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的简要历史故事（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

敦煌莫高窟

中华文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极其辉煌与显赫的，所谓四大文明古国，也只有中华文明完整地传承了下来。

当然，“完整”一词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华文明也有残缺的部分，比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比如圆明园被毁，比如清修《四库全书》时，曾有大面积的古籍被毁，再比如敦煌的被洗劫。

敦煌文化与藏学、徽学并称为中华三大地域性文化，其中以敦煌文化被毁坏得最为严重。

究竟敦煌文化毁于何人之手？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事件，有人说是王圆箓，也有人说是腐朽的满清政府，还有人说是满清的官员们，总之争论不休。持第一种观点的大多为专家学者，持后两种观点的多为民间学人。

那么事实究竟何如呢？我们大致来看一下：

大约在1892年左右，一位姓王的道士走进了敦煌莫高窟，他就是王圆箓，在专家学者们看来，他就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王圆箓

说来也滑稽，敦煌莫高窟本是佛教圣地，却让一个道士来管理，不得不说，中国历史上的怪事还真多，不知道如来佛祖看见了该作何感想？

说起这位姓王的道士的来历，那就更是滑稽了，他本是湖北麻城的一个农民，因逃慌来到了甘肃，后来干脆出家做了道士。他大字也不识得几个，竟堂而皇之地保管起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文化。这实在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悲哀了！这就像是让一位农民伯伯去当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一样。我中华民族真是豪迈大方，潇洒到了极点，想我泱泱中华，竟找不出一位文士去看管佛教圣地？大清王朝真是腐朽到了极点。

在余秋雨的《道士塔》一文中，余先生将敦煌被毁的罪魁祸首指向了这位农民：

王圆箓“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

敦煌壁画

这应该确有其事，以王圆箓的文化水平，这种荒唐的事情他干得出来。胡适先生曾在一次演讲中也提到了，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在最初的时候，他竟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的居民兜售，还曾把经卷烧成灰烬，让人和着水吞服。

这实在是典型的农民所为，既愚昧又无知。也许我们太苛刻了，要求太高了，因为他就是一个农民，大字不识的农民。

所烧毁的经卷大约只有几卷而已，相对于敦煌中数以万计的经卷来说，这算不得什么。他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经卷的价值，只是他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以无比低廉的价格卖给了外国人，这就让我们这些国人受不了了，对他的“卖国”行径表示了无比的愤慨之情：

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

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

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

1911年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

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

——余秋雨《道士塔》

当然，余先生在发出痛惜的同时，他也将矛头指向了那些自私无知的官僚们。

相比较于这位农民出生的王圆箓而已，那些养尊处优的官员们就更可恨了。

其实王道士并不是一位贪婪之人，他只是愚昧无知而已，但作为农民，他也有着自己的质朴和执着。在发现石窟的秘密之后，他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带了藏经洞里的两卷经文。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官老爷们看看，这些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重要不重要。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位官老爷虽为一县之长，却是个大草包，对这两卷经文的价值竟一无所知，甚至还把它当成了发黄的废纸。

此事就此作罢！

不久之后，敦煌来了一位新任县令，名叫汪宗翰。王道士依旧步行50里，来找他说明情况。这位姓汪的县令总算是个饱学之士，他对经卷的价值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也仅此而已。他先是带领一批人去查看了一番，随后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并撂下了一句话：好好保管！从此便没了下文。

这就是文化昌盛的国度？这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王圆箓仍心有不甘，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选了一些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也就是今天的酒泉，他是来找肃州的道台廷栋大人的。结果，这位道台大人竟从书法的角度鉴赏了一番经卷之后，得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经卷上的书法远不如自己写得好。

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否属实，若真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位道台大人该是一代书法大家了。好，你若真是书法大家，何以鉴别不出这经卷的价值呢？可见这位道台又是一个草包，并且还是一个狂妄自大的草包。

中国到底是藏龙卧虎，不久之后，甘肃学台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情，他是一位金石学家，算是专业对口了，他建议藩台将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

按理说，敦煌文物这下该有救了，可谁知后来又出现问题了。因为文物太多，运费不低，可谁知偌大的一个甘肃省，竟拿不出这些银子来。此事只得作罢，依旧是就地保存。

好，即使真的如你们所说，凑不齐运费，那么也应该找个有见识的学人严加看管才是啊！他们依旧让这位农民出生的王道士看管着。

由于维修敦煌需要费用，而指望政府拨款那是不可能的，王道士便将这珍贵的经卷开始卖给外国人了，所得费用几乎全部用于修缮莫高窟。

外国的专家、学者以及汉学家们，风餐露宿，几经辗转，不远万里还是找来了。然而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偌大的一座文化宝库，大清王朝竟会让一位无知的农民来看管，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他们带着大量经卷上路了。后来他们经过认真钻研，都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都成了国际瞩目的汉学家。他们对敦煌学的研究轰动了世界。

直到这时，国人才全面认识到了敦煌的价值。只是这样的消息非但没有给保护敦煌的文物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使经卷再一次遭到了洗劫，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经卷大量流失。

1910年，清政府最终作出决定，将剩余的敦煌经卷全部运往北京。

当时的大清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已经没有精力来保护这些卷宗了，也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沿途看管这些文物，任由类似民工一般的劳力押运着，这样一来，几乎每到一处就失窃一部分，待到运到北京时，已所剩无几了。

这是一个民族的巨大悲哀！更是作为一个文化之邦的莫大耻辱！

听到经卷受损之后，王道士感到非常痛心，尽管他不是站在文化的角度来考虑文物的流失，而是如同农夫看待跟了自己多年的老牛一般。

西域考古图记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记载：

“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

据多方史料显示，斯坦因之所以能够以低廉的价格买到敦煌经卷，并不是因为钱的缘故，而是在于王道士那虔诚、无知而又执着的性格。基于此，斯坦因用一种近乎卑鄙的手段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他知道王道士对玄奘极其崇拜，于是便忽悠他说，自己是一个从印度来的唐僧的崇拜者和忠实信徒。无知的王道士竟信以为真了，于是便将文物卖给了他。

作为一名道士，王圆箓却崇拜玄奘，这下太上老君该郁闷了。

斯坦因似乎对这位无知的王道士很有好感，毕竟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自于他的馈赠，他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这样写道：

“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而事实也的确如此，王圆箓死后，一无亲朋，二无遗产，只留下了一座孤零零的圆寂塔。

对于他的一生，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我只能说，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却由于机缘巧合，影响了一桩惊天的文化奇观，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他努力过，也争取过，然而却总是失望，最终他绝望了。

对于这样一位农民，我们不应该做过多的谴责和辱骂，因为这将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该声讨的当然是那些腐败无能的清廷官员们。

199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丽的敦煌》一书中这样评价他：

“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