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五里河文兴路90年代（难忘的沈阳铁西工人村小跤场）

难忘的沈阳铁西工人村小跤场

原创 景文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摔跤在老沈城很盛行，在和平区的北市场和铁西区的“露天俱乐部”等地有几个比较固定的“跤场”，这些“跤场”经常有摔跤表演和比赛，许多老沈阳人都喜欢看摔跤和摔跤。

当时，沈城最著名的“跤王”是董永山，他被称为东北跤王、摔跤界的“大瓢把子”和“小霸王”、沈阳北市场“跤场”的“大掌柜”，他的徒弟刘生才曾在1958年全国摔跤锦标赛中获得中量级冠军，他的徒弟范世煌曾在1960年获得辽宁省摔跤比赛冠军。

（前排左一是刘永福、前排中间的是董永山）

据沈阳著名相声大师杨振华、金炳昶在1977年表演的相声《好梦不长》，“文革时期”的造反派、沈阳市委第一书记、外号叫“大裤衩子”的人，也会摔跤，曾用一个“大别子”将博物馆的打更老头啪嚓一下摔倒在马路上，并抢走老头怀里的博物馆的象牙伞子骨。他还曾偷过邻居老杨家晾在外面的床单做过大裤衩子。

因为我没有见过“大裤衩子”摔跤，更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偷过床单做了大裤衩子，我很难辨别相声所说是否真伪。后来传闻“大裤衩子”的家人要到法院告杨、金二人侵犯了“大裤衩子”的名誉权。

(杨振华和金炳昶说相声）

那个年代，许多铁西老工人村人特别是年轻人也爱看摔跤、喜欢摔跤，因此，在工人村也有个小有名气的小“跤场”。

这个小“跤场”位于工人村西侧，在南十马路和南十一马路地段、当年的小臭水沟西侧的沈阳重型机械厂职工家属宿舍前面的一个空地上，它东面毗邻一个人称“小铺”的非常小的副食品商店和一个小理发店。西面毗邻“小合社”，它是一个东西走向的长方型小平房，是一个规模不太大的综合性商店，隶属于工人村的“大合社”，它的西侧是沈阳拖拉机厂子弟小学。

六十年代初期，曾经在这里和附近居住过、今年70岁以上、喜欢看摔跤的老工人村“沟西”人，应该会记得这个小“跤场”。

也许还会有人记得在这附近的两个小“拐把子”楼居住过两个名人，一个是辽宁著名播音员房明震，一个是中国田径队著名短跑运动员赵靖宇，他曾经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百米比赛中为我国争得过荣誉。

当年，沈阳重型机械厂家属宿舍居民中，有几个中青年人喜欢摔跤，其中有个人称“小队长”的30岁左右的男子，张罗组织一些人，在这块空地上，清理杂草、铺垫黄土和撒上许多细沙子设立了一个小“跤场”。

夏天的傍晚或昏黄路灯初亮的时候，在这个小“跤场”上经常有人摔跤。

当年,在小“跤场”看摔跤的人很多，在“沟西”附近居住的许多居民经常里三层外三层的聚集在“跤场”外看摔跤。有时因为摔跤圈划小了，主持摔跤的人就会喊“圈大人薄，请大家向圈外再退几步。”而每当他刚喊到“圈大人薄”时，就有许多调皮的孩子跟着起哄喊道“圈大人薄，放屁蹦不着”。

在小“跤场”圈外，经常有闻讯而来的小贩，大声叫卖三分钱或五分钱一支的冰棍、一毛多钱一瓶的汽水和毛嗑、瓜子等。

那时的摔跤都是传统的中国式摔跤，摔跤人都先脱光上身衣服，然后穿上半袖的白色摔跤服“褡裢”，用跤带子在腰间系紧“褡裢”，下身一般都是穿灯笼腿裤，脚穿胶鞋，不允许戴帽子、穿皮鞋或穿可能伤人的其他硬底鞋。

摔跤的人在摔跤前，都颇有风度的向对方和观众行抱拳礼。因为没有裁判员，胜负由双方自行认定或主持人认定，如一方将对方摔倒在地，即为获胜。是否被摔倒，以一方除两脚以外的身体其他部位是否先着地为准。当然也有例外，如一方将对方抱起、扛起或高高举起时，只要对方主动认输，双方就不再继续摔跤了。

这种摔跤是民间自行发起的，无论是谁，无论是哪里来的人，都可以随时下场摔跤，不必标名报号，不必签订生死或受伤自负的书面协议，带有摔着玩的性质，所以摔跤的人不分年龄、级别、身高体重。

摔跤局数由摔跤双方自行商定，可以一跤定胜负，也可以两跤或三跤定胜负，但一般都是两跤定胜负，如果摔成1:1平局，双方可以商定是否加摔一跤，也可以不加摔一跤。

那时的人摔跤都很讲究“跤”徳，以跤会友，点到为止。既没有赢了就得意忘形、挖苦讽刺对手的胜者，也没有输了就倒地不起、撒泼放赖、诈伤讹人钱财的类似现在“碰瓷”的败者。

摔跤双方都没有出现过什么抓头发、插眼睛、踢裆部、掰折胳膊、踢断腿等野蛮的故意伤人动作。更没有摔跤双方打成一团或聚众打架斗殴，当然也没有动过刀子，根本就不会出现黄三泰与窦尔敦比武时连发三枚金镖伤人、潘豹与杨七郎打擂时想用暗器伤人的那种情况。

有的摔跤双方在摔跤后，还彼此惺惺相惜、成了跤友，两个人勾肩搭背谈笑着到小臭水沟东侧的工人村饭店，花上一、两元钱喝点小酒。那时饭店的酒菜都非常便宜，散啤酒七分钱一大碗，肉炒辣椒、肉炒蒜毫、鸡蛋炒木耳等炒菜，一盘才两毛多钱，素菜一盘才一毛多钱，因此花上一、两元钱，哥俩吃喝的都很乐合。

尽管有一些工人村以外的人来小“跤场”摔跤，但绝对没有寻衅滋事来砸场子的。有的人摔跤输了后，还会像评书中说的江湖好汉那样，向对方抱拳拱手说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然后转身而去，或自己苦练或拜师学艺一段时间后，卷土重来比拼，也有人请师兄或师傅来摔跤为自己找回面子。

摔跤双方都是中青年男子，但也有极特殊的男女之间进行摔跤的情况发生。

某天，在摔跤正式比赛开场前，“小队长”与一个青年人进行“垫场”摔跤，两人刚过了三招五式，他就被那个青年人一个“绊子”撂倒了。旁观摔跤的一个长得五大三粗的女观众粗声大嗓的嘲笑他“真是孬货，一点能耐和尿性都没有。” 她的话立刻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

“小队长”有点挂不住脸了，调侃她说：“你要有点尿性，就下场和我摔两跤。”

他哪曾想到，在旁观者的不断大声怂恿和鼓励下，特别是在附近“上海楼”居住的一个中年上海人说的：“侬要赢了这个男的，阿拉给你一元钱”的刺激下，这个女观众竟然“巾帼不让须眉”，雄赳赳、气昂昂的上了“跤场”，像古书里的大刀王怀女要把杨六郎擒下马那样，要把“小队长”摔倒在地。

“上海楼”位于小“跤场”的东南角，是三层的“拐把子”红砖楼房，因为居住的都是上海人，所以人称这个楼为“上海楼 ”。

一元钱在当年是很值钱的，可以买一斤一等猪肉和一斤刀鱼，因为一斤一等猪肉才七毛钱左右，一斤好刀鱼才两毛钱左右。

所以，这个女观众听到那个上海人说悬赏一元钱后，才能“重赏”之下做勇“妇”欣然上场摔跤了。

当她走上“跤场”后，许多认识她的人立刻就为“小队长”捏了一把冷汗，估计他今天可能要凶多吉少出丑了，因为她是小臭水沟东侧卖煤场的送煤女工，是有名的女汉子。

那时候，在小臭水沟东侧有个很大的木柴场和煤厂，主要为工人村居民提供做饭、烧水用的劈材和煤。

居民可以自行到煤厂买煤和把煤运回家，也可以花几毛钱，雇煤场的运煤工用车将煤运回家。因为那时卖的许多煤都是大块的朝鲜煤，许多居民家都没有装煤的麻袋和运煤的工具，因此自愿花点钱雇煤场的运煤工送煤到楼。

煤场的运煤工有几个是身强力壮的30岁左右的妇女，其中有的人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从山东“关里家”逃荒来到沈阳的，因为没有沈阳户口，找不到正式工作，在煤场作临时送煤工。

这些运煤女工非常能吃苦，非常有力气，能够很轻松的推走装了几百斤煤的“带车子”，能够背动装了百八十斤大块煤的大麻袋。

那时的工人村基本上都是三层的楼房，只要居民再多支付两、三毛钱，这些运煤女工就能一口气把装满煤的大麻袋，从楼下直接背到居民在二楼或三楼的家中，而且，有时这样背煤的情况在一天中要有多次，可见她们多么有力气，许多居民私下说她们都是女汉子。

这个女观众上场后，也穿上了白色的“褡裢”，因为她是女人，没有脱下被煤染黑的小内衣，没有像男人那样光着上身穿“褡裢”。当她穿好“褡裢”、系紧腰间的“跤带”后，很轻蔑的召唤“小队长”放马来战。

“小队长”非常尴尬的站在“跤场”中央，因为“好男不与女斗”，想打退堂鼓了，但他又怕不摔太丢人了，只得被迫硬着头皮迎战，他侥幸的认为摔倒一个不会摔跤的女人是件轻而易举的小事。

这个女观众确实一点也不会摔跤，但她力大无穷、会背大麻袋！她以前看过摔跤，知道摔跤抢“里把”非常重要，所以她左手抢先抓住对手右边的“里把”，右手拽住系在对手腰间的跤带，在对手还没有反应过来、做出任何摔跤动作的时候，她就插步向前，弯腰、拧胯、撅腚，大叫一声“起”，一使劲就把对手像装了煤的大麻袋那样背了起来，紧接着她再一低头哈腰，就要把对手重重的摔在地下。

“小队长”虽然摔跤技术不错，但在女观众的绝对力量面前，一点技术都发挥不了，因为她的手劲和力量实在太大了，他被抓的死死的，而且被背了起来、两腿悬空，根本就无法施展任何摔跤招数。幸亏他“好汉不吃眼前亏”立刻喊了声“我认输了”，否则有可能会被女观众摔个嘴啃地。

围观摔跤的人们都先是被女观众背麻袋式的摔跤动作惊得目瞪口呆，紧接着他们立刻发起了一阵阵喝彩声和热烈的掌声。

在“沟西”附近有一所民办中学，有沈阳拖拉机厂子弟小学和南十路二校小学。这些学校都离小“跤场“不太远，这些学校的男孩子们经常到小“跤场”看摔跤、学摔跤，经常在学校操场上的沙坑里互相摔跤玩，因此，他们都会几招摔跤技巧，如腰拱子、手别子、大小背、架梁脚、缠腿翻、上步踢、倒口袋等，当然，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这些青少年学生经常摔跤玩，不但强身健体了，还在遇到别人侵害时，有了一定的自我保护和自卫的能力。

在六、七十年代，许多老沈阳青少年和中年男人都非常喜欢戴顶“绿帽子”，我所说的“绿帽子”当然不是指出轨的女人给丈夫戴的“绿帽子”，让他成了被人们耻笑的“大王八”，而是指当时解放军官兵戴的绿色单军帽。

因为许多人都喜欢戴绿军帽 有少数"坏人"就开始抢军帽了，因此，在那个年月时常发生军帽被抢的情况。

1966年秋季的某一天，我戴顶绿军帽到工人村附近的劳动公园去玩，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不良男青年来抢我的军帽，他一上手就要摘抢我的军帽，因为我会点摔跤，立即使用一招“缠腿翻”将他掼倒在地，他不但没有抢成军帽，反倒成了“狗抢屎”。

我趁他倒地还没有及时爬起来时，撒腿就跑向了工人村，因为我是学校足球队前锋，跑的比较快。

1966年8月以后开始了“破四旧”，摔跤也被列入“四旧”了，沈城北市场和“露天俱乐部”等地的大小“跤场”都被取缔，工人村的有关管理人员也不让人们在这个小“跤场”继续摔跤，这个小“跤场”瞬间就寿终正寝了。

时光飞逝，弹指一瞬间，六十多年过去了。虽然，我因为年事已高，开始逐渐淡忘了在工人村生活的许多往事，但我还是难忘这个工人村小“跤场”，因为它是给我带来许多往日快乐时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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