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如何被策反的 从洛川会谈到肤施夜话

一、张学良与我党的秘密联系渠道

接上文：张学良真是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将军？为什么还能成为我党统战对象。上文谈到，张学良在陕北剿共屡屡失败，东北军被老蒋不断裁撤番号的情况下，也产生了停止内战，想和红军联合抗日的想法。

但是，想要和红军联合抗日，你得和党取得联系才行。你不能大张旗鼓地跑到两军阵地前，高喊：不打了，不打了，咱们讲和搞联合吧。

那样，就算红军相信东北军的诚意，但你当身边的戴笠军统特务是傻子啊？恐怕你刚有这个想法，还没有所行动时，你的通共报告已经放在了老蒋的面前。

因此，张学良必须得先和红军取得联系，而且是十分稳妥的联系才行。

张学良和红军取得联系的渠道是通过双方的努力进行的。

一方面，是红军通过在崂山—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进行牵线搭桥的。

另一方面，是张学良通过自己的渠道想方设法与我党取得联系的。

此前，张学良长居北方，对我党了解得不是很清楚。印象中只知道党是在上海成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大革命时期，我党的领导机关也在上海。

所以，他一度误以为此时的党中央机关也在上海。

早在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就获知他的嫡系牛元峰师在直罗镇战役中被我军消灭。心情烦闷的他感到打内战不是出路，就想办法要和我党取得联系。

于是，他就来到了上海，准备找一找关系。由于事关重大，他不能举个牌子满上海大街小巷的找共产党。所以，他要找个关系，这个关系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这个人平时的政治倾向必须是抗日爱国的，并且可能与我党有联系的民主人士。

二是这个人还必须是自己知根知底，信得过的。

正好，作为旧中国各路大神的风云际会之地，上海滩还真有这样的人。

首先是他以前的秘书，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这位仁兄此时正因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的“新生事件”而被判服刑呢。

只不过老蒋国民党当局慑于舆论压力，没把他关进牢房，而是将他放在一个疗养院软禁。张学良就借着探监的名义来看杜重远，并和他商量今后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杜重远对于少帅的思想转变很高兴，就向他分析了当前形势。他建议张学良搞一个西北大联合，联合红军，联合共产党，争取苏联援助，逼迫老蒋，共同抗日。

张学良担心共产党不要他，杜重远就向他宣传了《八一宣言》的精神，说明中共愿同一切抗日力量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学良被杜重远说动后，就问他有没有和我党联系的渠道。

杜重远告诉他，自己正在服刑，外面军统特务一大把，自己不方便抛头露面。

但他告诉张学良，东北军的老人马李杜在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如今也在上海，还参加了国母宋庆龄发起的一个什么抗日组织，你可以找他去。

张学良于是找到了李杜，一番客套后，就表示他想在西北地区联合红军共同抗日，看李杜能不能帮忙和我党拉上关系。

李杜对于老长官的思想转变也十分高兴，就打包票：“少帅就放心吧，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就等好消息吧”。

二、我党通过争取高福源，与张学良建立的联系

就在张学良在上海想方设法寻找与党的联系时，我党也没闲着。瓦窑堡会议后，党中央也在想办法，着力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而争取的突破口，就落在了崂山—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团长高福源身上，这些在前文：详解红军打服张学良的第一战：崂山—榆林桥战役中介绍过，

高福源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也深受张学良的信任。

通过我们大量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后，高福源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识到“抗日救国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是爱国爱民的”。

于是，他对彭老总等领导自告奋勇说：“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回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出于对爱国将领的信任，彭老总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回洛川去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由于建功心切，高福源在与彭老总谈完话的第二天清晨，就启程赶赴洛川，去找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去了。

高福源到达洛川后，就向王以哲介绍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自己的见闻。正好王以哲此时也在想办法寻找与我党的联系，于是他电告张学良，说是门路找到了。

此刻正在等李杜消息的张学良还是个急性子，收到王以哲电报后就马不停蹄的亲自开飞机赶到了洛川。

两个人见面后，高福源将自己在红军的感受和盘托出，慷慨陈词，声泪俱下。要求少帅放弃剿共，与红军联合抗日。

由于屡屡被套路，这回张学良也学精了，为保险起见，还把高福源试探了一番。在确定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后，才明确表示：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要进行正式会谈。

随后，高福源回到红军总部，向彭老总复命：“彭总，这事成了，张学良要面见红军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

彭老总立刻将高福源报告的情况电告党中央，毛主席立即复电，同意派代表与东北军会谈。

此时，恰值中共中央社会部长，“红色特工大王”李克农从外地回来，党中央经过考虑，就决定派李克农去负责和东北军的前期谈判。

三、洛川会谈，情报大王与张学良的首次谈判

2月21日，由李克农领导的谈判代表团从瓦窑堡出发，他们在高福源陪同下，于25日到达洛川。

正好此时张学良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来，他就委托王以哲先同李克农商谈东北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

所以，洛川会谈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张学良不在的时候，从2月26日到28日，第二阶段是张学良回来后，由他亲自参加的会谈。

第一阶段：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和王以哲就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磋商。经过两三天的会谈，达成如下协定：

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间的公路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的东北军部队所需粮秣物资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

四、红军同意已经在甘泉县被围有半年之久的东北军两个营换防。

第一阶段会谈主要是解决两军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互通问题，因为直罗镇战役后，东北军的那几个师的境况丝毫没有发生改变，还困守在延安、鄜县、甘泉那几个孤立的点上，一出城就挨打，物资供应十分困难。

第二阶段：3月3日，张学良自己驾着飞机回来了。一下飞机，他简单化了下装，身着黑绒马褂，戴着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直奔谈判地而来。

李克农握住张学良的手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风趣地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张学良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为什么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个抗法?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

三、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

四、红军和东北军如何派出代表去苏联?请苏援助中国抗日。

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党的政策做了以下说明：

一、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

九一八以来，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东北三省送给日本人，专打内战，不抗日，使内战从未停止，还残酷镇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所以我党不能把蒋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对象之内。

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动政策，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在这一点上，由于张少帅被老蒋坑得还不够惨，所以双方都有所保留。

二、对抗日战争的看法问题。

李克农说，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是决定于人。发动全民族抗战，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

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中国地广人多，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学良十分赞同这个主张。

三、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李克农说，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

最后，可能是出于安全秘密起见，会谈达成几项口头协议：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派—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学良再次商谈。

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通道问题。

三、中共派一位联络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适当名义作掩护。

这次会谈虽是初步接触，但它有重要意义。它使张学良对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促使他在联共抗日问题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为不久举行的周恩来与张学良延安会谈铺平了道路。

四、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刘鼎

洛川会谈结束后，张学良回到西安，此时他的另一条联系线也有了消息。

老部下李杜从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

原来，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对于少帅的要求，李杜也不敢怠慢。李杜就向国母宋庆龄报告了张学良想和我党接触的事，想让国母帮忙找个合适的人选。

宋庆龄就想起了曾在她家待过的，化名为“周先生”的刘鼎，认为以刘鼎的学识、才干，应该是到张学良处做“说客”的合适人选。

于是，国母宋庆龄叫来了“红色牧师”董健吾，告诉他说：“张学良想与共产党联系，艾黎家里就住着一个共产党”。

这个共产党员就是刘鼎，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党组织给失联了。至于他的过往经历，可以写一部精彩的谍战小说了，我们这里就不详述了。

董健吾与刘鼎见面后，才发现原来他俩早就相识，曾一起在中央特科保卫局工作过。董健吾便把事情和刘鼎说了。

刘鼎一开始有点狐疑，按照组织原则来说，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是组织派人来联系自己。这样通过个人联系，感觉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他对董健吾说：“我现在最着急的是要找到组织，能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董健吾说：“现在情况特殊，到了西安以后就有机会去陕北，张学良此次联共抗日颇有诚意，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刘鼎仔细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张学良为人处世的品行后，也认为自己一直寻找组织寻找不到，这次如果能通过张学良和党接通联系，那是最好不过了。

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但这个风险值得试一试。于是他决定接受邀请，到西安去与张学良面谈，尽力去做东北军的工作，再把情况向党中央汇报。

随后，刘鼎接受国母宋庆龄的安排的，和计划去陕北采访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从上海出发去西安。

到西安后，斯诺由张学良秘密安排，到陕北采访毛主席去了。而刘鼎则留下来会见张学良。

据说，张学良初次见到刘鼎后，可能是为了试探一番，一上来就不客气地质问起来：

“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我有几件事想请教。

我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

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的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

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

张学良的这一连串问题，让刘鼎暗吃一惊。他想：“我是他请来的客人，怎么一见面就想给我个下马威了！”

但这些问题显然难不倒久经地下工作考验的刘鼎，于是，他很坦然地回答说：

“1.张将军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的态度一样，不能不表示。

2.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

3.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是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了很大损失。在陕北，红军为了自卫，才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吗？”

刘鼎讲完后，以为张学良一定要发脾气。结果，张学良沉思片刻后安详地说：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慢慢地谈吧！”

从此以后，二人越谈越投机，慢慢的相互引为知已。刘鼎的派驻，使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加强了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即将举行的张学良、周恩来延安会谈做了重要准备。

天主教堂

五、肤施夜话

1936年的4月，春天姗姗来迟，陕北高原的延安，雨雪交加，寒气袭人。

灰蒙蒙的延安城里，矗立着一座比较另类的天主教堂。当然，这个另类，是在国外基督徒眼里这么认为的，我们是看不出什么的。

它的另类就表现在那个钟楼的位置上。当初这个教堂是外国人设计的，而中国的匠人们可能看不懂外国人的设计图纸，将本应盖在正中间的钟楼盖在了一边。

等传教士发现时为时已晚，于是，这座教堂也成为了全世界唯一的中西合璧的教堂。

但是，在这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这座另类的教堂却要见证一段足以改变近现代历史走向的重要事件——周张肤施会谈。

不远处，一队人马顶风冒雪，行进在瓦窑堡通往延安（当时叫肤施）的泥泞小道上。

走在前面的一位，浓眉大眼，长髯飘拂，神采飞扬，约莫三十七八岁。他就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人称“美髯公”的周恩来。

紧随其后的一位，身穿中山装，目光锐利，鼻上架着一副圆玻璃眼镜。他就是我党著名的“情报大王”，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

总理此行是应张学良之邀，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赶赴延安同张学良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秘密会谈的。

晚8时，街面已十分宁静，周恩来、李克农一行在东北军代表的接引下进入延安城。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这座天主教堂旁。

不一会，身着灰布军便服的张学良也出来了，他立即握住周恩来的手，抱歉地说：

“欢迎，欢迎，你就是共产党的美髯公周先生吧，军统暗探颇多，所以，现在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欢迎，请周先生见谅。”

周恩来笑了笑：“所以，我们也只能在黑夜里交谈了。不过，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

张学良说：“对，对，肤施的确是个好地方，我相信有一天一定能大放光明。”

民国著名的两大帅哥，总理与少帅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会晤。

二人携手走进了教堂。在教堂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张圆桌，圆桌上摆满了糕点和水果。一杯杯刚刚斟满的热茶，在烛光的掩映下，飘散着热气。

经过一番寒暄，主客坐定。周恩来与张学良以前虽没见过面，但都久仰彼此的大名，今天初次相会，他们一见如故。

周恩来热情地说：“我就是在东北长大的。”（1910—1913年秋，周恩来曾在沈阳读书。）

张学良说：“这我知道，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起过。”

“怎么，张伯苓也是你的老师？”周恩来颇感惊讶。

张学良笑道：“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就是听了张伯苓的劝告后才戒除的，从此拜张先生为师。我们可算是师出同门了。”

俩人开诚相见，谈笑风生。

随后，会谈转入正题。会谈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加会谈的只有5人——周恩来、李克农、张学良、王以哲、刘鼎。

会谈主要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停止内战，联蒋抗日问题。

张学良首先表示，他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但他主张联蒋抗日，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

目前应当设法把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扭转过来，逼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周恩来深思了一下，说：“张先生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我本人同意张先生的主张。中共之所以反蒋，是因为蒋介石视人民为死敌，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

周恩来稍稍停了停，说：“只要蒋介石放弃其错误立场，为了抗日救国大计，我们可以既往不咎，愿意争取这个力量。但是，光让步是不行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血的教训的。所以，要让步，还要斗争。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张学良连忙说：“对，对，要斗争!”

张学良接着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如果蒋介石确实有降日倾向，那我就坚决反蒋。

2、抗日救国的道路和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

在今后中国要走的道路问题上，张学良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国家要统一集权，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一是条法西斯的。

他还讲了一套法西斯可以救中国的道理：

“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里取回一本经，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应该有个强有力的领袖，实行专政，把各党各派的意志集中起来，把全国的力量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抗击日寇，应付国难。”

周恩来目光炯炯地静心听着张学良的讲述，他对张学良说：

“张将军集家仇国难于一身，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迫切心情，我们共产党人是理解的。可惜张先生的想法错了，什么是法西斯，简单讲，法西斯就是军事独裁，是帝国主义的产物。

在历史上，袁世凯搞过军事独裁，失败了。吴佩孚要武力统一中国，也失败了。这些张先生都知道，也经历过。法西斯是反社会、反人民的，它没有群众基础。

要抗日，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不行的。要发动民众必须实行广泛民主，如果在民族危机的空前国难中去搞独裁，而不去发动群众，那必然是要失败的。”

张学良听后，恍然大悟，从此再不提及法西斯主义了。

张学良还对发动抗日能否取胜提出了一些看法和疑问，如抗战爆发后，日本将封锁中国海岸，中国如何取得外援？日本内部能否起变化？等等。

周恩来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中国地域辽阔，从日本的兵力和国际关系看，日本不可能将中国完全封锁起来；

而且中国需要的军事物资，不仅可取之于英美，也可得之于苏联。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国内爆发革命的可能就会增长，抗日持久战可能会引起日本内部的哗变。”

张学良感到周恩来谈问题一针见血，说得入情入理，很是佩服。

3、红军进兵策略问题上：

张学良对红军的发展去向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当时红军正在东征山西。

张学良对红军集中华北完全赞成，对在四川、云贵一带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也完全赞成。他说，来多少都欢迎，经过东北军防区，我们都让路。

但是他认为红军不要东征山西，阎锡山的防卫力量很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那样还会促使阎锡山与蒋介石勾结起来。

他的意见是红军“最好北上出绥远解决德王”，再东向察哈尔。他详细阐述了他的理由：

①绥远、宁夏人口较多，粮食也多，可作为红军抗日的后方；

②绥远临近外蒙，便于接受苏联援助；

③红军和日军接火，他就能公开联共抗日，否则只能悄悄地和红军联合。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张学良上述意见，郑重地对他说：你讲的有道理，但是我要回去和毛主席、张闻天等人商量，这个问题下一步研究。

4、争取外援问题上。

张学良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得到苏联帮助，他判断苏联也会帮助中国。

他的这一想法和我党不谋而合，因为获取共产国际的援助一直是当前党和红军的首要议题。

对于这一议题，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苏联援助。

张学良派人从欧洲去苏联，利用东北义勇军与苏联红军的关系去进行联系。

中共派人经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派人先去新疆与盛世才联系。后来中共中央派邓发经西安、新疆去了苏联。

后来，双方在这一议题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合作，直接提出了建立三位一体抗日国防政府的构想，党中央还由此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产生了西路军西征的事件。

由于涉及的议题项目比较宏大，我们以后再分多篇介绍，这里就不详述了。

5、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

张学良说他不愿打红军，但老蒋经常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建筑碉垒线。

简单来讲就是老蒋非要让他切断红军东征的退路不可，他想和周恩来商量个应对的办法。

这个问题倒也不难解决，经二人商量后决定：

红军可派小股部队在关中西安一带积极活动，

一部在韩城、澄县活动，牵制杨虎城的西北军。

一部向蓝田、鄠县活动，威胁西安。

这样，张学良就可以找到不北进的借口了。

关于经济通商，双方商定：

红军购买普通货物，可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

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和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

东北军还可向红军赠送些弹药；

至于交通，双方互派得力的便衣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交通畅通。

周恩来与张学良推心置腹，侃侃而谈，直到东方破晓。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一夜未眠，却毫无倦意。

他看了看表，5个小时过去了，便激动地对周恩来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的心情可以说是豁然开朗，使我坚定地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会谈结束后，张学良拿出一本为纪念《申报》60年而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高兴地说：“让我们共同保卫祖国!”

张学良还赠送给红军3万银元，以后又补送20万法币，作为红军抗日军费。

天蒙蒙亮时，周恩来与张学良握手告别。张学良目送周恩来一行跃身上马，离开肤施，向瓦窑堡奔去。

在路上，周恩来对李克农等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志气的人。出乎意料，真是出乎意料!”

张学良也对部下说：“我是太满意了，比我想象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早见他多好呀！”

延安会谈后，我党就与张学良开始了一系列实质性的秘密谈判，双方在组建三位一体的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援助通道、背靠苏联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然而，老蒋反动派对红军新的围剿也随之而来，革命的残酷性，形势的复杂性却不断的考验着我党和张学良之间的统战工作。

随之而来的就是宁夏战役计划，红军三军大会师，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西安事变等一件件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的上演。

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克服重重困难，建立起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肩负起国家与民族的历史重任，我们下回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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