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半导体所院士名单（常德走出去的院士）

文/黄柯 原题：我的院士父亲

作者简介：

黄柯，1953年出生，祖籍湖南省临澧县新安镇。父亲黄宏嘉，世界单模光纤技术开拓者；祖父黄右昌，民国时期法学家、大诗人；高祖黄道让，晚清著名诗人，曾创作岳麓山名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

黄柯出生在诗礼人家，青年时代去黑龙江省插队落户，1979年回上海，打过零工，卖过服装，开过饭店，如今在上海格力空调公司工作。热爱文学艺术，喜欢写写画画。

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技术科学部全体院士合影

拍摄时间：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

第四排右起第五位：院士黄宏嘉

我有一个身为院士的父亲，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他引以为豪的科技事业。他用心血浇灌的事业之花，已经收缘结果，他被称为“单模光纤之父”，他的单模光纤，已然享誉世界、造褔人类。

我有这样一个身为院士的父亲，他历经磨难，不忘初心，如今已是九十五岁高龄，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心里还装着他的事业、他的单模光纤。这样的父亲，让我心疼，让我珍视，让我自豪，让我敬畏，让我仰慕，让我骄傲！

让我引为骄傲的，除了身为院士的父亲黄宏嘉，还有我这个家族。

我嫡亲的高祖父黄道让，是晚清著名诗人；我嫡亲的爷爷黄右昌，是民国法学家、诗人。黄家的先辈们美才盛德，光焰万丈，我身为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倍感欣慰。

小时候，我就在我爷爷、我父亲的身边长大。他们疼我、宠我、抚养我、教育我……春晖寸草，恩比天高！

我和我父亲的故事，先从爷爷这辈说起。

1963年春节，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去给爷爷奶奶拜年。那时，哥哥黄桦上了小学四年级，他的成绩在全班名列第一。我那时十岁，读小学三年级，因为贪玩功课不好，期终考试，语文数学两科各得3分（那时是5分制）。

当爷爷问起我的学习成绩时，我害怕爷爷责怪，又不想在哥哥面前认输，就跟爷爷撒了个谎，说两科都是满分，5分。

哥哥噘着嘴，在爷爷面前告发了我：“黄柯撒谎了，他两门功课都只得3分。”

爷爷把我叫到他的跟前，叫我很端正地站着，用一口凝重的湖南话，不紧不慢地对我说：“黄柯，功课不好不要紧，以后努力是可以好起来的，但是做人不能够不诚实，爷爷不喜欢不诚实的孙孙！来，把你的小手伸出来。”

爷爷顺手拿起书桌上一根用竹片做的戒尺，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了我的小手心。爷爷打一板，说一句：“记住，诚实做人！诚实做人！”爷爷的湖南话，我们小时候有点听不懂，但是这四个字，我听懂了。这一生走来，想到这四个字，就想起了爷爷。从此，“诚实做人”这四个大字就一直伴随我的终生。

1962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物资贫乏。有一个周末，爷爷奶奶到北京铁道学院来看我们，父母特别高兴，拿出了当时很珍贵的白面，蒸了馒头，也煮了平常吃的棒子面粥（就是玉米面粥，北京人叫棒子面）。

因为有白面馒头，平时都吃不到，我们几个孩子抢着吃馒头，我的那碗棒子面粥，喝了几口就不想喝了，剩在碗里。爷爷将我剩下的棒子面粥，用馒头蘸着，自己吃了，甚至碗沿的粥糊糊也抹了又抹，一点一点吃得干干净净，那碗简直就不需要洗了。这个场景，快60年了，我仍然记忆犹新。

吃罢饭，爷爷把我和哥哥叫到身边，端端正正地站立着，让我和哥哥背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每人都连着背三遍。然后爷爷问我们：为什么让你们背这首诗？我回答说：爷爷，刚才我的棒子面粥没吃完，糟蹋粮食了。哥哥黄桦说，我们写一份“爱惜粮食保证书”吧。

爷爷慈祥地笑了笑：“这一次就不罚了，不能有第二次，可要记住呀 。”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当时爷爷吃我剩粥的那个情景，深深地铭刻在脑海里，直到今天，我保持着一个习惯，无论在什么场合下，我碗里的食物是一定要吃完的，粒粒皆辛苦，决不能浪费。

我七岁的时候，爸爸就开始在家里著作《微波原理》的书，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书房就是他的办公室，除了上厕所，爸爸是不出来的。

三餐茶饭都是妈妈给他送到书房里。有一次趁爸爸上厕所的时候，我偷偷溜进他的“办公室”瞥了一眼，一房间的书，一地的纸，看着都眼晕。我想：爸爸多么勤奋，整天就这么写呀写呀，他脑海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要写出来呀！

爸爸开始是用钢笔书写。他对自己要求很高，特别讲究卷面整洁。如果一页稿纸上有一个错别字，他也要废弃整张纸重写。这样既浪费纸张更浪费了时间，后来爸爸改用铅笔书写，写错了可以用橡皮修改，铅笔芯断了就换一根，到了晚上就会有几十根铅笔要削。

从此，我和哥哥放学后做完作业，都争先恐后地抢着进书房给爸爸削铅笔。爸爸特别严肃，几乎看不到他的笑容。那天他笑了，笑着对我说：“黄柯，你的铅笔削得不错，削得整洁、光亮，比你哥削得好多了。这说明你做事很认真，这是个好品质，要发扬下去，把每件事情都做好。”

爸爸平常给我的奖励是几张稿纸或书本文具什么的，那天破例给了我五分钱，那是一个硬币，圆圆光光的好可爱。爸爸还说这是我劳动挣到的钱，嘻嘻，我会挣钱了，真高兴。

（六十年代在北京铁道学院的照片。这个时期，父亲开始著作《微波原理》，当时还抽烟，著作完成后就戒烟了。）

在北京铁道学院的那段时间，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爸爸每个月的工资待遇是400斤小米。爸爸又要潜心科研、著书立说。

记得妈妈那天跟我说：“黄柯，你看爸爸是不是瘦了许多？”我说是的。妈妈又问我：“你知道他为什么瘦了吗？”我说：“爸爸整天憋在屋里，不出来晒太阳。”妈妈抚着我的头说：“傻孩子，爸爸要编书，很辛苦，我在周边农村农户家里订了羊奶，你每天放学后，就去那农户家里取新鲜羊奶，给爸爸补充营养。”我连连点头，这活儿倒不重，我也挺愿意做，孝敬父母，当仁不让。只是途中有几处农户家里都养了恶狗，我常常被狗追得晕头转向。

有一次被狗追得跌倒了，我宁愿双腿受伤，也将手中羊奶高高举起，不让羊奶受损失。后来摸索出一个办法，恶狗追我，我便蹲下身去，狗以为我要捡石头打它，也就停下脚步，不再追我了，只是张开嘴巴，一阵狂吠。

记得有一回，是个难得的假日，风和日丽，云淡天高。爷爷奶奶心情极好，提出倡议：一大家子人一起去游“颐和园”。

这可喜坏我们兄妹几个了，妈妈给我们换了最漂亮的衣服，我们簇拥着父母，还有宏煦伯伯、宏荃叔叔、颂康姑姑，还有爷爷奶奶，一大家子一个不落，欢天喜地去游园。大家唱啊、跳啊，忘乎所以。

一会儿我没看见爸爸了，就扯着妈妈的衣角说：“爸爸不见了！”妈妈也着急起来，找来找去，终于在一棵大树下面找到爸爸，爸爸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妈妈嗔怪爸爸，轻声地说：“你怎么这么不合群呀？”爸爸向妈妈白了一眼。

1963年，爸爸的《微波原理》出版后，拿了一笔稿费，给我们每个孩子都买了新衣服、买了新书包、买了些课外读物。家里最大的添置，是买了一台“牡丹牌”电视机。为了庆祝爸爸的著作出版，妈妈那天张罗着包饺子，妈妈调的饺子馅儿，可好吃啦。爸爸买回了电视机，在家里安装的时候，嘴里哼着歌儿：“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爸爸和妈妈这样高兴、这样和谐的时候，真的不多。

爸爸把天线立在窗外，摇来揺去，电视机上尽是雪花点。妈妈卟哧一笑，是不是电视机坏了？爸爸急得满头大汗，终于摇来了信号。妈妈说：“你不是在写‘微波原理’吗？微波能够作用在这电视机上来吗？”爸爸一惊，眼里一片迷茫。

爸爸后来发明的单模光纤，回答了妈妈当年的那个问号，只是时差有了半个世纪。

当时电视机还不算普及，许多人家里都没有。记得那年是举办26届乒乓球赛，每天晚上，左邻右舍都来我家看电视，给人家搬凳都搬不赢，家里可热闹了。

我们早早地做好功课，坐在电视机前等着看球赛。爸爸却从不陪我们看电视，他总是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时候我们看着看着，为了一个球，激动不已，欢呼雀跃，爸爸这个时候就会破门出来制止我们：“别吵！别吵！”

后来我们才意识到，爸爸看书、写书都需要安静，我们就静静地看电视，不吵不闹，把电视机的音量也调到最小，邻舍们也很少来我家蹭电视看了。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的时间观念是非常强的，哪怕是请客吃饭，说几点，就是几点，你要不到，任你多高贵的客，他也不等。在铁道学院时，有一位爸爸的同事就说：“黄老师的时间观念，就像手表一样精准。”

爸爸办公室门上总贴着这样几个字：“来客谈话时间请短。”领导找他谈话，也不能拖延时间。我是他的儿子，根本不敢在他面前撒娇，和他说闲话，连妈妈也不可以，都不能占用他宝贵的时间。

那一天，听见他和妈妈吵起来。

妈妈在书房外边敲门，第一声很轻，“宏嘉，宏嘉，宏嘉……”爸爸不作答，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宏嘉，我给你买了件衣服，你出来试试，看合不合身？”爸爸还是不答，妈妈便搥起门来。爸爸出来了，对着妈妈吵：“吼些什么呀！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我在写东西，不要打断我的思维。”说完，就把门关上了。

我10岁的时候，和哥哥黄桦同时得了“猩红热”的疾病，病得九死一生，哥哥黄桦差一点没有抢救过来，妈妈一个人忙前忙后，悄然落泪。父亲那天匆匆忙忙赶到医院，用双拳拍着自己的脑袋：“孩子，我真的没有时间、没有时间……”

1964年，我11岁，那一年，家里出了事。

爸爸为了事业，要来上海发展，妈妈热爱生活，只想呆在北京不走。爸爸只好釜底抽薪，把我们兄妹四个悄悄带到上海来，没让妈妈知道，妈妈就生气了，以至于闹到离婚。

爸爸到了上海，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简直没法工作了，他又是个视工作如命的人。康姑姑出谋划策，把我送到天津三姑家，黄杉送北京顺义去放羊，妹妹黄莹跟着康姑姑去了，大哥在上海住读。

1966年8月，三姑父死了。我带着“红卫兵”的袖章，扒火车从天津逃回上海，爸爸又把我送到浙江绍兴……两个月后，我又跑回上海找爸爸。

那时侯，爸爸也因为参加远征军的事，正在接受审察。爸爸把我送到爷爷奶奶身边，爷爷黄右昌，是周总理出面保护的民主人士，秘密迁到黄庄牛子胡同二号，我跟着爷爷奶奶过了一年多，1969年5月，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去了黑龙江。

2018年4月，有一个下午，哥哥黄桦来我这里，聊起了爸爸的往事。哥哥说，有一件事特别难忘，十年探索的那阵子，爸爸经过一年的隔离审查，可以一个月回一次家了。

那一天爸爸回了家，要看我们的学习作业。我和哥哥跟爸爸说：现在学校没有作业，就是写心得体会什么的，爸爸要我们把心得体会拿给他看，我们给爸爸看了，都是什么：一颗红心跟党走，打倒国民党反动学术权威……，爸爸看了很长时间没有吱声。

记得清清楚楚爸爸当时眼睛里都是泪水，沉默了半响，爸爸才颤颤巍巍地说：“这样不好，你们要学文化、学知识，学文化不是别人让不让你们学，而是你们要不要学。”过了一会爸爸又说：“爸爸不是坏人，没有做对不起国家的事。”这个情景，真的是无法忘却。

黄柯（左）与黄桦聊起父亲的往事

后来听爸爸说，“隔离审查”期间，爸爸常常跟看管他的红卫兵请假，说身体不舒服，要去看病。其实，爸爸在看管期间，也没忘记科学实验，他是需要一些小瓶子，只好到医生那儿去要。回到“关押”的房间以后，就利用这些小药瓶子，在自己动手做的“煤油炉”上，进行光纤拉丝试验。爸爸很得意地告诉我，很多灵感就是那个时候积累、发现的。

那个时期，爸爸还有一个“杰作”，一台小小的迷你电风扇，直到今天还在用。所有的材料都是在外出“监督劳动”时，一点一点捡回来的。后来，父亲告诉我：“其实搞科研是兴趣和爱好，不是为了名利。只要自己内心平静，用充满光明的心态看外面的一切，那么阴暗的东西就会少了。”爸爸就是用这样的心态，克服、战胜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取得了科研的光辉成就。

直到1979年，爸爸才调回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工作，任教授、第一副校长，并于1987年起任名誉校长。在此期间，他创建了“波科学研究室”，后扩建为光纤技术研究所，并兼任所长，日夜扑在研究室。

由他领导的、由几个单位组成的科研小组，于1980年试制出我国第一根单模光纤，引起国际上的注目。继后，又完成了上海市重大科研项目“单模光纤研究”。1986年，国家科委下达的六五攻关项目“单模光纤技术”也胜利完成并通过了鉴定。

爸爸说，他是共产党员，一生从没有向党组织提过什么要求，1979年，头一次违背自己的初衷，向组织提了一个请求：黄柯在黑龙江不容易，是否可以请组织把他调回上海。

1979年夏天，我接到回上海的通知书，告别了白山黑水，欢蹦乱跳地踏上归途。

回到上海，满以为可以和爸爸合家团聚，乐享天伦。谁知道，我去找爸爸好几次，都没能见到他。我给上海科技大学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一龙教授，他告诉我：“你爸爸现在科研正在关键时期，忙得很。

他让我转告你，尽量不要打扰他，你在上海的临时住处学校已经安排好了，先住在学校招待所吧。每个月你爸爸会给你三十元生活费。”第二天，张教授把我安排在科大招待所了，几天以后，爸爸托张教授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大意是：“科研任务很忙，希望理解，能够尽早自食其力。”

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干过：乐队乐器搬运工，客串临时配音，文化馆临时工，三力公司业务员，和朋友合伙开小饭店，摆地摊卖服装……我没有自己的家，有时候住朋友家，有时候住在三力公司，后来就去广东打工。

我没有因为是院士的儿子，获得过什么特殊利益。从1969到2011年，我没有和爸爸住在一起，常常是好几年看不到爸爸的人影，四十多个春夏秋冬里，偶尔找一个爸爸空闲的时候，父子见个面，吃餐饭，也数不出几次。父亲心中没有我们这些血肉之躯的孩子，只有另外一个宠儿，那叫“光纤”。

有一次偶尔回家做“客”，遇见这样一件事：

爸爸在西南联大的校友李政道，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那次应邀回国访问，约爸爸在北京见面叙叙旧。爸爸很高兴，翻箱倒柜地找衬衫，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的。好不容易找到一件合身的，领口又破了。

那天恰好我回了家，爸爸让我拿到裁缝铺把领子翻过来，我送到裁缝铺去，师傅说要等好几天。结果爸爸自己动手，把领子拆下，翻过来又缝上去。当时我就在爸爸身边，看着他老人家戴着眼镜，一针一线做得特别认真，我心里感到酸酸的。衬衫改好以后，爸爸穿在身上很得意，孩子似的跟我说：“这样挺好，打个领带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这件衬衫在2018年11月保留在家乡新安镇了。在“黄宏嘉院士实物捐赠仪式”上，新安镇副镇长熊兴，讲述院士勤俭节约的感人故事。）

难忘的2012年盛夏，一根让四十载岁月折断了的父爱亲情线，被一个偶然的电话续接了起来。上海龙华寺的院落里，耄耋之年的父亲，下得车来，低下头来，颤颤抖抖地向儿子说一声“对不起”，让天地动容！风云感佩！鬼神惊诧！

一切都凝固了，连空气也是。唯有龙华寺大树上的蝉声，不知所云地鸣叫着。

和老父亲情不自禁地拥抱起来，使劲地叫唤：“爸爸！”

曾经是这样想的：尽管您是一位好科学家，却不是一位好父亲！您拒绝了亲生骨肉四十载；

尽管您是一位好科学家，却不是一位好丈夫！您把一个关心您、敬佩您、爱您的妻子拒之门外；

尽管您是一位好科学家，却不是一个好儿子！您的母亲、我的奶奶离开人世的时候，您竟然守在制作光纤的仪器旁边，而没去奔丧！

……

自从在龙华寺父子拥抱之后，黄柯有了家，有了父爱，有了孝顺父亲的机会。

2014年冬天的一个午夜，父亲感冒了，咳嗽得历害。我和妻子陈伟芳守护在他的床边，好不容易见父亲睡着了，我和妻子打着手势，轻手轻脚地离开，准备就寝。突然，听见父亲连叫了两声：“妈妈，妈妈！……”

走近父亲，俯首，细看，父亲还在梦中，眼角浸出一颗晶亮的泪珠。

夕阳暮色里，我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散步，听父亲絮絮叨叨地说：“你奶奶去世在北京，我在上海，我没能赶过去。你宏煦伯伯、宏荃叔叔从那以后，就不理我了。一直到他们过世，兄弟都没有说话，就像仇人……其实，你奶奶走的那天，我飞机票都买好了，是准备去北京和母亲告别的，我在去机场的路上，接到实验室的电话，光纤互感器低温测试突然产生不稳定状况，我想也没想，掉头就回来了。……那天半夜里，实验室就我一个人了，我将母亲的照片从抽屉里拿出来，供在实验室的桌子上，一膝跪了下去，望空而拜，额头碰着地面，泪水哗哗地流，抹干了又涌出来……”

院士父亲的家。左起：院士黄宏嘉、儿子黄柯。

父子俩2015年9月3日观看大阅兵直播。

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陪爸爸在电脑上看直播。爸爸盯着荧屏，呆若木鸡。

就因为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弃笔从戎参加过远征军。远征军是国民党的军队，爸爸又有美国回来的经历，十年探索期间，因为这段历史而隔离审查，让爸爸一直心有余悸。我鼓励爸爸忘却这些，因为拨乱反正，你们都是抗战老兵。

看了视频直播后，爸爸很长时间没有说话。记得那天，我一时冲动，端端正正地站在爸爸面前，给他行了个军礼，说：“给抗战老兵敬礼！”爸爸这才如梦方醒，慢慢地展开眉头。

1944年，爸爸在西南联大读四年级时，日本侵略者封锁了我国所有对外通道，唯一剩下的滇缅公路也在缅北被切断，因此，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征调所有大学毕业班学生，到中、美、英联合部队中担任翻译官，以打通滇缅公路为目标。

爸爸从昆明飞越喜马拉雅山，到印度东北，被分到原始森林的缅北战区，出征缅甸抗日战场。在激烈战斗后，随军突破封锁线，翻越野人山，全军剩900余人回到成都。爸爸后来又在滇缅公路上一直服务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爸爸回忆那段戎马生涯时对我说，当时十万青年十万兵，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天南地北，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所以想的就是保家卫国。因为，只有把小日本赶走了，才能安心学习。所以爸爸就报名参军了，我的大伯伯黄宏煦也报名参军了。

参军后，坐飞机到印度兰姆加训练基地，训练了一个多月，爸爸被分配到第5军22师66团3营，任少校翻译，没有领章帽徽。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大反攻了，中国部队都装备了美国的枪支弹药。爸爸跟着一个美国人，专门做战损统计的，爸爸负责把中国军队报上来的统计表翻译成英文给美国人，再把损失的枪支弹药补发给部队。还要负责把美国的设备翻译成中文，方便中国军队使用。

慢慢地爸爸跟那个美国人关系相处得很好，爸爸经常用英文给那个美国人讲中国故事，讲唐诗宋词。爸爸还说：“有一次很危险，离前线很近，是一个很大的战役，我和那美国人都趴在战壕里，我把钢盔坐在屁股下看书，是一本《双城记》，子弹呜呜地就在头上飞，那个美国人双手抱头一个劲地喊：‘没命了，没命了！’我也不管他，就埋头看书。

战役结束后，美国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害怕?我当时回答得很经典，我说：这是我们中国的土地，有中国的老祖宗保佑我。”

父亲说，那个时候从西南联大到部队，因为学业还没有结束，所以就利用在远征军的空闲时间看书，看得很认真，有一次因为在帐篷里打手电看书，还让军需长骂了一顿，第二天罚跑步20圈。

1945年抗战胜利后，爸爸结束了远征军的服役回到重庆，当时爷爷还在重庆国民政府任职。爸爸想找一个工作，当时国际广播电台正在招聘英语广播员，爸爸的英语不错，满怀信心去应聘。当时有两个人应聘，考官将两个人的英语录音送到宋美龄这里，宋美龄听了录音后，点名录用黄宏嘉。

抗战时期重庆广播电台是中国唯一跟世界保持联系的通道。爸爸说：那几个月是最开心的日子。2018年，我妻子陈伟芳专程去了趟重庆，找到了这个地方，拜谒并拍了照。把照片拿给爸爸看，老人便喜得像个小孩。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政府作为“抗战遗址博物馆”保存起来。

重庆国际广播电台遗址

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里，感受到爸爸简朴低调的生活模式，真的和常人不一样。他有钱，但不舍得花，买个面包都要择便宜一点的，衣服鞋帽、桌椅板凳，能修就修，能补就补，过着苦行僧的日子。但面对几百万元的院士津贴，却毫无保留，一半捐给实验室，一半捐给家乡。对家人、对我们的要求更是严苛。

他不让我们和他拍照，在他风光的时候，找不到一张儿子与父亲的合影。电视台来采访他，如果恰好我在他身边，他立即将我撵走，生怕我也录上了镜，不许我们借他的光而出风头，他说他就是个平凡普通的人。

2019年春，我开始写这本《我的院士父亲》，对这个书名，我征询爸爸的意见，他说：“把‘院士’二字去掉，就是‘我的父亲’。一个院士没什么了不起，不要拿出来张扬。”我笑着说：“爸，‘我的父亲’，那像个小学三年级的作文题目，我不喜欢。我的父亲是个院士，又不是假的，这也是实事求是啊！”

黄柯给父亲做头部按摩

那日我把写好的一段念给他听，我是怕我所描述的事件与时间不符，特去求证一下。他认真地听了，说，时间和事件都没有错，只是有一句话：“从那时候起，父亲就立下‘科技报国’的雄心大志”，这句话要改，其实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学工作者，不要把我写得很高大，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建立，各方面都很落后，就想着怎么把学的东西尽快地用到有用的地方去。说实在的，主要还是因为对微波啊，光纤啊感兴趣。

爸爸做什么事都是异常认真的。无论是写书、写发言稿、抑或是编一条短信，他都是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地推敲，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如果错了一个字，他都要重新写。爸爸告诫我们：“这样，别人看你写的文字，也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同时也是尊重别人的时间。”

2012年，爸爸88岁高龄还在工作。他的办公室设在二楼，而实验设备在一楼，为了节省爬楼梯的时间，爸爸把办公室搬到楼下，一楼的办公条件要差很多，他也不计较。学校领导要给他把一楼装修一下，爸爸说：“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科研上，办公室只要不被雨淋着就可以了。”

遵守时间约定，是他一生的守诺。学校实验室的唐工（唐明珏工程师）跟我说起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单模光纤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上海科委的领导来学校实验室看望爸爸，先约好了时间，结果领导可能有事躭搁而迟到了，爸爸告诉他的助理，科研任务紧张，就不等了。他一头扎进实验室去，领导来了以后，别人再叫他，他也不出来了。那一次，领导很尴尬。幸好领导都知道爸爸是这个习惯，也许没有放在心里。

2013年，爸爸89岁了。弟弟黄杉从新西兰回国，事先约好时间去看望爸爸。弟弟1989年去新西兰，后来在新西兰定居，每一年都要回来看望爸爸一次，但是必须提前跟爸爸约好上门时间。

那天约的时间是下午3点，地点是上海龙华寺，因为龙华寺里有爸爸的私交、书法家沈沪林住在那儿。不巧的是，黄杉路上堵车，迟到了六分钟，爸爸已经走了，让沈沪林转告弟弟：“这一次黄杉不遵守时间，我就先走了，明年再约吧！”弟弟黄杉愕然，却也只好默认接受。

2014年，父子再相会。图为黄杉（左）与父亲（右）

我贴在父亲身边转来转去，已经整整7年了，这7年，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父亲的认真读书、专心工作、做事有始有终，一杆子插到底、不屈不挠，值得我学习，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事业不会成功。

父亲的大义凛然、家国情怀值得学习。他舍个人、为国家，舍小家、为大爱，心底无私，天宽地阔。

父亲勤俭、节约，不浪费一寸光阴，遵法纪、守承诺，从不言过其实，值得我学习。父亲不赞成人家称他“光纤之父”，准确地说，他只是“单模光纤之父”。

听说业內人士有一种说法：诺贝尔欠黄宏嘉一个奖，我问父亲，有没有这个说法呢？他云淡风轻地回答我：其实，什么奖不奖的我不感兴趣，事实证明我的单模光纤优于多模光纤就够了。你们以后也要注意，不要为了什么奖而学习，那样是不会有成绩的。

父亲的诚实、低调，不图名、不图利，谦谦君子，儒雅科学家，更值得我学习。我的院士父亲，没有因为是个院士，没有因为发明了单模光纤而高大上，骄傲自满，他总是说他很平凡，很普通，还需要不断地努力。

实实在在地看他，横看竖看，也的确很平凡，很普通。

我该怎么理解这平凡与普通呢？

我能够做得这么平凡、这么普通吗？

我们能够做得这么“平凡”、这么“普通”吗？

黄宏嘉院士

黄宏嘉

微波电子学家。1924年8月5日生于湖南临澧。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硕士学位，1991年被授予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1989年应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磁科学院院士。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现上海大学）教授、名誉校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在微波理论方面发展了耦合波理论，领导研究组于1980年在我国首次研制成功单模光纤。1981年美国纽约理工（原布鲁克林）学院出版了他的《耦合模与非理想波导》论文选集。1984年，荷兰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耦合模理论》。

1990年以来获美国发明专利3项及中国发明专利多项。专著“非常不规则纤维光学的微波方法”于1997年由JohnWiley＆Sons出版。

来源：微临澧 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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