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人诟病的事(苏轼浪漫的私生活)

苏轼为人诟病的事(苏轼浪漫的私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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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禅师操行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愠见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令》妙妓歌,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僧禅矣”

以上是《调谑篇》的一个小故事,昨晚无意读到的。心里不禁一阵疑惑,大才子苏轼怎么为妓女作词书字呢?苏轼与大通禅师到底在干什么呀?这背后的人际关系又是什么呢?写《调谑篇》的人是不是故意抹黑苏轼呢?

无独有偶,接下来又读到了《挥麈录》下面的一段话:

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行骑过,实一时盛事也。

苏轼为人诟病的事(苏轼浪漫的私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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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苏轼岂是有才,更是倜傥风流,私生活是相当“浪漫”呀。

一直以来,我是非常崇拜苏轼的,他的文、诗、词我读得太多了,真的是到了极高的造诣。难得的是,苏轼的造诣还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医药、烹饪、水利等领域的成就也很突出,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尤其让我佩服的是,苏轼“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典范,他把封建社会中士人的两种处世态度用同一种价值尺度予以整合,使他在遭受人生坎坷之时,可以既坚守操守又全生养性,无往而不可。所以在看到上面两段文字时,我一时还接受不了。

我们知道,苏轼一生娶了三个妻子,个个貌美又和顺。应该说,苏轼出外“浪漫”不是家庭原因。从苏轼的诗文也可以看出,苏轼对三个妻子是深爱的。第一任妻子王弗是个很贤淑、“敏而静”的女人,与苏轼坦直豪放的性格恰好互补,经常给予苏轼以提醒。说有一次,“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王弗待客人走后,立即对丈夫劝诫说:“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有王弗在身边,可以说是苏轼的大幸运。如果王弗不死,苏轼的人生绝对会是另一番景象,官会当得更大,仕途也会走得平稳通顺,人生也不会几起几落。但历史不可更改,二十六岁的王弗不幸病逝,苏轼长叹道:“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一怙!”,并在后来写下了千古流传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为人诟病的事(苏轼浪漫的私生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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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爱得那么缠绵入骨,就不会有如此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之状。以前我每每读到这里,就会潸然泪下。看这架势,按照常理推断,或许苏轼即使不殉情,也会为亡妻独身一辈子。但并非如此,还在没写这首《江城子》之前,苏轼就续娶了王弗的堂妹王闰之。

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是一个温柔贤惠柔情似水的女子,她是无比钦佩丈夫,无论什么事,都顺从丈夫,照顾他,爱他。苏轼也非常爱这第二任妻子,说她是梦寐以求的梦中情人,并为她写了一首《蝶恋花》,“泛泛东风初破五。江柳微黄,万万千千缕。佳气郁葱来绣户,当年江上生奇女”。王闰之陪伴苏轼是吃了苦的,颠簸流离,辗转于杭州一密州一徐州一湖州一黄州一汝州一常州一登州一开封一颖州一扬州之间 ,“身行万里半天下”,历经坎坷。苏轼夸她,“可怜吹帽狂司马,空对亲舂老孟光”。苏轼也非常爱她,“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并在面对先己而去的妻子,夫妻生不能同归,“惟有同穴,尚蹈此言”。这一段时期,是苏轼落魄的时期,在湖州还遭到被捕,按理说,有此贤妻,苏轼还出外“浪漫”,不怕别人举报吗?

从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可以看出苏轼“浪漫”的端倪。第三任妻子王朝云是个姬妾,因为长得漂亮,12岁时在杭州被苏轼赎买出来,据说那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就是写遇到王朝云的内心感受。王朝云美到什么程度呢?听说秦少游也曾暗恋她的美丽,还为其写词,惹得苏轼回和了一首颇带醋意的词。

苏轼为人诟病的事(苏轼浪漫的私生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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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王朝云,这个时期里,苏轼还广纳姬妾。南怀瑾先生曾这么评述他,“一生姬妾众多,风流韵事层出不穷”。正因为多了,苏轼对这些姬妾的态度,有时的无情无义,足以让人瞠目结舌。苏轼曾贪图一名妓的貌美,称之为“知己”,但又始终不肯纳她为妾,该名妓知道他在逢场作戏,只能在绝望之余落发出家。听说苏轼在贬官之时,将身边的姬妾一律送人,哪怕有两妾已经身怀有孕。其中有一个故事相当有名。说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拟将一个叫春娘的侍妾送回娘家。为苏轼送行的时候,当中一个朋友看上了春娘,想用一匹好马与春娘交换。想不到与苏轼商量时,苏轼答应得很爽快,为此这个朋友特别高兴,当场赋诗一首,“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娥眉,虽无金勤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听说苏轼也很高兴,当场回赠了一首诗,“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只为山行多险阴,故将红粉换追风”。只是春娘是个烈女子,见被苏轼抛弃,羞愤难当,“妾闻景公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遂口占一绝辞谢,“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今时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当即跑下台阶,一头撞死在树上。

我分析,这样的事情现在无法想象,在当时却是见怪不怪。比如在当时以“正统”面目出现的大人物欧阳修,也是这样。欧阳修写出了铿锵有力的《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等名作,可是他还写出了很多享受女色、描写女性的浮艳之词,简直判若两人,完全看不出出自同一人之手。我想,这可能与当时封建士大夫的双重人格和双重道德标准有关。正因为如此,欧阳修、苏轼过着这么“浪漫”的私生活,写过这么多旖旎、缠绵、香艳的描写男女之情的诗词,居然不影响他们的声誉,没有人以此来攻击他们。

王朝云死后,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可能是出于爱惜名声考虑,苏轼最终没有给王朝云一个名份。其实,在当时士大夫看来,妾身下贱,妓女就更下贱了,王朝云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局,已经是不错的了。苏轼虽然常常与名妓互相唱和,但是心里头,还是鄙视她们的,不过是把她们作为自己遣兴、抒怀、发泄、娱乐的工具罢了,这也揭露出在这些封建士大夫风流倜傥、舞文弄墨、怜香惜玉等现象下掩盖着的本质。即使知音如王朝云,结局也不过如此。

苏轼的这几个女人是不幸的,但又是有幸的。当时的女子都是没有名字的,她们因嫁给苏轼而给了她们名字以永留后世。只是不知道,苏轼在骑着那匹好马时,在读着“仁德”、“民为重”的孔孟之道时,有想起已怀身孕的春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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