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人事听天命出自中庸哪一章（王道与霸道循吏各不同）

治理地方，事务繁杂，主政者要不要躬身俯察，弄个究竟？

属下官员犯错了，免职是不是最好手段？

谣言生起，是坐卧不宁还是泰然自若？

这对于地方官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问题。

我们比较一下汉代两位太守的工作风格，或许能看出一点东西。

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黄霸任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禹州）太守。

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马援任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太守。

一、行政风格

《资治通鉴》说黄霸之治“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黄霸治理颍川这个地方，天天跑基层，什么事都管——郡内驿站和乡官一律养鸡养猪，用以救济独身男子、寡妇和穷人；教育百姓饲养家畜、务农养蚕、种植树木，增加财富，行善防恶，节俭用度。这些繁琐细碎的事务，他都能调动力量贯彻推行，因此治绩卓著，贤良考核名列上等。

黄霸是从扬州太守“交流”到颍川的。汉宣帝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下诏表彰，擢为颍川太守，俸禄两千石，并赐一丈高的车盖，车轼为丹黄色，以崇其德望。后来征召他担任京兆尹、御史大夫。8年后，黄霸代替丙吉为相，总揽朝纲。

马援之治却完全是另一个风格，反其道而行之。

《资治通鉴》说他“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

马援对人有恩德，讲求信誉，对下宽厚，任用官吏职责分明，自己只总揽大局。因此，他看上去好像并不怎么办公，既不搞扎扎实实的事务主义，也不搞形式繁琐的文牍主义，更没有冰冷的官僚主义。府上每天都是宾客故旧盈门，热闹非常。各部门主管有时向他报告外面的公事，马援就说：“这是部门领导、主管人员分内的事，怎么来麻烦我！可怜可怜我这老头子，让我能够游乐玩耍。”（“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如此优游，似乎与历史上留下的“马革裹尸”形象不符。然而，这就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封号）的风度。

二、干部管理

干部管理方面，黄霸注重保护有瑕疵的官员，马援惩罚坑害百姓的官吏。

黄霸对下属官吏首先进行教育和感化，如有人不遵教化，再施以刑罚，力求保全他们。许县县丞年老耳聋，郡督邮禀告黄霸，打算将其斥逐不用。督邮这个职位，跟邮政投递员可没有一毛钱关系。在汉时位轻权重，凡传达教令、督察属吏、案验刑狱、检核非法等，无所不管。陶渊明作了85天的彭泽县令。年底，郡督邮来县巡察，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得整整齐齐去恭迎。陶渊明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于是挂冠而去，作了隐士。《三国演义》第二回就是“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可见，督邮就是挑毛病的，对干部撤换提建议，也在其职权范围之内。

黄霸看法却不同：“许县县丞是个清廉官吏，虽然年老，但尚能下拜起立，送往迎来，只不过有些耳聋，又有什么关系呢！应好好帮助他，不要使贤能的人失望。”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他说：“频繁变更重要官吏，会增加送旧迎新的费用，奸猾官吏也会借机藏匿档案记载，盗取财物。公私费用耗费过多，全要由百姓们承担。新换的官吏也未必贤能，或许还不如原来的。治理地方，淘汰太不称职的官吏就行了。”黄霸外表宽厚，内心明察，很得官吏百姓之心，郡内户口年年增加，政绩天下第一。

千万不要以为马援只会天天喝酒，只管安全上不出问题就行。对干部问题，他的关注点与黄霸不同。马援很是懂得抓大放小，告诉手下人“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从令，此乃太守事耳。”因为豪强大姓侵犯小民、狡猾的官吏执法枉法，那可是方向性的大问题，太守不能坐视不管。

三、底气来源

黄霸的底气来自对地方吏民的非常熟悉；马援的底气来自对地方安全的极度自信。

黄霸作太守，对待百姓宽大仁慈，暗中又明察秋毫。接见属下官吏、百姓时，从交谈中寻找线索，询问其中潜藏的问题加以参考。得知某乡有独居老人去世，没有后人安葬，黄霸就亲自督管此事：哪个乡政府大院的大树可以砍伐作为棺木，哪个驿馆饲养的猪可以用来祭祀，都骗不过他。为了解民间情况，黄霸经常以平民身份深入民间，或派官员微服私访。有一次，他派了一名年长廉洁的下属秘密出行访察。下属为了赶时间，不敢在驿亭住宿，饿了就在路边吃些食物。这时忽然飞来一只乌鸦，叼走了他手里的肉。恰巧有人看到这一幕，就跑去郡衙告诉了黄霸。下属回来后，黄霸迎上前慰劳他，说：“太辛苦了！在路上吃饭还被乌鸦抢走了肉。”下属大惊，以为黄霸对他外出的所有情况都已知晓，所以对所问的事情丝毫不敢有所隐瞒。“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属吏及百姓不知其所以然，都称赞他如神明一般，不敢有丝毫欺瞒。奸邪坏人纷纷逃到别的郡，颍川地区盗贼日益减少。

班固《汉书·循吏传》：“然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这个评价可是相当了得，把黄霸推为有汉一代最善于治理一方的官员。朱元璋也曾告谕吏部曰：“凡郡县得一贤守令，如颍川有黄霸，中牟有鲁恭，何忧不治。今北方郡县，有民稀事简者，而设官与繁剧同，其量减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就是说，在人口稀少的小行政区，没必要留那么多官，因为官不在多而在精。

马援作陇西太守后，参狼羌部落和其他羌人部落作乱。马援的战法跟200年后张郃在街亭之战中胜了马谡所用的那一招——断其水源，控制草原，占据山头的羌人水草乏绝陷入困境，首领们带领几十万户逃往塞外，剩下一万余人投降，于是陇右一带平安无事。邻县曾有人报私仇，官民震惊，传言羌人反叛，百姓跑到城内。狄道县长（狄道是陇西郡治所在地）上门，请求关闭城门征调军队。当时马援正和宾客喝酒，按说听到这种关系地方安全的大事应该立即警觉，可他大笑着说：“羌人怎么敢再来侵犯我？告诉狄道县长，回去守在官舍，实在害怕得不行，可以趴到床底下。”后来，情况逐渐安定，全郡人都佩服马援。“虏何敢复犯我！”这就是武将的底气！“良怖急者，可床下伏！”这看起来是对县令的调侃，但透着马太守无可置疑的自信！

比 较

治理地方，无非人与事二端。

王夫之评价“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余美。”是说汉宣帝重视太守这一级的官员选拔任用。

两位“二千石”相差百年：

一个在西汉，一个在东汉；

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

一个治内地，一个治边郡。

一个事无巨细，一个只管大事。

文无定法，政亦如此：文臣务细，武将宜粗；治内地依法行政，治边郡靠个人魅力。

不过，基本规律还是有的——无论你是什么风格，对所治之地的基本情况底数务清，这是清明之治的基本前提；然后呢，人用对了，不会四处冒泡，你才能安稳喝酒。

另外，有两个问题不能不注意：

一是史料的全面性问题。

人们所看见的、史官所记载的，未必就是历史全貌。人们只看到马援喝酒的一幕，可你知道他暗地里对情报工作做了多少搜集与研判？他在防御部署、人事安排方面下了多少功夫？史官没说，你我可千万不要以为就不存在。否则，天天只会喝酒，“马伏波”早变成“马伏桌”了！

二是君主的执政风格。

黄霸生逢被誉为西汉“中兴之君”的汉宣帝刘询，而马援遇上的是东汉开国光武帝刘秀。

据《全唐文》卷138，唐太宗曾留意过二人行政有何不同。他问虞世南：“汉宣帝政事明察，其光武之俦欤？”意思是说这俩皇帝是不是一个样？虞世南回答：“汉宣帝起自闾阎，知人疾苦，是以留心听政，擢用贤良。原其循名责实，峻法严令，荩流出于申、韩也。古语云：图王不成，弊犹足霸；图霸不成，弊将如何？光武仁义，图王之君也；宣帝刑名，图霸之主也。今以相辈，恐非其俦。”

意思是说，宣帝走的是霸道路线，对官吏严加考核，所以官吏恭谨勤政才符合他的要求。而光武帝走的是王道路线，所以对官吏实行目标管理，赋予足够的自主权，不去苛求过程细节。

对汉宣帝，班固评价“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司马光说他特别重视吏治，“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在这样的皇帝面前，哪个当官的敢马虎？

对于刘秀，历史学家吕思勉评曰：“光武帝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乱之后，急于要休养生息，所以一味的减官省事。”对民如此，对官亦如此。

任何无视君王执政风格的官员，都是没有前途的。

读史，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