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城我做主(城市梦内外抗争的)

我的城我做主(城市梦内外抗争的)(1)

纪录片《城市梦》里,2014年的王爹爹和胡毅峰。(受访者供图/图)

武汉的8、9月,白日里动辄三十五六度,人像走在巨大的焖锅里。中年协警徐震守在鲁磨路和当代花园路路口,光站着,也一身大汗。

事不多,只是这阵子,不时来些奇特的过路人,凑上前问,“王爹爹的摊儿”在哪儿。

总是一脸期待,徐震见惯不怪,指向一地碎裂的砖。

碎砖拼凑出四五平方米,五六年前,上面曾是一个小书报亭,最小的那种,养活河南摊贩王天成一家五口。

王天成,纪录片《城市梦》里的王爹爹,片子的绝对主角。2011年,洪山城管把书报亭无偿提供给他使用。王天成卖衣服杂货,儿子王兆阳在旁支出一个近三十平方米的水果摊。

《城市梦》是一部关于武汉城管清理鲁磨路沿街摊贩过程中矛盾冲突的纪录片,从片中影像看,这个寻常的书报亭,颇有些不寻常的壮观。

2014年,鲁磨路被规划为珠宝一条街,城管对沿线摊贩进行专项清理。2015年初,书报亭被调离,留下这一地碎砖。

王爹爹的“保卫战”发生时,武汉人徐震还没当协警,但对这位“鲁磨路明星摊贩”亦有耳闻,“他家买水果秤足,熟客都同情照顾他们,也有店主和行人看不惯,没少被举报”。

王家地摊是鲁磨路清理行动中的“堡垒”,导演陈为军的团队记录下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随着城市化加速,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常见诸报端,被视为观察转型中国的一个窗口。时间流逝,又仿佛不经意间消失在舆论视野。

有研究认为,近二十年的城管治摊,并非一场循环往复的猫鼠游戏,更是一场权力对城市空间的规训,以及多方对城市空间的话语权之争——城管执法者通过权力的均质渗透,不断拓宽城市中心区的边界;地摊经营者则在执法难以覆盖的灰色空间采取战术性抵抗。这些抵抗遭遇城市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挤压,实力较强者大多另谋出路,“疏堵结合”的思路则为少数弱势经营者提供出路。

王家过去二十年的故事,恰与这场漫长的城市治理运动同频。

我的城我做主(城市梦内外抗争的)(2)

2020年9月8日,武汉,尽管右手截肢,王兆阳还是熟练地把西瓜切块装盒。(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图)

卷入城市化

时隔五年,《城市梦》在2020年8月25日公映。

题材罕见,排片寥寥,最主要的观众或是各地城管。直到9月14日在视频平台上线,一周内播放量突破千万。

徐震说到访者络绎不绝,不过,南方周末记者采访这天,9月8日,只遇上一位。《城市梦》在武汉的排片,就安排在离鲁磨路最近的鲁巷广场影院。

饶有兴味的是,鲁巷广场正好位于王家新旧两个摊点中点,如同这户移民家庭的命运枢纽。

鲁磨路,如今是一条城市干线了,连接光谷CBD和东湖风景区,沿途散布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高校。而在二十年前,它还是一条土路,道路两旁,科研院校和城中村犬牙交错。

2001年,借由密布于此的科研机构,“中国光谷”规划选址此地。当年底,鲁磨路变身40米宽的水泥路,旋即,又被占道经营的地摊和大排档填满。

“当年,行人通过鲁磨路都很拥挤,车一进去就堵死了。”武汉大学社会学者吕德文如是回忆。

吕德文曾执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华科学子口中的“堕落街”,就是鲁磨路旁的一条背街小巷。

那是一个商贩聚集的城中村,从书店到歌厅,从面馆到烧烤店,为学生提供能想到的一切。店铺外,数量庞大的流动商贩也汇集于此,辛辣的食物和廉价的日用品,大多由他们提供。

王爹爹一家在此落脚多年,卖鞋袜、小电器、小百货。儿子王兆阳,这个23岁时在深圳台资工厂失去右手的男子,还卖过煎饼,但一只手实在做不过来,放弃了。

2008级的华科学生是“堕落街”最后的客人。那年秋天,“堕落街”启动拆迁改造,鲁磨路两侧的城中村拆了,相继建起了教师公寓和科技园。

吕德文长期关注城市暴力问题,他梳理本世纪以来涉城管暴力事件后发现:2010年以后,大中城市的案件数量开始下滑,2014年以后,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案件数也转头向下。

2014年,吕德文将这片日常生活所及的街区作为田野,进行蹲点观察。

“世纪之初,地摊主大多是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基本都是弱势群体。201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吕德文说,他的团队2014年对鲁磨路两百余户流动商贩的调查显示,其中20户属于温饱线上的弱势群体,其余更多是生意人性质。

同一年,陈为军来到鲁磨路时,背街小巷的改造正在侵蚀流动摊贩的地盘,他们只能盘踞在地质大学大门附近,与城管游击作战。

彼时,各地城管负面新闻多发,“那时社交媒体开始普及,不少围观者会将城管执法视频传到网上。”一位上海城管官员回忆,舆论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执法行为,原先的执法手段难以为继。

在武汉,城管推出了举牌执法、鲜花执法等柔性执法手段,同时,城管练摊以及“小贩诈尸”等新闻也在全国受到关注。这些引起了这位本土纪录片导演的兴趣。

“我们当时好奇城管为什么会搞出这么多冲突,好像是专门欺负老百姓的样子?我们就抱着这种好奇去看看。”制片人戴年文回忆。

时任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干小明是宣传口出身的干部,爽快地同意了拍摄。

“没问题,欢迎你们自由拍摄,我们给予支持和配合。”时任洪山区城管局局长赵洋认领了拍摄计划,并向拍摄团队推荐了鲁磨路。

2014年春天,鲁磨路上规划多年的珠宝一条街开始落地。根据规划,洪山区计划投资100亿元,建设一条1.8公里长,面积达100万平方米的珠宝街区,拼上光谷商圈最后一块拼图。

前一年冬天,胡毅峰履新关山二中队中队长,到任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理珠宝一条街沿线的占道商户。

“一开始,我内心是拒绝拍摄的,”胡毅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深知少不了矛盾冲突,“我摸不准拍出来究竟会是什么样子。”

胡毅峰是武汉面向社会招收的第二批大学生城管。2003年,这个法学专业毕业生进入城管队伍,当年他还报考了法院、司法局等多个部门。

“我当时对城管的印象也不好,有一次在街口碰上城管巡逻,看到落荒而逃的小贩也心生同情。”胡毅峰笑道,做城管也是为了找个饭碗。

众多游击摊贩中,王爹爹一家是少有的正面抵抗派。陈为军的镜头对准了他们,记录下鲁磨路城市化的这最后一役。

正面“抗争”

在武汉,王家也曾被好运眷顾,与城管斗争最激烈的2014年,也是这家人摆摊事业的顶峰。

2011年免费获得书报亭使用权后,王天成卖衣服杂货,王兆阳和妻子先是在一旁卖金鱼和鲜花。

仿佛一夜之间,电商兴起,地摊小百货突然就卖不动了。大学生开始在网上选购百货类商品,生意越来越难做,每天能有一百块营业额都能高兴一晚。至今,王兆阳家中还堆着当年的存货,“脑子不灵,不会做生意”。

一次买水果时被“缺斤少两”的经历,促使王兆阳涉足水果生意。“别家缺斤少两,我做实在生意,慢慢就积累出了口碑”。

鲁磨路整治开始时,水果生意刚走上正轨,每天能有上千元流水。按王兆阳估算,好的时候,一个月有六七千元利润。

与此同时,正在地质大学附中读初中的女儿成绩颇佳。体面的收入,争气的女儿,这个在武汉摸爬滚打十几年的家庭,终于看到融入城市的曙光。

因此,鲁磨路整治对王家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心理冲击。

王家集齐了老弱病残的弱势特征,很难转行就业,老家的房子也快塌了,“抗争”来得格外激烈。

自幼失去父母的王爹爹深谙抗争之道,镜头里,他动辄脱衣扭打、挑衅队员,或是哭天抢地、倒地不起,还会高声诵读宪法中关爱保护残疾人士的段落。

2012年冬天的一次执法令队员冯俊印象深刻。他和同事到王家摊点下达文书,看到执法人员后,王天成丝毫不躲避,冲着他们大声理论。“当我们离开时,王爹爹还拉着我们不让走,跟着我们从摊点一直走到光谷广场,一边走一边骂,并配合着脱衣服,到广场时已经赤膊了。”

武汉的冬天极冷,走到光谷广场要走上1公里路,赤膊的王爹爹,引来路人注意。

在吕德文看来,这种抗争主要是一种姿态,“他只能伺机而动,借由结合异质元素,操弄事件,将其转换为机会。”

然而这一次,城管一方有了依据。2013年,《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出台,是全国首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写明了占道经营的法律责任和查处办法。

在此之前,“占道违反哪一条法律”是城管队员面临最多的诘问。城管设立之初,曾长期处于“借法执法”的窘境,工作牵涉十几部部门法规,两百多项执法事项。即使是法学生,胡毅峰也感到力有不逮,很多程序也无法可依。

譬如告知书送达这一条,在城管执法初期,如果对方不配合签收,“执法程序就有瑕疵”。

纪录片开头,城管队员去王家摊点执法,心情不错的王天成笑着说,“我这是首次给你们签字。”但意识到城管决心要清理了,王天成对着摄像机撕毁了告知书,周边其他摊贩也抵触签收。

“新修的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了留置送达的条件和程序,我们就请来街道负责人在场见证,同时录像保存证据,完成送达程序。”胡毅峰说。

也是在2013年底,他升任洪山区二中队中队长。

上任第一件事,是带着礼物去拜访王爹爹,“他在洪山城管系统内都是有名的,我当然得去拜拜码头,拉近一下关系”。

在鲁磨路清理行动的策略中,队员李忠于负责执法,胡毅峰扮演沟通者角色,“一边执法,一边谈”。

“柔性执法”

“苍蝇,你就是个苍蝇。”影片中,王爹爹一头白发冲冠,指着城管队员大骂,尾随城管执法,指称队员收取保护费。

胡毅峰坦言,工作中觉得王爹爹就是一个难缠的麻烦制造者,但当作为观众观看纪录片时,却感受到那种溢出银幕的风采。

不同于父亲简单的“贪官要害我”逻辑,性格内敛的王兆阳很快认识到自己在法律上并不占理,尽管对这部没有丝毫参与感的法规缺乏认同,但他还是选择了谈判。

“当时的城管已经很文明了。”王兆阳用了一种超越自身话语体系的表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洪山城管用盾牌围住父亲,限制他阻挠测量摊位面积的行动,击溃了自己内心的防线。

王兆阳不知道的是,盾牌行动,其实在各地城管的执法行动中都有类似手法——这既是为了争取舆论支持,也是为了灵活应对局面。

从业十几年的成都城管张茂用,在遇到拒不配合的游商时,会请十几个协警把摊位围起来,一半朝内劝说摊贩,一半朝外,劝顾客去其他地方消费,让地摊做不了生意。

“没想到武汉的同行也会这招。”张茂用进电影院看了《城市梦》,是自己掏钱买的票。

成都也曾推行城管理念创新,张茂用记得最深的一个案例来自培训时看到的。成都的人行道上常摆有麻将摊,如果整副整副没收,既辛苦,又容易起冲突。有个中队就想出了只收“二筒”的办法——每副麻将都少一块牌,麻将铺就做不成生意了。

但城市“猫鼠游戏”中,摩擦冲突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胡毅峰对摊贩的抗争并不陌生,尖东智能花园的整治就曾令他吃够苦头。

那是距离光谷广场最近的地摊聚集地,紧挨着公交总站,是周边高校学生出入光谷的中转站。“驱离摊贩后,我就带队守在那里,每天晚上守到12点钟。”胡毅峰回忆,其间不断有摊贩前来试探,“他们都不肯轻易罢休,经常起摩擦,那段时间成为派出所的常客。”

“我是干这行的,可以专职来处理这些事情,摊贩是做生意的,只要我们守住了,他也不可能跟我们耗下去。”胡毅峰说。

不同之处在于,王家希望依靠游击延缓搬迁,胡毅峰则志在扭转王家的观念——“摆地摊不是长久之计,要真正像城市人一样去生活,去谋生。”

解决方式是,城管定制了亭棚,无偿提供给王家使用两年,换个地儿,要求两年后入店经营。

“我们肯定做不到。”上海市一名城管干部观影后对南方周末记者直言,“别小看一顶小小的亭棚,至少要协调七八个部门,很多口子现在也开不了。”

考察过亭棚后,王兆阳在写给城管的申请信中,以家庭名义表达了歉意,同时,他也给自己的家庭加上了“灾难深重”的定语。

“我们不是在跟王家做一场交易,调离执法和提供亭棚是两件事,前者体现的是严格执法,后者是对困难群众的关怀。”胡毅峰也知道,对王家的帮扶不具有可复制性,但过程有很多经验可供总结。“想找到一块不占用盲道和消防通道、不侵犯他人利益的摆摊区域非常困难,这很多时候不是城管部门力所能及的,还需要协调大量的外部资源。”

2013年,关山二中队就在辖区内华罗利广场开辟夜市,引导部分游商入市经营,如今,这一夜市仍在运转,每年有部分名额提供给辖区的困难摊贩。

吕德文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城管作为执法部门并不具备救济的职能,目前城管执法的责任主体已经下沉到街道,更合适的方式,应该是由街道党委政府来承担这部分群众工作。

我的城我做主(城市梦内外抗争的)(3)

如今,王家的“开心水果”落脚民族大道的关山公园旁,从2020年6月底恢复营业。(南方周末记者李玉楼/图)

入了店,又出来

2015年1月,王家摊点迁离鲁磨路。3月,武汉创文成功。

两年后,王兆阳花四万转手费,以每月近四千元的价格,在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后门租得一个门面,沿用“开心水果”的店招,结束了为期16年的“占道生涯”。

彼时,不少武汉媒体报道了这则“暖新闻”,赞扬城管柔性执法,帮助占道户变“开心店主”。

但好景不长。新店刚开业两个月,附近就开了一家大型水果卖场。又过了没多久,附近的美食街被拆迁。接下去,学校也搬走了。

“我原本想耗下去,等到那家大卖场耗死了,还能有些生意做。结果碰上疫情,大家‘同归于尽’了。”2020年5月,武汉解封后,王家从河南老家回来,租店经营难以为继,他们又搬回了此前的亭棚,落脚民族大道的关山公园旁,从6月底恢复营业。

“7月亏了三千多,8月勉强打平,9月应该能有些利润了。”9月中旬,对面的中南民族大学开学,学生来了。

武汉之后,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在其他城市陆续落地,以城市管理创新闻名的成都,是在2017年出台的。也在这段时间里,电商覆盖率迅速提高,即时配送和新型零售业兴起,地摊、百货、食品、生鲜零售被一一攻下,人们的态度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城管与小贩的新闻也渐次消退。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一名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治摊二十年来,城管基本掌握住街面的主动权。”

直至2020年5月,城市治理话语权争夺似乎迎来又一个转折点,各地夜市兴起,“城管喊商贩回来”,国家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一些更宽松的政策,将这对城市“猫鼠”重新拉入舆论视野。

王兆阳心怀期待。城管们内心则五味杂陈。

张茂用的执勤辖区在成都玉林,今年3月,成都有条件允许流动商贩在一定区域内贩卖经营,玉林片区也划出两个区域。

为配合夜市经营,张茂用晚班下班推迟了两个小时。“我完全理解柔性执法,实践效果也很好,但现在放开,我担心收不住。”

不只是张茂用。从业十七年的浏阳城管黄毅坦言自己“是有一点点失落感”,“曾经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把流动摊贩管起来……”

接受采访前一周,黄毅刚遭遇了一次“袭击”。在劝离一名在步行街上售卖字画的残疾商贩时,对方朝他脸上喷射了不明液体。彼时,浏阳已在试水划定摆摊区域。

黄毅没报警,而是坚持劝离了摊贩。“主要是避免事态升级,另一方面也能理解残疾摊贩的不容易,”黄毅说,“你说他可怜,他真可怜,说他讨厌,确实又有点讨厌。但我们往往打交道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这种人。”

《城市梦》里,城管队员也发出过类似感叹,“小贩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他们都注意到最近的一条新闻,某种程度上或许体现了这一次“猫鼠游戏”的转折。

2020年9月7日,重庆市涂山镇城管大队一名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商贩起冲突被砍伤。事后,商贩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而城管队员被认定为殴打他人。

这起冲突发生在城管队员将占道水果筐搬入门面内的过程中,据涉事店主回忆,店主在城管移动水果时警告对方“损坏水果是要赔的”,随后矛盾升级。

“城管在搬东西时最容易发生冲突。”张茂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观察现场图片发现,涉事门面店外有一段门廊,地砖与店内一致,这是典型的争议地带,冲突也发生于此。

法规界定了以卷帘门为界划分是否占道,但不少摊贩以房屋产权权属据理力争,“目前我们对部分街道会放开这部分,放开容易,以后再想逼进去就难了。”张茂用说。

后续的警情通报称城管队员在争吵中“情绪失控”。“执法过程中遇到争吵肯定会情绪激动,只要对方手上没有武器,我通常会把双手背在后面,以证清白。”张茂用解释。

有评论认为,重新审视摊贩价值是对文明城市片面理解的纠偏,肯定城市所蕴含的就业、收入、多样性的多元价值。

在吕德文看来,这更多是为各地制定“一城一策”的治理办法提供空间,“拿武汉来说,地摊从没消失过,类似王家这类被疏解的摊贩,就是规范化的地摊经济。”

2020年9月8日傍晚,武汉街头已有一丝凉意,民族大道上来往的路人多了起来。

王兆阳收起白天遮阴的大阳伞,点亮“开心水果”的招牌,在靠近人行道的空地支起桌子,摆上切好的西瓜。半个小时,他做了八九单生意,而此前一个钟头,没有任何顾客来买西瓜。

“生意好坏就是一两步的距离。”王兆阳分享自己的经商心得,顾客今天如果没在路边看见西瓜,很可能也就不买了,“做生意就得把商品摆到行人能一眼看到的地方”。对他来说,这也是“摆摊”的意义。

“开心水果”如今开在关山公园一角,也是洪山城管为王家协调的。

这天,王兆阳穿着干净的蓝白条T恤,比起纪录片里,肤色白了些,眉头也舒展开了,额上冒着细汗。尽管右手截肢,但他还是熟练地把西瓜切块装盒。女儿开学上大二,他肩上的担子仿佛又轻了一些,但七千多的学费,依旧让他有些拮据。

(南方周末记者李慕琰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李玉楼 南方周末实习生 沙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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