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讲科技创新（贾康迸发新动能）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19蓝鲸新经济峰会上的发言（2019.10.17，上海）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和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参与今天的峰会，我以研究者的定位就“创新活力、迸发新动能，中国经济潜力巨大”这样一个题目，谈一下自己的基本看法。

我想从四个层次来谈谈我怎么看待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和潜力的发挥。

第一个层次，勾画一下我怎么认识当下的形势和动态趋向。首先我们不必讳言，中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在不确定性方面比较明显的运行阶段上，如果说当下经济运行最突出的特征，是有下行压力。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视察中和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了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要顶住经济下行压力，确保完成全年主要目标任务。我理解这个主要目标任务，是在两会上宣布出来的我们不得不看的经济增长速度——规划性、引导性的年度的GDP增长目标，要达到6-6.5%的区间。另外，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我们看GDP，主要是要看与这个景气支撑相伴随的就业状态，就业能不能过得去，这是最关键的影响全局的指标。所以，我理解在就业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些年每年都强调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1100万以上。从现在来看，我自己认为大概率是，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如果我们在余下的这段时间里把宏观政策的发力和调动微观的活力结合好，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实现在6%以上的，上半年是下行到6.3%，不排除下半年继续走低，但全年综合在一起，6%以上仍然是大概率事件。另外，我个人认为在已经做出种种努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之下，中国今年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一定能够完成1100万以上这个任务目标。但是我们还要从今年看到明后年，乃至更长的期间，我们还需要经受考验，完成中央强调的引领新常态这个大写的L型转换的“由新入常”，要把这个大写的L型的尾巴拉出来以后，争取让它落在一个中高速运行平台上。本来已经有了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打破了原来的运行轨迹，我们现在必须应对新的下行压力。再往后，中国将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考验，就是在未来的十年里面，我们希望能够经过努力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使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不可否认，我们当下在市场的预期方面，有一些不良的悲观预期，投资也确实存在着增长速度不高这一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企业界和研究界在讨论中间悲观情绪确实存在。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需要理性地认识和分析，当下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环境中面对的挑战旁边，伴随着的机遇是什么，我们要从短期看到中长期，处理好挑战性的问题，那么在不确定性面前，我们完全应当自觉地抓住我们可选择的确定性，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来调动一切潜力活力，来释放我们潜力活力合成的新的动能，对冲下行压力，实现中高速的以结构优化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这是中国必须打造的速度有所下调、但仍有中高速特征，而质量是升级版的新的发展境界。这是我的第一层次的认识。

第二层次，对我所说的不确定性旁边的确定性，我试作勾画。对此我想强调两个视角。第一，中国经济的成长还有非常巨大的发展空间、潜力释放的空间。从最主要的发展指标来看，一个是工业化，有的学者说按照西方的经验，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到了后期，我不认同，中国的工业化在某些沿海区域有后期的特征，放到全国看，中部、西部很多地方是中期，甚至是初期。从工业化运行中的进展所必然伴随的城镇化真实水平来看，又可以反过来印证总体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结合在一起，要弥合我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二元经济的鸿沟，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发展，我们的工业化总体来说，我认为还是就全国而言的从中期向中后期发展。和这个工业化紧密伴随着的是我们的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就是要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工厂”的水平上，必须攻坚克难往上提升，提升为“中国创造”，还有中国智慧制造的那个“中国智造”，这个空间还相当可观。和工业化相伴随着的我们的城镇化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大家过去比较熟悉的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经59%出头儿，但是这几年中央政治局、还有研究方面的学者，都已经更加注重的是另外一个没有水分的城镇化指标，就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还只有43%出头儿。那个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是有非常明显的水分的。比如在北京，在上海，这些年常住人口中间很多的人，早已经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但是迟迟就是拿不到户籍，那么他们自己和家庭成员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些重要事项方面，就是受歧视的，就是不到位的。自己和家庭成员的住房、医疗、社保，还有子女的教育，是在双轨运行的情况之下，这些人得不到市民化的待遇。这说明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城镇化没有真正推进到那个有支撑力的有效供给程度。所以，要全面看待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我认为至少要把这两个指标中和一下，即中国的真实城镇化充其量在50%左右。国际经验表明，从50%再往上走，还要走20个点的高速发展过程，达到70%左右，它才会转入城镇化上升曲线相对低平的发展阶段。我们每一年城镇化再往上走一个点，这也还得走20年。城镇化是一定要伴随着工业化的空间打开，这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将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我们的成长性潜力空间怎么样释放。从这个角度考虑，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从科技提升的空间进一步加以佐证。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在提高，但是实话实说，在全球来看，科技创新能力所表现的走在前沿的制造业实力水平，有我们工信部领导用一系列指标作出的说明——我们现在不仅没有进入世界第一阵营，就连第二阵营还没进去。没有进去，是看到我们的短板，同时也说明提升的空间就在眼前。我们应该乘着改革开放40年来已经有的超常规发展势头，继续利用这个空间的潜力释放，迎头赶上，超常规发展，缩小和发达经济体的距离。工业化、城镇化、科技水平提升的同时，中国的区域差异是不是需要控制和缩小？控制和缩小区域差异是不是在释放发展的潜力？答案也是肯定的。诸如此类，对应到的就是我后面还要强调的认识：中国发展中间，还有非常可观的有效投资的空间，必须运用这个空间，必须找到好的机制把这个空间用足。

有的同志一定会问，你说了这么多的发展的可能性、投资的空间，资金够不够？我们的民间资金，或者社会资本，这些年应该讲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还有可以利用的外资，总的看都是越来越雄厚和充裕的。这是就全局而言，同时，我们不排除某些行业、某些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难，但是从全局来看，中国市场不缺钱。另外，我们现在公共部门可动用的资金虽然有限，但是我们已有越来越多的经验，把公共部门的资金运用来施加一个放大的乘数，就是所谓“四两拨千斤”，这样的机制我们现在越来越有经验运用它。中国公共部门的负债率，虽然众说纷纭，但我认为它的真实水平绝对是在安全区之内。欧盟作为警戒线的那个60%，我们现在跟它至少还有15个点的空间。15个点的公债扩张空间，再积极逐步运用四两拨千斤式的发挥作用，它所带动的有效投资形成的支撑力，将是非常可观的，这是我第二层次的看法的第一视角——我们的确定性，首先强调的是中国经济成长还有巨大的潜力空间。

第二个层次还有第二个视角来说确定性，就是中国以改革攻坚克难打开巨大潜力释放空间，已经有了前面40年的铺垫，国民经济已有的超常规发展，只要处理得好，后面我们应该有理由继续延续这样一个超常规发展过程。虽然直观地看，已不是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是落在6%左右增长的中高速，事实上仍然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的高速。我们可从一个指标来对比一下，增加这方面中国“成长性”继续发挥作用的我们关于“确定性”的认识：有学者把美国的经济成长画了一条曲线，从1900年到2017年，118年时间段里，这条曲线走上去，美国的GDP是成长了36倍。同样以2017年作为一个节点年份，往回找中国的GDP曲线上的1/36在哪儿呢？是在1987年——改革开放已走了8年了，其后从1987年到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成长性的表现上同样是翻了36倍，而时间轴上对比是1：3.9，按大数说，中国用一个时间单位走完了美国4个时间单位的成长性轨迹。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仍然承认，中国的总量虽然已经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成为世界老二，但是比美国还差一大截，特别是人均指标，我们现在还只有美国人均国民收入的1/6以下——然而不要忘了，在改革开放初期起点上，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和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相比，我们是它的1/67。我们已在迅速缩小和世界头号强国在经济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上的差距。对这种成长性，没有理由认为会迅速消失，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掌握好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攻坚克难，这个成长性会继续使中国经济表现出来一旦走对了现代化之路的“蓄之既久，其发必速”。这些是我说的第二层次的基本看法，是强调我们的确定性非常值得看重。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就是要抓住中国经济的确定性。

第三个层次，我说一下在当下向前看，我们的一个新的起点就在眼前——这就是在明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将迎来全面小康，这是原来的一个既定目标。我们在邓小平规划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前两步是提前实现，千年之交之后，最高决策层又勾画了一个中间节点目标——2020年我们的全面小康，要体现在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中国的人均GDP要翻一番。现在来看，最后一年的保证速度就是6%左右，我们有很大的可能性在明年仍然实现6%左右的增长，而今年最大的可能性是比6%还要略高。所以，从现在总量指标来看，落到人均全面小康的实现，已经没有多少悬念。特别是结构上的社会政策的托底，最重要的是中国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之内，以党政一把手乌纱帽做担保，精准扶贫，要完成“十三五”初期还有的七千万人口的脱贫。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明年我们将踏上全面小康这个新起点。

这样一个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它意味着什么？《环球时报》跟我约稿，我作为研究者，觉得至少可以提到5个角度的认识。

第一点，客观地讲，全面小康实现意味着中国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战略，在“三步走”的第三步中，如愿达到了一个重要的中间节点目标。具体数据的分析今天时间关系不展开说了。往后我们会把全面小康，认做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中国梦新场景中树立起来的一座新的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第二点，这个全面小康也意味着中国为全世界的减贫事业和全人类的物质文明提升，做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相关的指标由于时间关系我也不展开说了，结论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抱着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认定在前面几十年全球范围内，世界减贫贡献中，正是中国首屈一指。

第三点，这也告诉我们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希望在新的起点上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一个统计现象，有的学者是断然否定这个概念的，对他们这种否定我不认同：这个概念怎么表述是一回事儿，它的比喻性表示的统计现象，我们必须认真正视，而且在战略层面上是应考虑怎样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要处理的重大的历史性考验。现在看来，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段内，我们如果能够继续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之下得到中高速发展，我们就可以成长为高收入经济体。2019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会接近一万美元，在一万美元再往上我们要争取走到一万三到一万四的水平，坐稳高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有十年的时间段，大概率事件就是我们有希望在以继续解放生产力的确定性去化解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工业化、城镇化巨大发展潜力的释放支撑下，我们如愿地达到这些目标。如果未来十年间我们能够达到年均5%左右的收入增长水平，这个目标的实现就是非常确定，可望又可及的了。

第四，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中国为什么行”，做出进一步的和具有全面性的总结。人们已经讨论了一些中国现在值得总结的成长中的经验、肯定的方面，新中国的70年风雨兼程和曲折探索中，我们终于实现了最近几十年的高歌猛进，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我前面强调的毛主席青年时代写《湘江评论》时所寄希望的“蓄之既久，其发必速”的局面已经在眼前。这种上升态势中，虽然还有种种的矛盾制约和未来难以避免的艰难险阻，但是在中国现代化之路上，全面小康新起点上，我们已经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充足的信心，继续把方向对准，把激励搞对，把相对优势和巨大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我们有坚定不移贯彻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之中将它中国化来指导创新实践的理论自信；有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完成经济社会转轨，从而显著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制度自信；以及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中间的精华，并同时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的文化自信。

这个方面我想再稍微展开一下：我们的这些自信，不少朋友面对的是宣传上一般性的反复提及，但我觉得还应该把这里面的内涵进一步加以深化讨论。各自的理解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道路自信，党的基本路线是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现在有时我们会碰到这样的说法：这个表述不行了，我们现在只要讲“以人民为中心”就行了，好像可以不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我觉得这就表现了一个明显的认识误区。人民为中心，当然是为人民服务内在的逻辑，但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靠的是什么？历史唯物论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必须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怎么样能够发展起来？必须坚持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在生产关系自我革命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它一百年不动摇。邓小平说的“一百年”是个比喻的说法，就是长期不动摇，长期坚持。我觉得对这样真正抓到操作要领上的认识，必须进一步澄清，它当然是和以人民为中心高度一致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工作的指导要务实，坚定不移的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内容，操作上的根本要领。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自信，是历史唯物论可以论证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必须把握好的自信，而不是那种虚无缥渺说空话、概念化的自信。

第五点我想说，全面小康的实现也会意味着我们将更清楚地认知中国现代化进度上“行百里者半九十”，承前启后，奋力拼搏进取的要领。中国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努力，终于迈入了从未如此接近伟大民族复兴愿景的新时代，但是以全面小康为新起点，我们还必须解决如何化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从而增进社会和谐，我们现在确实是已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但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也是无可否认的和具有挑战性的必须促进社会和谐；在我们如何完成增长方式转变的方面，还有提高发展质量的艰巨任务，引领新常态就是要解决速度必然下来以后怎样以结构优化来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必须以完成体制机制的转变，来建成具有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充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生机勃勃、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方面仍然任重道远。所以，用一句老话，奋斗正未有穷期，仍然需要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开放再拓展，工作再抓实，勇于涉险滩，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改革的深水区把硬骨头啃下来。上海现在是冲在前沿状态，上海自贸区开全国的先河，现在几轮复制于全国；而且上海自贸区近来不光扩展它的范围，还在提高它的层次，要率先实现现代化。这样合在一起，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三峡”瓶颈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万众一心地经受住未来关键性的十年和三十年的考验，使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中国梦，在我们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梦想成真。这是我想向各位汇报的第三层次的看法。

最后一个层次，我愿针对潜力的释放，再强调一个我认为非常值得讨论的、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就是当下有必要扩大有效投融资，以扩大有效投融资的创新发展作为当务之急。中央早就强调了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现在把它放在扩大有效投融资的具体要领上，是基于什么认识呢？就是我一开始强调的复杂的形势：我们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直接影响，外部压力和中国国内结构问题等等这些矛盾制约是交织在一起的，已经形成的不确定性和市场上的不良预期，必须得到化解，经济上的下行不能是一降再降。从宏观调控的逆周期、引导预期所客观要求应该掌握的要领来看，我们可选择、可依仗的确定性因素，一定要抓住不放。我前面所强调的那个潜力空间，用起来可以提振景气水平、市场信心来对冲当下的不确定性与经济下行压力，这是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必须掌握好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在深化改革、抓高质量升级版发展等这些原则的话后面，我认为要紧跟着抓住扩大内需这样的操作要领，因为这别无选择。外面称得上是大兵压境，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可能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但是大家要有长期的持久战思想准备；在经济下行压力非常明显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更好利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空间，把我们的经济成长性、把我们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的韧性和回旋余地，落在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扩大内需从当下听到的各种看法来看，怎么抓？其实有明显的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还是担心中国过去宏观杠杆率已经很高，认为现在总体来说速度继续下落不可避免，有的同志强调就是很快落到5%又怎么样呢？可让它继续下行来“去杠杆”。有的同志特别强调，现在应该抓住消费潜力，因为中国有这么巨大的消费市场。这两个观点的前一个观点我基本是不认同的，以后要落到5%，那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下完全不要一下看得那么悲观，速度不能让它一降再降。我们现在引领新常态的由新入常，追求的还是要在争取6%左右的水平上，或者比6%稍低，看能不能完成L型转换，再继而追求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高质量中长期发展平台。至于第二种强调消费的意见，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在它非常容易以偏概全：你如果只看到中国的消费潜力，以消费来形成我们说的从短期到中长期的支撑力，那么在实际上在中国当下的经济对策思路上，会落入本末倒置的一种认识，可持续的消费，一定是要以有效投资和活力支撑起来的健康的、不会使中国在发展中重演民粹主义基础上福利赶超“拉美陷阱”的这种消费。消费无疑是我们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当然是投资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没有有效投资支撑的消费，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把可能的支撑力消耗完了以后，只抓住消费想调动的经济发展，会变成经济的失速和整个局面的败坏。这是一个逻辑上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必须说清楚的认识。所以，在贸易战压力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我们只讲消费潜力的释放是太阿倒持。我们一定要抓住自己可用、可贵、可观的有效投资空间，而这种有效性一方面是空间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是说我们可以匹配上好的机制使它真正有效。这方面简单地重点强调一下可以抓什么：这种有效投资首先可做的事情和项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提到一些案例，比如促进城市群建设，我们必须优化提升城市功能相关的一系列的城市群基础设施新建和升级改造的任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在与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的、规模相当可观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这方面，要有大的作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老百姓消费提质升级方面，有密切相关的我们必须打造中国趋近于现代社会的食品冷链体系，这个投资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直要从我们乡村振兴的各个具体生产场景，延伸到各个城镇中心区域老百姓的餐桌，要有这样的冷链来保证食品安全和保证生活质量提高。我们还需要有大量的投资，在全国几百个城市区域加快轨道交通网建设，还有和轨道交通网相匹配的停车场、停车位；我们有几百个城市区域中的老旧小区需要改造。所有这些，千头万绪的事情中提起一个来，稍微测算一下，都会知道投资的规模相当可观，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是建不完的。从现在已明确要求的中国的这些城市以后要建成或改造成智慧城市、海绵城市，那是不是又有天文数字的投入需要？必须对接到地下综合管廊和超极值容量排水系统等这样的天文数字资金砸到地底下、虽然看不见但是保证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投资建设项目上。比如地下综合管廊，我的看法就是有关部门要赶快设立强制标准：中国所有的新区不按照综合管廊设计的，不许开工开发，所有的老区也要形成规划以后，逐步把综合管廊改建出来。这些事情可能还能举不少例子，我抓紧时间再说一下老旧小区改造：在北京我观察，（上海可能也大同小异），大量过去四、五、六层这样的居民楼，那时不配电梯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现在老百姓一个是对生活水平要求高了，一个是老龄化社会到来了，迫切需要配电梯，这样的改造稍微测算一下，就知道是多么大的投资规模。在北京如果说现在是两千多万常住人口，里面对应着的需改造的住宅区，比如说覆盖1/4人口，那可能就是要解决的600万人左右居民所住的这些区域里，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实际生活中，一个单元楼、一个楼门十几户、二十几户，每家出个一万块钱出头儿，现在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当然，还得要取得住户一致，要说服一楼同意。政府在某些小区，还可以匹配一些补贴，同时又可以调动民间资本以PPP的方式，来做高质量的建设运营。这些事情都摆在我们面前，非常值得重视。如掌握好创新机制，政府花钱是“四两拨千斤”，有限资金可以产生乘数、放大效应。这是我们必须抓住的最基本的要领。这样可以在保证金融安全，控制地方政府负债的同时，把我们的空间充分用起来。

从前一段的数据来看，我觉得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发出一种警告：中国投资在2018年整个指标上的表现，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了5.4%，今年到了8、9月间，仍没有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以来，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投资低迷的情况。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2016年后一段时间里民营企业本土投资急剧下落，在中央做出一系列努力把它托上来的情况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却明显走低，在现在贸易摩擦升级的形势之下，这个情况应该讲是极端不良的。我们完全有必要、也有可能来化解它，克服它。所以，我们不妨把话说得重一点儿：作为当务之急，从忧患意识出发，利用我们的发展空间，我们的建设性意见就是要清晰看到中国有效投资对应的项目是大量存在的，而且机制的创新我们是有基本经验的，完全可以在政府财政可承受的情况下，通过有效投融资，对接到“四两拨千斤”式的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和PPP机制，调动社会资本力量和银行系统的力量，把这些投资有声有色地结构优化的做起来。这样从短期到中长期，支持我们抗御外部的压力，优化我们内部的结构，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更进一步提升市场预期的向好，进而对接我们现代化长远的战略目标。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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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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