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姐陪伴着真好（姐这辈子有姐真好）

《姐》

李大春

我有两姐，大姐和二姐。

大姐一家三口，生活殷实。大姐和大姐夫从行政事业单位退休，独生女极其聪慧，念书又好，外甥女还在幼儿园时，我就发现她有些小天才，那时我家的一幅年画，她看了看后就独自跑到楼上画了起来，后来，她又下来看了一次，画就画好了，而且画得很逼真，可她从来没有学过美术呀，我心想，我这外甥女这么聪明，将来一定有出息。果然，外甥女在读中学时就被评为福建省三好学生，大学时又被评为北京市三好学生，外甥女这二省市“三好学生”的牌子成了我大姐最得意的地方。外甥女在高考时，考了个全市文科状元，毕业后，在某大型证券公司工作，不靠关系、没有后台，只靠自己的努力慢慢升到副总裁，收入颇丰，大姐一家生活惬意。

二姐却是个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二姐夫当工程兵时做大木匠，工艺不精，复员回来只能耕田，三个儿子都书读不好。不像外甥女考试总想考第一，朝前看。外甥们考试后总认为还有比他们更差的，朝后看，所以，这些外甥们个个都只能是打工的料。二姐已过了耳顺之年，每天还要到地瓜干厂刮地瓜皮，挣些小钱补贴家用，二姐的生活水平只能说是温饱并在奔小康的路上。

大姐长我五岁，二姐长我两岁。小时候父亲教书，母亲要做农活，带我的都是两位姐姐。记得我上小学时同学们笑我右耳有个洞，像女孩子，穿了耳洞。后来，听大姐说我才知道，我那耳洞其实是小时候大姐抱我喂饭时不小心把一粒饭粒掉到我的耳朵上，被家里的母鸡啄的，大姐为此还被母亲痛打了一阵。大姐上小学时，总把我带去上学，大姐在课堂上上课，我就在她的课桌下玩耍。跟大姐上学时间长了，我跟大姐说我也想上学，在我四岁半时，大姐把我带到她老师面前说：我弟弟很想上学。她老师看我每天在课桌下玩耍，想了想竟答应了大姐的请求。上学那天，母亲给我背上她亲手用旧衣服缝制的书包，用一根葱在我的鼻子里捅了捅（意为聪明），大姐放了两支铅笔到我的书包后就牵我来到了学校，大姐的老师把我带到一年级的教室里，安插在两个大姐姐同学之间坐好，那时我是中途插班，没有课本，上课只能左瞧瞧右看看，那两女同学倒好，看我上课开小差想钻到课桌下玩时，就拿一些零食哄我上来。一到课间时间，大姐就会过来看我会不会哭、会不会被人欺负，放学时大姐总准时接我回家。其实我那时根本不懂读书，一年级期末考时因病未考，大姐带我到老师办公厅补考，老师给了我一张考卷后自己悠哉悠哉在那里弹脚踏风琴，我听着优雅的琴声，迷迷糊糊把试卷答完。发成绩单时我倒很怕留级，因为已有不少同学领到留级的成绩单了，同学们嘲笑他们：留级生,鼻涕流，妈妈心中泪水流。但当我领到成绩单时，那成绩单的中逢上竟然是一个龙飞凤舞的升字，我高兴极了，但心中不明就里：我胡乱答题怎也能升级呢？

二姐却最喜欢带我去买吃，她看到房前小巷里有个老头卖花生、豆子，常常有人到那赊吃不花钱，她大着胆牵我过去说：老伯，赊一竹管子豆子给我弟弟吃好吗？老头问也不问就倒了一竹管豆子给我。二姐高兴极了，心想，这好，不花钱，今后可经常带弟弟来赊吃。二姐带我赊了几次后，老头发话了,他说，你已赊了好多次了，什么时候叫你母亲来结一下帐。二姐听后，吓得再也不敢带我赊吃了。

小时候，姐姐们对我的溺爱中又充满母爱。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困难时期，生活极其艰苦。大姐、二姐常带我到收割完的蔬菜地里拾一些干死在田头地里的菜叶煮来全家人充饥，可就是这样的干死菜叶，菜农发现后也不让拾。记得有一次，大姐、二姐带我来到了地头，刚拾到半蓝子，菜农就追了过来，把大姐的菜篮抢了过去，不但将烂菜叶倒回，还把大姐的竹篮踩扁，二姐拉我赶紧跑，大姐却蹲在地上伤心地哭，我跑远了又折了回去，把拾到的烂菜叶倒了回去，像男子汉般拉起大姐道：我们回去，饿死也不稀罕他的烂菜叶。后来，父亲带大姐到赖桥水库山地开荒，但开出的荒地没有肥料收不到粮食。父亲饿得水肿，脸上、腿上肌肉用手指按下，久久不能回弹，而我却饿得皮包骨头，胸前的排骨根根凸起，屈指可数，人称我为“骨鬼”。那时，春秋两季农忙时节学校放农忙假，学校常组织学生下乡支农，大姐有次支农结束后把当地农民送的一把豆子带了回来，自己不舍吃，偷偷地塞给了我，那豆子的香味，一直让我回味无穷。困难时期，除了饥饿的痛苦，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也让整个社会人心惶惶，灾情严重时，卖儿卖女现象成风。善良的二姐看到这情况竟主动提出把她卖了，理由是：一来卖到的钱可让全家人饱吃几顿，二来国民党要真打回来可以到她乡下去躲。父母听了还真有了想法，以其大家饥饿，不如让二姐早点找个好人好家。一天夜晚，父亲在与所谓的“亲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密谈，我发现了其中奥密，央求母亲不要卖二姐。母亲含着眼泪道：谁又想卖儿卖女呢，可我们要活呀。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听到动静，赶紧起来，但二姐已经被人带走了，我走到大门外，撕心裂肺喊着：“二姐、二姐”，可二姐已走远了。二姐就这样被卖到了长汀童坊。

许多年后，二姐从年幼的童养媳成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亲家”想早点为他的儿子圆房，逼二姐结婚，二姐不从，躲到当地人民公社，公社民政员支持二姐婚姻自主、反对买卖婚姻。二姐从长汀跑了回来，当我再看见二姐时，拉着二姐不松手，心怕二姐又跑了。后来，二姐经人介绍找了个当地农村复退军人，可我那二姐夫嗜酒如命，常常酗酒，一不顺心就拿老婆出气。虽然我们当娘家的去做了几次和头，训斥二姐夫酗酒闹事，二姐夫被训后能老实几天，过后又我行我素。二姐自叹：这就是我的命。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中又添了幺弟，虽然我这幺弟极其聪明，小学就被同学嘻称为数学家，高考时数学考试离满分差2分，成了理科状元，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力学系录取。现供职某航天研究所，30多岁时破格成了研究员了，如今是博士生导师，首席专家。但小弟与我们姐弟仨总有年代代沟，除了过年过节礼节性问候，不像我姐弟仨一同吃过苦较有共同语言，且小弟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一年见面最多一两次。而我们姐弟仨却联系频繁，常来常往。但到大姐家做客，弟妹们总显拘束。大姐夫是个正处级干部退休，很严肃，不喜喧哗，到他家只可老老实实呆着看报纸、听新闻。且大姐勤俭贯了，在大姐家吃饭只是小盘小蝶。而到二姐家就不一样了，二姐大大咧咧，到她家她总想方设法将好吃的东西找出来，招待大家。也许是对从前的饥饿心存余悸，菜总是大盘大盆，心怕我们吃不饱。在二姐家我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二姐的房子虽然破旧，但我总喜每周抽空看望二姐，在二姐家摆龙门阵。二姐虽穷，但当我们从她家回来时，她总要翻箱倒柜把如地瓜、芋仔、土鸡蛋等土特产塞给我们。说实在的，我对二姐小时被卖总心存愧疚，但二姐却大度地说那是她自愿的。其实，这几年父母年迈常住院都是靠二姐护理，二姐毫无怨言。当然，二姐做的这些事，我在暗中总要补护工费给她的，但她总拒绝，说护理自己的亲生父母怎能收钱呢。我假装生气说：“你又没工作，刮地瓜皮的工钱总要补你吧，你要不收就不要来了，我去请护工。”二姐这才勉强收下。父母住院，有时我去陪护，二姐总把我赶回来：你白天还要上班，不要太辛苦了。在姐姐们的心中我永远是她们溺爱的小弟。

几年前，我到市二院做个小手术，大姐为这事跑上跑下，又找医生又做看护，精心呵护。为让刀口尽快愈合，买来“刀口鱼”给我滋补，为了给我补血，买来猪肝、排骨，给我营养。而二姐在家也忧心忡忡，不时打来电话询问，家中养的几只母鸡下的鸡蛋全部送来我滋补。姐姐们对我的爱我常挂在心头：这辈子，有姐，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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