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巨大事迹（焦裕禄重大典型是如何出炉的）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

1966年2月，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播发，焦裕禄的名字传遍千家万户，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和全体党员干部崇敬的榜样。今年的8月16日是焦裕禄诞辰100周年，今天分享《文学报》2020年11月2日高建国的文章《焦裕禄重大典型面世始末》。

作者：高建国 来源：《文学报》2020年11月2日

1965年12月6日，新华社分管国内宣传工作的副社长穆青，新华社国内部工业组组长冯健，相偕踏上从北京开往郑州的列车。

穆青、冯健本拟去西安筹备新华社国内分社工作会议。绕道郑州是因为想到刚刚遁去的三年自然灾害，还在中国城乡一些角落拖着一条尾巴。如何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发现能够从人们心底唤起深厚而持久激情的先进典型，激发全社会热情，推动正在复苏的国民经济持续向好？穆青寄希望于故乡。

当天，穆青在河南分社与一线记者见面。素来喜欢“抓活鱼”而不喜欢“炒冷饭”的穆青，要求大家多讲“带露珠”的鲜活素材，并点名让领导未安排发言的周原讲采访情况。刚从豫北老灾区采访7个月归来的周原，以直抵人心的灾情回放打动了穆青，得到热情鼓励。这使当年因写三门峡水利工程铺张浪费内参被打成右派、腹有诗书但长期坐冷板凳的周原热泪盈眶。临去西安前，穆青安排周原到这些年关注较少的豫东摸线索，10天后他回郑州时听汇报。

周原受领任务当天即径赴杞县采访。不料，县委书记白天忙着开三干会，晚上又被一台戏拴住了，派了个不了解情况的局长来见他。这令周原大失所望。出师不利，心气儿很高的周原有些急了。

第二天一早，周原拎着包跑到汽车站，在小食摊上吃了一碗元宵，扭头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准备开出，抓起提包一个箭步蹿上了车。上车后周原忽然想起来问：“同志，这车是去哪儿？”

售票员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周原，没好气地说：“兰考。”

兰考就兰考，反正是豫东的地儿！周原暗自嘀咕着，兵败杞县的挫折感开始淡忘，心中升腾起新的希望。周原在兰考县委大院碰到县委新闻干事刘俊生，进屋刚说明来意，刘俊生就打断他的话说：“你快来吧！兰考除‘三害’把县委书记焦裕禄都活活累死了！”

周原“咕咚”咽下茶水，站起来问：“焦裕禄是怎么累死的？”

刘俊生把周原领到住室，给他看焦裕禄坐过的藤椅和穿过的旧鞋袜，给他讲述除“三害”最紧张时，焦裕禄肝病日益沉重，他用硬物抵在椅靠上顶住肝区止痛坚持工作，藤椅被顶了个大窟窿……

周原凝视藤椅上的破洞，仿佛瞬间被击穿。虽然他尚未意识到，这把椅子将开启中国新闻史上一次重大寻访和发现，但十八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告诉他，焦裕禄正是自己要寻找的那个人！

周原采访了兰考最了解焦裕禄的县委副书记张钦礼。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病故第三天，张钦礼在河南省沙区林业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跑了题，把造林经验介绍变成了焦裕禄事迹汇报。主持会议的副省长王维群感动之余，安排与会代表讨论焦裕禄事迹，并要求与会的新华社等单位的记者找张钦礼采访焦裕禄事迹。1964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二版刊登新华社播发的焦裕禄事迹消息，11月22日，《河南日报》头版头条配社论刊登这一消息，并加了“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向已故前兰考县委书记学习”的副标题。采访中，张钦礼的讲述像开闸的水龙头，从清晨淌到黄昏，从白天流到黑夜，滔滔不绝讲了十八个钟头。那些尽现党性与人性之美的事例、细节，以滚石下山之势猛烈撞击心扉，使周原感到难以承受之重。周原返回郑州向穆青、冯健汇报，随口抛出几个沉甸甸的例子，焦裕禄有棱有角的形象便赫然矗立眼前。穆青不禁心向往之。

此行中原，穆青曾想采写林县人民开凿红旗渠的壮举。周原在兰考的发现，使他看到了那个苦寻无着的瑰宝正抖落尘埃，静静躺在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熠熠闪光。显然，眼下去兰考更为必要和迫切。他像一个全局在胸的战役指挥员，下决心调整部署挥师豫东。1965年12月17日上午，穆青、冯健、周原走进兰考县委大院。

写灾情不写阶级斗争的担当

穆青一行在兰考采访的日日夜夜，每一刻都被泪水浸透。采访愈深入，三人哭得便愈厉害，甚至到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地步。鉴于焦裕禄战斗生活的兰考引发的汹涌情感，短期内已使他们无法理智驾驭思维之舟，穆青决定移师开封写出焦裕禄通讯初稿。

1965年12月21日，穆青三人离开兰考来到开封交际处，当晚就开始谋篇布局。焦裕禄的模范事迹太感人，材料也太丰富，但动笔时，两个突出的难题横亘眼前，令他们无法坦然前行。

其一，稿子写不写自然灾害？这个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却令业界名宿左右为难。那时，新闻报道要求正面宣传，通过展示光明给人民以信心和力量，不能写阴暗面给社会主义抹黑。殷鉴不远，1957年反右和1959年反右倾，业界多有因报道灾情和困难而触霉头者。新华社杜导正、纪希晨等七名记者，因发表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受到处分。彭德怀历数“大跃进”的问题而成为“庐山反党俱乐部”头面人物，更是痛犹在心。但萦绕穆青心中的却是恩格斯的名言：现实主义文学除细节的真实以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严重灾害是兰考典型环境的底色，不写灾情，怎么营造塑造典型人物焦裕禄必需的典型环境？回避矛盾，怎么真实再现特定历史环境写出人物的历史命运，呈现具有明显个性的“这一个”？穆青的政治水平与担当，正面临从业以来最严重的考验。

夜阑人静，穆青回顾兰考见闻，感到焦裕禄遇到的困难，既非常典型，又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兰考历史上那些沙进村没、沙飞人亡的惨剧，多年来百姓年复一年冬出夏归大面积逃荒要饭，都是确凿存在的事实啊！品读焦裕禄在兰考的全部奋斗，差不多都与内涝、风沙、盐碱严重自然灾害紧密相连。不写疾风，遑论劲草；不写灾荒，哪来的焦裕禄！鉴于焦裕禄带领干部群众同“三害”不屈不挠斗争的主题是积极的，他们认为，在全国经济开始复苏之际，可以适度报道三年困难时期一个县的灾情。穆青深思熟虑后作出决断：写！同时要求注意把握，写灾立足于抗灾，写穷立足于治穷。

其二，写不写阶级斗争？穆青作为国家通讯社领导，当然知道这个敏感问题的分量。1962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中央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之际，宣传主政一方的县委书记不写阶级斗争，政治风险显而易见。

穆青冷静分析后认为，兰考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坐等饿毙还是奋起抗灾自救，而不是阶级斗争。他不能忘却“大跃进”年代，报纸跟风逐潮助长浮夸风这一烙在记者心头永远的痛。穆青以超越时代局限的勇气毅然拍板：“兰考阶级斗争不突出，我们不写！”

确定以治理“三害”等矛盾为主线写焦裕禄，抓住了焦裕禄典型的本质，客观反映了兰考现实，赋予焦裕禄通讯恒久的生命力，也为一个政党铸造焦裕禄精神，奠定了坚实宽广的基础。

入夜，周原展笺起草通讯初稿，两赴兰考采访的情感喷涌、碰撞、沉淀、升华，继而化为鲜明的思想红线和生动的人物形象。于是，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归来的焦裕禄，风尘仆仆站在眼前，众多说不尽焦裕禄与他们骨肉亲情的兰考乡亲，声泪俱下站在眼前。那些感心动耳又令人唏嘘不已的兰考故事，像汪洋恣肆的江河湖海，奔来眼底又注于襟怀，几经撞击回旋，终于化作涓涓细流，从他的笔尖一泻而出。夤夜走笔，周原伏案疾书，泪水常常不由自主打湿了稿纸。奋战一天一夜，一万二千字的初稿一气呵成。

“会下残棋”的省委书记表态

1965年12月26日，穆青三人在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汇报了兰考采访情况，周原读了焦裕禄通讯初稿。

刘建勋曾任湖北省委副书记，1957年广西饿死人他受命赴桂担纲，深入调查调整政策，允许农民耕种房前屋后土地，稳住了大局。毛泽东说，刘建勋有文有武，是一个会下残棋的人。1961年5、6月间，刘建勋在京开会，一天夜间已服安眠药睡下，被电话铃声惊醒后赴中南海面见毛泽东，获悉中央已决定他出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找他谈话说，建勋啊，你命苦，1957年广西出问题饿死人，要你去，现在河南饿死人，又得你去！

刘建勋治豫善抓短板，始终关注全省25个重灾县。1962年初，他在洛阳矿山机械厂检查工作发现，从农业战线来的焦裕禄领导有方，堪当重任，遂萌生从重点企业抽调优秀干部加强重灾县想法。3月下旬，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莅豫视察，刘建勋汇报了这一动议。经李富春、陶铸同意，河南省委调原由地方支援工业的25名干部进重灾县领导班子，焦裕禄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1962年12月6日，焦裕禄调兰考主持工作后，刘建勋多次前往调研指导工作，亲身体察到兰考的奋斗和正在发生的变化，更加全面地认识了焦裕禄这个在洛矿即给他留下良好印象的干部。

1964年4月初，焦裕禄由开封卫生学校附属医院转送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一天晚饭后，刘建勋叫上公务员黑留长，两人步行穿过三个小区和三条马路，来到省委第一招待所，亲切看望慰问了在此暂住的焦裕禄，叮嘱他务必树立信心，安心治疗。1964年5月16日，焦裕禄追悼会暨安葬仪式在郑州革命公墓（今郑州烈士陵园）举行。刘建勋同省、地、县有关领导同志及焦裕禄亲属出席。

汇报中，穆青顺应兰考人民意愿，建议尽快将焦裕禄墓迁回兰考。他们获得了最宝贵的支持——刘建勋的表态。刘建勋代表省委提出，准备办好三件事：一、授予焦裕禄同志以革命烈士称号；二、尽快将焦裕禄迁葬兰考，按他的遗愿埋在沙丘上；三、在兰考举办焦裕禄事迹展览，或者办一个展览馆。三件事很快一一落实。

吴冷西力挺穆青秉笔直书

穆青返京后，立即向《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汇报。

吴冷西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42年7月起就和穆青一起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两人隔一个窑洞办公。抗战胜利后穆青调往东北，1949年4月从《东北日报》调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吴冷西已任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1950年7月，穆青随四野南下回京不久，吴冷西开始主持新华社工作。1950年冬，穆青受命主持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工作，华东总分社撤销后，又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穆青起初对到上海工作恇怯不前，担心应付不了“十里洋场”的复杂情况。吴冷西说，去吧，你需要在这种环境多加锻炼，经受摔打。在根据地如鱼得水的穆青，上任后与同仁黾勉苦辛，朝乾夕惕，上海分社景色日新。1956年，吴冷西指示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一时间，新华社上下掀起学习上海经验的热潮。

眼下，在举足轻重的焦裕禄报道关键问题亟需定夺的节骨眼儿上，在穆青职业生涯的重要关头，爱将走进了主帅的办公室。穆青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吴冷西的鼎力支持与帮助。

不巧的是，那天吴冷西很忙。听到穆青提出汇报兰考采访情况，他没有表现出穆青期待的关注，嘴里只蹦出俩字：“没空。”

“我只要半个小时。”穆青不待吴冷西表态，硬是像打楔子一样，从他已排满的日程中挤进去，简明扼要汇报了半个小时。

穆青书法“勿忘人民”

吴冷西从穆青速射炮一样密集的信息轰炸中，迅速作出了判断：焦裕禄是一个独具特色十分难得的重大典型。吴冷西显然已经意识到了穆青向他汇报的用意所在：从前方回来的新华社首席记者，请社长在报道的主题和文中涉及的敏感问题上把关定向。

焦裕禄通讯能不能写真实的灾情？可不可以不写兰考客观上表现并不突出的阶级斗争？穆青汇报中提出的两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实际上涉及要不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触及1958年“大跃进”以来，党报在新闻宣传中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吴冷西忆起，1958年6月，随着农业、钢铁、煤炭生产相继放卫星，“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四处泛滥。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当年11月22日晚，毛泽东与他和田家英谈话说，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作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

新闻宣传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把实事求是思想楔入吴冷西心底。新闻宣传任何时候都要忠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都要从本质上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吴冷西同意焦裕禄通讯适度反映兰考灾情，不必迎合宣传主调写阶级斗争。当然，事关重大，他打算向中央请示。当吴冷西听到动情处，身不由己站起来说：“写！发！”

吴冷西鼓励穆青把稿子写好，同时先在新华社内部作个报告。

周原后来说：“没有穆青，焦裕禄这篇东西写不出来。首先是敢于突破禁区。没有人敢写饥饿逃荒。这是一大突破；敢于不强加阶级斗争，这又是一大突破。这要有政治胆略，从政治上高屋建瓴，驾驭这个题材。”穆青的担当，有吴冷西坚强臂膀的支撑。

穆青在新华社作的报告获得极大成功。焦裕禄扣人心弦的事迹，迅速降低了听众泪点，开讲不久，情感海啸就突如其来，风起水涌，顷刻淹没了礼堂。穆青在台上讲得泣下沾襟，员工在台下听得一片抽噎，成为嗣后宣传效果的预演，达到了投石问路的目的。报告远超预期的强烈反响，使穆青对搞好焦裕禄典型宣传充满信心。

彭真果断拍板推出焦裕禄

吴冷西支持穆青秉笔直书，极大坚定了他和冯健的信心。两人七易其稿修改通讯，吴冷西审阅提出修改意见后通过了此稿。然而，启动焦裕禄宣传这一重大工程，有待历史选择一位拍板决策者。

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回忆，鉴于吴冷西对通讯所涉敏感问题难以最后做主，又无法形诸笔墨成文请示，于是他带着穆青，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汇报了焦裕禄典型宣传及稿中写灾情不写阶级斗争两个重要问题。彭真审阅焦裕禄通讯清样后果断表态：发！

吴冷西向彭真请示报告，是因毛泽东曾当面指示吴冷西，《人民日报》有事情要多请示，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管。同时，也与党的八大选出中央书记处后，彭真协助邓小平在书记处负总责有关。邓小平在一次会上曾说：“彭真实际上是党的副。”当时，中央在外地开会期间，彭真常留京主持书记处工作。

吴冷西请彭真定夺焦裕禄通讯，或许还因为毛泽东刚让彭真担任“五人小组”（后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为彭真、陆定一、周扬、康生、吴冷西）组长。冯健说，吴冷西和穆青是一天晚上到彭真家向他汇报请示的。《彭真年谱》1966年2月7日记述显示：审定《人民日报》于当日发表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长篇通讯。9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学习焦裕禄的通知。

《彭真传》载，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焦裕禄通讯和社论，是彭真决定发表的。这篇通讯稿写成后，穆青等对能否公开发表，曾有两点担心：一是写了兰考县的灾荒惨状，是否会被认为暴露黑暗面？二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是否有悖于当时宣传的主线？吴冷西为此请示彭真。彭真仔细阅读后当即拍板发表并要求配发社论。

彭真果断拍板宣传焦裕禄时，正面临着巨大政治压力和风险。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名批判《海瑞罢官》的作者——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彭真没有急于让《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而是召开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听取大家意见，慎重调查了解吴晗的历史，认定吴晗与庐山会议及彭德怀并无关系。

1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同彭真等人谈话时尖锐指出，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彭真当即向毛泽东报告，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此后，彭真要求单独同毛泽东谈话。翌日，毛泽东约见了彭真。据薄一波回忆：“由于彭真同志的坚持，毛主席只好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之后再做政治结论。”“正因为毛主席同意（尽管比较勉强）先不对吴晗的问题做政治结论，所以才有1966年2月3日彭真同志召集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彭真在这次会上指出，已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与彭德怀没有联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会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臻执笔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通称为“2月提纲”）。

1966年2月8日，焦裕禄通讯发表次日，彭真与陆定一、康生等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毛泽东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呀？彭真说，吴晗当然有政治错误，但和彭德怀没有牵连。

后因江青、康生等人诬陷挑唆，彭真被打入“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反党集团”，蒙冤十二年始得平反。

身处危境推出焦裕禄，是彭真蒙难前值得青史纪传的拍板。

一蓑风雨任平生。展望中国共产党人铸造焦裕禄精神幽深迷离的历史窗口，多少风雨历程尽收眼底！

邓小平批准深入宣传焦裕禄

在中国共产党开国领导人中，邓小平是惟一在焦裕禄生前了解其模范事迹，并在疾病诊治上给予关怀帮助者。1964年4月8日，焦裕禄转北京协和医院，兰考县委派民政局局长袁汉琪连夜进京。

翌晨，袁汉琪在北京一下火车就直奔中南海，要求面见中共中央邓小平。解放战争时期，袁汉琪在邓小平任政委的第二野战军特务营当过营长。不巧的是，首长不在北京。几天后，袁汉琪从报上看到邓小平在京会见外国友人，再赴中南海。邓小平在办公室接见了袁汉琪。袁汉琪向邓小平汇报了焦裕禄的病情和事迹，请求派专家会诊。邓小平听完汇报给中组部领导写信，将焦裕禄查病事宜交他们办理。随后，邓小平要求袁汉琪给他写一份有关兰考情况的材料，内容有三：一，兰考的灾情；二，兰考干部的作风；三，重大问题。

中组部领导接到邓小平的信后非常重视，除协调中央有关部门和医疗专家给焦裕禄会诊外，还临时安排两辆小汽车，一辆由一名处长专门联系医疗专家会诊用，一辆供焦裕禄在京查病时乘坐。

在邓小平亲切关怀下，中华医学会领导亲自到病房看望焦裕禄，详细询问病情，并调集首都知名医学专家来院会诊，共商挽救焦裕禄生命对策。堪称国士的专家仔细为焦裕禄检查，反复研究病案并进行会商。在这位钢铁战士面前，他们被焦裕禄同肝癌顽强斗争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无奈焦裕禄已是肝癌晚期，杏林精英也无力回春……

对党的优秀干部焦裕禄的英年早逝，邓小平深感惋惜。

1966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编委会、新华社编委会就焦裕禄重大典型后续宣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和党中央打报告。

报告在汇报焦裕禄通讯发表“震动了全国，广大干部的反应尤为热烈”，“此事反应还在继续发展”后提出，我们打算继续大张旗鼓地、扎扎实实地宣传焦裕禄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成长，他的模范事迹和优良品质；宣传各个战线，特别是县委学习焦裕禄同志的活动和效果；宣传一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县委；并针对当前干部思想革命化方面的一些问题，对照焦裕禄同志的模范事迹，继续写一批社论。宣传中准备以干部特别是县级干部作为重点，进一步解决干部思想革命化和县委领导革命化的问题。关于县委革命化的讨论，也密切结合学习焦裕禄的事迹。报告在列举下步拟重点宣传的六项内容后提出，要继续充分反映这一学习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反映各地县委以焦裕禄同志作为镜子，用整风的精神，检查思想，检查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找出同焦裕禄同志的差距，提出缩小差距的措施，采取改进工作的行动。同时，也要适当注意避免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等毛病。

2月25日，陆定一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编委会报告上批示：“报中央书记处。”他在报告中“宣传一些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好县委”后加括号写下“重要。但勿浮夸”；在“关于县委革命化的讨论”后加括号写下“县委革命化的讨论，是否就以焦为中心”两则意见。

邓小平当日收阅报告挥笔批示：“同意。”

焦裕禄典型推出两周后，报告为已问世的“孩子”办了出生证。

邓小平批准焦裕禄宣传计划后，《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底气充盈，共发八篇社论，2月7日到4月5日在一二三版刊发28期、109篇学习焦裕禄的报道和文章，第六版还连续刊发“十赞焦裕禄”的系列署名言论。这种气势、规模和力度，在典型宣传中可谓空前绝后。

1966年2月，李先念从河南返京后向邓小平报告，兰考变化还不大。邓小平问，谁负责的？李先念说，是刘建勋。不久，正在兰考调研的刘建勋接到邓小平的电话，指示要很好地帮助兰考解决实际问题。刘建勋向邓小平汇报了兰考县委制定的改造陇海路两侧六万两千亩盐碱地的计划，反映了兰考劳动力不足的困难。邓小平对刘建勋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不久，解放军驻豫某部派出两个团开进兰考，部队官兵在陇海路两侧高标准修建大片高于地面一米、可排涝排碱的台田。

1990年6月15日，邓小平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焦裕禄》题写书名。这一举动，成为全国掀起新一轮焦裕禄热的起点。

说过，焦裕禄这一典型的宣传是最为成功的。从1966年2月7日在八一中学被老师读的焦裕禄通讯感动得热泪涌流，到他在各级领导岗位大力宣传并身体力行焦裕禄精神，直到进入党中央领导层和领航中国后三赴兰考，对焦裕禄精神作出新的概括和阐述并为全党践行示范引路，焦裕禄精神的接力铸造和不懈传承，成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非凡定力和竭诚为民政治自觉的生动证明。

（本文根据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作者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河初心——焦裕禄精神诞生的风雨历程》改写）

附原文：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新华社北京1966年2月7日电 穆青 冯健 周原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

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

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

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

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造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像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

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 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 “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 “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 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堌阳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有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字上：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和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同“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

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了。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像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他问青年人看过《万水千山》这个电影没有？他说：“ 你们看，眼前多么像《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许楼，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像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副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

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问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决不相信这个诊断，人像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说：“你赶紧送他回去，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张钦礼：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张钦礼，然后说道：“ 钦礼同志，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 “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像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民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苦，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了。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这是一篇气壮山河、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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