盖冰芯钻探和全球天文观测的最佳地点之一，我国率先在冰穹A进行科学考察并建立了昆仑站，走在了南极天文学和冰川学研究的世界前沿，而这也正是武衡、郭琨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所期盼看过的。

2017年4月，中央电视台由董卿主持的著名节目《朗读者》中，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上场了，他正是当年82岁的郭琨。

把自己的后半生都献给了南极科学考察事业的郭琨，因为常年在极度寒冷的环境中工作，双脚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无法行走的他只能坐在轮椅上出席央视节目。

节目中，提起当年郭琨接到去南极建科考站的任务时，他说：“事关民族荣誉、国家尊严，我就是拼了老命，也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当董卿问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决心时，郭琨又回忆起1983年9月在南极会议上被请出会场的耻辱，他当年含泪立下的誓言也早已成真。

郭琨回忆了当年建造长城站的一幕幕艰难局面，也让台下和电视机前的观众们感动不已。

节目最后，新一代的南极科考队员们，在地球最南端，朗读了舒婷的《献给我的同代人》。“他们在天上、愿为一颗星，他们在地上、愿为一盏灯，不怕显得多么渺小、只要尽其可能”，这首诗，也正是为南极科考事业而无私奉献的前辈们一生的写照。

2019年4月3日，郭琨在北京安详去世，享年84岁，临终时，他也欣慰地看到祖国南极科考事业的后继有人。

参考文献：

《四下南极——一位考察队长的回忆》，1998年

《他率队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洲——追记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队长郭琨》，《大海星空-2019年度海洋人物》，2020年

《挺进南极》，《中国海军》，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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