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的旧歌抄袭（听起来像未必是抄袭）

三四线城市的年轻用户正在成为网络音乐产品的主要消费者，相比作品原创性、音效质感，他们更在意是否能获得情感共鸣。这些颇受欢迎的网络音乐产品中存在套路化、洗歌等情况。图为甘肃天水，火车上的几个年轻人。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7日《南方周末》）

“流行音乐讲究潮流，大部分流行歌曲很相似，你能保持5%的原创度就很棒了。”

2019年10月，网络音乐制作人宋孟君再次陷入争议之中。他制作的《一厘米的距离》《王者荣耀》等多首音乐作品曾被指与原作高度相似，新歌《野猪disco》又被质疑有蹭热度之嫌，网友因此称他为“中国洗歌第一人”。

“洗歌”一词，尚无明确定义，它与“洗稿”相似，是音乐产业中的山寨现象。

毕业于某音乐学院作曲系的90后音乐人乐一舟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洗歌就是用现有的歌套词套旋律套编曲，但是在关键的地方做少许修改。一首现有的歌，换上新的词，关键的乐句不变，在不关键的乐句上做一些修改，编曲和声几乎照搬。说白了，洗歌就是直接照抄灵魂，然后安装另外一个塑壳。”

知名乐评人邓柯曾在社交平台严厉批评宋孟君的歌曲为“音乐泔水”。“他中前期几首出了名儿的歌，都是洗的。”邓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邓柯分析洗歌的过程：一首歌的听感由旋律形态与和声走向共同决定，而旋律形态有骨干音和经过音。“骨干音是框架，经过音是轮廓。确定了旋律框架之后小幅改动经过音，不会对旋律的整体听感造成大的改变。洗歌通常就是只改经过音，不改骨干音。这很像洗稿，剽窃了别人的文章主旨、结构和案例，只是把每个句子的具体表达方式换了一下。”

“正经音乐人的圈子里，没有人把宋孟君当成一个做音乐的。”音乐人邹小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你就当他是华强北吧，我认为他做的不是音乐，而是类似罐头的东西，但是很多人愿意吃罐头。”

外界评论一度让宋孟君颇为郁闷。有人对他说：你看恒源祥一开始做“羊羊羊”广告的时候不也是被骂吗，后来不也成功了？宋孟君安慰自己：“他们自立画圈，我不在圈内很正常，我着眼的是整个中国音乐市场。”

“现在很多AI技术也能创作写歌，但如果一首歌生硬地洗是不会好听的，更难得到大家的情感共鸣。我们生产的歌曲能从曲库50亿首歌曲里杀进前十，最终还得做得好听，这个没法做假。”宋孟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6年，宋孟君的《一厘米的距离》被指洗了周杰伦的《夜曲》，那是他第一次身陷舆论风波。2017年，宋孟君被诊断出脑瘤，治疗期间发表了一首名为《脑子有病》的原创歌曲。“其实洗一首歌要比重新创作一首歌的成本要高，我自己创作一首歌很快。”

曾获得过数次主流音乐奖项的知名音乐制作人陈宇认为，洗歌的性价比非常低。“这些人和我们所处的位置、拿到的资源完全不一样，他们挣得就是个小钱，并没有站在产业链的高端，那就是蛋糕尾巴的一小块，在整个流行音乐中占比很低的。”

“劣币驱逐劣币，这就是劣币，根本不用脑”

参加国内某档音乐选秀节目时，陈宇快速听出了第一轮筛选时“漏网”的洗歌歌手，并将他们一一“打掉”。

陈宇觉得自己这个级别的音乐人如果参与洗歌，等于自毁前程。他的圈子里也没有洗歌的人。“他们最火的歌手唱了那么多歌，也才月入十万元，这是个很大的数吗？”陈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一首歌的收益不知道是他们多少倍。我们之前做的一首歌，可能产生的市场价值是好几个亿。”

但在流行音乐金字塔的中底部，相当数量的音乐从业者正在接触这样的业务，以此调节收入，甚至将之变成音乐创作的一部分。

90后理科生李斯洛已经在音乐行业打拼五六年，现在从事音乐制作工作。据他介绍，国内量产音乐产品的公司（注：与唱片公司不同，这类公司旗下没有艺人、不做宣发，只接作曲订单）中，以小公司为主，大公司只有几家，他的朋友经常在这些公司之间调换工作，基本上每家公司或多或少都会接到这样的业务。

乐一舟也接触过有这样需求的客户，最终还是拒绝了。“现在做这一行的太多了，我敢说60%都不干净，你搞正常的原创已经没有人买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完全不对的，去做就要背叛你曾经最喜欢的音乐。”

乐一舟介绍，洗歌甚至没有任何价格标准，只要买方肯给钱，可以随意要价：从五六千到三四千，甚至500块钱都有人趋之若鹜。“拿台电脑，一个没什么乐理基础的人也能做”。

李斯洛对洗歌的态度介于道德与非道德之间，将其视为调节收入的工作。在李斯洛看来，歌曲洗得好坏、洗歌人的用心程度由甲方的要求和价格决定，这意味着“最后做到七八分像还是三四分像”。

“音乐是属于天才的。一个天才型的作品是99%的前人和1%的灵感。从严肃作曲的角度看，人类音乐史就是音乐家们踩着前面音乐家的99%做出新的1%，对做流行音乐的我们来说，基本少了谁都不会影响人类音乐进化，所以我们连1%

都没有。”李斯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假如你是以音乐制作为生的人，没有什么天赋，但肯吃苦，洗歌确实是一条出路。劣币驱逐劣币，这就是劣币，根本不用脑。”

李斯洛的客户很少有主流唱片公司，往往是一些娱乐公司。他们并非出于对某首歌的喜爱与认可买歌，相反有时甚至要求“真他妈的土，洗就行了”。他们并非不在乎某首歌是否受欢迎，而是觉得听众就喜欢这样的，“甲方是最容易满意的，也不会要求太高，这种歌最大的用处还是凑数，一个没资源的三线艺人开演唱会总得有东西唱，简历总得有东西写”。

有两类歌曲最受客户的欢迎。第一种是古风歌曲，可以用相同的套路大批量做出来。李斯洛的公司曾接到过一个单子，一年之内需要给歌手做出20首古风歌曲，“别的什么要求也没有”。第二种则是从QQ音乐“三巨头”（许嵩、徐良、汪苏泷）开始流行的网络R&B音乐，这种曲风在网友中很受欢迎。

对于李斯洛来说，洗歌的过程枯燥、无聊。他通常会将歌曲中需要的乐器、和弦、段落、结构看一遍，再稍加编排，复制出带有原作痕迹又略显不同的思路，“网络歌曲会洗得更加随意一些。网络歌手的圈子真正讨论歌曲的很少，我感觉七八成的网络歌曲是洗出来的。”李斯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李斯洛看来，基本音乐常识加上几年实战经验，就能胜任这份工作。李斯洛两三天能洗出一首歌，一首歌的收费在九千到两万元不等，火力全开的情况下，他一个月可以洗出8-10首歌，而如果做原创

的话，大概要耗费三到五倍的时间，“可能一个音就要找乐器、花很长的时间，还要熟悉怎么演奏，创作目标是需要在过程中摸索的，没有洗歌那么明确和具象化”。

“这个东西永远变不成IP”

涂滕的大学专业是酿酒，这是他做音乐的第四年。现在，他经常在音乐平台上传原创歌曲。这些音乐平台都有原创筛选机制，能筛选掉一部分更低级的“创作者”——直接拿别人伴奏来唱歌的人，但无法筛选掉那些专业的洗歌者。

李斯洛通常会向客户保证那些洗出来的歌曲并无任何法律上的风险，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感觉，他对洗歌分寸的拿捏非常准确。

“没有人想惹上法律，所以不能用0和1来判断是不是洗。老老实实洗的，那就是傻……完全洗到《离人愁》那种是智力不够的体现。宋孟君《一厘米的距离》基本就是照着《夜曲》改成合法的就完事儿了，但还是低配的，我出手的话一般相似度没那么高，能达到《月亮之上》洗《allrise》这样的程度，甚至更好。”李斯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等洗出的歌曲上架后，李斯洛会在帖子下评论：这首歌就是模仿的xxx。后来，被模仿的公司找过来，他还拿了一笔“封口费”去删帖子——被模仿的歌曲也是洗出来的。

李斯洛有时也会偷看一些洗歌的制作人，如果看到知名制作人的名字，仿佛发现了他们的小秘密——“他们的价格10万到顶了，这些歌他们都不会自己在微博里转的”。

李斯洛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洗出的歌曲制作名单中。他自己有一个“商业音乐家”的说法，指的是那些经常出现在各个团队的音乐制作名单里，但不拿奖或是拿“野鸡奖”的人。

李斯洛认识很多网络歌手，甚至不乏一些有名的艺人，他们中很多人还会选择“代创作”。有时，一些专业歌手也会主动找上门。这些歌手急于获取流量和关注，洗歌之后仍不见效果。“洗之前，我们就猜到这东西就火不了，但你来找我洗，那洗呗，反正就是个赚钱的东西。现在一首歌火不火不完全由音乐素质决定。”李斯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邹小樱认为，流行音乐产业延续的根本在于版权，无论是披头士还是迈克尔·杰克逊，他们的经典歌曲未来也能继续创造价值，但洗歌的人从未考虑过他们的歌能火过2020年，“这个东西永远变不成IP”。

李斯洛有点怀念彩铃时代的“纯粹”，那时还看重版权，投资方不希望侵权发生，但现在生意人越来越多，在乎音乐的人反而越来越少了。

“现在偶像与粉丝绑定得多一些，与音乐绑定得很少。雇的创作团队出了问题，偶像声明一下，道个歉，粉丝说知错就改就好，音乐本身没有很重要的地位。人很重要、歌不重要，既然如此，大家就去洗呗。”李斯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无法判断他们是误入还是刻意为之”

陈宇曾为国内某知名歌手的新歌编曲，当时被人指为“陈裁缝”，他有些困惑：“我抄谁了？”后来他推测可能是两首歌有相似的风格。陈宇愤愤不平，莫扎特和海顿的音乐还相似呢。

“中国音乐很窄，五声概念非常强，怎么写都会和别人像。我们当然也可以写出完全不同的，但观众不会去听，观众是在新的歌里找自己熟悉的旋律和组成部分，可能是一个拍子或音色。”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邹小樱解释，制作人通常会先为歌手找一些欧美歌曲参考，确定后再创作类似风格的作品。“流行音乐讲究潮流，大部分流行歌曲很相似，你能保持5%的原创度就很棒了。”

音乐人拿着一首歌曲参考和借鉴，便是游离在抄袭的边缘，但评判一首歌是否抄袭仍非易事。过去，流行音乐圈有4小节或8小节相似即视为抄袭的说法，后来被推翻为误传。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时听起来像未必是抄袭，听起来不像未必不是。“洗歌的概念很模糊，一装所有人就进去了，每个情况不一样，有可能是致敬、借鉴、过度借鉴、也有可能是无意识模仿。”

身为周杰伦粉丝的宋孟君也以此自辩：“周杰伦一直是我的偶像。我创作一首类似周杰伦风格的歌曲，你说我借鉴可以，抄袭我是不能接受的。”

在李斯洛看来，只要拆得足够细，流行音乐中没有哪块碎片是独创的。“洗歌这事儿不是非黑即白的，而处在一个中间地带。一些比较厉害的音乐人有时也会进入这样的中间地带，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误入还是刻意为之。”

2019年5月，B站视频博主colinzang做了一个视频，演示如何在24小时内“克隆”一首陈雪凝的《绿色》——这首歌使用了“4536251”这一常见的流行音乐套路，他的成品《没有如果》与《绿色》听起来十分相似，但很难判定是抄袭。

李斯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种套路化的歌曲比洗歌容易太多。“一般的网络中国风R&B可以闭眼做，难度主要看套路的复杂度和两首歌的重合度。”

他心里的音乐制作难易程度排名依次是高难度原创、高水平洗歌、低难度原创、低难度洗歌。高度重合对听众来说是套路化，落到客户要求里就成了洗歌。

涂滕则认为，在大多数人眼里，歌曲存在洗与没洗的区别；但换个角度，洗歌却有洗得好与洗得不好的高下之分。“洗得好的人把之前听过、练习过的东西消化得很细很碎，想用的时候只需灵感牵引就可以，不必主观去抄。这就和小时候写文章一样，有人喜欢用凑的好句子拼成文章，有人则内化后自己写。”

“他们对音乐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要求”

陈宇介绍，专业音乐人制作一首原创歌曲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需要考虑很多的问题：哪个歌手唱、用

在什么地方、什么样的方向、企划案是什么……一些音乐产品公司则用批量生产的音乐塞满观众的耳朵，只要其中一首歌火了，便能收回所有成本，“套路化的歌曲，一天可以做很多首”。

“原来是被动式地听音乐，门槛高，技术和硬件设备也高，现在做音乐的门槛太低了，低端音乐制作人的审美、音乐语言，与教育程度不高的受众有更多契合点。”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宋孟君的团队会分析公司旗下每一位艺人的受众群体。比如，艺人威仔近年的听众多是三四线城市的用户，听歌手机价格在300-2000元，爱看抖音快手，听歌习惯是公放。“手机公放时高频偏多，如果歌曲中出现太多弦乐和交响乐，他们是听不清的，音质是糊的，在威仔的歌曲里，人声相对编曲配乐要更清楚，歌词也要更精简明了。”

宋孟君公司甚至研发了一个OA系统，用以测算发行的上千首歌曲的成本、销量、收益、回报率以及艺人的回报周期。曲库云端则用来寻

找适合艺人声音的歌曲，提高他们的效率。当监测到垃圾分类成为当下热点话题时，他们用10个小时创作并上线了歌曲《我们一起分垃圾》。

“全中国受欢迎的歌曲类型是可以量化的。对老百姓来说，听歌没有那么复杂，只要简简单单的情感共鸣或与当下心情契合，并不是所有人都想要复杂难懂的艺术品，他们对音乐并没有那么复杂的要求。”宋孟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涂滕分析：“为什么宋孟君的歌能火，其实听歌大众更多来自三四线城市，他们觉得有个痛点戳到我了。在他那套逻辑里，音乐本身占的比重25%都不到。”

“李荣浩的《贝贝》、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也是很典型的C2B（注：受众到音乐产品公司的商业模式）歌曲。他们的团队也在研究市场变化，知道这样一首口水歌会被人吐槽，哥练的胸肌、不爱我就拉倒……以及4秒钟时长的《贝贝》这些是巧妙设计出的。”宋孟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QQ、酷狗、酷我三大音乐平台每个月上线50万首音乐，全网各平台曲库里的音乐数量则达几十亿首甚至更多，用户给一首歌的时间可能不超过5秒，歌曲的价值则由播放量和下载量计算得出。宋孟君的公司制作一首歌成本在1万-20万元不等，一个月可以上线30-50首，总曲库去年创收达千万元，并非所有歌曲都能创造高收益，主要还是靠爆款歌曲。

宋孟君并不认为自己的音乐没有音乐性。“我只是想告诉大家音乐是可以赚钱的。我做了很多主流的歌，腾格尔的《日不落》、曾一鸣的《明明》等，包括去年全中国的影视歌曲将近30%是我们创造的。大家总盯着我们生产的10%互联网热点歌曲，你说这是什么原因？”

“十年前彩铃歌很流行的时候，都是这么做歌的。一首歌出来，大

量相似的歌也出现。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新鲜感。”邹小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60年代披头士火的时候，英国唱片公司都去利物浦把街上所有能唱歌的男性拉来做唱片，全球都是这个样子的。只要你对流行音乐足够了解，这一切都没有变化，但是最后能留下来的是什么？”

真的写不来不是放不下身段

陈宇在家听贝多芬时，阿姨突然问：“你为什么喜欢在家听个伴奏带呢？”他不知道怎么向这位平时爱听《老司机带带我》的阿姨解释贝多芬是谁，只能选择沉默。“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确实有高低水平的差别，但你说她是主流听众吗？他们基数当然很大，但在整个音乐产业链中的收益占比并不大。”

“任何产业都在跟着钱走，大家都不花钱，洗歌的公司做的就是低端产品，做的就是免费的，制作成本便宜，量也大。免费的你还想得到什么好东西？对一些人可能来说，我花几块钱买碗面不好吗？但是，你没花钱凭什么听好音乐？”

在陈宇看来，尽管全世界的音乐审美在变差，但并不意味着传统的音乐人丢掉了饭碗，而是网络上最喜欢发声的人往往是那些不愿付费、时间最多、工作最闲的人，“大数据告诉这些人喜欢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接受大量这样歌曲的推送，而对我们来说，这样的歌曲仿佛不存在”。

陈宇平时爱听贝多芬、肖斯塔科维奇等古典音乐，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小众、冷门和文艺的音乐创作中，偶尔也会做几首大众文艺歌曲“换换口味”，市场的传唱度也很高。“普通人只知道我的大众歌曲，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了”。

陈宇提到一则圈内小趣闻，某音乐平台的流量“歌手”举办一场小型

音乐会，结果300人的场地都没有坐满。这件事成了圈子里的谈资，使他更确信：“大家对他们也没什么严肃的态度，他们的价值也没多大。”

宋孟君对“主流”的态度恰恰相反。他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声乐系音乐表演专业，大学期间曾尝试传统音乐，发行几张专辑后没有什么市场声音，初到北京时看不上《伤不起》《爱情买卖》这样的歌曲。渐渐地，他陷入迷茫。

“一开始不理解，后来我发现自己差点被音乐反噬了。我的初衷是创作出很多人喜欢的歌曲。如果你想当艺术家，那你去艺术节拿奖、取得学术成就，不用刻意迎合大众。如果你想市场化，那歌曲的传唱度就要高，要通俗易懂，你就得接地气。”宋孟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什么是主流？人在哪，哪就是主流。”

邹小樱回忆自己和周围的人都经历过《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流行的年代，“那时候就说中国音乐要死了，但是他们应该会有自己的市场。2008年彩铃收入第一的歌曲是陈奕迅的《爱情呼叫转移》，正规军很快就把音乐市场给收掉了。”

邹小樱的朋友曾教给他很多“神曲”的创作套路，但是他仍然学不来。很多音乐人私下向邹小樱坦承，过年回家的时候亲戚问写的歌怎么没人听，怎么不写xxx之类，他们心里都在回答：我是真的写不来啊，不是放不下身段。“我不认可他们做的东西是音乐作品，那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我也不认为我能做出来。我不认为任何人的成功那么轻易复制，那样想太傲慢了，只能说这个钱我赚不来，不是不想赚。”

陈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贝多芬是不是垃圾能由我家阿姨决定吗？一个作品是不是垃圾，留给历史判断吧。”

（应受访者要求，乐一舟、陈宇、李斯洛、涂滕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张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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