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60年代下南洋的故事（盛极一时的下南洋）

想必许多朋友对“南洋”一词并不陌生，这一称谓最初始于明朝，是指以中国为中心，南中国海附近之东南亚诸国岛屿。

“南洋”地区大致范围

虽然“下南洋”的人口南迁活动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也不止这一次，但笔者在考证相关史料后，另有许多新的发现，写出来与诸君共同探讨，本文略长，但相信在您读完后，会对南洋有一个更为清晰且独特的认知。

下南洋方向示意图

咱们先来明确“南洋”的大致范围，包括马来群岛，以及印尼群岛，同时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地区。

南洋诸岛

但在某些特殊时期，也包括中国大陆以南各州省，如清末至民国，就曾划分我国沿海地区为“南北两洋区”，称山东以南的“江苏 、 浙江 、 福建、广东”各省为“南洋”。

“南北两洋区”示意图

而历史上首次”大规模下南洋人口迁徙活动”，还要自“明末”时期说起。

由于明末清初时期社会动荡，随着清军入关，南方大量人口迫于战乱和生计，不得已举家南迁，试图漂洋过海，到南洋之地逃避战乱，谋求生存，其中“闽、粤”两地人民占绝大多数。

下南洋旧照

至于人们为何会首选南洋地区，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地理上的毗邻关系，以及气候与地理上的客观因素。

从地理位置来看，南洋等国与中国南部相距不远，不管是走水路，或是走陆路，皆可抵达。

其次是气候，温热的热带气候，有助于各类农作物的生长，而湿润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即使所前往的南洋岛屿并未实质开发，但对于擅长农耕的古人来说，只要有水有地，便能耕种出足以果腹的作物，并且沿海居民擅于捕鱼，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南洋地区同样受用。

而向西北，则大多属于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交通也更加不便，对于世代经济繁荣的南方百姓而言，荒凉地区很不适合生存发展，再延伸来讲，习惯了靠海吃饭的沿海人民，无法适应西北的风沙天气以及干涸气候，所以唯独向南，而且是距离南方沿海地区更近，交通更为便捷的南洋地区，便成为了百姓躲避战火，举家南迁的首要选择。

最后还有一点不容遗漏的客观因素，清军入关时，向北或向西北躲避战火也不可能，一方面清军采取“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的民族征服政策，起初反抗清军的汉人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二来清军是由北向南入关，因此北方地区是发生战争的主要地区，依靠正常逻辑来说，根本无法向北，所以在这个时期人们选择“下南洋”，主要是由于朝代更迭时爆发战争，从而引发社会动荡，经济体系崩溃等因素，作为在地理上拥有毗邻关系，相距“闽、粤”不远的东南亚等“南洋”地区，就成为了中国南方诸省人民躲避战火的避难所，更成为谋求生计的首选。

图：清军入关

第二，海禁政策的一波三折，历史发展所造就的必然选择。

实际在明朝初期，即十四世纪伊始，曾进行过长达上百年的“海禁政策”，这一政策原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日本军阀余党组织的武装走私，以及自元朝时兴起的海盗抢掠，但与之相关的海洋贸易也被禁止。

直到郑和下西洋时贸易相通才有所缓和，但也只是“朝贡贸易”，即外国使节携带名贵商物，乘船来到大明，所载货物将由大明朝廷全部收购，这种贸易行为具备“进贡”的性质，反之明朝作为礼仪之邦，更作为宗主国，要回以“赏赐”，同样派遣使节，乘船载货到东南亚等国，向当地国王或皇室传达谢意。

朝贡

这种贸易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属于政治外交行为，更体现出国与国之间的强弱关系，可被称作是王朝政府经营的“政治贸易”，而我们所熟知的民间与私人贸易，仍不被允许开展。

出使“琉球王国”的朝贡官船

因此，便催生出巨大的走私市场，由于郑和下西洋，使明朝沿海百姓对于东南亚等国有了更为深入清晰的了解，所以东南亚盛产的珍珠等珠宝，就成了珠宝市场的稀有物，闽粤两地以及广东内具备冒险精神的商人，便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到东南亚等国，向当地土人收购上等珍珠，再走私到明朝，以高价售卖。

郑和下西洋

《明史·苏禄传及阿丹传》中有明确记载：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

《明史·苏禄传及阿丹传》：永乐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枝，又大珠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

而由于走私活动的日益频繁，一些原本并不对民开放的通商要道，也被不断往来的走私者们所熟悉，并建立起较为安全隐蔽的海上走私路线，因此随着明末时的社会动荡，经济衰退，闽粤等地谋求新生计的人们，便跟随这些走私者创建的水路，抵达南洋诸国，开创新的人生。

虽然在永乐年间，海禁虽有所松弛，但仍旧未全面开放，直到弘治年间再度强化，海禁政策可谓一波三折，这期间走私活动从未停止，反而在这种一波三折的政策改变中，日益繁荣，具体可表现为，货物的价格始终高居不下，这使闽粤以及福建等地的走私者，看到了巨大的商机，而甘愿冒巨大的奉献开辟隐蔽的贸易水路。

等到隆庆年间，明穆宗宣布解除长达两百余年的海禁政策，史称“隆庆开关”。

油画《隆庆开海》·麻显钢

这使得民间的海洋贸易达到了历史新高峰，促使大批中国商人经海洋走出国门，开拓出巨大的海外市场，明朝的商品出口量直线上升，东南沿海各地经济，迅速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新阶段，由此促成粤商等各地商帮的形成与发展，往后将近七十年，全球贸易将近2/3的比例，与具备开创精神的中国商人密不可分，明朝沿海各大型港口城市，更一度成为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发达的经济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中国商人在海外看到了机遇，如东南亚岛屿虽多，却有大片土地属于未开发状态，且海洋资源充沛，内陆地区并不常见的物种更比比皆是，因此更多的中国商人举家南迁，抵达南洋各岛开创事业。

朝贡贸易

这一时期，有大量华人伴随商业发展，选择在南洋定居，最终形成一定规模的华人聚集地。

所以到了明末清初战火不断的时期，南方沿海诸省的人民百姓，为了躲避战火与局势混乱，便将“前往南洋”当成了首要选择，继而通过自古以来的传统海洋贸易路线，前往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陌生的南洋地区，或投靠亲属，成为当地华工，或开辟新居，自力更生。

再到清朝末年与民国初期，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的“下南洋”移民迁徙活动。

我个人认为，此时南方诸省人民选择下南洋的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时局异常动荡。

风雨飘摇的晚清早已满目疮痍，同时陷入了列强瓜分，军阀四起，南北混战的复杂局面。

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推翻了统治中国达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迎来了近代最初的民族民主革命，随后因为社会体系变革等大环境因素，导致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军阀混战，人民百姓艰难度日，整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体系迎来了变革转折的关键点，基于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来说，如何在异常动荡的时局中，得以谋求新的生存，就成为了人民百姓所要考虑的重中之重。

辛亥革命旧照

迫于这些外在的客观压力，南方沿海人民开始遵循祖辈的路线，通过海路前往南洋，抵达较之大陆时局更为稳定的南洋诸岛。

这也是下南洋的主要原因之一，据资料统计，自1860年到1912年期间，有超过200万华工前往东南亚地区参与务工。

拖家带口下南洋

第二，劳工需求量急剧增大。

1840年之后，伴随英国与荷兰殖民者的不断占领，东南亚等国进入了加速开发的时期，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加大，同时还充满了各种巨大的商业机遇。

比如1857年，马来西亚的雪兰莪州皇族——拉惹阿都拉，宣布开放当地的“巴生锡谷”，此举在短时间内便吸引了大量的锡矿商人，赶到锡谷建设锡矿，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建设成为人群的聚集地。

左侧：采矿华工

于此更吸引大量来自中国的矿工，前往锡谷参与开采锡矿的劳动。

据悉，参与此次开采锡矿热潮的华人，多达十万，当时统治马来西亚的英国殖民政府，更设立名为“甲必丹”的华人领袖，负责掌管全体华人矿工的日常事务。

注：“甲必丹”为荷兰语“kapitein”的音译，本意为“首领”（与英语“captain”同源）。

《光复军志·党会》·龚翼星 ：榜甲全岛八港，港一甲必丹，皆华人为之，以领华民。

第三任“甲必丹”，“吉隆坡王”——叶亚来

而这块几乎等于由华人建设起来的人群聚集地，正是在日后成为了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

吉隆坡夜景

受到这段采矿热潮的影响，最终选择定居吉隆坡的华人超过十万，由此奠定了日后马吉隆坡华人数量的基础，据2017年马来西亚统计局发布的总人口数据显示，吉隆坡现有总人口为179.13万，其中以族群划分，土著（包括马来族及原住民）共有72.23万人、华裔65.25万人、印裔15.03万人、其他民族共1.77万人。

图片来源：香港贸发局官网——援引吉隆坡统计局总人口数据

由此可见，华人数量占吉隆坡总人口将近一半，每三个吉隆坡人里，就有一个是华裔。

以此为例，当年选择下南洋的华人，绝大部分是因为东南亚在欧洲列强统治时的加速开发，而涌现出大量的劳工机会，以及巨大的商业机遇。

第三，经济压迫。

为何要把这一点单独挑出来说呢？

我想有的朋友肯定会认为，经济压迫也属于时局原因之一，但这一点在清朝末年，乃至被西方列强入侵的时期，尤为突显。

晚清末年，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中国社会经济受到强烈摧残，因此进入了经济不断衰落的时期，工商经济更是受到严重打击，而工商经济的倒退，更使得当时国人赖以生存的农业濒临绝境。

晚清末年旧照

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方显廷所著的《中国经济之症结》中指出：

自1873年至1933年的60年间，全国人口增加31%，而耕地面积仅增加了1%，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16公顷。

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

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专家所预估的“最低生活标准”，即“每人需耕田2.5英亩（约为15亩）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来算，整个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几乎是负值，靠耕种赖以为生的民生经济，完全没有任何进步，更别提以此为基础的工商业经济，则完全处于持续衰退。

清末旧照·荒废的北方农村

通俗来说，人民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最基础的“填饱肚子”都达不到，何谈商业兴盛？

而当时的资本帝国主义，对于近代中国进行经济压迫的主要手段，主要有以下四点：

1、控制中国通商口岸。

2、剥夺中国关税自主权。

3、对华倾销商品和资本输出。

4、操纵中国经济命脉。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首先进行的“武力入侵”的基础上，先通过强大的武力，控制住整个晚清政府，继而展开对当时中国经济的深度掠夺。

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比如迫使晚清政府签订各类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的勒索巨额赔款，导致晚清政府的财政出现严重危机，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破坏，而追根溯源，因列强压迫而惨遭剥削的源头，只有天下的无数人民百姓。

辛丑条约——图右侧：李鸿章—庆亲王

另一边，依靠签订的各类不平等条约，以及对中国主权不断进行深入侵略与控制，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掠夺，进而控制了国家海关的自主权，无法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便无法保护本国的民族经济发展，使得人民百姓坠入难以度日的无尽深渊，从而达成“经济侵略，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目的，最终通过榨取中国经济，使自身获取超额利益。

清政府代表登上英国军舰，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我举一个很简单很浅薄的例子，可能大家就会对这种经济侵略有很深的体会：

首先，人活在世上，就得吃饭。

而饭的来源，一般分为两种：

一是通过自主耕种，二是向别人购买。

但在发生战乱的时候，如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老百姓不想受到战火殃及，就会选择先逃命，被迫拖家带口转移到安全的地点，这直接导致大量田地无人耕种，粮食产量就会因此而锐减。

再进一步说明，粮食锐减就会增大爆发饥荒的可能性，再加上人口始终处于增长，而耕地却越来越少，以前十个人吃十碗饭，现在人口增加，变成了一百个人，但饭的总量仍然没有变化，依旧是十碗，还有可能更少，因为没人种地了，以前的十碗饭，现在很可能只有九碗，八碗，甚至是五碗。

十个人吃五碗饭，还能勉强对付对付，但因为总人口一直增长，每个人分到的饭的比例在不断被压缩，直到一百个人的时候，还是五碗饭。

一百个人吃五碗饭，必定有人会挨饿。

这时候你去看看自家的地，所有的粮食已经吃完了，就连隔壁村的粮食也没了，甚至整个国家的粮食，只剩原先的一半不到，可要吃饭的人却比之前还要多的多，那么必然就会出现饥荒。

那么问题来了，整个社会陷入饥荒，自家又没粮食，该怎么办？

买。

尽一切可能，买别人的粮食，先想尽办法吃饱再说，只有先吃饱，才有力气干活儿，才能有精力去发展经济，所以民生是一切经济发展的首要前提。

然而这时候，资本主义列强就会开着船，到你家楼下，问你想吃饱饭吗？

他说我有大米，来买我的。

但要比你自己种的贵，而且是非常贵。

可为了活命，饥肠辘辘的你别无他法，只能买他的粮食。

不管他是狮子大开口，还是坐地起价，你为了能吃饱饭活下去，就算花再多的钱，也必须得买！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侵略，将粮食买卖的关系，换成能源，工业产品等，也同样适用。

自家没有煤炭，或者煤矿被列强控制，侵占。

但你想让家里的火车动起来，船开起来，怎么办？

买。

日军在满洲里所建工厂

可因为海关自主权被帝国主义列强操控，你进口的煤炭价格，无法自我定价，就只能任由他们坐地起价，可为了火车能跑起来，船能动起来，你又不得不接受。

这就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经济侵略。

而这种经济侵略，正是建立在武装入侵的基础上，没有军队先行入侵一个国家的主权，通过强大的武力操控一个国家的政府，就无法实施进一步的经济侵略。

但不管是何种侵略方式，到最后被剥削的，受苦的，挨饿的，只有天下间的黎民百姓。

因此在这种民不聊生的艰难困境下，更多受到经济压迫的人，选择了下南洋，而这个原因，在今天看起来，好像有些无关痛痒。

但当年的人，是得多么的走投无路，才能放弃祖祖辈辈耕耘的家室，田地，事业，拖家带口，背井离乡，一路上还要躲避着可能随时会爆发的战火，疾病，饥饿，天灾，以及汹涌的海浪。

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睡觉的床要重新做，吃饭的碗要重新买，住的地方条件还很差，身边举目无亲，除了咬着牙在全然陌生的新环境里活下去，别无他法。

所以，说句可能有些难听的话：

下南洋，并不只是因为国外有机遇。

而是因为被逼的走投无路，迫不得已去混饭吃。

再深入的说，是因为当时国家不强盛，受尽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

被华工人贩卖往南洋的“猪仔”（苦力）

这一点我本不想承认，但不得不承认，因为那是一段伴随屈辱历史背景的下南洋，甚至把招募华工下南洋务工的机构，称为“猪仔馆”，而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也有一条是“允许西方国家在华雇佣劳工”，并与应募者签订“契约”，因此签订契约的劳工也称为“契约华工”，民间亦称：卖猪仔，或客头。

“和记洋行”关押苦力的“猪仔馆”

被关押在“猪仔馆”内的华工

而并非像明朝时的郑和下西洋，满载着一个民族最好的商品，最强大的军队，到一个完全陌生，但听说过大明之强盛的国度，心安理得接受他们的朝贡。

所以经济受到压迫，导致下南洋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

国不强。

若国强，人心自强，家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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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大迁徙》——学者·高荣伟

文献来源：知网

文献链接：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SCQ2014070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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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方显廷·著：《中国经济之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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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军志·党会》·龚翼星 ：榜甲全岛八港，港一甲必丹，皆华人为之，以领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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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苏禄传及阿丹传》中有明确记载：土人以珠与华人市易，大者利数十倍。

《明史·苏禄传及阿丹传》：永乐十九年中官周姓者，往市得猫睛，重二钱许，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枝，又大珠金珀，诸色雅姑异宝，麒麟狮子、花猫、鹿、金钱豹、驼鸡、白鸠以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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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侨历史贤人选录》

《叶亚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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