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感悟阴阳两隔（解读南佬的国学智慧）

南怀瑾先生曾经针对孟子的际遇心生感慨道:“自古以来，政治上的倾轧，都是如此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君子与君子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历史的成败关键，往往就在于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深为可叹!"，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国学感悟阴阳两隔?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参考一二希望能帮到您!

国学感悟阴阳两隔

君子之争与小人之争

南怀瑾先生曾经针对孟子的际遇心生感慨道:“自古以来，政治上的倾轧，都是如此。小人与小人之争，是为了权势利害;君子与君子之争，则是为了思想意见不同。历史的成败关键，往往就在于此。古今中外，都跳不出这个圈子，深为可叹!"

为何有此一说?这是因为南怀瑾先生分析孟子在齐国时，齐宣王左右反对孟子的人很多，甚至开始怀疑包括“不治而议论”的稷下先生们以及推行合纵计划的苏秦方面的人，孟尝君的门下客，都有可能向齐宣王进谗言，诬陷孟子。从孟子强调“国人皆日可杀”的话，可见他们攻击孟子，几乎到了非去之而不甘心的程度。

自古以来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断与事例不胜枚举，其中以孔子的说法最为精妙。在《论语》中孔子有多处细论君子和小人的哲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等等，把君子与小人各自的特征以及二者的不同说得相当到位，后世人只要悟透这些，就可以把握住君子与小人的本质了。

其实南怀瑾先生所说的很像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之论的白话版，就因为君子坦荡荡，且“喻于义”，“和而不同”，所以君子之间只有思想和世界观的不同,而无私利的纷争。而小人正相反，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眼前的蝇头小利，表面一团和气，暗地里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秦始皇死后，权臣赵高与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胡亥为帝。他们都是胡亥的心腹，但是这两个阴谋家却很快产生了矛盾，赵高决定彻底铲除李斯。

赵高是胡亥的近臣，具有安排其他臣子觐见皇上的特权，于是他利用这一特权开始行动。他首先告诉李斯，皇上(秦二世)现在大造宫殿，民不聊生，你身为丞相应该劝谏。李斯马上认同，但表示这种触碰龙鳞的话不能在公开场合说出。赵高称会给他安排单独觐见的机会。

于是，只要秦二世在后宫饮酒作乐、斗鸡斗狗的时候，赵高就会马上通知李斯说皇上目前有空，你可以来参奏。这样几次，小皇帝开始厌烦起来，认为李斯别的时候从不来进谏，偏偏在自己玩得正高兴的时候来，是故意倚老卖老欺负自己，非常气愤。

赵高认为时机成熟，便在秦二世面前开始诬陷李斯。当然，他诬陷的内容绝对能打动小皇帝，即诬陷李斯的威望高于皇帝，国人只知道丞相而不尊敬皇帝，又诬陷李斯大儿子时任蜀中太守的李由谋反。结果胡亥中计，诛灭了李斯三族。

几年之后，刘邦、项羽兵临成阳，赵高为了保命，对秦二世下了毒手，理由居然也是诬以谋反，即称秦二世的先君始皇帝谋反周王朝。几天后，赵高被杀。

李斯妒杀韩非，与赵高合谋害死秦始皇长子扶苏，真乃小人也。他与赵高为权力而谋，最后死在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正是小人之争的一个写照。

君子和君子、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小人之间的交往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友情和纷争也大相径庭。而君子之争，展现出了其坦荡的一面。

北宋时期，司马光比王安石长两岁，都曾在包拯手下为官。两人才华横溢，且相互仰慕，一度是好友。两个人同升翰林学士的时候，同样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因政见不同而渐渐开始争吵、疏远甚至决裂。

由于当时官吏过多，俸禄颇高，整个大宋的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出于对国家财政的考虑，宋神宗大胆起用一直以来在地方上享有盛誉、干脆果断且深知百姓疾苦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让他主管变革事宜。王安石一上任，立即显示出了他非凡的行政才能和魄力，对旧有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王安石确立的新制度一出台，立即受到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的强烈反对。其实司马光反对的并不是王安石变法，而是他急功近利的改革方式。司马光认为改革必须循序渐进，稳妥进行，而不可能立竿见影，不然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司马光与当时身居高位的王安石政见不同，曾有很多人劝他弹劾王安石，然而司马光却一口回绝了他们，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没有任何私利，没必要这样做。面对身为副宰相的王安石的如日中天，司马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让，回家开始了那场令世人惊叹的浩瀚之举，历经数十年之光阴，终于写出了《资治通鉴》。

多年后，王安石宰相之职被免，告老还乡。一向支持王安石的神宗皇帝在继续施行了近十年的新法之后驾崩，十岁的哲宗即位，由太后垂帘，时年六十六岁的司马光被召回开封，出任宰相，开始大刀阔斧地起用旧臣，恢复原有制度。尽管其在政治上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可在王安石死后，他仍然吩咐手下要善待王安石的安葬事宜，由此足见其作为君子的坦荡之处。而且他在所著的《资治通鉴》中将社会对王安石的偏颇之言给予了斧正，他说世人都说安石奸诈，这是过分之言。

司马光和王安石大有英雄相惜之情，只是他们思想主张不同，但他们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世人，同样受人景仰与崇拜，也为后人留下一段君子之争的佳话。

君子争义、小人争利。因此古往今来，用人者、成就大事者，都懂得在无害于大局的情况下满足各种人的利益要求，从而获得人心，获得人才。古代谋略家黄石公说:“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意思是说，贪利的可以给他丰厚的收入，想立功的可以让他去冲锋陷阵，有隐私的要替他隐瞒，有谋略的要对他亲近信任。曾国藩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武人给钱，文人给名。以众人之私，成一人之公。是做争义的君子，还是争利的小人，按照正常的道德标准、其答案不言而喻。

留一只冷眼观盛世

世间万物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细思量之，确实是这样，古今中外，几多盛世如莲，绽放时炫人耳目，花开须落，落下后，只留残梦予人追忆。

而苏秦描写的齐国俨然一片盛世景象:“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踟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户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只因为经济繁荣，民间富庶，所以百姓沉浸于“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踟”。一个个显得志得意满的样子。

南怀瑾先生冷眼观盛世，认为“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正是一种弊害的源头。当一个国家经济安定，社会繁荣，国民收人增加之后，往往就流于浪费，生活方式多半都骄奢淫逸，道德堕落，并且容易产生优越感，看轻别人。这也正是孟子说齐宣王一统天下的想法只是“缘木求鱼”的道理所在。

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天下事总是祸福相依，需要辩证地对待。正如魏微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醒唐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只有富而不骄，不一味地沉浸于歌舞升平，好日子才会持久。历史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镜鉴，唐朝由盛转衰就是很好的一例。

经过贞观之治和武则天的励精图治以及唐玄宗李隆基当政的开元时期的精心治理，大唐已经达到全面兴盛。自李隆基登基始，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恰好是三十年。他第一年用的年号是先天，次年改为开元。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李隆基为皇一世，天下太平富足，国家稳定，经济繁荣，农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达到了大唐开国以来的顶峰。可凡事有兴盛必有衰亡，兴盛的巅峰也必是衰亡的开始。开元以后唐玄宗用人失当，任李林甫、杨国忠等为相，并且迷恋贵妃杨玉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政治腐败，奸臣当道，终于酿成安史之乱。从此，大唐盛世的景象一去不返。

盛唐景象一直是中国人心向往之的治世之极，有多少人梦回唐朝，只想一睹那富甲天下、雄视四海、宽容和谐、英气勃勃的伟大盛世。盛唐也是外国人对古代中国的一贯记忆。但是在安史之乱的马蹄声中，一个盛世渐渐远去，留给人们的是凄凉的背影和无尽的思索。唐朝为何会由盛转衰，首先是由于国家第一人唐玄宗的腐败，他沉溺于女色，歌舞升平，用人不再唯贤，渐渐奢侈度日，从而丧失了治世的雄韬伟略。俗语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一国之君已不思进取，歌舞升平，百姓的精神状态就可想而知了。

国君玩物丧国，天下人玩物丧天下，而普通人玩物则会丧志。因此，我们需要居安思危，不可一味地追求奢侈享受，挥霍浪费，不思进取。

东汉光武帝刘秀九岁丧父，叔父将他养大。他在叔父任职的萧县读书，完成启蒙教育，后到长安太学游学，专攻儒家经典。寄养的生活和所受的教育，使他形成了谨厚诚信、勤俭自励的性格。

游学长安后，刘秀回到南阳家乡，操持家业，从事农业生产。史称他“乐施爱人，勤于稼穑”。由于“长于民间，颇达情伪”，深知百姓稼穑的艰难和民情的好恶，所以他为政宽简，并大力减轻百姓负担。

刘秀做了皇帝后，每日都是清晨即起，早早上朝，议政讲经，很晚才退朝。处理政务,“兢兢如不及”。太子见他太辛苦了，便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吾自乐此，不为疲也。”身为一国之君的他生活俭朴，不事浮华。“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屡次拒绝群臣“封禅泰山”的进谏,直到死前一年，才带领百官，登封泰山。针对秦始皇开始形成并愈演愈烈的“厚葬”之风，他还屡次下诏提倡薄葬。他自己也是这么躬行实践的。在为自己修造寿陵的时候，他对窦融说:“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陵池，才令流水而已。”他在临终前，又下了一道遗诏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者。”因而《后汉书。循吏传》称颂这个时期是“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刘秀当政的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光武中兴”时期。因国君的仁厚和提倡节俭,不劳民伤财,使得国泰民安。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是一个已经被多次证明了的规律，孟子也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虽然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但要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更要提高精神素养，不能一味地追求奢侈享受，而是应该崇尚勤俭生活，适度消费。愿我们每个人铭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的古训，在日常生活中，“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

气节铸就人魂

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气节的民族是可悲的。一个民族没有了灵魂，也就没有了思想，百姓更关注的是如何攫取最大的利益、满足自身的欲望,整个社会也会变得尔虞我诈、讲究排场，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的虚荣心、攀比心将极度膨胀，物质崇拜意识将发挥得淋漓尽致，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了真诚、信任。

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道与国共存亡，臣节尽忠死国事”这不易的原则，是中国特有精神之所长，关系一个民族立国立基的根本精神所在，应该将其发扬光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节操的养成与帝王民主的政体关系不大，并不是说在帝王养士的体制之下，才有忠臣义士的作风，在民主体制的时代，同样需要民族气节。因此，民族气节、爱国主义绝不是老生常谈，这是一个国家自立、发展的根本。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时穷节乃见”的传统美德，这种气节观与爱国思想深深地浸入了我们的国格和人格之中，也在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们不仅喜爱松、竹、梅这“岁寒三友”，还热情赞美“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欣赏凌霜傲雪的蜡梅，寄情“要留清白在人间”的石灰，这种“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绵延不断，哺育了无数重气节、讲立身、脊梁直、骨头硬的仁人志士，“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在中国有一个流传千古的关于民族气节的故事，就是苏武牧羊。

苏武是汉朝人，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朝和匈奴的关系时好时坏。公元前100年，匈奴的新单于即位，汉朝皇帝为了表示友好，派遣苏武率领一百多人，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不料，就在苏武完成了出使任务，准备返回自己的国家时，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苏武一行受到牵连，被扣留下来，并被要求背叛汉朝，臣服单于。

最初，单于派人向苏武游说，许以丰厚的俸禄和高官，苏武严词拒绝了。匈奴见劝说没有用，就决定用酷刑。当时正值严冬，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单于命人把苏武关入一个露天的大地窖，断绝食品和水，希望这样可以改变苏武的信念。时间一天天过去，苏武在地窖里受尽了折磨。渴了，他就吃一把雪，饿了，就嚼身上穿的羊皮袄。过了好几天，单于见濒临死亡的苏武仍然没有屈服的表示，只好把苏武放出来了。

单于敬重苏武的气节，不忍心杀他，可又不想让他返回自己的国家，于是决定把苏武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让他去牧羊。临行前，单于召见苏武说:“既然你不投降，那我就让你去放羊，什么时候公羊生了羊羔，我就让你回到中原去。”

在寒冷的贝加尔湖畔，唯一与苏武做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旄节和一小群羊。苏武每天拿着这根旄节放羊，盼着回家的那一天。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使节棒上面的装饰都掉光了，苏武也须发皆白了。

十九年漫长的岁月匆匆而过，当初下命令囚禁他的匈奴单于已去世了，汉朝的老皇帝也死了，老皇帝的儿子继任皇位。这时候，新单于执行与汉朝和好的政策，汉朝皇帝立即派使臣把苏武接了回来,同时接回来的,还有他那根永远也不弯曲的旄节。

黑格尔曾说，民族精神是认识自己和希求自己的神物。鲁迅指出，唯有民魂是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能进步。正是中国的许多英雄乃至伟大人物所彰显的爱国精神，铸就了我们民族精神的精华，它是我们民族的代表，是民魂。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的传承，我们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金庸有句名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在战争年代，我们呼唤能够带来和平的大英雄。以东林党人、戊戌六君子等为代表的政治烈士和以邓世昌、张自忠等为代表的爱国将领都是最杰出的爱国者，他们的姓名和事迹理应被千秋传颂。但是，人们在对动乱时期的爱国者推崇备至的同时，却忽略了和平年代的爱国行为。其实，和平年代比动乱时期更需要爱国精神，要成为和平年代的爱国者，就需要每个人有心忧天下的胸怀，并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爱国、民族气节，不是苍白的口号，而是实际的行动，我们应该多多关注我们的经济政策、法律体系、社会福利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去思考、去尝试解决我们身边的社会问题，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孜孜不倦，聚沙成塔，把自己微薄的点滴力量汇人改革与发展的滚滚洪流中，只有这样做，才是国之幸、民之幸。“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如是说。

“远庖厨”是一种反省

孟子一句“君子远庖厨”，使后世“君子”们如获至宝，从此将狭小的厨房扔给了女人，而他们只一味地在饭桌上享受美食。“君子远庖厨”真的承载了让女人掌管人间烟火的内涵吗?南怀瑾先生说，这句话其实被后人曲解了。为何如此，又怎样被曲解，还得回到历史现场来寻找答案。

孟子在齐国时，一次，他看见齐宣王用一只羊代替牛来做祭品。于是说了这句流传千古的话:“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意思是说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它们活着，便不忍心看它们死;听到它们哀鸣的声音，便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要离厨房远远的。南老认为，这种心理正是一种恻隐之心，和君子把厨房留给女人这种做法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因此，不得不佩服后世君子们曲解经典以为“我”所用的功力。

远庖厨，是恻隐之心的表现，那么，君子就只能人佛吃斋不杀生了吗?非也，酒肉穿肠并不是君子所不为。再说，植物也是生命啊，是否也不进食了呢?当然不能，因此孟子的“君子远庖厨”阐述的是如何面对人生的一些不得已。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吃素食也好，吃肉食也罢，总是一种不得已。认识到这种不得已，而恻隐，而不忍，而远庖厨，正是一种自我的反省，自我的约束，并非是要做给谁看。

因此，面对人生的不得已，要常怀恻隐之心。人之所以为人者，唯此恻隐之心而已。求仁者求此，积德者积此。“恻隐之心”就是仁慈爱物之心。见到一切动物有苦难，自然就生出同情心，这就是“恻隐之心”。

从前有位比丘，修行已经证得了六神通，跟一位小沙弥住在一起。

一次，比丘在禅定中见到小沙弥只剩7天寿命了，心中不忍，于是叫小沙弥返家看父母。结果7天过后，小沙弥竟然又回来了。比丘感到很奇怪，就再入定观察，发现小沙弥寿命得以延长，于是比丘问小沙弥，在回家的路上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小沙弥想了很长时间，最后终于说了一件他自认很普通的事情。原来小沙弥在回家的路上，看见了河边的一个蚁穴，水快要流进蚂蚁洞了，小沙弥急忙脱下袈裟，拿泥土把水挡住。小沙弥就是因为救护蚁命的因缘，而延长了12年的寿命，后来他更加精进修行，证得了四果罗汉。

小沙弥护住蚁洞一事，看似举手之劳，却因其怀一颗恻隐之心，自得善报。

恻隐之心乃是在人的心灵中汨汨流淌的善良情感的甘泉，它滋润着人的心灵不至于变得冷酷，它使人具有仁爱之心和悲悯情怀，它构成无数善行纯洁而又高尚的动机。

但是不是任何恻隐之心都会得到回报，在运用你的同情心时，也要分清状况，看对象，并想到后果，否则，就要陷人东郭先生的境地。

明代马中锡的《东田传》中记载了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说的是一位书生东郭先生背着一口袋书，在去中山国谋官的途中，遇到一只受伤的狼，狼恳求他帮忙，以便逃过猎人的追捕。东郭先生看到这只受伤的狼很可怜，便把狼藏在了自己的书袋里。

不一会儿，猎人追了上来，发现狼不见了，就向东郭先生询问狼的去向，结果东郭先生骗过了猎人。等猎人走远后，他又把狼放了出来。不料，狼却嗥叫着张牙舞爪地扑向东郭先生。

东郭先生徒手同狼搏斗，嘴里不断对狼喊着“忘恩负义”。最后幸好一位农夫走过来，将狼重新骗入口袋中，并对东郭先生说:“这种伤害人的野兽是不会改变本性的，你对狼讲仁慈，简直太糊涂了。”说罢，抢起锄头，把狼打死了。

《红楼梦》中有云: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其本来喻指人忘恩负义，其实狼的本性如此，一切都是由于东郭先生乱动侧隐之心导致的。所以凡事要辩证对待，不可一味地偏执于理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总之，君子远庖厨，呼唤的就是一颗恻隐之心。对万物常怀恻隐之心，愿意珍重一切生命，这样也就找到了做人的快乐。

养浩然正气，做上品人

自古做人难，做一个有一身浩然正气的人更难，因为这是一个需要自我修行的过程。《菜根谭》中有语:“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

南怀瑾先生认为，对于养气修心的功夫，能够修到纯粹精湛的，非孟子莫属。

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修养有“内圣外王”之说，孟子就此修养之道，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首先说明养气修心之道，虽爱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专一修养，只能算是但知有此一善而已。必须要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验，方能生起正信，也可以说才算有了证验的信息。由此再进而“充实之谓美",直到“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才算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成功。

修身养性，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克服自身缺点、不断进步的过程。俗话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不下一番苦功，如何练就金玉人格。要想达到大境界，必须在修身养性上下苦功，时时拂拭心灵，处处反思行为，莫让自己蒙尘。

赵概是宋朝南京虞城人，曾与欧阳修同在馆阁任职。赵概性情敦厚持重，沉默寡言，欧阳修很看不起他。欧阳修任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之职后，以赵概没有文采为理由，将其贬官为天章阁待制。赵概清静淡泊，对此并不计较。

后来欧阳修的外甥女与人淫乱，忌恨欧阳修的人借题发挥，以此事来诬蔑他。皇帝震怒，没人敢为欧阳修辩护，只有赵概为欧阳修上书，说:“欧阳修因文 才出众才成为皇上的近臣，皇上不能随便听信谗言，轻易诬蔑他。”有人问赵概; “你不是与欧阳修之间有嫌隙吗?”赵概说:“以私废公，我不能做这种事。”

最终皇帝并没有听赵概的话，欧阳修仍旧被贬官滁州。赵概后来执掌苏州， 接着又辞官守丧，守丧期满后，被授职翰林学士，他再次上书，要求先为欧阳修 恢复官职。

虽然赵概的请求没有被朝廷采纳，但当时的人们都非常赞赏赵概宽厚大度 不计私怨的品行。欧阳修也认识到了赵概的崇高德行，对其非常佩服，两人从此 成为莫逆之交。

赵概的德行如此高尚，这得益于他平时能够严谨克已修身。为了严格要求自 己，他曾准备两个瓶子，如果起了善念，或做了好事，他就把一粒黄豆投入一个 瓶子中;如果起了恶念，或做了不好的事，他就会把一粒黑豆投入另一个瓶子中， 刚开始的时候，黑豆总是比黄豆多。后来随着赵概对自己的磨砺，时时内省，努 力克制自己，改过迁善，瓶子中的黄豆渐渐多了，黑豆也随之减少，赵概终于成 为德行高尚的人。

赵概通过自我有意识的修行，从而达到令身边人称颂的境界，这就是在自己 身上起到效验的阶段。按照南怀瑾先生的说法，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是善养浩然 正气。何为浩然正气?其实就是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 义、无所畏惧的勇气，是君子挺立于天地之间、无所偏私的光明磊落之气，这三 气构成了浩然之气。这种浩然正气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格之美。中国历史上具有 一身浩然正气的英雄有很多，文天祥就是其中一个。

文天祥本来是个文官，为了反抗蒙古人的入侵，保卫家国，他勇敢地走上了 战场。那时蒙古派出大军，要消灭南宋，文天祥听到消息，拿出自己的家产，招 募起三万壮士，组成义军，抗元救国。有人说:“蒙古大军人那么多，你只有这些 人，不是虎羊相拼吗?”文天祥则说:“国家有难而无人解救，是令我心痛的事。 我力量虽然单薄，也要为国尽力!

后来，南宋的统治者投降了蒙古军，文天祥仍然坚持抗战。他对大家说:“救 国如救父母。父母有病，即使难以医治，儿子还是要全力抢救啊!”不久，他兵 败被俘，坚决不肯投降，还写下了有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表明自己坚持气节至死不变的决心。他拒绝了蒙古人的多次劝降，最终舍 身报国，慷慨就义。

文天祥以身殉国，表现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傲 然品格，正如其诗中所说，一片丹心照汗青，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可以大书特书的“善养浩然正气”的英雄。

浩然正气是人的精神“脊梁”，是抵御歪风邪气的“屏障”。正气长存，则邪气却步、阴霾不侵;正气长存，则清风浩荡、乾坤朗朗。要保持浩然正气，就必须“日三省吾身”，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时时处处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为己任，使正气日盛，邪气渐消，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走向正义和文明。这才是君子之道。

人总有一天会走到生命的终点，金钱散尽，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只有精神长存世间，所以人生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境界。修身养性，做上品人，一生以养浩然正气为人格修养大目标，也许下一位圣人就在这种修养过程中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了。

物我两忘，红尘滚滚也悠闲

南怀瑾先生讲《孟子》，曾以牛喻人之修行，字字珠玑，且发人深省，将人的心性修养之道说得淋漓尽致，特此拿来共享。

南怀瑾先生说道，在宋元以后，禅宗里出了一位普明和尚，把心性的修养,比作牧牛，从一头野牛修到物我双忘，分作了十个步骤。第一是“未牧”，好比恣意咆哮、随意践踏禾苗的野牛。第二是“初调”，已经穿上了鼻环随着人意牵着走。第三是“受制”，不再乱走，牛绳子可以放松一点。第四是“回首”，癫狂的心境比较柔顺了，但是还要牵着鼻子走。第五是“驯服”，可以自然收放，不必牵了。第六是“无碍”，可以安稳不动，不必让人费心。第七是“任运”，牧童可以睡大觉了。第八是“相忘”，牧人和牛两无心。“独照”为第九，到了无牛的境界，人的一切妄心已除。第十是“双泯”，则人也不见，牛也不见。

这里所讲的修养十步，就是将一颗狂野之心修成正果的过程。《西游记》中的牛魔王，是孙悟空的拜把兄弟，两人正代表了一个人心的两面，孙悟空是努力改过、潜心向善之心，而牛魔王则是不易驯服的狂野之心。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牛魔王，都需要按照南怀瑾先生介绍的十步来进行驯服，最后到物我两忘之境，便算修成了正果

禅宗有很多修行故事，正应了牧牛这一修心的过程。

有一次，无德禅师向和他修行的学僧们问禅心。

一位学僧说道:“以前在我心中，除了‘我’或‘我所’之外，世上再没有什么值得我关心的。但自从参禅以后，我才发觉世上的万事万物都要靠因缘才能成就，除了‘我’以外，还有人，还有佛，我想我握住禅心了。”

接着一位学僧说道:“以前我的眼光仅限于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具体实物。但自从参禅以后，现在我有了远见，不再心胸狭小而量大如空。我想我找到禅心了。

第三位学僧说道:“以前如果说我一天能行三十里路，我绝不去走五十里。但自从参禅以后，才感受到，自己是以有限的生命去证悟永恒的法身，恨不得不眠不食，日行百里。我想我已知道什么叫禅心了。”

第四位学僧说道:“我由于资历低、学识浅，在处世方面总显得笨拙，因而有时会很自卑。自从参禅以后，我才发觉自己可以担当弘法利生的重责大任，因此，不再自觉笨拙，也不感觉自卑，我想这就是禅心了。”

最后一位学僧说道:“我身材五尺，平时总抱着‘天塌下来总有别人会顶住的心态。但自从参禅以后，才感受到禅宗的信念，现在总觉自己有丈二的身材，我想我已体悟到什么叫禅心了。”

无德禅师听后，说道:“你们所说的只是一种“初心’，而非‘“禅心’。真正的禅心在于明心见性。好好精进修持吧!参!”

学僧们听后，敛目内省，继续去寻找禅心。

学僧们的回答都有道理，为何无德禅师却称之为“初心，而非禅心”?原因很简单，修禅修的就是物我两忘，心外无物之境，而这些学僧们执着于人间的利害得失，怎能称之为禅心呢?何谓禅心?只有心境平和，放下喜悲，空明无物，才能达到心灵和行动的静默，在静默中物我两忘，进人奇妙的觉悟之境，体悟无法言说的“万色皆空”、“万空皆色”的境界。那种境界就是“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而禅师慧忠就达到了这种修行境界。

印度的三藏法师自诩神通，他来到慧忠禅师面前，与他验证。

慧忠谦恭地问道:“久闻您能够了人心迹，可有此事?

三藏法师痛快答道:“只是些小伎俩!

慧忠于是心有所想，问道:“请看老僧现在心在何处?”

三藏运用神通，查看了一番，答道:“高山仰止，小河流水。”

慧忠微笑，并点头，将心念一转，又问:“请看老僧现在身在何处?

三藏又做了一番考察，笑着说:“禅师怎么去和山中猴子玩耍了?”

“果然了得!”慧忠面露嘉许之色，称赞过后，随即将心念收起，反观内照，进入禅定的境界，无我相、无人相、无世间相、无动静相，这才笑吟吟地问:“请看老僧如今在什么地方?”

三藏神通过处，只见青空无云、水潭无月、人间无踪、明镜无影。他用尽浑身解数，天上地下彻照，全不见慧忠心迹，一时不知所措。

慧忠缓缓出定，含笑对三藏说:“阁下有通心之神力，能知他人一切去处，极好!极好!可是却不能探察我的心迹，可知为何?”

三藏摇头不语。

慧忠禅师笑道:“因为我没有心迹，既然没有，如何探察?”

如此可见，只有心灵空明，达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境，才能物我两忘，使修养化为至境。

纷纷扰扰的世界，总有无尽的诱惑。卢梭说:“十岁时被点心、二十岁被恋人、三十岁被快乐、四十岁被野心、五十岁被贪婪所俘虏。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只追求睿智呢?”是啊，如果我们一味地去追求名利，沉迷于花花世界之中，心中所求太多，只能使自己疲惫不堪，寝食难安。

其实这又何苦，人生不满百，有些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不就此放下，让心灵在无物无我之中，体会一种难得的闲适与自在。即使身居闹市，也不必关门闭窗，任它潮起潮落，风起云涌，我自悠然如局外之人。身在红尘中，畅游青山绿水间，沐浴徐徐清风，又何必“人山唯恐不深”?杜牧诗云: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关键是你的心。

修养心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用一生去琢磨。要把修养心灵与你的神经互连，让它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智慧，让人生这条路变得简单、精彩起来。

靠自己站着的人最坚强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正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多苦，只要活着，就无法逃避，因此不如坚强地面对，自立自强，做生命的水手，与滔滔浊浪勇敢搏斗。

一次，滕文公请教孟子:“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我们滕国是一个小国家,东临齐，南接楚，是应该向齐国靠拢呢,还是应该投向楚国?孟子告诉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也就是说，加强你的国防设施，挖深护城河，加高加厚城墙，和全国的百姓同心协力，保卫自己的疆土。要自立自强，即使战死，也不逃离，甚至宁可亡国，也不向任何一个大国投降。先有这样的准备，才可能有所作为。

这正是两大之间难为小，滕这个小国受着齐国与楚国的夹板气，无力反抗，也不敢反抗，于是孟子给他开了自立自强这个药方。南怀瑾先生由此联想到为人处世，他说:“个人做人也是一样，不自强，不自立，不从自己本身想办法，在两大之间，怨天怨地，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来为自己解决困难，天下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个人事、国家事、天下事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有自立自强，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人，是孤独的只靠自己站着的人。”人，要想经风雨，而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学会自立。也许蜡梅并不喜欢严寒霜冻，也许青松并不喜欢悬崖峭壁，也许海燕并不喜欢狂风暴雨，但它们不甘心放弃，自己做自己的救星，它们为自己奏响了生命乐章。

人要学会自立，遇到困难时，不可畏缩，但是要想战胜困难，换取人生一片坦途，自立只是第一步，还要学会自强，欲成事，先壮大自己的力量，练就一身真本领。

西晋时期，司马家族的统治极其腐败，致使国力衰弱。北方匈奴乘机入侵，消灭了晋军主力，攻陷了晋都洛阳，俘虏了晋愍帝。

晋愍帝先被匈奴百般羞辱，最后又为匈奴所杀。在匈奴的统治下，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时，一位名叫祖逖的爱国志士，发誓要收复失地，拯救受苦难的百姓。他与好友刘琨住在一起，每日凌晨鸡鸣之时，两人就起床练剑。在皎洁的月光下，两位热血青年身姿矫健、比翼对舞。多年来他们坚持“闻鸡起舞”,无论酷暑严冬、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就这样，他们练就了高强的武艺，磨砺了坚定的意志。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了东晋政权，史称晋元帝。东晋朝廷苟安于江南一隅，并没有收复失地的意图。祖逖为此十分焦虑，专程从沦陷区赶到建康求见司马睿，要求领兵北伐，收复中原。

司马睿没有办法拒绝祖逖的要求，就任命祖逖为豫州刺史，却不给他一兵一卒，只拨给他一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要他自己招兵买马，建立军队。

虽然得不到朝廷的全力支持，可祖逖并没有放弃北伐的决心。他带领几百名志愿北伐的壮士，渡江北上。船到江心，祖逖敲着船桨，大声地发誓:“北伐如不成功，我祖逖绝不再踏入这条大江。”随行的人听了祖逖的豪言壮语，一个个热血沸腾。

过江以后，祖逖一边召集人马，打造兵器，一边与敌人作战。中原的老百姓给他们送来了粮草。军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祖逖很快就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土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无论是想在世界上安身立命，还是想实现宏图大志，都需要自立、自强。要想真正做到自强，有三个条件:一是要自觉。做任何事情，尤其是要实现自我设定的目标时，只有自觉，才能获得主动权，只有主动，才思进取。二是要勤奋。有了勤奋，才不会满足，只有不满足，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三是要有毅力。实现目标的过程，就是克服困难的过程，没有百折不挠的毅力，只会半途而废。没有这三条，自强终究是一句空话。南非总统曼德拉说:“人生最美的光环不在于人的升起，而是坠下后还能再升起来。”人生就是如此，风风雨雨，充满曲折，在我们坠下后，就要自立、自强，再升起来，学会自己救自己。

盲人过路亦如此，你帮得了他一时，帮不了一世。没有谁能永远做你的救星，除了你自己。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走向成功的勇气;受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自立、自强的决心。做自己的救星，相信风雨过后，一定是鹰击长空的壮景相信荆棘过后，一定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做君子之勇，拒绝匹夫之勇

勇气是人类最重要的一种特质，是衡量灵魂的标准。勇者并不是蛮勇之谓，凡见义不为为非勇，欺凌弱小为非勇，贪图便宜、使乖取巧、自私自利皆为非勇。

什么是真正的勇气?一次齐宣王说“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时，孟子给出了回答:“王请无好小勇。”大王你好勇没关系，但不要逞小勇。“今王亦一怒而安先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如果你也能英雄豪气冲云天，大勇安定天下，那么百姓还唯恐大王不好勇呢!南怀瑾先生很赞赏孟子的话，并进一步阐述了这个道理。他认为个人好勇，逞匹夫之勇，就会“任气尚侠”，甚至睚眦必报，犯禁杀人，最后自取灭亡。所以，个人不可无勇，但也不可好匹夫之勇。

勇气是捍卫人格尊严的一个支点，有了它，即使你粉身碎骨，依然会在人们心中树起丰碑。勇气是每个人潜在的英雄情结，勇气是敢于面对困难、挑战困难，不被任何东西打垮的气概。怯懦者在酒杯中寻找勇气，真正的勇敢者有一颗勇敢的心。

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勇气是为正义而奋斗的精神，勇气是天地为之动容的人格力量。勇气是克服恐惧，开启成功大门的钥匙，勇者无惧!

但是，与勇气这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相随的是匹夫之勇。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品人录》中是这样区分匹夫之勇和君子之勇的:“路见不平，拔刀而起，一言不合，拳脚相加，这是匹夫之勇。因为只要有几分血气，有几分力气，不要有任何志向和修养，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而且也不会有什么辉煌的战果，因此是匹夫之勇。什么是君子之勇呢?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麇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就是君子之勇。”

可悉陵是北魏皇族，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勇敢坚毅，又练得一身好武艺，很受皇室器重。

在可悉陵十七岁的那一年，一次，北魏皇帝拓跋焘带着他到山林里去打猎。

他们一行人个个都善使弓箭，勇猛无比，没过多半天，便捕获了许多野兔、鹿、山鸡之类的野味。

在返回的路上，大家大声地谈笑着，夸耀自己的战果。正在兴头上，忽然有人察觉旁边的树在微微颤抖，传出一阵“沙沙”声，好像有什么动物在快速行走。犹疑间，丛林中突然蹿出一只吊晴白额猛虎。它大吼了一声，直吼得地动山摇。

人们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只听一个人大喊道:“保护皇上，看我的!”说话间，此人已到了老虎跟前。大家定睛一看:原来说话的是可悉陵。

可悉陵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起来。老虎的尾巴用力一掀，眼看要扫到可悉陵身上，可悉陵灵巧地一闪，躲开了。大家回过神来以后，弯弓搭箭想要帮可悉陵的忙，可悉陵却喊道:“大家别插手，我可以应付!”于是大家只好看着可悉陵和老虎周旋，心里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

可悉陵躲过了老虎凶猛的一扑一掀一剪，瞅准机会跳到老虎背上，揪着虎皮，死死按住虎头，抬起铁拳拼命朝老虎的天灵盖砸下去。也不知打了多少拳，直到他没了力气，才发现老虎已经七窍流血，死了。于是可悉陵把这只老虎献给了拓跋焘。

拓跋焘没有过分称赞他，说道:“我们本来有机会逃走，不跟老虎纠缠。实在走不了，大家一起上，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置老虎于死地，你偏要徒手和老虎单打独斗。你的勇敢确实超人一等，应该用来造福国家，而没必要浪费在这种搏斗上。万一为之所伤，岂不可惜?”

拓跋焘的话很有道理，可悉陵的行为表面上看勇猛无比，其实不过是逞匹夫之勇。真正的勇气是仁、智、勇的结合，是来自内心对真理的执着，来自对美好的向往，来自追求自身更高的境界。尼采说:“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一个群众道德和个人孤立的年代。勇气是一种必需品。’

大勇与匹夫之勇，这是两条路，一条是稳重，一条是冲动;一条通向成功，一条通向悔恨。勇气是勇敢者的通行证，做君子之勇，拒绝匹夫之勇，会使我们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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