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有四等人吗（有一说一元朝真的有）

早前的历史教材中，有过类似的叙述：

（蒙古贵族统治者）将各族人分为四等，第一等地位最高，为蒙古人；第二类是色目人，包括回回人、畏吾儿人等，第三等为汉人，第四等为南人….

过去的北师大版初中历史教科书

于是乎，“元朝民族地位极不平等，蒙古人可以随意欺压汉人，人分四等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已然成为了很多人的常识。

不过，在元朝残存的官方制度文件中，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未找到关于“四等人制”的记载。

“四等人制”真的存在过吗？”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在这里就跟大家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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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等人”，顾名思义即“将人划分为四个等级”，跟印度的种姓制度类似。处在不同等级的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做到“等级跃迁”的。

印度的种姓制度

但笔者要说的是，用“制”来形容元朝的人口政策，并不是十分准确。一言概之，等级感太“重”了。相比于用“四等人制”，或许用“四类人”来比喻更为恰当。

与其说是高低上下的区别，更确切地说是核心与边缘的差别。

就像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批评过的那样，“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

《草木子》截图

在出生于浙江龙泉的叶子奇看来，“北国”、“北人”处在元朝政权的核心位置，而占据大片面积的“中国”、“南人”的地位就尴尬了不少，处与被边缘和忽视的位置。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元朝时“北人”的政治地位普遍要比“南人”高，各项优惠政策也相对偏向他们。

纵观我国封建王朝的历史，这种基于地域的“歧视”是一直存在的，中原王朝对处于边塞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歧视，也一点不少。

诸如“匈奴”、“犬戎”、“夷”、“蛮”等词汇，都包含着一定的贬低意味。

只不过，处于边塞地区的少数民族总体比重很小，所以对他们的歧视不太引人注意。

元朝政府重“北人”轻“南人”的政策，可以看做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但其少数民族政权的属性，所带来的地域偏见与歧视，引发的“反响”是极其剧烈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歧视”本身就是错误的，也是我们需要规避的。

同时，我们也要冷静意识到，即便元朝的相关文献中没有直接提到“四等人制”，但跟其他封建王朝一样，说元朝没有歧视，也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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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有人问了，“色目人”到底是谁？

日本学者船田善之认为，“色目”一词在蒙古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汇；但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文献，“色目”一词还是有迹可循的。

在元朝，像皇帝下发的圣旨，以及向皇上汇报工作的奏折，都是用蒙古语撰写的。等到向汉族社会公布的时候，再将其翻译成汉语。

元朝官员服饰

说到翻译，就不得不提到蒙汉双语的语法差异。蒙古语是“主-宾-谓”的句式，而汉语的句式是“主-谓-宾”。

譬如“我吃饭”，是典型的“主-谓-宾”句式；但蒙古语中的“我吃饭（bii hool iden）”，直译成汉语的话，就是“我饭吃”。

因此，元朝时期遗留下来通过汉语转译过来的资料，或多或少会存在蒙古语的句式特征。

在这种“蒙文直译体”的汉文译稿中，“色目”一词多次出现。这说明，“色目”一词绝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在蒙古文原稿中一定有一个对应的词汇。

只不过绝大部分的蒙古文原稿已经遗失，因此“色目”一词在蒙古语中究竟“怎么说”，一直没找到标准答案。

不过我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观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西北师范大学的胡小鹏老师，在其文章《元代“色目人”与二等人制》中认为：

元朝蒙古语中有“色目”这个词，最早可能出现在《蒙古秘史》当中，即汉语音译为“合里·亦儿坚”，还原后的读音是qari irgen，翻译过来就是“外人、其他人”。

伴随着蒙古人的东征西讨，必然会涉及被征服地区百姓的管理。

对于缺乏有效管理的蒙古人而言，最简单的区分就是两种：自己部落的人 其他部落的人。而“合里·亦儿坚”，就是这些“其他部落的人”，即所谓的“色目人”。

这么大的疆域，“如何治理”是个难题

自己部落是统治核心，其他部落是外围；“先归顺/投靠者”要比“后归顺/投靠者”更贴近统治核心。后来蒙古征服的人越来越多，色目人的范围也不断扩大，都后面连北方的汉人也被包含进去了。

关于“色目人”的具体分类，在元朝前期是比较模糊的。

忽必烈建立元朝，统治重心转到了中原地区，被统治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是汉人（北方人）。政府制定的政策，主要是针对汉人的；但在当时，元朝境内不光只有汉人，还有很多诸如畏吾儿、回回等，比汉人更早归顺元朝的其他少数民族。

于是，所有的少数民族就成了“色目人”，尽管都是“外围”，但他们要比汉人更贴近统治中心。

忽必烈时期的宰相阿合马，就是色目人（剧照）

从蒙古人角度来说，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都是色目人；从汉人角度来说，不是汉人的都是色目人，蒙古人也“色目人之一”。

再往后，元朝势力南下，征服了南宋，区别于“汉人”的“南人”出现了。

直到元朝中期，“四类人”的分类才逐渐清晰：当时开科举，原则上每次录取进士一百人，规定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占二十五人。

在元朝前期的文献中，几乎看不到类似的表述。

概括言之：

如果“蒙古人”和“色目人”并列，则“汉人”也是“色目人”；如果“色目人”和“汉人”并列，“色目人”里包含“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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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目人”的地位，真的高于“汉人”和“南人”吗？答案是肯定的。前面我们提到过，“先归顺/投靠者”要比“后归顺/投靠者”更贴近统治核心。

同处与边塞地区的色目人，除了与元朝统治者接触/交流的时间更长，更容易获得信任以外；他们在中原地区没有人脉和背景，用起来也比较可靠。

而“汉人”和“南人”，属于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其忠诚难免受到怀疑。尤其是后被征服的“南人”，处在“歧视链”的最底端。

大体来说，色目人的待遇介于蒙古人和汉人之间，当然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分那么细。

比如人事方面的荫补制度，官员做到一定级别，可以保送一名子弟进入官僚队伍。这时候便有了“色目比汉儿人高一等定夺”的说法。

色目官员的子弟就是比相同级别的汉人官员子弟待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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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当时元朝政府的歧视，与其说是“民族歧视”，倒不如说更像是“地域歧视”。注意，任何形式的歧视，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对的。

照过去的传统，史料中更喜欢将其他地域族群的人称之为“xx人”；像“xx族”或“xx民族”的说法，都是从国外翻译过来的“日耳曼民族”“大和民族”等族群称谓中借鉴而来。

这也算是笔者将“四类人”称之为“地域歧视”的佐证之一。

实际上，元末明初士人的民族意识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强烈。因为“南人”的知识分子能够参与政治，因此在元明之际居然出现了不少“南人”知识分子终生不仕甚至自杀殉国的怪相。

据桂栖鹏《元代进士在元末农民战争中的动向》统计，自至正十一年元末兵乱到至正二十八年元朝灭亡，有史可查的殉元进士竟有 42 人之多。

真正完整提出“四等人制”说法的人，是清朝屠寄编著的《蒙兀儿史记》

屠寄（1856—1921）

屠寄本人不通外文，所用资料大多靠朋友和儿子为之翻译。这些资料多非原始史料而是出于后人著述，本身就有不少讹误；而译者又非元史专家，纰漏错误之处着实不少；再加上他缺乏科学的语言学修养，在非汉语名词对音勘同上错误颇多，有不少考证不够严谨，牵强武断。

他在参考了部分日本史学家观点的基础上，第一次将元朝百姓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尽管没有具体的史料来源，但还是成为了“蒙元四等人制”的源头。

伴随着清末民族主义思想的愈演愈烈，“四等人制”的观点不但一直被广泛引用，还很快进入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

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把“四等人制”放在元朝历史部分的显要位置。

《国史大纲》截图

现如今，对于“四等人制”这个概念的质疑和检讨越来越多，史学专家们也意识到了这一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在最新的初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已经看不到了元代“四等人制”相关内容。

或许，这就是新时代史观的进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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