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重点领域是什么（这三个重点领域）

如今，全球经济摆脱金融危机的真正“突破口”就是要尽快寻找到能够形成“共识”的“新增长点”。而且，各国政府都希望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周期中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不至于让自己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处于收益和风险分配的劣势地位。今天，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地通过“区域经济”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来探索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以此推动结构调整的步伐，进而彻底改变危机前中国经济对外依存的增长方式。显然，这样的发展战略在改变危机前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上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

第一，过去渐进式的改革开放的做法虽然谱写了一曲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凯歌，让人口庞大的中国社会在“农民工进城”和“外资引进”的有机结合过程中，发挥出了史无前例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中国大众靠这种社会财富不断积累的方式，基本摆脱了其温饱不足的贫困状态。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强国政策，却留下了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发展水平的失衡以及行业之间、城乡之间、劳资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等“不和谐”问题。因此，现在通过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来增加落后地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就是对以往“不和谐”的增长方式所作的一种制度修正，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所作的一种“结构调整”。

第二，配合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定就是为了改变过去区域发展“同质化”的问题。危机前，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当地就业、增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税收来源，不顾当地的资源条件、比较优势和长期发展所需要的可持续的投资环境，争先恐后地招商引资，或“透支”自己的偿付能力大搞“形象工程”。结果，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生产方式中所隐藏的问题和收入分配扭曲的问题被严重低估了。危机后，这类问题又以新一轮“同质化”的“铁公基”项目的投资扩张以及由此引起的“地方债”膨胀的形式出现了。为了摆脱长期以来这种“好大喜功”的低效率投资行为，充分调动各地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央政府要兼顾各地的区域优势特征，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各地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并相应推出有利于产业集群、城市集群的优惠政策，从而提高中国社会整体抵御内外冲击的能力。

第三，过去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思想很严重，全局发展的意识淡薄，结果，造成各地政府竞相比拼，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给搞上去了，但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资源浪费问题十分严重。现在，大力推行“区域经济”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形成国内有效的“合作与分工”机制，从而降低不必要的“同质化”生产和“重复建设”带来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为此，对地方政府行政绩效的考核就要从过去单纯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考核改变成对同一个区域内人均收入的差距、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类经济和谐发展“质量”指标的考核。

但是，我们要想达到上述这些“理想效果”，一定不能忽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一定不能无视对参与这场新战略的各方“利益群体”进行控制的“激励约束”机制，一定不能跃过为保证这一新战略有序健康地发展的必要准备阶段。否则，今天我们对“经济新增长点”的探索和经济活力的培育将会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源浪费”，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滥用职权和贪污腐败行为。人才、资源甚至“价值观”的匮乏也会让我们在参与这轮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感到“力不从心”。过了一段时间后，当外部环境出现了对自己有利的变化又不自觉地操起“旧业”，把已经积累起来的越来越严重的矛盾再次留给了“未来”。

如果政府刻意地强调同时推进城市化建设，政府主导的“和谐发展”目标看上去就暂时实现了。但是，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是以牺牲原来资源相对丰富、比较优势相对明显的部分区域的高效发展为代价，其结果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削弱了中国经济整体应有的持久的活力和竞争力。所以，千万要避免有些地方政府不顾自身的发展条件，为争夺国家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巧立区域规划，破坏效率的行为。否则，很容易人为地造成一...

另外，没有很好地设计过长远规划的地方政府很容易随大流，搞“形象工程”，结果在残酷的竞争面前就会因为缺乏核心竞争力而败下阵来，最终还是和以往那样，根本无法实现原先所“精心设计”的“宏伟”目标。最近我在地方调研时注意到，国内有很多地方不管人力资本和投资条件是否具备，都在大搞新能源产业，结果后来才意识到很多从国外“转移”过来的新能源产品的制造环节，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要比传统行业还耗能！而且各个地区为了争夺这样的订单不得不对外商拼命“让利”，结果就和其他加工贸易行业的情况一样，只能得到很低的附加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产业升级”完全是徒有虚名。

总之，今天我们在探索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和增长的新动力时，更应该多在制度上支持劳动力从资本匮乏的地区流向资本较为密集的地区；更应该打破行政的垄断，提高“农村土地”在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率，并鼓励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进行跨区域、跨行业的投资和并购，从而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活力；更应该为有条件的企业的“产业升级”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提高行政的审批效率；也更应该尊重和支持一部分地区的企业家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所作出的出口立业的战略决定，而不能不顾地区发展的阶段特征，千篇一律地搞形式上的、不可持续的且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升级”或“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