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陵二中2008年的校长（追忆长治二中副校长陶訏）

揭开尘封在历史中的上党文化名人

——记文化学者陶訏先生

张胜强

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些尘封在历史中的那些人那些事应该让我们和自己的后代所知，历史就是如此传承的，如果我们都不记录，那历史就会少了不少光彩。

长治古称上党，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古代，这个地方的文明还是很先进的，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文化重镇就在上党。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不断运动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地区的文化都有它产生、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长治地区也同样如此。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是教育，教育之兴衰，是文化兴衰的标志。教育之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家或者文化学者，因为他们可以引领教育，兴教育人，繁荣文化。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客居在上党这片土地上的一位文化学者——陶訏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缩小长治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从京津沪粤等文化发达地区陆续调入了多批知识分子。

其中，第一批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调入的。这批知识分子包括长治市政府派员到京津沪粤等文化发达地区通过考试招收的、各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从部队转业的和1958年后被划为“右派分子”下放来的几部分。如：

晋东南师专（今长治学院）的刘祖尧（东北大学副教授，长春）、储仲君（华东师大毕业，上海）、宋谋瑒（湖南大学毕业，中央军委《战斗》杂志编辑）、贾纯（燕京大学毕业，北京商学院）、吴光灿（燕京大学毕业，上海）长。

治一中的鲍石田（燕京大学毕业，《中国青年》杂志社理论组长）、高才生（炮兵高级教官，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

’潞安中学的李固阳（清华大学毕业，北京），文补校的刘星甫（铁道兵教官，北京）、姚琨田（复旦大学毕业，北京，原廖承志秘书）。

长治二中的陈封雄（燕京大学毕业，原《人民日报》记者，陈寅恪侄子）、刘有声（复旦大学毕业，原《人民画报》主编）、陶訏先生（南京大学肄业，铁道兵某军司令部教官）、何浩（广西军校毕业，广西）、陆钦桥（东吴大学毕业，苏州）、李锡光（中山大学毕业，广州）、王厚德（南京财经大学毕业，长沙）等等。

原长治市教育局局长、文教部长、长治二中原党委书记赵连中曾说：“这批人对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拓荒的作用，他们的到来，使长治的教育质量一下子上了几个台阶。”

陶訏先生，就是这批文化薪火传播者中的中坚人物。

少年的文化熏陶

先来说一说“訏”字怎么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第1477页，读“xū”，意思是“大”或者广大的样子。《尔雅·释诂上》：“訏，大也。”《正字通言部》：“訏，地广衍也。”由此可以推知，当初陶先生的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应该是希望他在以后的人生中前途无量、气度广阔、格局宏远。

陶訏先生是北京人， 1923年生于北京菜市口丞相胡同，祖籍是河南封丘。丞相胡同的南侧是绍兴会馆，鲁迅曾闭门苦读古籍、野史十年，深入反思整个中国文化奥秘。东侧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宣传五四新文化的号角之一——《晨报》编辑部。

陶家的紧邻是名扬中外的国画大师齐白石的宅第，孩童时期的陶訏先生一定经常到齐白石家玩耍，目睹过中外文化名人与齐白石的交往和白石老人固执、节俭的诸多轶闻趣事。

1932年，陶訏先生9岁时，随父母搬到了北京和平门西侧西河沿176号楼。该楼的后窗正对着北师大操场，鲁迅于1932年11月27日在此给北师大师生发表著名演讲《再论“第三种人”》。陶訏先生曾趴在后窗户上看到身穿长袍、瘦弱低矮，正在挥臂演讲的鲁迅先生。

当时小康的家境给陶訏先生提供了较好的上学、读书条件。在中小学读书期间，他广泛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经典名著和宋元明清以来浩如烟海的武侠小说及其他三教九流之类的杂书，这为他后来的教书、治学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其中，陶訏先生特别爱读周作人“冲淡平和”、底蕴悠远的文化散文，一度曾对洋洋24本“知堂散文”那娓娓道来、不露痕迹的叙述方式痴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曾说自己的写作一直到老年犹不时流露出“知堂痕迹”。

但当抗战时期周作人任汪伪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后，正读初中的陶訏先生马上谴责周作人：“你的附逆投敌，将你在我心中建立的美好形象轰塌了。”周作人还给这个才14岁的初中学生陶訏先生回了一信，题头称陶訏先生是“陶君”，信中为自己辩白说“世间事本无所谓对错的”云云。

名字的来源

在北京生活的这十几年，六百年古都厚重的人文传统、五四运动的狂飙突进精神和北京各大学府的浓厚文化气息，在青少年时代的陶訏先生心中形成了厚实的中外文化思想积淀。据熟识他的老同学回忆：“陶訏先生是个额头宽大、聪明活泼，读书多而杂，常发超凡脱俗、惊世骇俗之论的学生。”

家庭的变故使陶訏先生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意外转折——当他高中毕业顺利考入中央大学（后南京大学）就读不到一年时，父亲的去世使他失去了继续读书的经济支持，而且他还得挣钱养活母亲、弟弟等家人，因而陶訏先生不得不离开中央大学，考入中央银行苏州分行当见习生。

在银行见习期间，早年的文学熏陶，使陶訏先生并未放弃对人文科学和文学的爱好。1943年，当时的青年作家徐訏的《风萧萧》在重庆《扫荡报》连载，国内文坛一时掀起一股“徐訏风”。 陶訏先生对书中主人公白苹对中华民族和传统道德的忠贞极为赞赏，对徐訏的文学才华更是钦佩不已，因而他改名为“陶訏”。

从编辑到军官

陶訏先生经常给上海、南京、苏州一带的报刊投稿。著名作家萧乾先生当时经常发表政论文章，陶訏先生曾发文与萧乾先生讨论诸多问题，深得萧乾先生赞赏。

后来萧乾先生将他的这批政论文章结集为《红毛长谈》出版，该书收入了陶訏先生与萧乾讨论的杂文《法治与人治》。陶訏先生在文中议论道：“奢谈民主是远远不够的，民主社会必须建立在消灭专制，建立法制的基础上。”陶訏先生在文坛的活跃使得他在沪宁苏锡常一带小有文名，因而先后被《大公报》《南京晚报》录用为编辑。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一贯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权、期盼民主自由新中国的陶訏先生立即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旋即被选拔为铁道兵某军司令部的文化教员，教那些虽战功卓著却没有或稍有文化知识的师团首长们学习文化知识。从陶訏先生珍藏的自己当年身着戎装的老照片可看出，他那时是个英姿勃发的青年军官。

命运转折从事教育事业

几年后又一次改变了陶訏先生的人生轨迹，并注定了他后来人生道路的多蹇——陶訏先生在《南京晚报》工作时，除他一人外，其他同事在“三反”运动中被查出，不是中统成员就是中统外围组织成员。

虽然他本人与中统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知道那些同事的背景，但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军队无法留他继续工作，于是1954年陶訏先生被迫转业，从花团锦簇的六朝古都来到贫瘠萧索的太行山区，被分配到才建校两年的长治二中（原山西省立四中）任语文教师。

陶訏先生虽非师范科班出身，也没读完大学，但他却有不少科班出身的教师少有的过人之处：

1.手不释卷

尽管陶訏先生生活俭朴，家居简陋，但他几十年来读书不倦，藏书极多。他的书柜里满满当当都是书：“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世界通史》《中国通史》《辞海》《辞源》《魏晋南北朝史》《清史稿》《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鲁迅全集》《鲁迅诗歌注》《鲁迅书法集》《沦陷区小说集》《徐霞客游记》《知堂文集》《金圣叹评点水浒》《莎士比亚全集》《金庸武侠小说全集》《梁羽生武侠小说全集》《聊斋志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真可谓拥书百城，无奇不有。在他家里，书桌上、床头、饭桌旁、沙发边，到处都摆着书。工作之余，他总是在捧书研读，提笔评点，还不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时时陶醉在“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的境界中。

2.读书广博

陶訏先生不仅研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还广泛涉猎鲁迅先生所说的各种“野史”和他所能收集到的三教九流式的各类杂书。日日捧读几十年，造就了其知识的渊博

。一些大学教授、中学名师、作家、记者遇到疑难问题，经常求教于陶訏先生，曾长期与陶訏先生有书信往来，经常与他探讨清史诸多问题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清史专家俞炳坤先生曾说：“陶訏先生学识渊博，才思敏捷，令我受益良多。”

曾经常与他商讨中国古典文学生僻问题的长治学院著名教授储仲君、宋谋瑒曾称道：“在长治这样相对比较闭塞的地方，能有陶訏先生这样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的学者真是难得。”

3.热心教育

如果说长治有幸有陶訏先生这位学者进入教育事业，可能客观上得益于那个特殊时代使这样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难觅其他出路。

陶訏先生在当时长治二中的老师中可谓富翁：他当时未婚单身，一人一月80多元工资（按物价比，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万余元），但他往往是不到发工资那天，钱袋就空空如也。

原因是：当时的学生大多家庭贫困，往往困难到吃不饱饭的地步。陶訏先生本来就一贯好烟嗜酒，视金钱为身外之物，疏财仗义。再加上他看到学生有困难，常常资助学生渡过难关。因而，也难怪他钱袋经常告罄，衣着家居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地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治二中学生经常能看到衣衫破旧的权威教师——“陶老师”在校园中翩然而过。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陶訏先生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真正献身教育事业、一心一意为学生服务的人。长治二中，20世纪60年代曾流传过这样的笑话：校党委书记赵连中看到陶訏先生数九寒天没有厚被子御寒，就动员众人“救济”陶訏先生。

有人说：“这都是因为陶老师自己不擅理财，他又不困难！”

赵书记说：“特殊人才要特殊对待嘛！”

陶訏先生教过的学生成千上万，特别是其中有文科特长的一些学生与他建立了终生的师生深情。如

李玉臻（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原山西省人大副主任、省高院院长）

苗挺（北师大毕业，原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马山明（北京大学毕业，原山西省政协《山西统一战线》主编）

程秀龙（山西大学毕业，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

常宝兰（山西大学毕业，原新华社香港分社高级记者）

赵善读（山西大学毕业，原长治市委政研室主任）

胡秉孝（北方交通大学毕业，原乌鲁木齐铁路局副总工程师）

董智志（原长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长治日报》社社长）

李仁和（原长治学院中文系主任、《长治学报》主编）等。

这些学生都受陶訏先生教育多年，陶訏先生在他们心中播下的文化种子为他们后来为国为民所做贡献起到了奠基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这批学生至今说起“陶老师”犹怀念不已。

4.出口成章

教书主要是一种以口传授德行、知识的职业，具有极佳口才是教师的职业所需和可贵特长。陶訏先生恰巧具备这一特长。他

一是得地利之便，底色语言一口京腔；

二是积多年教学之功，他的口语更修炼得简练标准；

三是仰承北京当地语言文化熏陶，幽默风趣；因而他能在毫不经意间，引人发笑。

加之他几十年潜心教学、沉迷写作，更使他能在传道授业解惑时，自由潇洒、游刃有余、信口道来，使学生在不知不觉的愉悦中接收知识营养。

5.笔耕不辍

讲授语文课的教师如果自己不经常提笔为文，很难体会到写作的甘苦。也可以说，不擅写作是我国近几十年来中学语文教师的一个软肋。

而陶訏先生的又一个突出之处恰恰是他继承了曾经当过中小学教师的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叶圣陶、老舍、赵树理等老一代教师的优秀传统，从少年时期到耄耋之年，从来没有间断过写作。

而且他的写作体裁从不局限于某个领域、某一专业，报告、讲话、总结、讲稿、杂文、论文、散文、诗歌、日记等等，无不涉猎。因此，陶訏先生的文章熔诸家为一炉，经多年锤炼，可谓炉火纯青、独具一格。读过他作品的人无不佩服文章的语言精练、幽默风趣、飘逸灵动、寓意深刻。

6.成就卓著

陶訏先生对教育事业忠诚，才华过人，在世时一直担任长治二中高三毕业班语文教师和语文教研组组长，此外还担任过长治市教育局教研室负责人、长治二中副校长等职务。

在他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期间，长治二中语文组1959年7月获晋东南地区标兵教研组称号，1960年3月获“山西省先进教研组称号”，他本人获山西省政府颁发的奖章。

陶訏先生一生出于治学爱好，在教学之余发表过数十篇关于地域文化、武侠文化研究的论文；出于批判社会丑相的动机，他还撰写过数十篇匕首投枪式的杂文。尽管这些文章仅仅是散见于地方报刊，并没有造就他显赫的“作家”名声；而且因财力匮乏，也未全部收入他晚年结集出版的自选集《珍帚集》。但这些短文终将会在上党文化史上留下它们遮掩不住的光辉。

陶訏先生从1954年起，在长治传播文化、躬耕桃李近60年，对提高长治的文化品位、拓展长治的文化内涵，提高长治的教育质量，起到了薪火相传的先行者的作用，长治应当铭记陶先生的功绩，在长治文化的丰碑上应该有陶先生浓重的一笔。

薪火相传 长治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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