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小利而失大利的原因（田者让畔求其事实必定）

黄霸以赏诱吏，为治道之蠹 （总第九十九）

《资治通鉴》里最具鉴戒意义的这些事儿

《资治通鉴.汉纪十九》：“诏曰：“颍川太守霸，宣明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

这个颍川太守黄霸真的是很能干。他把自己推行教化的成绩，条分缕析，呈报天子，得到了天子的赞赏

以上文字信息量巨大不提，似乎提示了我们这么一个思路：这个颍川太守黄霸真的是很能干。他把自己推行教化的成绩，条分缕析，呈报天子，得到了天子的赞赏，于是就有了这么一条出自于汉宣帝的亲笔爵赏诏令。因此而可以说，各级公务人员把自己的工作成绩，通过自己的文笔让世人知道，即把关于自我的文宣工作做得如此之好，大概可以算作是自黄霸始吧！或可以这样认为：当今的工作总结汇报，也许，灵感就来自于这个颍川太守？

同样是推行道德礼教，通过文宣让天子表彰自己，譬如隋代的宰辅苏威，用五种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去督责普通平民的生活，要求天下人都对照“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来要求自己，做不到就责罚。试问，能做得到吗？教化是一个需要时日的进程，这个进程随时会因战争疾病而终止，总之，遇乱则止，遇贫则断。苏威强制督查导致百姓，能不怨声载道？而汉代的颍川太守黄霸则不同，诱导下级把对社会上倡行教化的相关事例作为政绩，逐条逐级上报，然后自己汇总到朝廷，这让他受到了天下人的称颂。

为什么会这样呢？颍川太守，后来升任廷尉的汉代的黄霸，是用奖赏去诱导他的下级官吏，下级于是连哄带骗，让百姓上报道德模范。隋朝的宰辅苏威，则是用刑罚去督责平民，让人人都是模范人物，两者导致民众的恩怨反应，自然非常悬殊，但在实际上，他俩的做法，对天下大治的侵蚀，结果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差异。

谁会在田者犁田之际成为田畔路人？

颍川在黄太守的教化下“田者让畔，道不拾遗”，意思是颍川农人的觉悟到了圣人的地步，他们在田埂上相互让路；路人见到别人丢失的东西，不会捡起来收归己有。记述这些高尚到极致的事例之言辞，在史家传记里，用这样的语句评说：这是儒家经典中发扬和张大圣人关于教化的言论。

对此，史评大家王夫之实在忍不住了，他断然否决：“而诗书所载，孔门所述，未尝及焉。”大意思：求证《诗》《书》所载，以及孔门弟子所记，都不曾涉及这类话题。

“田者让畔”，在自然小农经济的年代里，求其事实，必定“莫须有”；“道不拾遗”则过于理想化，可遇不可求。正因为是典型范例，就不具普遍性。

盛世之民众“男人诚实，女人纯愚。”之被称之为“盛世”的社会里，人们朴实忠厚，无需用奸巧虚伪去修饰。

在过去，倒是有这样的说：盛世之民众“男人诚实，女人纯愚。”讲的是在被称之为“盛世”的社会里，人们的朴实忠厚，无需用奸巧虚伪的说辞去修饰。所以，才会有孔子的言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的大意为：不要用礼仪道德规范去限制平头百姓，礼仪道德所要规范的，是士大夫阶层的行为举止，如同对士大夫阶层而言，因其已开化到无需用刑罚去加以劝导和惩戒一样。古代圣人的训示，如同日月星辰一般，亘古不变。

孔子去了，深刻的道理变异了，平和质朴的语言绝迹了；诸子百家之言，要么激昂，偏激到了极点；要么危言耸听，譬如佛教与老子的门徒所言。佛道把功德的作用夸张到了浩瀚无边，仿佛日月星辰都得以他们为中心来位移，或者转动。

只不过，古代圣人推行教化，岂可期望天下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尧帝圣德，却有不肖之子叫朱丹；舜帝则有不恭之弟叫象；周公贤德，也有不讲道义的老兄，一个劲儿地疑心周公摄政时的居心；即使是孔子，圣人也有“朽木不可雕琢”的弟子。说什么“田者让畔”，这是要让农民在自己劳作的田埂上，向莫须有的路人让路；草野之民确实无知，于是就得让他们从从容容地去践行君子审视自己的中庸之道，有这样的道理吗？

以法律去治理，以刑罚去约束，以利益去诱惑，普通民众尚且还会去设法掩饰自己的不法行为。倘若，人与人的交往，都似这般示人以伪装，必定为君子所厌恶。这大概是后世腐儒轻视平头百姓的原因吧！

汉代研究儒学的人，言辞荒诞而含义诡异，所影响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并以此来指导国家的行政事务。时为颍川太守的黄霸在督民时所使用的歪门邪道，就来自于这么个论调。

王夫之认为：“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质而使安其分，斯以为尽人物之性而已矣。”大意是：正人君子所恪守的道，如同天地衍生万物，万物各有具象，各有本质，各安本分。私下以为，所需要的不过是尽量发挥人与物的个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