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传苦役生活（书信中看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诸多作品中，他都以“冷漠”示人：无情地戳穿伪善者的面具，无情地揭露穷人的心理活动，随意践踏主角们的尊严，不让任何一个角色最终得到幸福。

无论是《穷人》中杰武什金与瓦尔瓦拉的忘年恋结局，还是《白痴》中的最不幸的纳斯塔西亚的结局，都未能得到好的走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拷问笔下人物的内心，从他笔下流露出的寒气和咄咄逼人，让读者都不禁寒毛直竖，如芒刺背。

但是作品之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么样的呢？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人不单靠面包活着》中，收录了二百多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范围从1837年到1881年，几乎涵盖了陀氏的生平，也可以从陀氏的书信中看出他内心的变化、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思考。

全书读下来，陀氏一生中有三个不容忽视的时期：

• 即将执行死刑的陀氏被改判流放（1849年改判，1854年出狱）；

• 妻子和哥哥的去世，并因为哥哥的债务问题出国躲债（1864-1865年）；

• 重回俄国（1876年）

在早期，陀氏与哥哥的来信较多，大到读书学习，自己在准备什么小说，小到认识了什么朋友、没有钱花等等，都会一一向哥哥汇报。当然，陀氏的一生似乎都处于缺钱的状态，在早期，他向哥哥抱怨学校给公费生的名额都落在了富家子弟的头上，而后来，陀氏开始翻译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赚钱，并开始筹备自己的小说《穷人》，也正是这部小说，让陀氏有机会在文学界崭露头角，并且认识了别林斯基、巴纳耶夫、屠格涅夫等一些文学界名人。

与哥哥通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言语里充满傲娇，对富人享有特权的气愤，自己取得小成就时藏不住的喜悦，认识杰出人物时忍不住的自豪·····信中的陀氏更像个青葱少年，满眼都是未来可期。

在给哥哥的信中，陀氏这样描写他与屠格涅夫的初次相识：

最近诗人屠格涅夫刚从巴黎回来，初次见面就对我产生了如此的好感和友谊，以至别林斯基把它解释为屠格涅夫爱上了我。哥哥，这是一个多好的人啊！我也几乎爱上了他。

屠格涅夫

在这一阶段的信中，陀氏慢慢都是对文坛的喜爱，对他的作家、编辑朋友的称赞，也有越来越多大型刊物的编辑向他约稿，他高兴地向哥哥汇报这一切，并且快乐地宣告：我的前程似锦，哥哥！

然而同一时期，陀氏还在参与另一件事：彼得拉舍夫斯基进步小组的活动。这个进步小组的创始人便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因为受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影响，创建了这个小组，组内的日常风向就是批判沙皇俄国的制度，以及分享学习欧洲的进步思想。但也就是这个小组，让陀氏与死神擦肩而过。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因为涉嫌反动，所有成员被捕，陀氏也不例外，并且被判死刑。但是在《人不单靠面包活着》这本书信集内，陀氏关于组内活动和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谈论并不多，多是因为沙俄的言论审查制度，以及后期陀氏被捕，导致部分反动信件被销毁，因此无法洞悉陀氏在小组内的活动和思考。

直到1849年12月22日，陀氏给哥哥的信件中写道：“一切都定下来了。我被判处四年苦役，然后再去当兵。”之后讲述他在从死刑犯变成流放犯的过程。

在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有一则专门讲述陀氏被赦免死刑的那个闪耀时刻，事实上，陀氏大多数经典作品，包括《死屋手记》、《白痴》、《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之后写成的。当然，经历过生死瞬间的陀氏，在这一刻，心境也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

在1849年-1854年期间，出现了信件的空白期。不过出狱后写给哥哥的信中，陀氏讲述了他在西伯利亚四五年来的生活和遭遇，这段经历也是他后期写作的《死屋手记》的素材来源，包括他在狱中认识的人、作为贵族而受到的排挤等等，当然，这份长信中，也几乎是陀氏最后一次介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大多数组员的遭遇和去向了。

牢狱生活除了让陀氏有了不同的人生经历之外，也让他更体会到书籍的可贵，他在信中多次央求哥哥尽可能为他寄一些书。“你要知道，哥哥，书籍——这是生命，我的粮食，我的未来！”

值得一提的是，在陀氏的信中，因为进步小组而被捕的陀氏，出狱后开始寻求教会的慰藉，他要求哥哥为他寄来的书中，包括一些教会历史的著作，在后期陀氏的书信中，也能够明显感觉到他对沙俄态度的转变：曾经的傅立叶主义者，如今成了沙俄的拥护者。不得不让人猜测：陀氏是被流放生活折磨得对沙俄妥协，开始通过向皇权示好以保全自己书写的权利和安全，亦或是在西伯利亚成功被“思想改造”，真心地拥护沙皇统治呢？

然而即便后来陀氏对沙皇“表忠心”，给皇位继任者写信，他依旧被国家安全机构盯着，并且书信也要被审查。

回到陀氏的西伯利亚遭遇上，1854年出狱，后来又去当兵。途中认识了对他很好的伊萨耶娃一家。伊萨耶娃和他的妻子对陀氏的妻子深表同情，陀氏对二人也非常感激。不久后伊萨耶娃病故，陀氏一方面出于对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的喜欢，另一方面出于对玛丽亚母子二人的同情，开始追求玛丽亚，并与她结婚。

后面在1864年-1865年期间，哥哥和玛丽亚接连去世，照顾哥哥的家人和继子、替哥哥还债的任务都落到了陀氏身上。但是在这方面，陀氏做的的确无可挑剔——至少像他笔下的真善美的俄国人那样——陀氏对哥哥的孩子、继子都视如己出，耐心地劝导他们多读书，并持续地寄钱给他们。

但是债务逼得陀氏太紧，再加上陀氏的身体并不好，为了能够专心还债不再次被捕，陀氏前往欧洲调养身体并全力写作。

因为躲债而旅居国外，但是这却愈加坚定了陀氏的爱国精神。

在陀氏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当时俄国的很多贵族都已经去欧洲呼吸“自由甜美的空气”，并且大肆贬低沙俄。其中包括前面让他敬佩和称赞的屠格涅夫和别林斯基。陀氏与屠格涅夫的决裂也就发生在这一阶段。

·········他（指屠格涅夫）说他在写一篇抨击一切俄国国粹派和斯拉夫派的文章。我劝他为了方便可从巴黎订购一架望远镜。“为什么？”他问。“这里离俄国太远，”我回答说，“您对住俄国举起望远镜，然后再观察我们吧；不然真的很难看清楚。”他大为恼火。··········然后我们便彬彬有礼地道别了，我自己发誓今后永远不进屠格涅夫的家门。

在这一时期，陀氏正在写作《白痴》，其中便借角色之口声讨屠格涅夫之流的“自由主义者”：他们看到祖国不幸就立刻兴高采烈。他们甚至开始否定祖国的本质，而不是关于制度的一些东西。他们以为自己对祖国的批评，就是最大的自由主义。

《白痴》内页插图-梅什金公爵

这类屠格涅夫式的“自由主义者”如今在国内也很常见：否定中华的传统，否定国粹，否定一切，疫情初期更是可见一斑——对于祖国发生的不幸手舞足蹈，忙着给外国人道歉，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在国外生活，在国内“割韭菜”。

正是在这种异国环境下，更能体现陀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可贵。在国外居住的时间越长，陀氏也便越发觉得离开俄国的自己失去了灵感来源，所以迫切地想要回到祖国。回国后，陀氏的信件除了写给妻子和编辑之外，更多的是一些“回读者信”，其中包括一些无名作家的求指导和困惑的民众的来信，随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经典作品的发布，陀氏的名声大噪，债务也渐渐减少。当然，也越来越接近死亡。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编辑，请求寄钱的。

回顾陀氏的一生，一直缠绕在债务中，他也表示很羡慕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优渥的稿费和舒适安乐的写作环境，自己却只能始终为钱写作，甚至有些作品还未修改至完全满意便发表了。但是，陀氏对他的大多数作品仍可说是问心无愧的，作为一个沙俄时期的书写者，他本人善良、真诚，一如他自己笔下的小人物般善良却不幸，也一如俄国大多数的民众一样，单纯、朴实、热爱、善良，但却又是实实在在的贫穷和不幸。

他对孩子的教育非常关注，他真诚为无名作家的作品点评和提供建议，他认真回复读者的来信，无论他是学生还是一位母亲，陀氏真诚地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前面没有提到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一位速记打字员，专门为陀氏做速记，曾经写信向陀氏告白“自己不配”，陀氏回信中表示很惊讶，并且非常坚定地肯定她的优秀，并为自己一直以来带她居无定所（陀氏带着妻子在国外呆了好几年）感到抱歉······诸如此类的陀氏的“温暖瞬间”不胜枚举，光看陀氏的小说，或许根本无法想象这是一个温暖、善良的大文豪吧。

书信集的名字叫《人不单靠面包活着》，这也是陀氏在某一封信中提到的一句话。对于一生陷于债务泥泞中的陀氏而言，面包固然重要，但是他依然坚持对作品多次修改，并以“果戈里《死魂灵》修改了8年”自我勉励，真真是值得世人敬仰的大文豪，德艺双馨的俄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