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如何让秦国强大（重说历史之马陵之战）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历史正式进入战国时期。

此后，列国间相互蚕食侵吞，战争的规模和惨烈程度不断升级，春秋时期备受推崇的礼乐文明，再也无法遏制人内心狰狞的欲望。于是诸侯们公然暴露出不臣的野心，周王朝的统治在风雨中飘摇。

在残酷的竞争中，各国均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这种危机感，令有胆识有见地的君主相继开始寻求变法图强……

公元前361年，秦国国君秦孝公即位，此时的秦国偏居西隅，经济落后，并屡次受到来自东面魏国的进攻。

随着魏国的崛起，魏国一家独大，并且还占领了河西之地，这使秦国的实力大受影响。甚至东方六国在会盟的时候，也不叫上秦国，大家鄙视秦国，这让秦国国君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挫伤。

面对内忧外患，秦孝公愤而寻求变革，遂颁布招贤令，广招天下贤士来辅助自身发展壮大秦国。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史记·秦本纪》记载，在即位之初，面对内忧外患，秦孝公沉痛地表示：寡人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并分封给他土地。

伴随着这道招贤令，各国人才纷至沓来，在这些人中，有一位白衣士子显得格外出众，因为总是一袭白衣，故人称“白衣卫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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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提起商鞅变法，均闻名遐迩，却很少有人知道商鞅其实原名卫鞅，是卫国人，之后由于秦孝公将他的封地封在商（今陕西商洛市东南商镇），故称商君或商鞅。

据说商鞅年少时，喜好刑名之学，专门研究以法治国，之后又受到法家代表性人物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遂崇尚法治。

在出仕之时，商鞅首先选择了在列国中具有绝对优势的魏国作为自己施展抱负的场所，于是他来到了魏国，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任职中庶子。

魏国的国相公叔痤十分赏识商鞅的才华，他在临危之时曾向魏惠侯建议，任用商鞅继任国相一职，魏惠候不以为然。公叔痤又建议，若不任用商鞅，那就杀了他，以免为他国所用，恐怕将来会危及魏国，但魏惠候仍然没有采纳。

商鞅听说此事后，便离开了魏国。恰逢秦孝公颁布招贤令，于是在逃离魏国后，商鞅便欣然来到了秦国。而此后的历史将会让魏惠侯明白，自己错失商鞅，对魏国的命运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史书记载，商鞅曾三次拜见秦孝公。起初他并不清楚秦孝公的真实意图，为了一探究竟，便故意在前两次觐见时，向秦孝公陈述帝道、王道之类的长篇大论。而为秦国的现实发展殚精竭虑，务求变革以图强的秦孝公，对此深感索然无味。

见此情景，商鞅反而很高兴，他知道此番自己必将学有所用。于是，商鞅又第三次求见秦孝公，这一次，商鞅献上了霸道之策，即速效的强国之术。此计正中秦孝公下怀，他大为欣喜，遂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实行变法，之后又擢升其为大良造。

“实际上，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他能够成就一番霸业，商鞅这样的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像秦孝公这样勇于发现人才和又敢大胆任用人才的，更是在历史上难能可贵。”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史称“商鞅变法”。

而变法中的秦国，这个在地域上偏居西陲，被中原诸国视同蛮夷的国家，正如它所崇尚的色彩——黑色，在静默中蓄积着巨大的能量，只等一个合适的时刻，瞬间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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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的治国，均提倡礼制，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而商鞅为秦孝公所献的霸道之策，也就是法家的法制，则奉行暴力威化，辣手治国，这在当时的战国正迎合了秦孝公迫切要求改变秦国现状的心理。因此秦孝公力排众议，不顾甘龙杜挚等世袭贵族代表的反对，全力支持商鞅变法。

“秦孝公这个人，很有韬略，他在军事上来讲，秦孝公自己统兵打仗，经常是冲锋陷阵，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很优秀的将军。从政治才能上来讲，这个人有雄心大志，并且他心胸很宽广，容得下人。”

商鞅变法的法令准备就绪以后，却并没有立即公布。因为商鞅担心百姓们不相信自己，新法将难以推行。于是，他就在国都的南门外竖起了一根三丈高的木柱，宣告：有谁能把这根木条搬到国都的北门，就奖赏给他十金。百姓们感到十分诧异，但并没有人响应号召。商鞅遂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

此时面对重金诱惑，就有个人壮着胆子把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立刻命令奖赏给他五十金，以此表明他说到做到。之后商鞅下令实行新法，果然得到了百姓们的信赖。并由此创造了一个成语“徙木立信”。

长期与西戎比邻，使得秦人作战勇猛，但同时在文化上相对落后，这也使得秦国较之于中原国家更易于实施新的变革。当秦国的民族性与法家文化一拍即合，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启动了，而作为法家改革者的商鞅，他所制定的法律是异常严苛残酷的。

当时，商鞅的变革虽然受到了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但是商鞅所面对的是秦国根深蒂固的奴隶制，作为奴隶主代表的世袭贵族集团仇视新法，却又无计可施，遂教唆秦国未来的国君，也就是当时的太子出面反对新法，想以此来破坏新法的实行。但是，他们想错了，有秦孝公的支持，商鞅手握利剑，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早就明确了铁与血的变法之路。

商鞅变法是先秦时期相对比较彻底的一场变革，它废除了世袭贵族的特权，奖励军功，规定按军功给予爵位和田宅奴隶。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一跃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就是说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渐渐国富民强，国势上升。

但是，改革总是有风险的，在改革中，必然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就会有重重阻力。

“公子虔，杜挚，甘龙，都是顽固派的代表，他们都阻挠商鞅实行新法，为了政令贯彻，使变法的措施落到实地，商鞅是法家出身，以严刑峻法著称，所以在秦孝公的支持之下，就大胆地对公子虔施以劓刑，把他的鼻子给割了。”

公子虔受刑，起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作用。第一个，它使秦国的旧贵族受到了打击和震慑，暂时不敢反对变法，所以变法在短期内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第二个，也使商鞅与这些秦国的贵族结怨，这些贵族非常痛恨他。于是秦孝公去世以后，公子虔等人就诬陷商鞅谋反，最后使秦惠王对他施以酷刑，商鞅最终也落得惨死的结果。

商鞅只身到秦国，挽国运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使秦国一跃从一个偏居西隅的边陲小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为秦国的富强立下了赫赫功绩。但是由于秦采取了商鞅的法治思想，也使他留下了暴政的一个恶名。这位改革家悲惨的下场，使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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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励军功，这直接激励着秦国的将士们奋勇杀敌，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爵位，改变自身的命运，秦军的作战士气空前高涨。为了加官进爵，秦人在作战时，像狼一样凶狠，绝不放过敌人身上的任何一个伤口。由此，秦军作战力得到显著提高，一时间，威慑关东六国，并赢得了大秦锐士的称号。

然而，商鞅变法的弊端，在日后逐渐显现出来。过分刺激士兵的好战性，使秦国无形中成为了一台战争机器，嗜杀成性，在之后秦灭六国之时，更是尸横遍野，屠杀他国士兵近150万。

而变法中焚诗书以明法令的举措，则直接遏制了文化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后来演变成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剧，并最终导致人们揭竿而起，引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在百姓的奋起反抗中，大秦帝国随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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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年，自魏文侯任用李悝实施变法以来，魏国国力强盛，在军事上，魏武卒的战斗力威震列国，所以当魏惠侯登上国君之位后，雄厚的国力和称雄的野心，犹如一针强心剂，促使他迫切地想要到达更高的顶峰，而鬼谷传人庞涓的到来，更是令魏惠侯如虎添翼。

随之，魏惠侯的野心在上将军庞涓这里被付诸实施，为了帮助魏惠侯实现征服列国的宏愿，同时也为了成就横扫列国的壮举，庞涓精心谋划着，根据战国的实际战况格局，他向魏惠侯献上了“弱赵以联三晋，灭秦后图天下”的战略方针，即先削弱赵国来将三晋收入囊中，先灭秦国之后逐一吞并列国的计策。

这个计策得到了魏惠侯的初步认可，但魏惠侯对同为三晋之国的赵韩两国，始终念念不忘，不断盘算着将这两块嘴边的肥肉吞入腹中，好一举将赵韩两国并入魏国的版图。因此，在对外作战方针上，魏惠侯一度急功近利，令魏国陷入四面作战的困境，也使得周边国家对于魏国皆又恨又怕。外交上的失利，也为魏国桂陵之战的战败埋下了隐患。

当时天下各国的步兵，以魏国武卒最为精锐，被称为“魏武卒”。在以战车为主要战斗力的战国，作为步兵出征的魏武卒，牢牢占据着一席之位。但若论骑马作战，则以赵国的“胡刀骑士”与齐国的“技击骑士”并称于世。

然而，这一切在商鞅变法后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变法后所锻造出的秦国新军，于收复河西的大战中首战告捷，被天下人惊呼为“锐士”。秦将司马错便借着这个名号，创立了“铁鹰锐士”，其训练目标则是：下马步战以超越魏武卒为准，上马骑战以超越齐赵骑士与匈奴胡骑为准。再加上商鞅奖励军功的法令，秦国士兵的作战力得到空前提升，跃居列国之首。

因此，荀子曾言:“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公元前354年，魏国于桂陵之战中大败，商鞅见时机到来，遂于桂陵之战的第二年，即公元前353年，果断发动对魏国的战争，同时，韩国等诸侯国也趁机攻魏，魏国形势危急。

此时，四面楚歌的魏惠侯想起公叔痤当年的话，后悔没有听从公叔痤的建议，杀了商鞅，但此时已悔之晚矣。

而魏国人才的流失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早在公元前383年，魏国名将吴起就曾因受到国君魏武侯的猜忌而被迫出逃，来到了楚国。桂陵之战中的齐国军师孙膑也曾来到魏国，但受到庞涓的妒忌和陷害，被施以膑刑，其后逃出魏国，来到了齐国，在后来的桂陵一战中，孙膑用计大败魏国。

而作为桂陵之战的胜利者，齐国此时威望大增，国力上扬，前途呈现出一片光明。沉浸在一派朝贺之声中的齐威王渐渐生出骄矜之意。然而，这一天的齐国大殿上，国相邹忌的进言，却令齐威王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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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战国策》记载，齐国国相邹忌生得仪表堂堂，相貌魁伟英俊。但与此同时，在齐国还有另外一个盛名远播的美男子，名叫徐公。一天邹忌对镜自览，忍不住就问他的妻子：“依你看来，我与城北的徐公相比，谁更胜一筹呢？”他的妻子立刻答复道：“自然是您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您呢！”邹忌虽然很高兴，但并不完全相信。于是又向他的小妾询问：“我和徐公相比，谁更英俊呢？”小妾的回答与妻子一样，认为徐公比不上邹忌。

第二天，刚好有客人自别处赶来拜访国相邹忌，于是，邹忌又向客人询问：“你看我和徐公相比，究竟谁更帅气呢？”面对邹忌的询问，客人的回答仍然是：徐公不如邹忌英俊。见大家都如是说，邹忌不由得沾沾自喜。

然而过了不久，亲自见到了徐公本人的邹忌立刻明白，自己并不及徐公英俊。于是，邹忌就思索：为什么自己明明没有徐公英俊，但是大家却都欺骗他说徐公比不上他呢？

这一天，找出问题所在的邹忌，前来朝见齐威王。他向齐威王陈述：“我确实知道自己不如徐公美丽。可是我的妻子偏爱我，我的妾惧怕我，我的客人对我有所求，因此他们都说我比徐公美丽。如今的齐国，地大物博，宫中的姬妾，没有不偏爱大王的；朝中的大臣，没有不惧怕大王的；国内的百姓，没有不对大王有所求的：由此看来，大王受蒙蔽一定更加严重。”

齐威王听后，如梦方醒，遂不复骄矜之意。随后，他下令：“凡是能够当面批评我的过错的，可受上等奖赏；能够上书劝谏我的，得中等奖赏；能够在众人集聚的公共场所指责、议论我的过失，并能传到我耳朵里的，得下等奖赏。”政令刚一下达，人们纷纷进言规劝，并由此诞生了一个成语“门庭若市”，形容因为劝谏的人太多，而使齐国的宫门庭院就像集市一样喧闹。

由于齐威王纳谏如流，各国人才纷纷涌入齐国，齐国的智囊团由此得以壮大，同时又因为齐国在桂陵一战中的胜利，使得齐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日盛。

战国时代，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的竞争，因此各国争相延揽人才。

魏国自魏文侯实行李悝变法以来，国力跃居第一，一度称雄列国。但其后，先是于公元前383年错失吴起，之后又于公元前361年痛失商鞅，此次再放走孙膑，人才的一次次流失，终于使魏国的发展受到桎梏，在魏惠侯时期，更是陷入了四面作战的困境。

相比之下，秦孝公与商鞅的相遇，犹如伯乐喜逢千里马，此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秦国实施商鞅变法，法家的内涵与秦国的气质相融合，自此，秦国迅速崛起，不断窥探着对中原之地。

同一时期，齐威王纳谏如流，齐国的国力也在扶摇直上，并曾于桂陵一战中大败魏军。而南面的楚国也是劲敌之一，在申不害变法后的韩国也日益强大，此刻的魏国已然危机四伏。

随之于公元前341年发生的一场大战，将彻底颠覆魏国的大国地位。

此战之后，历史从此进入新的阶段，而谁又将成为天下的主人？

昔日同门，再度相逢，新仇旧恨，二人在战争中将如何交手？

未完，待续……

本文已入选爱奇艺独播栏目《中华战争通史》纪录片创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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