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砚秋说过的话（程砚秋先生人品艺事点滴谈）

　程先生是个恭谨可亲、文质彬彬学者样的人，是一个给人一种具有温、良、恭、俭、让古典美德印象的人，在反动势力面前他却表现得那样勇敢无畏！解放前夕，原中华戏校校长焦菊隐先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创办了艺术馆和“校友剧团”。当时，为抨击残存的反动势力编了《桃花扇》一剧。由于当时反动势力仍很猖獗，不少人担心害怕，甚至连排戏的剧场和演出的服装道具都不敢租借给使用。排戏，我们只好到处打游击躲藏着干，可是行头和大幕却不好解决。

　有人提出求助于程先生，也有人担心会碰钉子。结果出乎人们的意外，程先生毫不犹豫地把行头和大幕叫我们拉回使用。今天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似乎觉得这事情是小事，可是，但凡曾经身历其境的人回想起来，都知道那是关系到生命安危的大事。程先生能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借行头大幕给我们，此举是多么勇敢，他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又是多么可贵、多么令人尊敬。

程砚秋

　程先生对戏曲教育事业的贡献也是很大的。就我所知，他在中华戏校任职期间，提出过很多开明而积极的建议。比如，学生不能单纯学戏，要学文化。为了促进学生们对文化课的重视，实行表扬和奖励先进的制度，把成绩优良同学的作品和成绩贴在墙上让其他人学习，并颁发纪念奖品以示鼓励。我那时就得过铜墨盒、铜镇尺和奖章等。最使人钦佩的是，为了更多地培养艺术人才，程先生把自己的一所七进宅院的大房子献给了中华戏校。这样，戏校校址才由原先崇外木厂胡同迁到了沙滩椅子胡同。

　旧社会的艺人多半都是贫苦出身，程先生也不例外。他幼年学艺也没系统地学过文化。我在校学习的前一阶段，由于年龄小，生性又活泼好动，认为学戏无非是为了能找个吃饭地方，既不知道文化学习的重要性，更不知道该如何把一出戏学好演好。

　有一次我吃饭后一边嚼着米饭一边跑出饭厅，程先生笑着喊住了我，对我说：“吃饭要等吃完了再走，还要细嚼慢咽，不然，消化不好就要得病了。一个演员从小没有好身体怎么行！咱们唱戏也是一样，一出戏不仔细琢磨透，能演得好吗？”本来我对他一直带有尊敬而仰慕的心情，听了他的话后，虽然不知应该怎么回答，但是我确实是深有所感的。

程砚秋之《梅妃》

　又有一次程先生看见我在院子里连跳带嚷地玩，叫住了我，慢慢地对我说：“小孩总是要玩的，可不能老玩呀，你学完戏，上完文化课，还得抓功夫练练字，学学画，至少能使自己心静下来吧。”对于程先生情感真挚的教导，我自然是恭敬地心领神受，尽管我一时还不能懂得学字、学画对我的业务修养有什么帮助，我还是认真地实行了。当时极关心我的金（仲荪）校长发觉我在学习写字画画，就亲自送给我纸笔墨砚和一套很珍贵的字帖，因为他知道我的家里很穷，买不起这些东西，天长日久，我居然也敢为当时的戏剧报和其他一些刊物写东西，给亲友们写画扇面了。

　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一出戏的内容、结构、诗句、唱词和表演动作甚至武打等都养成了认真推敲、反复研究的习惯。有时由于我的水平所限，对于一段唱词我认为过于庸俗、文法不通或与情节不符，却又一时想不出好的词去取代之前，我宁可不演这个戏也决不将就。这就是程先生对我启发教育的结果。

　在我个人身上，最使我怀念的是程先生培养我和宋德珠师兄学武术的事情。大家只知道我们师兄弟俩曾经和名家学过武术，但并不知其底细。在我们学戏时期，有一位武术名家高紫云先生，有几套不轻易传人的剑法和刀法。在程先生一再恳请下高先生才答应到中华戏校传授武术。开始以为只有程先生向高先生学习武术，没想到程先生竟然把我和宋德珠也叫去学。我的条件和性格是适合武戏的，听说可以向这样的名家学习，很是激动，要不是程先生有心培养，我哪会有这种学习机会。从那以后高老师认真传授，程先生刻苦练习，我和德珠师兄也用心学习，不出两三年，不只是学会了他传授的几套剑和刀，就连在舞台上的步法和打把子的招数都明显地起了变化，有了提高。多年来总有人提起我的剑和刀在舞台上不是纯京剧程式，一定有什么传授，我总是说：“这是师承高紫云先生的，要不是程砚秋先生的培养我也学不上啊！”

程砚秋之《聂隐娘》

　程先生是把所学到的武术融化运用到他的表演中去了，除去《聂隐娘》和《红拂传》里的舞剑外，还有《武家坡》里的进窑身段。我看他表演时，发现他身子矮、旋转快、动作稳而富有艺术美，就当面问他：“为什么别人来不了这么好！”他对我说：“你怎么忘了，高紫云先生教的剑里的‘古树盘根’多上半步，动作再柔软点不就行了吗！”这一说我才恍然大悟。可见程先生汲取其他营养不只善于糅，而且善于“化”为自己的东西。再如《荒山泪》和《碧玉簪》里都有一个叫“屁股坐子”的身段，程先生的这一动作起势猛、高、快，距离远、落地轻，而且姿势极美，没有武术基础是做不到的。

（《御霜实录：回忆程砚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