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以两个不管 胡耀邦以两个不管

（苗枫林）把稿子弄好送给胡耀邦过目时，他好意地提醒胡耀邦再考虑一下，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中央面临“两个凡是”和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两大难题亟待解决。尤其是“两个凡是”，仍然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人们的思想禁锢在个人迷信、盲从之中，严重阻碍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

1977年12月起，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了无数的冤假错案，挽救了千百万无辜的受难者。

尤其是胡耀邦为了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不管”，与 “两个凡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为“61人叛徒集团”平反过程中，首次提出“两个不管”

胡耀邦到中组部上任仅半个月，就接到一封邓小平、汪东兴批转来的申诉信。申诉人王先梅，是“61人叛徒集团”案中蒙冤者之一、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王其梅的遗孀，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她为5个子女受牵连、境遇坎坷而上书邓小平。

​

​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大都知道所谓的“61人叛徒集团”。1936年4月，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开展工作，解决干部缺乏问题，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指示被国民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反省院的薄一波等61人，可以履行国民党规定的手续出狱。

对这件事，中共中央早已做过结论，没有当作问题。“文革”开始后，林彪、康生、江青等诬陷“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制造了这起冤案。

当时，61人中“文革”期间还健在的有40人，其中有22人担任副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职务，13人为司局级干部。这些同志遭受迫害后，家人子女均受到牵连。

胡耀邦接到批转来的申诉信，当天下午就委托部里两位同志去看望王先梅，以尽快帮助解决问题。他决定选择“61人叛徒集团”案作为平反冤假错案的突破口，从而全面展开清理大案要案的工作。

与此同时，胡耀邦根据薄一波的请求，派秘书去他家听了他的申诉。胡耀邦看到谈话记录后，当即写了好几页的批语。

由于这是党内众所周知的早已作过结论的重大历史事件，胡耀邦向主管中央级重大案件的副主席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写信提议，是不是把一些重大案件统统转交中组部复查处理。得到的答复是：只能把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二、第三办公室对一些案件的审查结论交给中组部，而有关的旁证材料、审讯记录、被审查人的申诉等文书档案，仍由中央专案组保管。

​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

1978年6月9日，这位副主席和其他几位同志找胡耀邦谈话，他们单刀直入地谈了“61人”问题。这位副主席说，中央专案组的第一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是“文革”刚起步时党中央决定成立的，这两个办公室的案子，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定的。

“61人”的问题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不能随便翻过来。还有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也不能随意翻过来。所以，关于这些案子，还是原来的那句话：结论材料可以交给组织部，而文书档案不能交。另外，关于一、三办的所有其他案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也可以交给组织部；属于敌我矛盾的，都不能交。

胡耀邦耐心听完，然后答辩说，中央专案组第一、第三办公室的案子，几乎是“叛徒”“特务”之类的敌我矛盾，哪有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我们的意见还是交给组织部复查，还是统统交。

当然，这个要求不可能被同意。

胡耀邦感到，要中央专案组移交案件已不可能！他断然决定：对这些重大案件复查平反，中组部只能另起炉灶！

回来后，胡耀邦马上将干部审查局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同志找来，问他们：“现在有个案子，你们敢不敢翻过来？”

几位同志表态：“实事求是，该翻就翻。”

胡耀邦提醒他们：“这事可是要担大风险的哟！”几位同志说：“再大的风险还能超过‘四人帮’?”

胡耀邦十分赞赏他们的态度，说：“好，就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要靠实事求是吃饭，不要靠摸精神吃饭。一句话，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样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一句话，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

鉴于此案关系重大，胡耀邦认为多方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将这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设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完后问道：“哦，这样的案子你也敢翻？”

胡耀邦坚定地点了点头。

6月25日，邓小平在其中一份申诉材料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

7月，胡耀邦决定由干审局副局长贾素萍和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四位同志，全力投入“61人叛徒集团”案的复查工作。

胡耀邦叮嘱他们：“此案事关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细致，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一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拿出复查报告。”

​

​

贾素萍等不辱使命，冒着盛夏酷暑，连续奔波数月，找遍了61个人中的幸存者，调查了几十个与此案有关的证人，查阅了中组部所有相关档案资料，夜以继日地进行分析研究。每次他们外调回来，胡耀邦都要亲自听汇报，批阅调查报告，酌情呈送政治局常委阅示。

10月，贾素萍等人终于完成了全部的内查外调。

胡耀邦和贾素萍等人一起研究起草的《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于1978年11月20日报送中央。这个报告以大量史实，彻底推翻了林彪、康生、江青等人制造的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冤案，并对这一重大案件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就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

胡耀邦顶着压力，以“两个不管”的大无畏精神指导这一冤案的平反，终于使“61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12年后获得了公正彻底的平反，一下子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局面。

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公开提出“两个不管”

胡耀邦到中组部任职后，鉴于申诉信和上访人员日益增多，而有些人又不能正确对待，他即向中央建议，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1978年9月，中央同意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要求胡耀邦主持这次会议并讲话。会议主题是：如何落实政策，才算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对这次会议，明眼人一看都明白，这将是一次面对面的斗争，胡耀邦非常重视。历来不爱照本宣科读讲稿，而习惯于旁征博引、自由发挥讲话的胡耀邦，这次却特别请来政研室和干审局的一些同志研究并协助起草讲话稿。

在研究中，有人提出胡耀邦最好不要去，理由是：“人家正要找你的​碴儿​呢，你还送到门上去?”胡耀邦说，这正是广泛动员平反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是踏破铁鞋也难找的最好讲坛，我们绝不能放过。大家所以同意用“两个不管”去针对“两个凡是”，我想大概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不能再搞个人崇拜了。

​

​

我相信我们的党总有一天将会作出这样的历史性决议：永远永远地严禁个人崇拜。因为一搞个人崇拜，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谈不上实事求是，谈不上解放思想，就必然要搞封建复辟。其危害之烈，莫此为甚！林彪、“四人帮”们搞了这么多年的个人崇拜，对全党全国造成的危害之大之重之深，难道还不够吗?

胡耀邦说到这儿，在座有人说，您说的都很对。但是现在，人家既然一直强调“两个凡是”，就会说我们这是“​砍​旗”，而且在“真理标准”文章出来时就已经这样大说特说了。对这种谬论的反驳，我们也得想得周全些。

“说得对。”胡耀邦说，关于如何正确对待毛主席，我们与“两个凡是”论者是有原则区别的。对待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正确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遵循不变；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则绝对不能延续不变。否则，就是对党对人民的不忠。

这次谈话后，一连数日，在中组部的部长办公室，胡耀邦都抽出一点时间，向政研室的苗枫林等同志口授全国信访会讲话的主要内容，委托苗枫林起草讲话稿。对胡耀邦的这个讲话，苗枫林认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发一场激烈争论。因而在起草过程中，他尽量把观点阐述得十分周密而无懈可击。等把稿子弄好送给胡耀邦过目时，他好意地提醒胡耀邦再考虑一下，胡耀邦义无反顾地说：“怕什么！就是下油锅，也总得有人下嘛！”

信访工作会议于9月18日开始，10月5日结束。9月25日，胡耀邦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列举数字说明，落实干部政策，任务还很大。他批评了有些人对落实干部政策犹犹豫豫，怕这怕那，并指出，之所以这样，是有些人有私心杂念，怕否定了自己。他告诉与会者，中央领导同志谈过，几个有关全国的大案问题，也要重新复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他说：“我的体会是，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这“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了实践标准，也是对“两个凡是”的彻底否定，大多数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拥护。

会后，胡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说这次讲话“很对劲!”胡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但是，等《简报》发下来，却发生了令人十分气愤的事：胡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

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胡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据说这是分管组织工作的那位副主席下达的指示。会议闭幕，这位副主席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

9月25日那天，胡耀邦被叫到中南海，那个副主席问胡耀邦：按照你的两个不管，假使毛主席批的怎么办?胡耀邦回答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老人家如果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生前说过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但被事实证明是冤假错案的，我们应该平反纠正。

后来又有人刁难说：你说“不管什么时候”，那么国民党的错案平不平?连国民党搞错的也平呀?胡耀邦机智地回答：我们把国民党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也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对方被驳得哑口无言。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

不久，胡耀邦让《组工通讯》全文刊载了他的讲话，坚持用“两个不管”冲破“两个凡是”。经过胡耀邦这次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小，“两个不管”逐渐深入人心。

组织《理论动态》撰写文章，使“两个不管”昭然天下

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发展，平反冤假错案也势不可挡，影响全党全国的大案要案的平反也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问题的症结也越来越清楚。在这个时候提出“两个不管”，是客观形势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巨大的阻力和压力面前，“两个不管”虽遭到一些挫折，但胡耀邦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同“两个凡是”作斗争。党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的工作重点转到了中组部，但他还具体指导《理论动态》。

有关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大都由中组部的《组工通讯》撰写和发表，必要时，他也让《理论动态》上阵。此次，他除了让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全文发表他的讲话，还要求《理论动态》撰写文章。

1978年10月11日，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的有关同志到他家中开会。胡耀邦亲自布置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撰写平反的文章。以往要写什么文章，胡耀邦一般只是讲一个大概，有时只讲写什么主题。这次却不同，他不但定了题目，还具体讲了思路。第二天，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讨论贯彻胡耀邦的指示，准备撰写《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

约在11月10日前后，这篇文章拿出来了，印出清样后即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对文稿比较满意，嘱在11月20日《理论动态》发表（第98期）。胡耀邦还提议《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将此文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

这篇文章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依据胡耀邦的思路，文章从苏联肃反扩大化过程中的一些情况，以及后来的反斯大林过程中某些人的所作所为，联系到“文革”以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一些情况，来论述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意义。

这篇文章在最后明确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是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冤案、错案、假案进行平反昭雪。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案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搞的，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事实是最顽强的东西。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都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

​

​

这一段话基本上是照抄胡耀邦在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但又加以强调，提出不管什么案件，不管是什么人定的，错了都要改正，这反映了当时平反冤假错案形势发展的特点。当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召开，而且，正在热烈议论几个由毛泽东错定的大案件。胡耀邦将这一期《理论动态》发给与会者，得到普遍的赞扬，对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起了促进作用。

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后，新华社全文向全国转发。21日，北京的报纸(包括《光明日报》)和地方的报纸广泛转载。《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在他的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中，有专论“特约评论员”的一篇。他在讲瞄准“两个凡是”的“重型炮弹”时，特举《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这一篇为例。他说：“此文反应强烈，对平反冤假错案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一文的公开发表，使“两个不管”昭然天下，标志着“两个凡是”在平反问题上的禁锢已经解开。

作者：武雁萍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10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