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陵龙舟历史排名（湖南省沅陵县经典讨论）

一、沅陵“龙舟1926”

沅陵人一谈起贺龙，就会油然谈起龙舟。贺龙从1917年任职湘西巡防军起，就曾多次驻防湘西首府沅陵。1926年率部驻守、主政沅陵时，就与沅陵士绅一起组织了一届沅陵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龙舟赛。由于民国老人在百废待兴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量健在，采访老人的记录比比皆是，因此“龙舟1926”至今还由人们口耳相传。沅陵现代龙舟，即以此时为起点。此后，沅陵龙舟竞渡，竟成为政治、军事沅陵的又一文化老大的名片。入主湘西的许多军政名流，也将龙舟竞渡作为树立形象或炫耀政绩的方式。沅水中游沅陵、泸溪、辰溪、溆浦及酉水、武溪、辰溪（括沱江等支流）各支流的古丈、永顺、麻阳、凤凰等地的龙舟，都纷纷汇聚沅陵，举行龙舟竞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沅陵龙舟竞渡也一直不绝如缕。特别是民间自发组织时的场景，尤其令人震撼。在二十世纪之末的时候，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龙舟竞渡顿掀大潮，而沅陵龙舟竞渡居然实际扮演了一个超前的弄潮儿！二十一世纪初的2002年，沅陵人独立组织了传统龙舟大赛，参赛船只数十只，观众多达十万，在“龙舟1926”的基础上，又将龙舟竞渡的规模和档次推向新的高峰。

如果说黔中郡、龙兴讲寺、二酉藏书洞等为内含涵丰富的有形文化遗产，那么龙舟竞渡则为一种大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的文化遗产，可以通过考古、发掘、建筑修缮等方式进行维护，资金的投入可以固化为可以再次使用的物质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会遭遇难度，不能规划、集约投资，而投资在极短时间内又会瞬时消失，因此，除与个人技艺性有关的非物质遗产可以与谋生手段共存而延续外，规模宏大或较为复杂的人类活动或技艺便常常会被淘汰。例如诗经、楚辞、汉赋、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的写作技术，中国古代木质宫殿建筑技术，中国古代的蹴鞠技术（比今天的足球技术还要神奇）等。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中是不胜数举的。沅陵的龙舟竞渡居然是一个生存下来的例子，而且其规模之大、投资之多、影响之广，都为世人瞩目。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组专家邓微说：

沅陵传统龙舟十分有代表性，它拥有历史悠久、参赛规模最大、运动员最多、观众最多的四个‘世界之最’。

唯其如此，沅陵龙舟竞渡就要引起史志工作者的关注和重视，沅陵龙舟竞渡的意义是什么？沅陵又在多大程度上拥有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在政治和招商宣传口经中不会出现的话题，恰巧会成为史志工作者的举足轻重的课题。沅陵人狂热于龙舟、有功于龙舟，但却忘记了做一件事：没有用文字记下来。这又会给史志工作者带来难题。即：沅陵龙舟研究要面临史料和探讨的双重欠缺。

二、龙舟竞渡溯源

甲骨文中有“龙”“舟”两个单字，但没有“龙舟”之词，无龙舟，当然肯定就没有龙舟竞渡。但“舟”是否会竞渡？答案是肯定的。理由之一，人类社会的狩猎经济时代，其中就包括渔业，就离不开“舟”，划舟技术就成为一种必须的谋生技艺，也因而成为一个人地位、身份和资格的标志。怎样区别技艺高低，当然是通过“竞渡”的方式，胜者就可以成为族群首领甚至部落酋长。如此解释，显然是符合古代史常识的。理由之二，有考古实物证据，1976年在浙江鄞县石秃山出土了春秋战国的青铜钺，上面刻有舟竞渡的图案；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面铜鼓上，也有舟竞渡的图案；在广西贵罗古墓出土的铜鼓上有更完整的舟竞渡图像。据考证这三件东西大约是战国至东汉的制品。由于甲骨文中都有“舟”，这“舟”及其竞渡肯定早于甲骨文时代的商朝。

今天提及中国龙舟的起源，通常认为《穆天子传》所述最早。《穆天子传》说：

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

《穆天子传》编年记录西周周穆王游历中的起居故事，于是就结论中国龙舟由西周产生。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先秦文献没有“龙舟”之词，严谨的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没有，因此《穆天子传》之说就会受到质疑，《穆天子传》本身就一直受质疑。该书系西晋太康初年（282）在今河南汲县一座古墓中发现。几十年后由东晋著名学者郭璞作注，价值骤升，并持续至清代。挑剔的清代学者就提出了“伪书论”，姚际恒系“伪书论”的代表。理由是：该书为起居注，不牵扯其他历史文件，容易作伪；内容荒诞不经，语言形式模仿《左传》、《史记》、《山海经》等；没有可靠的作者，先秦、两汉文献都未提到此书。如前所述，从甲骨文到《史记》都未提到“龙舟”，这书里却大摇大摆出现，岂不怪事？由此就可反证其伪。当然这又歪打正着地表明:“龙舟”至少于西晋(公元282年)之前就出现了。

第一，循着《穆天子》的线索往前搜寻，首先就会在屈原诗歌中看到大量的对龙舟的描述：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湘君》）

屈原在《九歌》中描写的这种舟，还不是竞渡龙舟，而是祭祀时巫者迎神必须要乘坐的打扮美丽的巫术龙舟，而此舟还真非同一般，其形为龙首鳞身，而且用辟邪的香草进行装饰，其行驶之状神奇无比：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拍兮蕙鲷，荪桡兮兰旌。 （《湘君》）

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 （《东君》）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河伯》）

说屈原所描述的为巫术龙舟，并非无端的臆想，既可找到至今尚存的楚地巫俗为证，又可找到其它证据。70年代从长沙子弹库楚墓发掘清理出的《人物御龙帛画》，画面上墓主人坐在龙船上，船头水下游着有引魂功能的“文鱼”，船尾亦立有追魂功能的仙鹤，似墓主人乘龙舟冉冉升天而去。它表明：至迟在战国时代的沅湘之地就已有巫术龙舟；龙舟形制那时已经普及；龙舟可用于巫术，就更可以用于竞渡。这就是明朝的《武陵竞渡考略·竞渡考》认为龙舟竞渡起源于沅湘的主要理由。从明代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作诗《竞渡谣》讥讽百姓的愚昧和巫觋借龙舟竞渡之机大肆敛财的情况看，龙舟竞渡还的确与巫术连在了一起。

其次在西汉《淮南子·本经训》（公元前138年）中找到了“龙舟”。《本经训》的主导思想是反对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财富的“遁”（浪费），而龙舟就属于“水遁”，指人们在农业丰收以后所为：

龙舟益鸟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

但此龙舟不是竞渡之舟，而是游玩之舟，用今天的话讲不是“赛车”，而是“卧车”，即：《准南子》与《穆天子传》的龙舟为同一种类型。

第二，由《穆天子传》往后搜寻，首先有二百年后的南朝梁代(公元502—557年)的《荆楚岁时记》。该文对五月五端午节竞渡的起源有三种说法。

一是与屈原有关：

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荆楚方言，称大船为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

二是与伍子胥有关 ：

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递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见《曹娥碑》碑文）。

三是与越王勾践有关 ：

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见《越地传》）。

其次有唐代歌咏竞渡的诗篇。搜寻《全唐诗》，其中共有九首描写龙舟竞渡的诗。非常有趣的是：这九首诗的诗题都以“竞渡”为题或含有“竞渡”。这九首诗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组：

一是著名诗人储光羲的《观竞渡》、白居易的《竞渡》、刘禹锡的《竞渡曲》，都持的是“屈原说”。这些人都有一官半职，都站在正统观念上，由此可知，“屈原说”已被最高统治阶级所接受。且看刘禹锡的《竞渡曲》：

沅江五月平堤流，吧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鬊鬣动，螮蝀饮汀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余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彩旗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典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亨前水东注。

二是张建封的《竞渡歌》，完全是竞渡场景的生动实录，可以归类为“狂欢说”。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

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

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

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

桨手们居然还要纹身，可见竞渡狂欢的隆重，其中没有提到屈原，唯其这样，刚好吻合了文艺起源于“游戏”的理论。

三是元稹的《竞舟》，批评岳阳赛舟时间太长，会加重农民的负担。

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

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

年年四五月，茧实麦小秋。

积水堰堤坏，拔秧蒲稗稠。

此时集丁壮，习竞南亩头。

朝饮村社酒，暮椎邻舍牛。

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雠。

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

君侯馔良吉，会客陈膳羞。

画鹢四来合，大竞长江流。

建标明取舍，胜负死生求。

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

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疣。

习俗难尽去，聊用去其尤。

百船不留一，一竞不滞留。

自为里中戏，我亦不寓游。

吾闻管仲教，沐树惩堕游。

节此淫竞俗，得为良政不。

我来歌此事，非独歌此州。

此事数州有，亦欲闻数州。

元稹此论刚好挑开了中国千年之间龙舟利弊论争的书面帷幕。元稹是一个政治级别和艺术级别都不低的人，“元稹非论”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事实上，中国的龙舟竞渡，常常是随机的、不定期的和非官方的。这从某个角度就说明了问题。到了明代，五月五日龙舟竞渡在沅湘一带愈演愈烈时，湖南茶陵人、文渊阁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竟作诗《竞渡谣》予以讥讽：

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

彩旗花鼓坐两头，齐唱船歌过江去。

家家买得巫在船，船船斗捷巫得钱。

屈原死后成遗事，千载传讹等儿戏。

众人皆乐我独悲，莫遣地下彭咸知。

他对百姓的愚昧和巫觋借龙舟竞渡之机大肆敛财是相当反感的。

再次是现存最早最全面的宋代书面龙舟图。宋代是中国第一个建都近海平原的王朝，全国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化率都达到极高水平，所有平原、水乡都成为重点统治区域。于是“舟”在生产、生活甚至军事行动中的位置达到空前水平。宋代图文中的龙舟多种多样，大小各异。天子所乘的龙舟，如现代游轮一样，多层，有亭台楼阁，娱乐设施一应俱全，这是“游玩”之舟；竞渡龙舟有八桨、十桨和多桨的，随时可以用于竞渡。从战国、西汉时代的铜钺、铜鼓图到宋代的纸书图，中国龙舟竞渡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书面定格，剩下的问题就是龙舟的制作技术和竞渡的技术规则了。

最后是明朝的《武陵竞渡考略·竞渡考》。《竞渡考》中有龙舟的结构、取材、大小、长短、形制，龙舟的人数、桨手的培训、挑选等的详细叙述，这些叙述竟与宋代宫廷所藏书面龙舟图相吻合，至此，中国龙舟竞渡终于完成了从龙舟的制作到竞渡规则的一整套技术。《竞渡考》还讨论了龙舟竞渡起源问题：

竞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故划船之盛，甲海内。盖犹有周楚之遗焉。宜诸路仿效之者，不能及也。

由于《竞渡考》叙述的是今沅水流域湖南常德区域的竞渡情况，多少有点地方主义的自我炫耀和夜郎自大，即认为龙舟竞渡是“招屈”和“始于沅湘之间”。从实际情况看，“招屈”可以，因为屈原曾于沅湘之间活动，且投身于洞庭湖水系湘水之邻汨罗江，而“始于沅湘”则不一定，因为舟船竞渡为有河、湖和舟船区域的产物，沅湘之间还不是全国唯一的水舟之地。

三、中国龙舟现状

1、龙舟史中所呈现的龙舟类别

第一类是狂欢之舟。以“一钺两鼓”中的竞渡之舟为代表，这是起源或发生最早的一类，为什么笔者称之为“狂欢之舟”？这是因为人类在春耕结束夏收将至的时候，略有一点闲睱时光，而夏天涨水，又是河中捕鱼的大好季节，于是下河渔业，且驾舟竞渡，其活动主题当然是娱乐、狂欢。浙江战国铜钺上的图案还较为简单，不易辨认，云南、广西铜鼓图案则清晰可见桨手、指挥的狂欢之状，实际上，“竞渡”与“狂欢”几乎是同义语。

第二类是游玩之舟。《淮南子》、《穆天子传》中记载的就是这种舟。“游玩之舟”指供天子或达官贵人游玩的舟，在《淮南子》里是“浮吹以娱”，在《穆天子传》中是“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游玩之舟于传说中在隋炀帝那里已发展到极致，成为一切实际制造和文艺作品描绘的范本。

第三类是纪念之舟。屈原于5月5日投汨罗江之后，楚国的百姓们即以划龙舟、投角黍来纪念屈原，刚好5月5日又是端午节，于是便将节日、龙舟、屈原三位一体起来，这龙舟便成为“纪念之舟”。于是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五花丝粽》中写道：

屈原5月5日投汨罗江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5月5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色丝，皆汨罗遗风也。

这纪念之舟多少有点牵强，因为屈原死于近千年前的战国时代，那时还不兴用划船纪念什么，而且那时人烟稀少，生产力低下，拥有一只小船，无异于今天拥有一艘军舰，大家都用划船纪念什么显然不可能。而以投粽于水的方式去驱鱼护尸，几近一个幼稚、天真的童话。在今天看来，这“纪念之舟”更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但人们宁愿如此选择。一个社会活动如果披上一件正统观念的外衣，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在“新衣”外再罩上一件“新衣”，甚至具有升华作用。沅陵人似乎从中看出了点什么，于是命名为“传统龙舟”，这“传统龙舟”又是什么呢？就是沅江上游清水江头古代铜鼓上的狂欢之舟！

第四类是巫傩之舟。虽然人类文明的发达区域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工商经济已向前进入泾渭分明的信息经济阶段，但欠发达区域仍然以农耕经济为主，而且人类文化的总体曲线也并不一定时时平行于经济轴线。巫傩文化作为人类童年和前工业经济的产物，已深深嵌入人类的生活，只要人类和生活在延续，巫傩文化就会延续。因此，巫傩之舟也将延续。事实上，在所谓的传统龙舟中，就含有大量巫傩成分，这只要现场观看传统龙舟竞渡的开场仪式就可一目了然。那仪式显然就是巫傩仪式。而所谓的纪念之舟也是包含巫傩元素的。划船闹江、投粽于水驱鱼护尸，在现代人看来荒唐之至，但在巫傩世界中却十分符合逻辑。

2、龙舟的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应该说，竞渡龙舟是江河水系发达地区的专利品，这从中国龙舟溯源的叙述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国江河水系发达地区为长江下游、中游的东南、中南、西南，珠江三角洲的正南，在“两鼓一钺”中，分别表现的就是东南浙江、西南云南和正南广西的龙舟竞渡；在《武陵竞渡考略》中，叙述的是中南与西南相交区域湘西沅江的竞渡之舟；《续齐谐记》中叙述的是湘江流域汨罗江之舟；而张建封《竞渡》叙述的又是今江苏一带的竞渡之舟。今天的龙舟还正是这样划分为东南、中南、西南、正南四大部分的。1984年，国家体委将龙舟竞渡列为正式比赛项目，体委所在地为北京，北京当然也得有龙舟，北京有众多水库，于是就在水库这个人工湖中举行龙舟竞渡。由于为首都所在地，故其数量、规模也数一数二，于是就以其作为中国北方龙舟的代表而视为中国龙舟的第五大部分。

东南龙舟以江苏、浙江、福建为代表。从思想意义看，东南龙舟有纪念曹娥、伍子胥、越王勾践和近代民主革命斗士秋瑾几说。龙舟竞渡特点是多为娱乐性质，对抗性不大，由于少激流险滩，刺激性也不大。中南龙舟以湖北湖南四川为代表。这三省都以长江为纽带联结，具有文化的相近性，在思想意义上，都一致为纪念屈原。湖北秭归为屈原故乡，理所当然要举办龙舟竞渡。1985年，中国龙舟协会成立于湖北宜昌，因此，中南龙舟是中国龙舟最正宗、典型的区域。湖南湘江近邻汨罗江流域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举行龙舟竞渡的天势地利条件，故1991年第一届国际龙舟邀请赛于此举行，观众人数达60万，将龙舟竞渡推向极至。由于湘东北汨罗、岳阳是归类为中南龙舟的，所以无论是汨罗还是岳阳的国际国内龙舟赛，都是按国标进行的。西南龙舟主要集中于沅江、澧水及其各支流区域，包括湘西北和黔东南。该区域主要为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溪河纵横，险滩密布，山高林密，可就地取材，做成各种形状、大小的龙舟，在激流中竞渡，因此，西南之舟属于狂欢之舟，系典型的竞渡之舟、艺术之舟。

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省交界处，耸立着中国江南最大的横卧山脉“五岭”，成为长江和珠江流域的天然分水岭，所谓岭南地区就指广东广西。由于两广地区在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方面与西南地区具有许多相同之处，所以岭南的龙舟与西南一样，也为典型的狂欢之舟。而且由于龙舟竞渡作为一水上运动，需要热带气候作条件，本质上具有热带属性，因此，两广龙舟的竞渡水平在中国、在世界都首屈一指。著名的广东顺德龙舟就多次在全国、国际各种大赛中获奖。参观过广东龙舟队的人都会有感受：广东龙舟的技术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北方天冷，气候干燥，河流少，有水期短，即使有水也较多时间处于冰冻期，因此，龙舟活动受到限制。现代北方的大都市，虽然有水库等人工湖，但都在距离较远的郊外，不便经常开展龙舟活动。因此，北方的龙舟不可能像南方一样，将生产、生活之舟与竞渡之舟结合起来。如果不人为地特别策划，就不会有龙舟竞渡。但近年来北京地区的龙舟活动，屡屡见诸新闻传媒，其规模之大，还令南方人刮目相看。例如，2009年北京端午文化节33项活动之一的“青龙湖国际城杯”龙舟邀请赛，参赛舟数60支，运动员800人，著名影星成龙和学者毛佩琦都成为形象大使。这种规模和等级，应该是2009年中国龙舟竞渡中的“之最”。

四、沅陵“传统龙舟”的来龙去脉

沅水发源于贵州云雾山鸣冠岭，流经黔东、湘西、至常德市入洞庭湖，全长1022公里，流域面积9万平方公里。从源头至洪江市（今改为洪江区），为上游，名“清水江”；从黔阳县(今改为洪江市)到沅陵为中游，名“辰河”；从沅陵至常德入洞庭湖处为下游，名“沅水”。沅水湖南长度568公里，流域面积5.2万平方公里，沅陵刚好在568公里中间的150公里部分。上游清水江部分，为海拔1000米以上的贵州高原，河道狭窄而且连续落差大，无平水可言，河中盛行一种被称为“小划子”的木船，平时用为渡河、捕鱼、运输等方面的生产、生活工具，节日里就成为竞渡之舟。以沅陵为中心的中游“辰河”段，虽然海拔稍降，但山的比高并未降，河段仍然是滩多浪急，沅水第一长滩清浪滩就位于沅陵沅水段。因此，上游的“小划子”仍然在沅陵盛行。这种“小划子”显然由古代的独木舟演变而来，它们的制作比较灵活，可长可短，可大可小，古代云南晋宁铜鼓描绘的就是这种长度略大一点的“小划子”。由于湘西、贵州、云南具有相当密切的历史亲缘关系，因此，在沅陵传统龙舟没有找到历史确证之前，将古代云南晋宁铜鼓之舟作为沅陵传统龙舟起源的参考物，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此在今天，沅陵传统龙舟已经与贵州铜仁、镇远等地的传统龙舟相互认同。晋宁铜鼓之舟由何而来？推测有二：一是由滇池边居民原创。由于进滇池渔业、游玩，都离不开造船和用船；二是由湘、黔引进。晋宁以古代青铜制品闻名，历史研究的结果表明，这种青铜技术极有可能从鄂（已经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表明此地的青铜技术已达顶尖水平）经湘、黔引进，舟船竞渡也凑巧被引进而定格在铜鼓之上。

沅陵传统龙舟的追根溯源（其他地方的传统龙舟也是一样）要面临史载资料缺乏的困难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是一种统治阶级并不热衷的民间活动，在不多的中国龙舟史资料中唯一与沅陵龙舟沾上边的就是明代的《武陵竞渡考略》。虽然沅陵古属武陵，虽然武陵地区都共饮沅江水，但众所周知，沅陵从隋朝设立辰州后，就与“武陵”分了手，到了好几百年后的明代，两地差异已经很大。而且从自然地形看，沅陵为山区，常德为平原，两地龙舟竞渡不是一个类别。而且从《竞渡考》中的技术资料与宋代龙舟图看，《竞渡考》中记载的不是所谓的“传统龙舟”，而是“国标”龙舟。

清代的《辰州府志》、《沅陵县志》皆无“龙舟”记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是沅陵传统龙舟属于一种人类娱乐性质的狂欢活动，为民众自发的“狂欢之舟”，与政府或政府要求下的政治活动没有关系，因此政府的秘书班子不会多管闲事，予以记载。

二是因为沅陵传统龙舟区域为苗、土家、侗等少数民族区域，这些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曾长时期也不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从外面迁入的汉人，人数不多，常常被逆同化，沅陵“乡话”就是一个例证，因而也不需要文字，沅陵“乡话”当然也没有文字。在工商业极不发达的区域，在人们大多都分散居住而交流极少的情况下，即使有文字，其功能也会丧失，中国历史上还不乏例子。

三是分散的山区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人们历史意识的缺失。山区人们的“历史”都是以“年”为单位的，新年开始，就宣告旧的一年的彻底终结，因为田野收成之笔会随机地天壤之别地“新编历史”。旧一年的历史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旧几年的历史就更加不在话下。沅陵从民国起就有的的确确的频频繁繁的龙舟竞渡活动，而开明的民国十九年县志却只字不提，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指出下一个原因。

四是从客观上看，在千年之中，龙舟竞渡活动毕竟“停多举少”。即：龙舟竞渡利弊的讨论中，“弊”论是占上风的，因为龙舟竞渡作为大规模的群众活动，会消耗巨大的社会资源，在工商业不发达的时代，举办者也常常会有心无力。况且在冷兵器时代，作为大规模的群体活动，还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那么多的人群，要冲毁一个小小的衙门，那是轻而易举的。七百人的陈胜、吴广，就曾成为推翻秦王朝大洪流的第一波。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局面有了很大改观。1984年，国家已将龙舟竞渡正式列为体育比赛项目；1985年中国龙舟协会成立；1991年在汨罗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龙舟邀请赛。龙舟竞渡无论作为一种群众体育活动，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一种招商引资手段，都显然具有利好功能。

五、沅陵传统龙舟龙舟的特点

沅陵传统龙舟的第一个特点是龙舟竞渡活动主题的特殊性。“主题问题”的解构含义之一是动机、目的。关于沅陵传统龙舟的动机目的的表述有三种：纪念屈原、祭祀盘古、娱乐狂欢。

纪念屈原是目前中国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流行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楚汉意识的至今存在。楚汉意识下的汉族统治者，将屈原所为定性为“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又恰巧是比任何“主义”都还神圣的东西，所以“屈原颂”就一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二是屈原有大量的诗歌留存。长江流域的楚国的确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楚辞就是其中之一，而屈原诗歌又为代表。不管屈原诗歌是否为屈原的个人创作，但它作为战国时代楚国文化的产物则是无疑的。既然如此，将其冠谁之名，就已经不重要了，屈原就因此站在楚文化的宏大背景下闪闪发光。将龙舟贴上屈原标签，自然也会熠熠生辉。“屈原说”的证伪分析是：龙舟竞渡应比屈原时代更早。屈原投江时，楚国处于积弱之时，不可能有人马上纪念他，要等到几百年后楚汉边缘地的楚汉人执掌国家大权时才有反应，所以南朝的《续齐谐记》才有“屈原说”的记载。因此，旧核心楚地江汉平原、环洞庭湖区域以外的地方，就有纪念曹娥、伍子胥、越王勾践之说；在民国，甚至还产生最新的纪念秋瑾之说。沅陵人如果要持“纪念屈原说”，主要理由就是屈原诗歌《涉江》明确地写了屈原游历过沅江流域的辰溪、溆浦。这个理由的证伪除上述以外，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沅陵区域主要归类为五溪蛮地，此地的地缘归属、宗教观念和思想意识，与纯粹的汉族和汉文化尚有较大的区别，要说他们划船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显然有点牵强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于是，沅陵就坚持龙舟竞渡“纪念盘古说”。正方意见是：沅陵为五溪蛮地，而五溪蛮地各族的始祖为盘瓠，这是史学家们早已成定论的。有的专家还认为，后来出现的“盘古”，系“盘瓠”一韵之转而来，实系一个人。而盘古又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神话系统的第一大神，于是划船竞渡纪念盘古，就成为一件十分荣耀且无人敢非议的事情。沅陵从盘古乡到泸溪县城这八十华里的沅水水路中，还的确有辛女岩、盘瓠庙和盘古洞等许多历史遗存，而泸溪在古代就属于沅陵县域的一部分，这样就为纪念盘古说提供了扎实的支撑。反方意见是：盘瓠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而且是一只并不雅观的“狗”，盘瓠的这种身份已为世人所知，无半点歧义。从民俗学、神话学和宗教学的角度看，今天的湘西，并没有太多的狗图腾的迹象，湘西人并没有用文字或语言对盘古故事进行任何原创和演绎，这显然不同于藏族的格萨尔王和蒙古族的嘎达梅林。盘古为中国的创世创人大神，说他原来是一只“狗”或充其量是一只“神狗”，这是民众和绝大多数专家都不愿苟同的。况且“盘古”创出时间较晚，与盘瓠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在纪念屈原和盘古都难找到历史和逻辑可信服的结合点之后，“狂欢说”恐怕就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了。严格讲，这还不是一种“说”，因为在目前中国龙舟竞渡的主题命名中，还没有人这样说过，此“说”至多是龙舟竞渡类似于“描述语言学”式的“感性显现”。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就忽略人类个体划船竞渡时的娱乐狂欢呢？一是因为分散的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刚好是它的矛盾对立面———统、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形式逻辑意义或隐含判断在于：任何宣扬个体或个性主义的东西，都不容许生存，动辄成百上千的被统治者聚集起来“狂欢”，它的对立面肯定就会“不欢”。况且，那么多人聚集起来，无异于一股政治的洪水猛兽，要捣毁一个县衙，真易如反掌。这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最敏感的问题，也成为为官教程中最核心的内容。因此，即使在二十世纪的前期和中期，文艺起源的“游戏说”在中国就一直是受批判的，人们总认为文艺的娱乐作用一直是“寓教”的。二是从技术层面看，在中国进行一切社会活动，都讲究“名正言顺”，这是封建正统观念始祖孔夫子的谆谆教诲，也是后来科举教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最高统治者要求名正言顺，媚上体制中的各级官员，就给龙舟竞赛渡冠以“纪念”之名，“娱乐狂欢”倒成了“暗渡陈仓”。其实，这娱乐狂欢还正是沅陵传统龙舟的真正主题。

沅陵传统龙舟的第二个特点是广大民众对龙舟竞赛渡活动的极度痴迷和颠狂，在栽下稻秧之后，在收割油菜之后，大的农事便告结束，对广大农民而言，又有一个忙中的小间隙。这是一个大好时光：杜鹃花红遍山野，布谷鸟躲在草丛中不断鸣叫；夜里，有“山乡夜莺”之称的杜鹃鸟，在清脆而哀婉地呼号，在几分担忧中唤起人们对童年时代母亲的启蒙课程中必然会有的“前娘后母”故事的回忆，这是相异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中国式的仲夏之夜；在阳光灿烂的天空中，常常会突降倾盆大雨，沅江会涨水、会变成浊黄，与青山相映，形成另一种古代科举文人极少歌咏的意境。沅陵人将此时的涨水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龙船水”，意思是此水专为龙舟竞渡而涨！果真天亦有情？既然如此，龙舟竞渡就不能不如期举办了。果然在农历四月二十八日，龙舟就下了水。由于河道弯曲，由于山阻峰隔，人们首先听到的是龙舟上的锣鼓声，大山河谷之间的空气，似乎就被这锣声激活了。几十只龙舟从四面八方的乡村陆续进入到县城边十里沅江的河面上，颠狂一番、炫耀一番，辰州城里的居民和客人也就难以入睡了。在城市化率不断上升的今天，县城里的十几万人，看龙舟、听龙舟、说龙舟、想龙舟，满城“舟”语。每只龙舟又是一个地缘符号，代表一定的乡村范围。从那乡村里走进城市的每一个人，又各自打听自己家乡的龙舟：从船的制作到桡手、艄公、鼓手、头水的确定；从每日的训练情况到伙食的操办。什么都要打听，打听清楚了才放心。这其中有一条可笑而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规定：从训练到开赛前的半个月之间，年轻的桡手们都不准跟媳妇睡觉，以免舍了精气。果真是动真格的啊！

沅陵的“舟迷”当然也丝毫不逊色，甚至与戏曲票友和追星族一道，构成中国群体娱乐或文艺欣赏者的三大集群。农民们在今天可以自由打发忙中闲暇，现代的制种、耕作和灌溉技术改变了“风调雨顺”的含义后，农民成了中国最自由自在、悠闲自得的群体。龙舟活动与其他体育竞技活动一样，人员也由三大板块组成：身为运动员的桡手，艄公、鼓手等，大约五十人；后勤队伍，约十人、专门配备一只物资给养船；啦啦队，人数无以胜数，全是自愿者。龙舟活动如此之多的人员需求，农民显然成为最大的主力军和后备军。工人没有农民这么方便的支配时间，轮休是惯常的做法。在决赛前夜，加班加点，超额、提前完成工作任务后，就于第二天放心地去看决赛。如果是官方组织的具有招商性质的庆典活动，作为城市重要人力资源的公务员、学生等将被用为表演方阵队员和后勤自愿者。公务员和学生，有文化素质、有衣着外表形象，他们也构成龙舟竞渡活动的一道风景。大款商人们会尽量提前或推迟自己的商务活动，以便在龙舟竞渡期间，专心、尽兴地感受一下龙舟竞渡的气氛，享受这人间特有的快乐。而商业零售商和小贩们，则早已准备好了机动或手推销售车，一边卖商品而赚钱，一边看龙舟取乐，难道人间还有比这更惬意的事吗？

在龙舟竞渡决赛期间，桡手和观众们的状态会进入极至。采访一些决赛前的桡手们，他们的回答让人倍受感染。脑子里全是龙舟、鼓声、裁判、发令枪、终点线，做梦也是如此。河岸虽有十几万观众，但居然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神经绷得紧紧的，耳边时时迥荡发令枪声。也许成千上万的观众中有自己的亲友甚至恋人，在用望远镜盯着自己，在呐喊助威，但无济于事，因为竞渡是王者之战，同样遵循“武无第二”的规则，所有的欢呼都是属于胜利之王的。而且如足球比赛一样，在群体共同竞技之中，个人的技艺会被整体势力无情吞没，在这种情形下，个人能做的事情就是“拼命划”！五月是雨的五月，看龙舟赛常常要顶风冒雨，几万、十几万的雨伞、雨衣、斗笠，就构成一道人间奇观。五月是水的五月，看龙舟要近距离才过瘾，于是铁杆舟迷们常常就在岸边的水中站立几小时，看龙舟怎样在发令枪声开桡、加速、飞奔而处于烟里雾中；看龙舟怎样在急鼓声中冲线、举桡、呐喊。五月是骄阳似火的五月，太阳将人的皮肤晒成古铜色，太阳使人大汗淋漓，但观众们从无怨言，这又恐怕是人间一大奇事。在政治故事中，地主常常要用鞭子逼农民在烈日下种地，而在龙舟竞渡观赛中，人们就甘心情愿晒太阳。

关于沅陵传统龙舟的第二个特点的讨论，沅陵本土作家石煌远写于二十世纪末龙舟竞渡时的《龙腾序》有一个很好的概括：

火之血

洒之气

山之骨

水之魂

五月辰河看龙腾

方识沅陵人

鼓如雷

烟似云

动桡雾气生

吼声破山门

三千载浪里争雄

九百年不老乡情

败亦赢

胜亦赢

帅旗满江横

了了

神乃吾民

吾民皆神

心高山则矮

协力滩亦平

望子孙驾苦舟

拼搏奋进

众手托金盆

这序分成四个意群。第一写龙舟竞渡中透出的沅陵人的血、气、骨；第二写龙舟竞渡之状；第三写沅陵人的龙舟情，什么情？胜败皆赢的狂欢之情；第四写沅陵的龙舟精神：神民同一，协力、拼搏，共创幸福。

沅陵龙舟的第三个特点是技术和规则的特殊性。沅陵龙舟制作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环节“偷料”。沅陵山野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杉树，质地硬却比重小，形状顺直，长度可达一、二十米，号为“辰杉”，是做龙舟的绝佳材料。沅陵龙舟相对全国其他龙舟而言，更接近“龙”的形状，圆梭底、窄长，这显然是仅次于原始独木舟的第二代。由于窄长，又要承受几十人的负载和划动时的巨大反冲动能，所以舟的用料讲究从头到尾的完整性，尽量不拼接，这又长又粗的杉木从哪里来？人类在生存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享用，还常常是“兔子就吃窝边草”，靠近村庄和交通便利的地方，好的木料一般都被采伐了，只有一些有心计、远见的人才在自家山上保留一点大树，以备急用。龙舟制作需要木料怎么办？如果去深山老林中去采伐，路途远，耗工大，时间恐怕也来不及，于是“偷料”就势在必然了。龙舟制作团队组织特别行动队，于月夜上山，将符合规格的大杉树采伐回来。

为什么“偷料”可以成为一种习俗？

首先是因为人们对龙舟竞渡的认同和支持。龙舟竞渡是一种全民活动，其全民性的程度简直无与伦比，既然如此，献上几根木料，应该还是值得荣耀的事情。其次是“偷”比摊派的感觉要舒服此。山区的各家各户的山上，都蓄有几棵大树或准备作屋梁用，或准备作棺木用，向谁摊派，感觉上都难以公平，只有用“偷”这种随机方法，才能摆平此事而让人无怨。在这里，实际上群众将裁判权交给了制船队、交给了龙舟竞渡活动。当然“偷料”也会是公平的，今年“偷”张家的，明年“偷”李家的，仅仅是先后而已。这里有一个故事。一位年过八十的老大爷在山上蓄了几棵大树准备做棺木，但这几棵树就被“偷”了，老大爷到造船工地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蹲在旁边看龙舟制作。师傅们忍不住将秘密告诉他，他说：只要龙舟扒赢，死都瞑目。决赛那天他就站在终点线边，本村的龙舟果然夺冠，他高兴得倒地而亡。人们就用龙舟将他抬回村、抬上山，辰杉、龙舟、老人和“偷料”故事，都一齐回归青山。再次是“偷料”的民俗趣味。“偷料”时有时也会遭遇意外。较劲的人发现自家的树被偷（当然不知是用于造龙舟），肯定也会追。“偷料”的人也偏偏不解释，抬着木料飞跑。这其中的民俗意义是：追得越快，“偷料”的就跑得越快，将来做出的龙舟也就跑得越快，从而在竞渡中夺冠的可能性就越大。说实在的，“偷料”的这种理由，也许只为沅陵独有。

沅陵龙舟的尺寸为：长19米，宽1.2米，深0.3米。按这种尺寸做成的龙舟，狭长如梭，坐上22对桡手和艄公、引水、旗手、锣鼓手各一名后，舟舷几乎与水相平，在静止时，只要稍有风浪，就会水漫进舱而舟沈。由此可见，这与那宽大平底的游玩之舟完全两样，这完全是一种不动则沈的竞渡之舟。沅陵龙舟总人数48人，44名桡手一齐划动后龙舟在水上几乎会飘起来，几乎看不到“舟”的存在，因为沅陵龙舟一般没有船头龙首和船尾龙尾的装饰，这恰巧证明沅陵龙舟的非游玩性和非纪念性。国标龙舟总人数23人，其中桡手仅20人，而且龙舟比较扁平、宽大，四平八稳，20人划将起来，显得不紧不慢、不急不忙的，即少许多狂欢性。

沅陵龙舟的最大特点是“横渡”沅江。《现代汉语词典》对“竞”的解释为“竞赛”；对“渡”的解释为“由（江、河、海、洋）这一岸到那一岸”。由此可知，沅陵龙舟赛是一种标准意义上的“竞渡”，沅陵称之为“扒横水”，这甚至在整个中国都别具一格和首屈一指。为什么沅陵龙舟会选择“横渡”？探析理由如下。一是沅水为高原直下的山间河，落差大，水流急，险滩多，且河道弯曲，不具备顺水赛的条件；二是沅陵龙舟作为娱乐狂欢之舟，注定要在五月仲夏的“端午水”中横冲激流，由此岸到彼岸。凡是目睹过沅陵沅江端午洪水的人，是没有人不心惊肉跳的，水面上的飘浮物，眨眼之间就是十几米、几十米远，水性差的人是绝不敢轻易下水的，技术不高的船工，也常常会将船只拴在河岸的树下，叭叭地抽烟观望。而沅陵龙舟就要横渡这洪水，那不仅仅是鲁莽和蛮力的较量，它需要的是勇敢、机智、技术和整体的配合，沅陵龙舟在这方面的独特表现，将为中国龙舟竞渡书写极为独特的一页。

在实际比赛中，常常会出现许多意外。年轻力壮的队伍比不过人到中年甚至胡须花白的老人队，原因或者是旗手指挥下的鼓、锣声轻重缓急安排不当，该加速时没有加速，不该加速时又将力气超前用完；或者因为舵手把舵失误。沅陵龙舟的“舵”其实就是一块不固定的完全由人手操作的长桡片，它与机轮方向盘的操作有天壤之别。在水流速度和船行速度都相当大且相互作用之时，“舵”的一个微小的正斜偏转，都会影响龙舟的行进，真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因此，沅陵龙舟的舵手，甚至在竞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舵手的遴选、培养，就常常成为一件大事。沅陵人就对舵手冠以特殊尊称“艄公”，有时还在前面加上一个“老”字。艄公如此之重，但也要面临荣誉和责备的双刃剑。在沅陵龙舟史话中，艄公失误就常常成为竞渡失败自我解嘲最好的理由。人们会绘声绘色地评说胜利之舟的艄公如何会掌艄，失败之舟的艄公又如何偏了艄，而这偏艄者或者是赛前酒喝多了，或者更前一点的头天晚上与堂客吵过架。

沅陵龙舟夺标或夺冠后那几十秒钟的情景是极具观赏性的，桡手们不约而同齐刷刷地举起四十多只桡片，形成一片小桡林。艄公的桡片最长，显得更高。然后是呐喊，那喊声震天动地，在河谷里回荡。这些身体健壮的桡手们呐喊起来，如动物世界的狮虎吼叫一样。旗手会显得很“吊”，摇头晃脑，扭动身体，用手中的两面小旗在空中来回划着弧线……。沅陵龙舟这种状态所具有的观赏效果，简直无与伦比。其实，责备艄公纯系无稽之谈，艄公的长桡在水中是怎样转动的，谁也看不到，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也许连神灵们都不可能知道。

六、沅陵龙舟的发展方向

1、政治走向。爱国主义是一面神圣而名言正顺的大旗，从逻辑上看，在这面大旗下进行任何活动，都不会有丝毫障碍。于是当代龙舟，一般都认同“纪念屈原”的主题，而屈原又正是爱国主义的代名词。然而中国历史或社会生活中的“爱国主义”，却有着十分复杂、独特有时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内容。在前社会主义的几千年中，当拥有国家权力的少数人过着明显富有生活的时候，当这些人常常在“攘外必先安内”规则下与外国列强妥协时，这“爱国主义”就有点让人质疑和落默了。例如，屈原爱国主义的直接对象为楚国国君楚怀王及其食利集团，岳飞爱国主义对象为宋高宗及其权力集团。在和平年代的今天，当地方爱国主义与和谐统一相冲突时，这“地方爱国主义”又会遭遇尴尬。有人会问：屈原是爱国吗？岳飞是爱国吗？况且，“爱国主义”为一具有国际属性或应出现在“国际论坛”中的东西，在统一国家的某一区域内标榜爱国主义，无异于想抓起自己的头发凌空飞起。当经济主宰一切和经济全球化浪朝一浪高过一浪时，爱国主义的话题，就会给人一种略为显得有些陈旧的感觉。谁在今天会说龙舟竞渡是为了弘扬爱国主义？而且，当“国际龙舟赛”的鼓声早已敲响之后，世界主义和全球化就无情吞没了一切，奥运会的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龙舟竞渡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会转向经济和文化。

2、经济走向。社会一切活动在本质上都是经济活动，虽然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原则下，人们常常直观的是政治活动，但最后落到实处的仍然是经济利益，于是龙舟竞渡活动被用作招商引资的手段。立论方认为：借举办龙舟竞渡之机，将客商们请来观赏龙舟，争取他们投资。质疑方认为：龙舟竞渡作为超大型群体活动，投资极大，它本身不具有商业回报性，客商们的投资取决于地方资源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和回报率，与龙舟竞渡没有必然联系。如地方财政较为紧张，那巨大投资是颇具压力的。精打细算和没有见过场合的百姓们会说：那些开支可以做多少事啊！可以用来建少年宫、文化宫、图书馆、大剧院等，而这些还正是地方欠缺的。历史上的举办龙舟竞渡的利弊之争，主要是基于经济原因的，而“弊论”当然占上风。古代举办龙舟竞渡活动经费来源是地方政府从财政预算中挤一点，上级政府拨一点，社会捐赠一点，在当代还仍然是这种模式。由于这种模式的随机性，就导致了龙舟竞渡活动举办的随机性，从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龙舟竞渡居然也是一种没有规划的短期行为。因此，它的经济价值也会贬低。可能的建议是：建立基金会，开拓龙舟竞渡的商业使用价值。

3、文化走向。沅陵龙舟从“偷料”开始到“砸船”为止，有一整套独特的程序，这是一套颇具文化意义的“有意味的形式”。如果组织力量，对其进行发掘、整理和加工，形成有说服力的书面材料，是足以具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而目前这种工作还处于无序、重复和肤浅的状态。文化部门、旅游部门、宣传部门都大致在重复区别不大而且不是自己独自研究和原创的信息。如果认为龙舟竞渡可以做成一个“非物”遗产项目，怎么去做？怎样做才能可持续地科学发展？建议是：在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学科研究理论成果的指导下，明确定位,制订规划，建立基地，重点培植，随到随演，形成品牌。

4、技术走向。沅陵龙舟作为“横渡”之舟的“横渡”技术在整个中国龙舟中都独树一帜。使用窄桡片，以便在激流漩涡中能深能浅、划动自如；使用较多桡手人数，既增加舟的抗风浪质量，又增加舟的行进速度，以尽快竞渡到对岸，达到竞渡目的；舟头的“引水桡”，具有多重作用，既有引导、指挥作用，也有“第二舵”之称，与船尾主舵一起构成对舟的双重稳定作用；旗手与鼓、锣手组成一个“最高参谋部”，他们发出的指令与全舟的协调，就是竞渡取胜的关键。沅陵龙舟在横渡激流险滩技术方面已无以复加，但是否可以吸收、融合、发展一下“纵渡”技术？今天的国标龙舟都是平面顺水竞赛，宽短桡片，人数较少，赛距较长，讲究桡手的耐力和个体力量的绝对值比较，而这正是沅陵龙舟所欠缺的。象龙舟竞渡这样的大型活动，年年举行，人、财、物的消耗压力极大，而且受气候等条件的影响。例如，如果天气反常和农作物的种植、收获受严重影响，龙舟竞渡肯定就不能举行。因此，借鉴国际上大型体育运动会的经验，定期举行，每4年举行一次。在归类上，沅陵龙舟与整个湘西龙舟是相同的，与贵州的龙舟也是同类的，既然贵州铜仁、镇远等也已被国家确认为“传统龙舟之乡”，湘西、黔东南的传统龙舟为什么不可以举行“联合演习”？在古代，这两地就有黔中郡和夜郎国里的密切关系。近年来，在国家很少举行国标龙舟大赛之后，全国各地区域性或地方性的传统龙舟，逐渐活跃于各自区域性的舞台，沅陵龙舟是否可以在区域性的舞台中独占鳌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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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糜海平，男，一九五八年生，一九七七年考入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县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92年考取全国律师资格，并从此至今从事专职律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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