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说话的正确方式（官场中大忽悠的甄别与防范）

官场“大忽悠“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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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学习贯彻头头是道，实际落实还是老一套。

这样的官员明知难以自欺，尚且拿去欺人，其表明的只是态度，注重的只是形式，突出的只是过程，是穿新鞋、走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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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开会发文事事重要，“党八股”空显水平高。

这种打着“政治规矩”旗号的“党八股”方式，助长了形式主义，强化了官僚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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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热衷口号、浮夸虚报，以矛击盾、以盾攻矛。

这种官员敢把将要做的事情说成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意在令下级从之、同级仿之、上级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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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蜻蜓点水、不求实效，穿着“皇帝新装”四处招摇。

这类官员不仅使自己疲于应付上级，也使下级疲于应付自己，其结果是“忽悠”者常常也被“忽悠”，受害者常常转身成为为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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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编剧排戏、瞒哄领导，程式繁杂看似热闹。

有的官员不抓落实，而是热衷于挖空心思编造“新思路”，杜撰“新经验”，人留下搞形式扎扎实实、做秀场认认真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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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只顾眼前锣鼓乱敲，饮鸩止渴、金蝉脱壳。

为了在任期内出政绩，动辙采用各种方式动员干部群众“集中精力干大事” 。结果常常是烂尾工程难以收拾，到头来能干者原是“忽悠”者，“忽悠”者竟是为害者，几年过后为害者已成逃离者。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当下的新形式主义作了准确描述。因一切事物都有其复杂性，官场“忽悠”的实际情形千变万化、举不胜举。而且，随着社会的进步、反“四风”力度的加大，“忽悠”也在“隐性变异”，更增加了对其识别和防范的难度。

官场“大忽悠”的类型

认识官场“忽悠”，有必要通过归类分型，进一步认清“忽悠”的主体和客体，即弄清楚到底是谁在“忽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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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忽悠”。

主要包括：一是由上及下型。主要指官员对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忽悠”、上级对下级的“忽悠”，如为完成某项任务提出不切实际的“大干××天，任务坚决完成”之类的层层摊派。二是由下及上型。主要指下级对上级不切合实际的虚报、瞒报等，如谎报财政收支指标、造假套取专项资金、掩盖安全生产问题等。三是同向“忽悠”。主要指同级单位部门之间，或官员同事之间彼此“忽悠”，如职能交叉、权责不一的多龙治水现象，干部对同事并无诚意的恭维或“捧杀”现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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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忽悠”。

在某一具体情形中，既有上级对下级的“忽悠”，也有下级对下级的“忽悠”，还有同级或同事间另一方的“反忽悠”。如在扶贫工作中存在上级不切实际的瞎指挥、瞎考核，以某些拍脑袋考核指标“忽悠”下级，而下级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玩弄表格和数字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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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型“忽悠”。

这种类型主要指“忽悠”有时是单向的，有时是双向的；某个时段是单向的，另一个时段是双向的；有些“忽悠”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隐性的，一方被蒙在鼓里，有些是显性的，双方心知肚明；有些“忽悠”的主客体相互博弈，斗“心术”、分“胜败”，有些“忽悠”的双方装糊涂、对“皇帝的新衣”视而不见。从官场实际以及社会各方状况看，通常的“忽悠”多属于复合型“忽悠”。

官场“大忽悠”的四层包围者

第一层包围者是领导干部的同级和下级。

官场不正之风的形成，已非一日。一些“老虎”“苍蝇”已锒铛入狱，但他们养成的阿谀奉承的风气，却依旧在腐烂发臭。自古以来，凡是阿谀奉承之徒，都是有所图的。阿谀奉承的人多了，就很容易把他们逢迎的对象带到沟里去。

第二层包围者是领导干部的亲戚朋友。

事实上，很多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都与管不住家人、管不住亲友有关。有些亲友甚至打着领导干部的名义进行“忽悠”，而领导干部由于对亲友心存“不忍”，从纵容到默许，最终害了自己。

第三层包围者是商人。

现在的商人，好多都是读书人，而且很多都是读书人中的精英。他们不仅了解领导干部喜欢听什么样的话，更知道领导干部的个人爱好。可以说，在这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敏感，说出的话句句打到你的“痛处”，不由得让你点头。不可否认，老实商人是占大多数的，但奸商也是有的。

第四层包围者是专家学者。

现在跟古代不一样的地方，是古代的“猛人”遇到大事有可以咨询的对象，基本上除了朋友，就是幕僚。而现在的社会，讲究用“外脑”，比如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学教授。一些专家学者喜欢揣摩领导的意图，领导咨询，就按照领导的意思来讲，即使相关政策有瑕疵，也绝口不提。这些专家学者也是典型的“大忽悠”。

官场“大忽悠”这种不正之风的存在，主要根源于下列几个方面

一是扭曲的“重说不重干”的用人导向。

官场风气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机制和导向。贤必公，公生贤。公道正派选人用人，官场就风清气正，“忽悠”者就没有市场。相反，如果选人用人任人唯亲、重“忽悠”轻实干，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德才兼备、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受到冷落，就为“忽悠”者提供了土壤和机会，使官员们信奉“朝中有人好做官、做官必须有靠山”的信条，将十分精神中的七分用于上下“忽悠”和逢迎上司，只有三分办正事。而如果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使那些深得老百姓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个性鲜明、不怕得罪人、不拉关系、不走门子的干部，那些因风气不正而长期受冷落却始终坚守正道、正派做人、扎实工作、有思想有能力有作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这样就会使那些热衷于形式主义、搞“关系网”“潜规则”、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场“大忽悠”失去土壤，没有市场。

二是扭曲的官场价值取向。

一段时期以来，老百姓的口碑比不过领导人的一个酒杯，有时候甚至领导人的一个招呼、一个眼色，胜过不跑不送的人干一辈子。因此，官场上流行“干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巴交得领导好”的风气。在某些官员的心目中，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某领导的授予，为自己的“忽悠”积累资本和元素。于是乎，官场上盛行结交权贵之风，一些官员热衷于攀龙附凤，结交有钱的大款，有势的大腕，有权的上级或上级的子女、秘书，甚至结交能预测官运、知风水的“大师”；还有的官员热衷于参加那些变了味的老乡会、校友会、战友会等，党的原则、国家法律被用于“忽悠”的江湖义气所替代。从近些年来发生在一些官员身上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一些人蜕化变质，与其结交的不三不四的所谓关系有关。他们通过这些所谓的官场关系来进行“忽悠”，其目的就是进行利益交换，谋取个人好处，获取晋升、“批条”等种种“寻租”。而一些被“忽悠”者，往往有自我保全的心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怕的就是万一“忽悠”者真有大后台，自己不给方便的话会影响官位和升迁。官场上这些庸俗失范的价值取向和心态，正投那些心术不正的“忽悠”者之好，为“忽悠”者提供了“大忽悠”的空间。

三是扭曲的评价和考核官员的政绩观。

一段时期以来，评价考核官员看指标、重数字，由此衍生出“数字出官、官出数字”。那些老老实实不善言辞者、说真话者，年终考核时就成为“落后”，就要挨上级板子，甚至升迁无望、官位难保；而善于“忽悠”者、会包装炒作者，却能顺风顺水、加官晋级、抢占风头、赚得快钱，如此结果，助长了“忽悠”之风，于是乎官场上“忽悠”当道，诚信黯然一隅。官场上报喜不报忧，经济数据凭空造假，灾情伤亡层层瞒报，“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成为上“忽悠”政府、下“忽悠”百姓的光环，一些地方的官场上“忽悠”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

当前，作为社会历史现象，官场“忽悠”层出不穷，短期内难以绝迹；与官场自身特点密切相关，短期内不可能绝迹；与信息不对称密不可分，短期内不会绝迹。我们应聚焦突出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充分认识官场“忽悠”的多样性、变异性和危害性，充分认识到官场“忽悠”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不同表现，紧密联系具体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察觉新问题；既解决显性问题，也解决隐性问题；既解决表层次问题，也解决深层次问题。官场相关的各方都应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要强化主体责任落实，从具体问题抓起，严格监督执纪问责，久久为功，尽可能使官员不“忽悠”、不折腾，让民众反“忽悠”、反折腾，共同坚持和践行好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编辑｜尹泽轩

美编｜范玺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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