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奇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初探）

作者：梁中和

本文原载于《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

摘要：斐奇诺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的神学带有浓烈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色彩。本文通过梳理斐奇诺的人文主义思想背景和主要特征，介绍了他的非主流人文主义享乐观、人生的目的在于回归上帝的论断和提倡古代神学等三大人文主义特点，初步说明了其基督教人文主义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关键词：斐奇诺；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享乐观；古代神学

马奇里奥·斐奇诺（Marsilio Ficino, 1433-1499）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他的神学带有浓烈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色彩，本文通过梳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来初步认识其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特征和影响。

一、何谓基督教文学

在了解斐奇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何谓基督教人文主义。我们之所以熟悉“基督教人文主义”这个标签可能因为伊拉斯默，因为大家在关注宗教改革时势必关注马丁·路德和伊拉斯默的区别和论争[1]。伊拉斯默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在和新教理论抗衡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学说，虽然后来调和基督教内人文主义与教义的努力一直存在，但是人文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纳入基督教还一直处于争论中。

我们知道，一般而言，基督教人文主义是指企图在基督教教义中发现人文主义思想或将人文主义思想纳入基督教教义体系和实践中的各种努力。人文主义对人的强调表现在各个方面，是一个笼统的标签，它之所以有意义主要在于一直以来“至高的神”与“世俗的人”形成了一种张力。对上帝永恒怀抱的崇敬和対现世生活的向往，如何敬神和如何待人，这些都是这一张力下的艰难选择。

基督教是在历史中出现的，因此在它之前和之后一切的异教文化，要想纳入基督教，就必须采用宽容的人文主义态度。基督教斗士们认为基督教人文主义是毒害基督信仰的罪魁祸首之一。章力生先生用专著批判人文主义[2]，不仅批判了西方人文主义，而且力驳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他将人文主义看作“拜人的宗教”，是败坏人的罪魁。中国大陆的学者们很多都用这个方便的称呼来从事文学和宗教研究，比如有人研究但丁和卜伽丘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有人研究伊拉斯默的基督教人文主义[3]，也有学者关注基督教与“世俗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的问题。其实章力生先生之所以对人文主义那么反感，主要是因为世俗人文主义的恶劣影响。王晓朝先生认为：

“指出西方世俗人文主义者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的传统，也从基督教中吸取了一些成分，但由于它没有为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建构一个牢固的基础，因此，在对人和人性的看法上陷入了人类中心论和科学万能论的偏差。”[4]

何光沪先生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基督教和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厘清了人文主义的多重含义和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的复杂关系。何先生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到了教会弊端与人文精神的冲突，作为基督徒更看到了那些弊端与基督教精神的冲突，而他们用以反对那些弊端的人文精神，则是以基督精神作为基础的。只有基督宗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一致性，才能解释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这一基本现象”。而且，

“‘(圣经的)的核心信息是，天地之主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活动，要使人性摆脱一切危害人生的东西，最终完全实现他要给自己的子女即人类的一切力量与欢乐。’这不但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而且同至今普遍理解的人文精神都是完全一致的”[5]。

可见“基督教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标签下有着复杂的理论景象，我们应该尽量不怀偏见地了解所有自称或被认为致力于这一事业的努力。下面我们首先从古代《圣经》(新旧约)产生以来的人文主义倾向来看文艺复兴之前的人文主义景观。

二、古代基督教人文主义传统

《圣经》中哪些内容体现出人文主义是有待考察的，总体上说，耶稣作为弥赛亚的降临，是为了让有罪的人得救，是为了让最广大的罪人得福，这也是牺牲自我保存人类回归上帝的可能性的壮举。从《新约》光芒照耀下的《旧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既然人是神造的且是根据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么人类生命的真正宝贵价值就在于我们生命里的神性，忽略神性来看人性只能是对人类生命的贬低。耶稣教义的传播者圣保罗认为“上帝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新约·以弗所书》4：6）。这节经文直接肯定了人类社会关系和个体生命都具有神圣性，传达了一些基本的人文主义信息。因此《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人人也应该爱上帝，在祂的爱里得永生，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圣经》根本上就是神与人的两次约定，处理的就是神人关系，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它论说的都是人应该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圣经》给出了人的合理生活，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生活，是否把它看作真正的现世生活、俗人的生活。

保罗传播的耶稣教义是开放的，是允许和号召所有人类信奉的，因此首先要承认的就是其他民族的人也是人，也是上帝的造物，也有权回归上帝，因此可以猜测，这些古老民族中的贤能大德有可能也是《先知》，是为耶稣的出现做准备的人。

游斯汀第一个站出来为异教辩护，希腊哲学被他看作与基督教完全相容的理论，真宗教即真哲学。作为真哲学的基督教对于所有人都是适用的，在其真理的普遍化过程中，基督教教义容纳了更多的希腊哲学和异教文化。大巴西留斯和尼斯的格列高等开始利用耶稣之前的材料佐证基督教信仰，带有典型希腊哲学特征的“逻各斯”也进入《圣经》，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的逻辑论证也逐渐成为神学理论的论证形式。随着拜占庭学者将已经被阿拉伯文化充分吸收的大量希腊的哲学文献带回中世纪末的欧洲时，人们发现基督教和诸多古代异教可以贯通，一种基于基督教的世界性宗教马上就会出现在眼前，斐奇诺这时提出了古代神学的旗帜，人文主义者对异教世俗文化的引进，这些都促成了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形成，各方面的力量终于促使它登上了历史舞台。

三、费奇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思想特点

斐奇诺试图以严格的形而上学的形式，去表述人文主义者们的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讲，他可以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第一哲学家。斐奇诺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柏拉图著作拉丁文译本，而且所有对话都附上了哲学评注，其中几篇还附上了全面的哲学评论。此后他还完成了普诺提诺《九章集》的翻译和评论，以及伪狄奥尼修斯等众多柏拉图主义者们的著作的拉丁文译本。斐奇诺的大量翻译和评论，使他成为了古典柏拉图传统到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欧洲早期的重要枢纽。同时他写作了18 卷本的《柏拉图神学》，他本着这样的信念：柏拉图，这个相信创造和灵魂不朽性的人，将比相信世界的永恒性，但却在不朽性问题上不明确的亚里士多德，更能为基督教信仰提供坚实的基础。斐奇诺在这点上受到了奥古斯丁权威的支持，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的大量引证的段落里，宣称柏拉图是最接近基督教的异教徒哲学家。斐奇诺（他相信自己拥有预言的能力）宣称他受神圣的意志派遣，来复兴柏拉图神学，对抗不虔诚的理智从而拯救基督教信仰。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随着财富的不断积累，战争的频繁发生，瘟疫的突然降临，和人文主义者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的转变，普通百姓逐渐放弃了安贫乐道的生活信念，转而认为生活应该尽情享乐，只要不是犯罪，享乐都是允许的。随着不信上帝却最终荣华富贵一生，最后寿终正寝的人不断增加，百姓对基督教的信念也有所动摇；大量教士生活糜烂、买卖圣职、不敬上帝；众多社会上有名望的人都有私生子，导致私生子之间争权夺利，让意大利政治社会环境极为混乱；大多数知识分子整日生活在古代异教徒们的名篇巨著之中；自认优雅的人们也习惯了写色情诗歌取乐。

佛罗伦萨人对各种娱乐更是百般渴求，吃、穿、住、用、行处处体现奢华和感官享受，有众多的娱乐项目，比如在嘉年华会上，从小男孩到红衣主教，每个人都戴上面具，相互戏謔做爱，在四旬节前纵情欢乐；较为正式的圣剧（sacrar appresentazione）和民间滑稽剧“笑剧”都包含了放纵的淫乐；除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和音乐演出外，人们还常常在夜晚聚集在街道上纵情歌舞。

斐奇诺一生未婚，也未堕入当时人文主义者中流行的同性恋的队伍，他的节俭克制反映了对待欲望的态度，也反映出他对待享乐的态度。还是青年时，斐奇诺就专门写了《论享乐》一文，其中表达的观点主要是一种精神享乐观。他认为“享乐”就是思想、愿望和它的理想对象、认识的真理合而为一，他弃绝了享乐的感性成分，使其成为和上帝共通的神圣和谐的东西[6]。斐奇诺认为人们不易被磨难打倒，但是极易被享乐征服，财富让人变得没了限制，疏忽大意，也就极为虚弱，容易被邪恶打败。人人向往善拒绝恶，这是本性使然，因此人们以为磨难就是恶的享乐是善的，其实享乐是恶的诱饵，人们麻痹大意时就成了它的囊中物。因此他呼吁让我们逃离享乐避免痛苦（Letters，4.34）[7]。斐奇诺认为万物有一种自然欲望，比如向善的欲望，而要想回归上帝也要通过来时的路，也就是要通过欲望而非知识，而这种欲望就是爱，对神圣源头的爱（Letters，6.44）。和斐奇诺相比，普通人文主义者对待享乐则是较为宽松和随意的。波利齐亚诺、米开朗基罗等人都是同性恋者，与其说是同性恋不如说是喜好娈童，因为他们对男童的肉体的欲望大于精神的渴望。那些谈论古代文学艺术的人，在一切可能的肉体欲望满足上都不落后，他们有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可以用在服饰、家居、器具、书籍甚至情妇和妓女身上，而且他们追求名誉攀比风流更是将可能的享乐推到了极致。

斐奇诺主张的节欲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就连他一手教大的洛伦佐也贪图享乐，斐奇诺不得不时时提醒他注意节制。斐奇诺对柏拉图著作中表现出的同性恋也给出了自己的说法，他将这种男性爱恋行为转化为精神的导引行为，认为苏格拉底和雅典青年间的爱是精神之爱，而这种精神之爱实际上是导向对至善的爱的阶梯。他认为一段爱的真实经验唤醒一个灵魂与上帝相连的自然欲求，爱可能是从感官因素开始，但那只是对真正的爱的准备，即对上帝之爱的准备。点燃人类之间共同欲念的美和善应该理解为神的美和善的反映。我们对他人的爱其实真正地属于上帝。爱人之间对真理的积极探求是爱的真正基础，也形成了爱人间的真正联系，真正神圣的爱是独立于爱人之间的性关系的，是能够在同性或异性之间存在的[8]。因此，斐奇诺并不是为同性爱辩护，而是矫正其肉欲化的倾向。

由上可见，斐奇诺反对人文主义主流的享乐观，主张节制和在对上帝的冥思中的快乐，反对肉体欲望的过分满足。在这点上他的人文主义体现了基督教中的节欲精神，彰显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

同时，斐奇诺把人生看成苦痛。在《柏拉图神学》的开篇，斐奇诺就直接表达了他对于人生和灵魂不朽性的信念。他认为，如果人的灵魂不是不朽的话，那么就没有比人更可悲的创造物了。人的身体是脆弱的，人在世间的生活比其它的创造物更为悲惨，但是由于人对于上帝的膜拜，人比其它有朽的创造物距离上帝更近，而上帝是所有幸福的源泉，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人应该是所有创造物中最幸福的。尽管如此，人却只有在身体的死亡之后才能变得更加幸福，因为在人的灵魂离开它的囚笼之后，上帝之光在等待着它（PTH，1.1.1）[9]。

斐奇诺极力证明灵魂不朽其实也是为了给人生找到终极依托和理由，想象他过的优裕生活我们很难理解他对人生的态度，但实际上斐奇诺的确对人的现实生活并不乐观，对人间的享乐并不热衷，他认为人从本性上说，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PTH，8.4.10-11），因此人生是用来沉思的，人的最高本质应该是其理性灵魂，理性灵魂出神飞向天界并不稀奇，它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球，它甚至是一个神，一团星云和一个灵（daeman）（PTH，10.2.13）。可见他认为人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俗世，早应该回归天上的父那里，人生的美好不在于人在地上的享乐而在于可以回归天上。

但是在斐奇诺看来，冥想不等于获取知识。人生分三种，第一种致力于学习和研究，第二种致力于行动，第三种致力于享乐。从至高的幸福来看，这三种人都身处悲惨的低谷，那些看似知道更多真理的人其实更困惑，他们的知识只能带来迷惑，因此不是真智慧，所以他们并不比无知者更有智慧。注重行动和享乐的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空虚，稍纵即逝的东西，又有什么幸福可言（Letters，4.5）？所以人是为着更伟大的事物而生的，那些极力满足自己身体需要的人毫无智慧，能掌控身体欲望的人才可能获得智慧。上帝喜悦那些注重灵魂也就是注重和祂想象的那部分的人，而不喜欢注重身体的人，因为人就身体而言一点都不像上帝（Letters，4.7，4.10）。现实当中能被夸赞的人很少，而人即便做了了不起的事业，也只适合被崇敬而不是崇拜，只有献身上帝的事业才能成为幸福的人（Letters，4.23）。

所以斐奇诺将人生和人类事务中的一切，都看作抛弃现世向往上帝的过程，人在地上的作为根本没有太大意义，因此他和皮科代表的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很不一样，他更接近于中世纪人的看法，皮科认为人的尊严应该得到保障和彰显，人又称为一切的自由，这自由是宝贵的，人自己能选择自己的命运这点很重要，人自主决定自己成为什么，人和上帝的相似之处在于这种自由。

但斐奇诺眼中的自由等于自律和克制，他认为只有人有自制的自由，这才是人的自由（Letters，AppendixE）。可见，斐奇诺的“自律”意义上的自由和皮科的“自我成就”意义上的自由相差较大，人文主义者主要强调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因此就这点而言，斐奇诺不强调人的主动创作的自由，反而强调自我限制和约束的自由，就是对主流人文主义者对人的观点的反对。斐奇诺自己不参与世事，也反对世上的争斗，因为他的观点很明确，人自身中永恒的那部分才是真正的人，人本来的生活和至高的幸福都在天上。

四、斐奇诺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

人文主义做出的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非常重视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哲学、文学文献，他们发现那时的人居然不信基督教，而他们所过的生活却也丰富多彩充满乐趣。人的各种欲望得到了妥善的满足，人的各种技能得到了锻炼，人的心智和思想得到了打磨，人的各方面生活显得生气勃勃。洛伦佐·瓦拉要求人们用犀利的目光审视《圣经》，鼓励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斐奇诺发现了异教神学，这些“古代神学”成为在基督教基础上构建世界性宗教的必备材料。皮科首先在其《论人的尊严》中将“自由”提高到人文主义的首要目的的高度。布鲁诺也继续将古罗马人、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宗教置于基督教上帝的启示之下。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大多是基督徒，他们反对的不是基督信仰而是板结化、教条化了的信仰，琐碎的经院论证，教会和普通教士的腐败及现实个体的人的不自由。

基督教人文主义是随着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兴起而兴起的，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本质上也带有浓重的基督教色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看作基督教教义和实践的自我调整。那些人文主义者大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只是同时想做一个理想的人，一个完美地体现神性的人。这时的人是有信仰的，只不过他们的乐观超越了信仰的过分的节制，他们要做最博学多才最完美的罪人，他们想要在现世就摒弃罪恶获得真理和智慧。

斐奇诺说这是可能的，但不是在现实事务中做到这点，而是在哲学和神学中完成。他认为人始终是被造者，而且是依据比起形体更高级的原则而被造的，这个原则是“人性”的观念本身（PTH，8.1.5）。这些人依赖于神圣，而不是神圣依赖于人，所以人们不可以用人的低层次来衡量神圣（Letters，4.44）。大部分的人受到各种有死之物的羁绊，因此远离了神圣，而宗教使人从这些有朽的羁绊中挣脱出来（Letters，5.24），在“宗教”中人们获得智慧和真理，因为“宗教”是“真理”的看护人，而基督教同样重视这两者（Letters，4.28）。在各种呵护真理的宗教中，有很多虽然不是基督教但它们展示着基督教的精神，展示着上帝的真理，比如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伟大的赫尔墨斯、查拉图斯特拉和俄尔甫斯。这些“古代神学”包含了真理，而一切真理都来自上帝，因此信仰上帝的基督教不会与这些上帝的真理相冲突，反而要了解和融会这些真理。因此斐奇诺的“古代神学”成了其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最大特征，也是他对文艺复兴基督教人文主义所做的最主要贡献。

此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 宗教融合与社会和谐——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08XNH070）。

[1] 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216-217 页。

[2] 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宣道出版社（初版），1968 年；基道书楼（增订版），1985年，香港。

[3] 参见余小明：《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和利玛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福建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0期；王军雷：《试论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6年第1期；肖四新：《基督教人文主义——从<神曲>看但丁的宗教哲学观》，《国外文学》2001年1期；万珍、邱志玲：《薄伽丘<十日谈>中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等。

[4] 参见王晓朝：《论基督教与世俗人文主义的思维模式》，《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19卷2期；与此相关的论文还有刘凤姣：《从世俗人文主义到宗教人文主义》，《史学月刊论文》2003年第8期；安希孟：《基督教神学与人学》，《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陈志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宗教观特征研究》（http://202.113.21.185/HistoryWeb/ASPWEB/teach/index.asp?classid=24&Nclassid=115）等。

[5] 何光沪：《文艺复兴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第108 页。还可以参看何光沪：《宗教改革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复旦学报》2006年第4期。

[6] 参见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李玉成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88页。

[7] Letters指斐奇诺书信集，标号表示册数和书信编号，比如4.34表示第4册第34封信，内容均采自The Letters of Marsilio Ficino, Volume 1-7, Fellow ship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 Science, 1975-2003。

[8] 参见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ilosophy, Routledge, 1998, “Ficino, Marsilio”词条。

[9] “PTH, 1.1.1”表示斐奇诺《柏拉图神学》第1卷第1章第1节，原文参考Ficino，Platonic Theology, Vol1-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2006。以下皆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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