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要媒体排行（全球最数字化的传统媒体不在美国）

在《纽约时报》于2015年10月7日，高调披露自己五年后的宏伟目标——实现数字收入8亿美元的时候，马塞亚斯·多夫纳领导的德国报业巨头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在已经过去的2014年30.3亿欧元总收入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精确地说，53.2%，也就是超过16亿欧元来自数字业务。而其2014年的经营利润，有72.1%来自数字业务。2015年上半年，施普林格总收入增长9.8%，数字收入占比达到60%，来自数字业务的经营利润占比75%；其中，来自德国之外的数字业务收入增长23.6%，在总收入中占比47.8%，离货真价实的国际媒体集团红线一步之遥。讽刺的是，这个看起来十分数字化的德国人，这家相当国际化的德国媒体，竟然因带头反抗互联网新兴力量代表谷歌的数字暴政，而被一些美国人、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视为“数字反动派”。这个在数字化转型中出人意料地一马当先的传统媒体德国标本，也许可以仔细端详。

【图说：布洛杰特、贝佐斯这对互粉的互联网狂人，几十年来总是搅和在一起。这回，他们又要和多夫纳一起混了】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狠角色？

很久以来，马塞亚斯·多夫纳在美国媒体上是偶尔露面的反派，在中国媒体上，他甚至连反派的角色，都不曾尽兴扮演，亮相的机会只是跑一跑龙套，在欧洲反谷歌运动中客串一回。其实，这个德国人很有料，在中国语境的“媒体融合”浪潮中，是一个更可以亲近、更具有借鉴意义的标本。也就是说，他提供的思考与模式，虽然另类，但更具冲击力，他已经走得最快，也可能走得更远，更值得深入发掘。奇怪的是，此前，多夫纳并未受到什么认真的关注。

一，马塞亚斯·多夫纳的新媒体哲学

杰罗姆首先从其新媒体哲学说起，而将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新媒体实践稍后再议。这个德国人的媒体哲学，与德国盛产的哲学大异其趣，简单而实用，且硕果累累。对于正在进行数字转型的中国媒体领袖而言，这可能是一件迟到但没有晚点的思想武器。其实，他的思想，并不新鲜，与中国的不少学者与媒体掌门人的种种表述异曲同工；区别只是，光说不练，还是光练不说。这个德国人用他的并没有多少前卫的新媒体思想，把自己打造成了前卫的（在有些人眼中是保守、落伍的）新媒体实践者，令那些“跪倒在谷歌、Facebook面前的美国媒体”（《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语）自惭弗如。其专业自信、模式自信值得数字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理想者琢磨。

在优质新闻内容最终应该收费问题上，这个德国人与中国学者张立伟一样立场坚定，大声疾呼，不同的是，一个是手无一兵一卒的秀才，一个是手握铁甲雄师的元帅。居庙堂之高，而有信仰、有理想、有情怀并且还有勇气，当然有机会成为一些美国人眼中的“反动派”，一些美国人眼中的数字革命家，当然会有不少传奇。

2014年5月15日，意大利著名企业家，媒体集团Gruppo Espresso总裁卡洛•德贝内代蒂（Carlo De Benedetti）在为赫芬顿邮报写的一篇名为《为什么我喜欢多夫纳，害怕谷歌》的博客中这样为马塞亚斯·多夫纳点赞：

“马塞亚斯·多夫纳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个年少有为、年富力强的媒体领袖。他不到20岁就开始写音乐评论，不久，被德国严肃报纸《法兰克福汇报》选为驻布鲁塞尔记者。32岁时，他出任柏林一家新闻周刊的总编辑，34岁时，出任《汉堡晨邮报》总编辑，36岁时，出任《世界报》总编辑，不到39岁（2002年），出任《世界报》的东家阿克塞尔·施普林格集团的CEO。我个人早就认识多夫纳，我相信他是欧洲最具创新性、最有勇气的媒体领袖。他只花了几年时间，就把一个苦苦挣扎的媒体集团带成了一家高效的欧洲媒体业引擎（efficient publishing engine in all Europe），在全球范围内也独树一帜。因此，多夫纳带头反抗谷歌，我并不觉得意外。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

意大利人卡洛•德贝内代蒂，很有来头，他不仅是媒体巨头，也是菲亚特、好利获得（Olivetti）等一系列意大利全球名企的前CEO、现董事，意大利政经巨头，他在美国主流新媒体上撰文捍卫多夫纳，展现了欧洲反谷歌势力的扎实根基。

权威的新闻学术机构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把欧洲出现的这股反谷歌力量命名为“数字反革命”（digital counterrevolution），而将其当然领袖马塞亚斯·多夫纳称为“数字反动派”（digital counterrevolutionary）。这样的用语，在中国文革期间常见，在美国的顶尖学术媒体上遭遇，的确出人意料。2014年10月，《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专门派了其总编助理科里·佩恩（Corey Pein）飞往柏林采访多夫纳。科里·佩恩显然并不喜欢多夫纳，提问刁钻、辛辣，大有将其一棍打回原形的气势。双方都不卑不亢，科里·佩恩面对欧洲报业巨头，坚守记者怀疑、质疑的专业立场，避免成为“发烧友”，多夫纳早见惯了被美国友人打压的阵仗，被贴标签习以为常，他固执已见，没有丝毫怯意。

纽约时报对这一现象也没有掉以轻心，2015年8月2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媒体集团集体游说反制谷歌》的长篇分析报道，深入解析了欧盟谷歌战争背后的利益纠葛，直指幕后的“黑手” — — 以德国阿克塞尔·施普林格、法国拉加德尔为首的欧洲媒体巨头。卡洛•德贝内代蒂及其撑腰的意大利媒体集团显然也脱不了干系。至于最早的反谷歌领袖默多克所拥有四分之一份额的英国报纸的角色，已经是老生常谈了。

【图说：纽约时报2015年8月28日刊发报道的配图，左一为施普林格实际控制人弗兰蒂·施普林格，左二为马塞亚斯·多夫纳。这场景，较难与数字收入超过总收入60%的传统、先锋媒体集团董事们的记者见面会匹配？古典而经典，纽约时报编辑选用这张照片，说了许多他们无法用笔墨说明白的意思。】

基于美国利益、美国视角的《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和《纽约时报》对多夫纳的定性，与来自多夫纳意大利、法国战友的判断谁更接近于事实，我们可以在本文的结论部分讨论。在这场争议中选边没有任何意义，有意义的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什么是数字革命，以及对于数字革命的反动，究竟在哪个方向。由此，也可以为理解多夫纳此后诸多惊世骇俗的新媒体实践，提供具体的语境。

现年52岁的马塞亚斯·多夫纳18岁的时候，开始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为报纸写乐评，然后，他拿了一个音乐学的博士学位，正式进入报纸工作。这个音乐学者从此就一直在报纸工作，一路做到了德国顶尖的严肃大报《世界报》的总编辑。2002年，他被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遗霜弗兰蒂·施普林格（Friede Springer）任命为阿克塞尔·施普林格集团的CEO。现年73岁的弗兰蒂是阿克塞尔·施普林格的第五任妻子，曾是他家的保姆。以这样低微的身份继承这个德国第一大报业集团，弗兰蒂面临的挑战很容易想象。但弗兰蒂并非花瓶、菜鸟，她并不做甩手掌柜，而是积极介入集团的战略选择与重大经营决策。弗兰蒂成功地以自己继承的集团四分之一股份为基础，不断拓展势力，收购其他人的少数股权，最终以拥有总数超过50%的股权，成功地完全控制了局面。这个勇敢而可爱的女人以守护传奇丈夫的事业为自己的唯一、神圣使命。在这过程中，马塞亚斯·多夫纳给了她强有力的支持，也获得了她的充分信任，路透社的报道称“两人情同母子”。2012年，弗兰蒂授与多夫纳价值7400万欧元（8200万美元）的施普林格公司股份，约为当时公司2%的权益。目前多夫纳拥有施普林格3%的股份。而弗兰蒂本人，也坐拥数十亿美元，跻身福布斯富豪榜，成为德国首富宝座的常客。

【图说：图中金发红衣老太为弗兰蒂·施普林格，俊朗耍酷大叔为马塞亚斯·多夫纳】

从履历看，多夫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报人，他热爱报纸，但是，事实上，他更加热爱的不是报纸，而是新闻事业。他似乎并不十分在意这种介质、媒体是报纸、杂志，还是数字化的网络。注意这个人接获施普林格帅印的时间点，2002年。这是互联网泡沫吹起又破灭之后不久。他上任的时候，明确了自己的三项使命：第一，带领施普林格在一系列内部争斗之后重上发展的正轨，进一步壮大；第二，带领施普林格数字转型；第三，带领施普林格走向国际，走向英语受众，因为他认为德语受众只有1亿，而英语有10亿，施普林格的活路在全球市场。年轻气盛的少帅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一个比一个艰巨。所幸的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很快实现了，施普林格成了一个强壮的媒体集团，但剩下来的两个，数字化与全球化过程，却曲折而漫长。

二，报纸必亡，新闻不败

大约十年前，2006年5月8日，多夫纳在德国《世界报》发表了一篇长文《新闻业的未来》。这可以看作是他当年对于新闻业的总体思考。并非社论，也非学术论文，而是一篇行云流水，妙趣横生的新闻业时评、随感。不过，后来他的数字化、国际化路径选择，在这篇文章中都可以找到清晰的伏笔。施普林格旗下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图片报》，当时的发行量在300万份左右。但是，多夫纳选择把文章发在发行量有限的《世界报》上。他显然认为这篇文章的读者，不是读所谓“街头小报”《图片报》的数千万受众，而是读《世界报》的关键少数。

多夫纳的文章原文为德文，我读的英文节译显然已经打了折扣，但多夫纳的雄辩与自信仍跃然纸上。多夫纳认为优美的文字是吸引读者阅读的春药，读他的文章，的确可以闻到荷尔蒙的气息。这是杰罗姆在节译之上的节译，17条有趣的要点如下：

1，我们做媒体的人，喜欢危机。我们总是在比赛，看谁可以用最耸人听闻的方式描绘这种危机。现在，我们自己处在危机中了。谁也不想成为恐龙，因此，我们都变得极其开放，接受变革，接受创造性的摧毁。我本人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因为恐惧死亡，而实施自杀。

2，未日并未来临，事物的变化比我们想象的要小。我们不应该改变我们做事的方式，否则，我们将真正面临毁灭。

3，我信奉“雷普法则” (Riepl’s Law)。沃尔夫冈·雷普是德国一家报纸的总编辑。1913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一个在传播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论断：新媒体不会取代现存的媒体。这个法则迄今未被推翻。

4，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刚刚过完自己400岁生日的报纸（2006年），还有下一个100年吗？答案有和没有都对。报纸，以纸张为基础的信息传递媒介，没有未来；“Newspaper”作为一种创意的媒体，将长久存在。纸张将被“电子纸”或者其它介质取代，而作为一种功能应用，“Newspaper”将是不可取代的。报业或将消亡，新闻业将永远存续。互联网不是一种新的报纸，它其实是一种新的媒体。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新的传播介质，也是一种新的创意、创新媒体。按照雷普法则，这意味着，互联网将按照现有媒体的范式创新性地自我塑造，而不是取代。

上面摘引的陈述，是不是很有趣？这是一个做过多家报纸总编辑、现在又管着数以百计总编辑的数字媒体集团的当家人对于报纸的基本认知。报纸必亡，新闻不败。这样冷峻的定位，决定了这个船长随时会弃船，但他热爱大海，他要继续航行，只不过，他要寻找或者打造自己新的诺亚方舟。

【图说：央视“大裤衩”设计者其实是奥雷舍人，奥雷舍人离开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自立门户，也为施普林格新媒体园区提供了一个设计，并最终进入三强。但他被许多人看好的梦幻方案被弃用了。】

5，迈向全球化的第一步来自航空业的发展，全球化决定性的第二步来自互联网。在互联网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接触几乎任何信息，这，导致了资源的重新分配。

6，全球化的互联网新闻业与现实世界中的报业具有本质的区别。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迅速获取更多的我们知道我们有兴趣的信息。而在报纸上，我们将获取的信息我们并不知道会不会令我们感兴趣。（杰罗姆注：这话不大好懂，但值得反复玩味。）报纸具有广度，互联网拥有深度；报纸倾向水平，互联网倾向垂直。

7，互联网与报纸的第二个根本区别是，在互联网上，用户指引新闻记者；在报纸上，读者被指引。互联网颠覆了各种层次结构。用户生成内容，UGC，在这里成了关键词，用户、顾客成了新闻记者。用户、客户主导，记者处于从属地位。

8，“报纸”必须聚焦于自己的力量，而这意味着，要做一个水平的媒体，创造并且满足读者的愿望与兴趣。读者的愿望与兴趣，他们自己甚至都不了解。（杰罗姆注：这句话中的专业自信，或者说专业傲慢，多夫纳似乎根本不想隐藏。）

9，人们会停止印刷报纸。当电子纸变得轻薄、可折迭、可弯曲，变得足够便宜的时候，人们一定会抛弃印刷版。那时候，我们将向我们的订阅顾客分发电子纸（或者鬼才知道会有个什么名字的类似设备）。纸张、印刷、投递的成本将无限接近于零。但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不会根本改变。我们将向目标群体，以订阅、付费方式，提供信息与娱乐。这是我们不变的商业模式。（杰罗姆注：这种模式自信，几个媒体领袖拥有？多夫纳正以付费墙进行实验。）

看明白了吧，这个骨子里百分百的报人，在2006年，内心已经决定抛弃报纸，但他要抛弃的只是NewsPaper中的那张纸，而不是News。News，或者换一个说法，journalism将是他此生的坚持。基于报纸曾经十分成功的商业模式，他也坚信在数字时代同样会成功。坦率地说，这样的信仰，并不是每一个报人都能够拥有的。正是这样的信仰，驱使他在2013年卖掉了几份经营状况还不错的报纸、杂志，筹集了约10亿美元，为他即将展开的数字战争准备粮草。可以相信，这样的加减法，多夫纳会一路做下去，直至其数字化、全球化使命最终达成。

【图说：这个可能出现在柏林墙原址的施普林格梦幻新总部大楼，被多夫纳否决了。他的选择，更具想象力吗？】

10，我们的生意不是创造印刷在纸上的什么东西，我们创造的是新闻：独家新闻，独立观点以及迷人的语言。这就是新闻业要做的事情。以前，我们在纸上做，将来，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做。强调一下，所谓做新闻（journalism），就是用独特的语言提供独家新闻、独立观点。Journalism可以与纸张无关，可以与数字无关。我只知道一件事，当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接触几乎任何信息的时候，人们将会迷失，“导航”的需求将会增长。选择的能力与质量，将为新闻记者提供领导力。而这也是新闻业存续的基础。

11，饿的时候，你想到的是做饭，还是吃饭？“三克”足球，“十勺”年金政策，“五粒”影评，“一碟”外交酱油，拌上中东、印度风味的“佐料”，你自己动手来做新闻早餐？累不累呀！读者们并不愿意事必躬亲。读者需要方向、导向，需要领导力。人们需要大品牌，大制作，超级秀，需要值得信赖的“报纸”（“澎湃”，Paper，呵呵）。这植根于人们的欲望之中，独立于所有的时尚与趋势。网上网下都一样。

12，在追求读者友好这方面，我们不能走得太远。不能因为顾客导向，而失去了方向，而失去了自己的特有魅力。在这方面，政治家们的遭遇值得借鉴。当政治家们把政治、政策作为取悦选民与媒体的工具，当“民调民主”大行其道之时，政治领袖们的重要性与尊严都在受损。

13，新闻业同样如此。如果根据所谓市场调研来设计你的概念与内容，长远看，必定受损。多年来，全球范围的调研机构都在传递这样的结果：少一点政治，少一点文化，多一点体育，多一点地方新闻。现在，我们有了大数据，有了切实可靠的验证手段来象确认收视率一样确认报纸的阅读率。结果让人大吃一惊，体育新闻只有25%的人读，即使是地方报纸，地方新闻的阅读率事实上也低于全国与全球新闻。市场调研是一种指引，但它永远不会确保成功。

14，我想起了一种我称之为保镖综合症的现象。一条街上有两家狄斯科俱乐部。一家门前有人站着高喊，快来啊，漂亮姑娘！免费入场！快来呀。进去的人并不多。另一家的人站在门里面，对想进入的人说：对不起，今晚只许会员进入。结果，门前排起了人龙。那么，“报纸”的读者要什么呢？漂亮姑娘？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他们要的是独家新闻，独立观点和迷人的文字。这些东西曾使许多纸质报纸成功，也将使未来的互联网上的“报纸”具有竞争力。

15，根据定义，报纸（新闻纸）有关新闻。但新闻纸真正的核心要素，其存在的真实功能和原因，许多人并不知道。新闻？各大通讯社都可以提供，每家报纸花点小钱都可以买到，都可以把版面填满。发现、提供有价值的新闻，尤其是独家新闻，依靠研究。如果新闻业要与时俱进，要能够成功地竞标客户宝贵的时间，他们必须更多地强调调查研究（Research）。调查性报道花时间，花钱，但从长远看，这是一份报纸安身立命的根本。报业领袖必须给调查记者更多钱，更多时间，更多的独立判断的空间。

16，独立的言论是报纸生命的血液。

17，迷人的语言是记者必备的鲜活食材，也是点燃读者的春药。（多夫纳，也是标题党！）

读到这里，可以明白了吧，多夫纳为什么能够那么年纪轻轻，就把德国各大报的总编辑都干遍了。他有秘方，而且，他打算带着这个秘方投奔数字世界。在2006年的时候，他就想明白了。多夫纳好象不喜欢用“内容为王”这样的说词。但显然，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内容为王论布道者，不过，这是数字时代的“保守”与“反动”吗？数字时代好象更青睐渠道、分发？

三，新闻事业是人类的永恒渴望，与慈善无关

十年后，多夫纳的新媒体思想当然会更为丰满，但仍然固执地坚持其基本信条。

美国著名媒体评论家、哈佛尼曼学者肯·道科特与其过从甚密，2015年8月，道科特问多夫纳：你喜欢谈论新闻业务如何驱动数字分类广告和其它一些现在看起来还不怎么相关的数字业务，说起数字新闻业务和数字商务之间的协同效应也头头是道。但是，如果，这种协同效应并不足以支持建立并运营一个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杰罗姆旁白：大白话是，赚不到足够的钱。）那么，你的新闻理想又将如何持续呢？

“这是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但我不害怕讨论。如果如你所说，数字新闻业不能发展出一种真正的、赢利的商业模式，不能对其它的产业作出实质贡献，其本身只是一种回报很低的生意，甚至更糟，它还是某种补贴的接受者，那么，我认为新闻业没有前途。”

面对道科特的质疑，多夫纳的观点听起来很雄辩。的确，如果新闻业并不是社会的真正必须品，并不能满足消费者的真正需求，并不是一门可以通过读者、广告和其它新的收入来源变现的真正的生意，那么，真该忘了什么新闻业。没有人会去做这种劳而无功的事情。

多夫纳下面的结论听起来信心满满且掷地有声，其专业自信、模式自信丝毫没有磨损：

“谁也无法让我确信，宏大叙事、关键信息、独立判断以及醉人的娱乐不是一种需求。在我看来，这些正是人类的永恒渴望之一。这些也正是我们对于数字消费者的承诺，我们将以数字的方式重新定义并满足这些需求。这也就是我们的努力与奋斗如此重要的原因。”

肯·道科特并不完全接受多夫纳的观点。但他显然成了多夫纳的“帮凶”，利用他自己的言论平台与学术位势，积极地传播多夫纳的思想。甚至，持不同政见的《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的科里·佩恩也为多夫纳的观点提供了完美的演绎。

在2009年11月13日蒙特卡罗举办的一场媒体峰会上，多夫纳与赫芬顿曾有过一场著名的辩论。两个乡音很重的（德国和希腊口音）的人用英语辩论的视频，被称为当年的年度视频，听起来实在费劲，但是主题却是性命交关的：互联网上的内容免费Vs收费模式。这个话题，几年后仍然是多夫纳敏感的神经，科里·佩恩访谈一定要挑逗，决不肯放过。这不，多夫纳一碰这话题，情绪就来了：

“主张在互联网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免费获取所有内容是荒谬的。这不过是纯粹的意识形态说词，不过是那些无偿利用人家的内容产品图一已之利的商人的遮羞布而已。他们忘了内容生产者是在承担高额成本的前提下，生产了这些内容。他们免费占有这些内容，又通过这些内容，以广告的形式变现获取巨额利润。那不是一种可以持续发展的生态，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内容生产者迟早都会停止生产，而内容聚合者或者搜索引擎及盗版者也无法存续。从长远讲，媒体需要一些不同的营收管道，而付费读者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柱。”

多夫纳反复强调，媒体应该被置入市场之中，参与竞争，而不是被圈养起来。只有那些拥有健壮而成功的生意的媒体，长期来看，才可能成为独立的媒体，成为民主社会的看门狗。依靠政府资金运营的媒体，最终将成为国有媒体。多夫纳也反对媒体接受非政府机构基金的支持，反对慈善机构的援助。他认为新闻业，决不是慈善的对象，新闻业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我是一个结构和文化的乐观者。钟摆效应始终存在。钟摆可以过头，但它终将修正。也许，现在很多人会认为，我们不需要新闻业，我们不需要品牌媒体，我们只需直接沟通，只需要去中心化、碎片化。好吧，走着瞧。我百分百确定，钟摆会回来，会摆向可以信赖的品牌，负责任的品牌，会摆向知道如何写伟大故事以及知道做深入研究的专家，会摆向那些当他们发布了不准确的信息时知道如何承担责任的人。这符合消费者的利益。”

多夫纳总是忘不了在有机会的地方，插播对谷歌的不满。而科里·佩恩也忠实地传递了这样的情绪：“我们不能责备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比如谷歌，呵呵，杰罗姆注）试图控制整个世界。这对于每一个企业家来说，都是健康的本能。但是，人们，消费者与政府有责任为他们确认边界、制定规矩。如果一个伟大的公司以为因为他们拥有看起来伟大、高尚的理念，就可以蔑视现存法律规范，那就匪夷所思了。”

【图说：站在马塞亚斯·多夫纳背后的这两个微笑的女人，使他在对抗谷歌及美国科技巨头的过程中底气十足？左为富可敌国的名媛弗兰蒂，右为权倾欧洲的女王默克尔】

科里·佩恩在他的长篇访谈中写道：马塞亚斯·多夫纳在德国之声电台2014年8月举办的“全球媒体峰会”上大声质问：“那些来自硅谷的技术公司将成为新的、仅有的内容分发者吗？他们将控制权衡与评估事件重要性及意义的过程吗？传统媒体应该捍卫传统媒体的规范、准则来作为自己的竞争优势吗？”

这些设问，抛向的对象难道只是谷歌？这是作为报人的马塞亚斯·多夫纳心中的隐痛，也是每一个报人必须面对的事关新闻业尊严与价值的核心。科里·佩恩作为来自普利策奖颁发者—— 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学者，十分敏锐地把多夫纳的这个关键问题扔了出来。所谓数字化转型、所谓媒体融合，能够回避这些基本的问题吗？多夫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勇敢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谷歌等来自硅谷的新兴科技巨人面前，多夫纳的施普林格，只是手无寸铁的少年“大卫”，而谷歌是力大无比的“歌利亚”。“大卫”斯普林格，有机会抗衡“歌利亚”谷歌吗？悬，但多夫纳执意要试一试。

在访谈结束的时候，科里·佩恩与多夫纳达成了难得的一个共识。科里·佩恩自言自语：“美国媒体面临着（与施普林格）同样的问题与挑战，他们也被这些困扰着，只能跪在谷歌和Facebook等等的面前。（the same problems that have put the US media on its knees before the likes of Google and Facebook ）而这，压低了象施普林格这样的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对这个来自美国，看起来咄咄逼人的学者、记者，居然会拥有如此柔软、率真的说法，多夫纳深感意外，也深以为然：“绝对如此。硬币通常都有两面。”多夫纳说的“绝对如此”，不知道指的是“跪下”，还是美国市场门槛的确因此而变低了？还是两者通吃？

多夫纳的自信并不虚妄，他正“乘虚而入”美国。

简单列一张近两年施普林格收购、参股的美国初创企业名单，Business Insider ，Ozy，Mic，Politico，Jaunt，Thrillist，Livingly Media，A Plus，NowThis Media，Airbnb （这家不是媒体，但是独角兽）。尤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施普林格投资标的的名单上还要再加上两家以投资上述这类公司为已任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名字：Lerer Hippeau Ventures，SV Angel。莱勒希伯公司的正身上文已经验明，SV Angel常用的中文译名为“硅谷天使投资基金”。这两家著名风投本身投资的初创企业数不胜数，成了施普林格不可多得的项目储备池。施普林格于2014年在硅谷开设了办事处，2015年7月，又将其负责企业发展的执行副总裁彼得·沃腾贝格（Peter Wurtenberger ）派往纽约常驻，以进一步缩短施普林格与美国数字新大陆之间的距离。

在《纽约时报》于2015年10月7日，高调披露自己五年后的目标 —— 实现数字收入8亿美元的时候，马塞亚斯·多夫纳的施普林格在已经过去的2014年30.3亿欧元总收入中，已经有一半以上，精确地说，53.2%，也就是超过16亿欧元来自数字业务。而其2014年的经营利润，有72.1%来自数字业务。在2015年上半年，当线下业务持续下滑问题同时困扰《纽约时报》与施普林格集团的时候，《纽约时报》数字收入增长不敌线下业务衰退，施普林格却凭借数字业务的喜人腾跃，逆流而上，总营收、总利润、数字业务占比都继续顽强攀升，令人瞠目结舌。

2015年6月9日，也就是大约六年之后，马塞亚斯·多夫纳与阿里安娜·赫芬顿再次在柏林一次数字企业家高峰会上遭遇，不过，这一次他们没有辩论“免费”问题，随着纽约时报数字订户突破100万及施普林格旗下报纸《图片报》、《世界报》付费墙的有效运行，那已经是一个有点过时的问题。他们在追光下友好地拥抱，他们要讨论（不是辩论）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事实上，这两位数字英雄，代表的也许是对于新闻理想珠峰攀登的不同的路径选择。他们从南北分别出发，目标是同一个。不同方向的共同探索，说不准，会让曾经同室操戈的两个人在某处会师呢。这不是无的放矢。当2015年5月美国在线被威瑞森电信（Verizon）收购时，传出了将清理门户，出售美国在线旗下赫芬顿邮报的消息。其绯闻主角，正是阿克塞尔·施普林格集团。

至于马塞亚斯·多夫纳这个所谓的“数字反动派”，是如何具体利用自己的哲学、方法与执行，强力巩固欧洲市场，进军美国市场，又是如何通过“买船”、“造船”并举而不是权宜的“借船”，把施普林格打造成全球货真价实的最数字化的传统媒体，且听下回分解：《数字世界驶来德国战车：欧洲媒体鲜为人知的传奇》。

【图说：马塞亚斯·多夫纳在柏林NOAH大会台上搂着阿里安娜·赫芬顿说什么悄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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