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德生命保险是正规吗（爆款产品跌宕起伏的命运）

作者｜ 范娟娟「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泰康研修院」赵静怡「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文章｜《中国保险》2022年第12期

内战后，美国人寿保险产业经历了空前发展。除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给民众带来的超乎自然和农业社会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促使对保险认知态度的转变外，爆款产品唐提氏保险（Tontine Insurance）的问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提氏保险叱咤美国寿险市场近40年，开启了朝向投资型保险发展的巅峰时代，成为当时促进人寿保险神奇增长的主导因素。但遗憾的是，由于相关法律缺失和监管缺位，诸多保险公司在借助唐提氏保险产品实现业务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令公众极为反感的经营问题，以至于监管部门最终将唐提氏保险认定为非法并禁止销售。

唐提氏保险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欧洲。当时的法国正值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经历了30年的战争和内乱，国库空虚，急需大规模筹集资金。1650年，一位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医生兼银行家洛伦佐·德·唐提（Lorenzo de Tonti）为国王献计，建议利用一种结合年金和理念的工具来筹集经费，这就是最初的“唐提”计划，“唐提氏”一词就源自洛伦佐的名字。1689年，巴黎议会正式通过唐提的提案。

根据唐提氏计划，投资人以每股300里弗（当时法国货币单位）的价格购入一种特殊年金并指定一名第三方受益人。受益人按照不同年龄组别被分成同等规模的群组，比如从0岁到7岁、8岁到14岁、一直到63岁等，投资收益率则随着受益人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当受益人死亡时，其名下的利息就被分摊到同组其他存活的受益人身上；每组中最后一个存活的受益人将获得该组资本金产生的全部利息收益；而当最后一个受益人也死亡时，资本金将全部归属政府。相比于人寿保险，参加唐提氏计划，不必“死后才能赢”，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投资人当中的最后幸存者会获得收益。鉴于诸多消费者对自己寿命持乐观态度，唐提氏计划对消费者有无尽的吸引力；加上唐提氏计划原本就是从小额贷款进化而来，每份资本金数额很小，很容易推广到普通民众中，在短期内能汇集起规模显著且利息成本极低的资金，因而也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欢迎。民众和政府的两重需求使唐提氏计划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迅速普及开来。

1868年，美国第一份标准生命表的编制者、著名精算师谢泼德·霍曼斯（Sheppard Homans）在传统寿险基础上设计研发了唐提氏保险，同年11月由美国公平人寿公司（Equitable Life Assurance Society of the United States）率先推出市场。

这种创新型保险产品区别于普通寿险产品，保费除了用于购买普通终身寿险，还有一部分专门存入保险公司设立并管理的投资基金账户，账户基金的增长既源于持续收到的保费也源自账户基金本身的投资收益。在一个被称之为“唐提氏期间”的时段内，没有分红，不退还保费，也没有退保金；只有在整个唐提氏期间届满时，账户基金积累的全部金额才将在存活的保单持有人之间按比例分配。从这个意义上看，唐提氏保单是保单持有人延期接受分红的协议。实际上，对于存活者来说不仅获得了基于自己保费产生的收益，还有唐提氏期间死亡的保单持有人的保费收益和失效保单的保单价值。1871年公平人寿出售的20年期唐提氏保险在到期后，返还给存活者的钱中59%是自己储蓄的积累，11%是已死亡的保单持有人的资金，30%是保单失效者的钱。

最初的销售很缓慢，但是在1871年“唐提氏分红保险”（Tontine Dividend Policy）更名为“唐提氏储蓄基金保险”（Tontine Savings Fund Assurance）后，就进入了大流行时代，公平人寿很快就收到了回报。1870-1871年的会计年度，公平人寿签发的唐提氏保单为4100万美元，到下一个会计年度已增加到5300万美元。由于销售该保险，公平人寿的市场份额从7.6%上升到11.0%；纽约人寿于1871年引进了唐提氏保险，市场份额也从4.8%上升为5.6%；到了1885年，当时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相互人寿也引进了该保险产品。大公司一个接一个地引入唐提氏保险，小公司很快也加入此行列。到1905年，唐提氏保险业务达整个寿险业务量的63.9%，其中纽约人寿87.9%，相互人寿82.6%，公平人寿80.3%，保诚90.8%，仅有Connecticut Mutual Life insurance、Mutual Benefit life of New Jersey、Provident life and Trust of Pennsylvania三家保险公司没有引入该保险产品。这种业务发展狂潮一直持续到1905年阿姆斯特朗调查(The Armstrong Investigation)。据阿姆斯特朗调查显示，粗略估计，唐提氏保单价值超过当年国家财富的7.5%。

对存活者高回报的承诺是唐提氏保单备受追捧的首要核心优势。在19世纪既没有公共的也没有私人的退休金计划，退休储蓄完全需要个人准备。个人准备退休储蓄面临的问题是生命长度的不确定带来的储蓄金的不确定。年轻时储蓄太少可能会造成老年的贫穷，可过多的储蓄又会增加当期的财务压力，更有可能只不过是给继承人留下了一笔意外之财。唐提氏保险则相对完美地解决了这个悖论，同时保险公司又允许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这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劳动收入的人而言无疑极具吸引力。

而迎合人们投机心理的高预期回报是促使唐提氏保险广受欢迎的另一重要因素。美国寿险公司第一次使用大量的广告有组织地推进唐提氏保单的销售，回报率超过10%的广告比比皆是。

代理人在保险公司高佣金政策推动下的销售热情也是推动唐提氏保险大流行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唐提氏保单的延期分红对保险公司有利可图。为了刺激代理人销售唐提氏保险的积极性，保险公司进一步提高了该产品的佣金比例。19世纪40年代，代理人能获得首年保费的5%-10%和次年续保保费的5%作为佣金；接下来的20年，首年佣金比例仅仅是增加了5个百分点；但销售唐提氏保险，绝大多数代理人都可以从首年保费中得到50%甚至更高比例的佣金；在唐提氏保险竞争白热化的阶段，佣金比例更是蹿达80%。高额佣金极大地激发了代理人的销售激情，他们把唐提氏保单作为“大型保险博彩中的可能奖品”来售卖，为了提高业务量不惜给予消费者大幅度的价格折扣，这对那些为了积攒退休金而购买唐提氏保险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3/4的人寿保险业务几乎都是唐提氏保险。

唐提氏保单的大流行使保险公司的延期分红在不断积累后迅速产生了巨大盈余。这些盈余在监管宽松的时代完全由保险公司随意地支配使用。到19世纪末，保险公司依靠这些盈余基本具备了操控股市、控制银行甚至产业发展的经济能力，也毫无悬念地帮助保险公司度过了经济大萧条。

但即便是在唐提氏保险“如日中天”的时期，也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质疑。不过，在当时对唐提氏保单一边倒的追捧赞誉中，这些质疑声音和变革举动均未引发更大波澜，直到波士顿证券经纪人Thomas Lawson在当时的流行期刊Everybody’s Magazine上发表《疯狂金融—结合的罪恶》（Frenzied Finance: The Crime of Amalgamated）拉开了披露寿险产业内幕的风潮，一时之间揭露寿险行业弊端几乎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头版头条，寿险业成了众矢之的，而支撑寿险业发展的唐提氏保险由于没有兑现广告中的高额分红更是遭到了“墙倒众人推”的颠覆性批判。

通过对唐提氏保险的调查，阿姆斯特朗委员会认为其存在规避监管、超60%以上保单延期分红、截留利润等弊端与风险，严重侵害保单持有人和投资者利益，最终被明令禁止。根据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建议禁止唐提氏保险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产品的回报率是从其他成员的积累中获得，但并不能为这种形式的保险产品提供可持续性的支撑理由，而存活者的额外收益具有赌博的特征；二是唐提氏保险的流行更大程度上依靠代理人夸大虚假的销售误导，唐提氏保单的销售人员经常承诺保单持有人将会获得最初投资的二倍或三倍的收益，但事实绝非如此；三是唐提氏保险延期分红的特性使得保险公司可以在不进行会计核算的情况下长期积累利润，巨额盈余导致腐败，腐败导致账目作假，长期恶性循环，必须采取措施进行管理。这些论点给了纽约立法机构很充足的理由，最终禁止销售唐提氏保险并要求其他保险产品每年分红。

作为保险险种的创新，唐提氏保险不能被全盘否定，需要辩证看待。

首先，唐提氏保险是符合保险原理的。它将保单持有人的保费聚集起来以应对长寿风险，当唐提氏期限结束时，所积累的资金将分配给这种风险的承担者即存活者，这是非常符合保险原则的。阿姆斯特朗委员会认为唐提氏保险具有投机性吸引力的说法是一种道德观点，而非经济观点。如果认为唐提氏保险是赌博，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形式的保险都是赌博。保险不同于互惠性的赌注或者国家的地方在于保险是一种公平的“赌博”，保单的价格等于它预期的精算价值加上管理成本。购买唐提氏保险是在减少生命内在的风险而非增加风险。

其次，不能简单地以投资回报率判定唐提氏保险是欺诈行为。表1显示了一个35岁的人1871年从公平人寿购买一份20年期的唐提氏保单，一直持有到1891年给付时唐提式保单投资回报率。虽然存活者实际收到的回报率没有达到广告中预期的10.4%，但需要关注的是这20年间同期的投资收益率以及实际购买力。美国消费品价格在1871年到1891年呈现出稳定的下滑态势，所以1891年给付金额实际购买力超过名义金额。存活者得到的实际回报率是7.8%，同样的金额投资在银行名义回报率仅有4.3%或者实际回报率6.1%。购买者可能对于实际回报率没有当初广告中显示得那么高感到失望。

最后，针对委员会提出代理人问题。代理人制度对寿险业发展也是功不可没。保险公司在唐提氏保险的销售上首次大规模投入说明性广告，开创了现代寿险的销售模式。对于误导性的广告，可以直接通过“广告真实性”等方面立法进行有效管理；对于资金滥用问题，可以通过完善监管及会计程度等有效控制。在这点上，阿姆斯特朗委员会显然混淆了保险产品设计缺陷与监管措施缺位之间的不同。

唐提氏保险，这款19世纪中期的金融创新产品，融合了普通保险和常规储蓄的优势，提供了一种高效、高收益、低风险的分期“付款”投资，在法定养老保障制度推出前，为许多美国人晚年生活进行了有效储蓄，发挥了分散“因长寿带来财务风险”的经济职能。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中后期美国寿险业的高歌猛进离不开爆款产品唐提氏保险的助推，但与之相伴的行业野马脱缰般的发展态势更多是行业监管不足和相关法律缺失所导致的。阿姆斯特朗委员会对唐提氏保险的禁售令就像是马克思所说的“倒洗澡水时连同孩子也倒掉”，不应成为禁止金融创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