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宦官的级别 宋代宦官为什么算知识分子

转自“ 探照灯好书”微信公众号。

回望宋代已成时尚，但拼接浮词者多，深入研究者少，“依据少量历史记载，加上出土文物，再加联想”的公式化写作，已令人生厌。真实的宋朝究竟如何？证据何在？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程民生先生的这本《宋代民众文化水平研究》堪称力作，其钩沉之繁密、立论之严谨、视角之宏阔，值得“宋粉”借鉴。本书从一个很小的话题切入，却展开了一个广阔的侧面，字句之中，功力尽显。宋代重文教，不只是停留在士大夫阶层，或在民间做几个象征性的文化工程，热闹一下，而是连长期受歧视的宦官也高度重视文化，涌现出发明家黄怀信等。至于宋朝究竟采用了什么好办法，能让大家都来重视文化，民族创造力全面开花，这是一个值得长期思考的议题。

文 ／ 程民生

宦官是中国帝王时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在性别特殊外，更有身份特殊，作为皇权的一部分、皇宫的具体管理者，在历史上起着较大或很大作用，是中国历史尤其是政治史中无法绕开的重要群体。有关宋代宦官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围绕其军事、政治、经济作用和对宦官的管理制度，但均不涉及他们的文化水平。

游彪教授曾提到“宋代宦官的文化素质普遍比较高”，惜非其主旨，未做论证。柳立言教授也言：“宋代宦官能文、能武，能理财”。

宋代宦官均有文化

在朝廷核心部位为皇帝、后妃服务的宦官，虽然出身低贱，但职责性质决定他们接触的多是国家大事乃至最高机密，其从事的大量工作需要相应的文化水平。

正因为如此，有的皇帝重视对宦官的文化教育。如宋真宗当太子时，曾在宫中办起了卫士的“识字班”，其中也包括宦官。“即东宫建学，亲为教授。因命张旻为学长，张景宗为副学长，崇勳与夏守斌为学察，安守忠以下为学生。景宗，宦者。”

张景宗就是宋真宗亲自教育出的宦官。宋仁宗更进一步，曾经命天章阁侍讲贾昌朝、王宗道负责“编排资善堂书籍，其实教授内侍云”，通过或借口编排皇子读书处资善堂的书籍，用文官来教授宦官经史文艺，表明皇帝希望并采取间接办学的方式，来提高宦官的文化水平。但此举不久即遭到谏官吴育的反对，认为“资善堂教授内臣，而以编修为名，非盛朝所务也”，一个月后即有诏罢之。他指责这不是明君应该做的事务，也有防微杜渐的深意。但是，皇帝并没有放弃教育宦官的理念。

宦官王中正“因父任补入内黄门，迁赴延福宫学诗书、历算。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则是至少在这一时期，延福宫具有宦官学校的职能，培训新任宦官文学、儒家文化以及数学、历法等知识。可见朝廷一方面希望提高宦官的文化水平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一方面又担心其文化水平超出内侍的基本需要而滋生宦祸。对朝廷来说，宦官的文化水平是一把双刃剑，比较敏感。

宋代虽然没有像明朝那样制度化的宦官教育，但定有宦官入宫的制度化条件，即必须通过文化考试：“内侍遇圣节许进子，年十二试以墨义，即中程者，候三年引见供职。”所谓“墨义”，就是笔答经义，既要会读，也要会写，更要理解经书。这一制度长期执行，唯南宋初宋室逃亡时期诸事有些例外，局势稳定后随即恢复。

绍兴二十七年（1157），因有宦官免试入宫，违反制度，给事中贺允中上书指责：“小黄门任嘉辅免试补官不当”，“政和旧制，内侍进子年十二，试以墨义，其中程者，候三年引见供职。自建炎后，以宫庭小黄门少，遂听不候年及命之。至是，允中以为非法”。宋高宗十分赞同：“允中此论极当，但外庭未悉宫禁曲折。先朝立法，非特此曹不得滥进，且使识字。近来小黄门人数稍足，岂可一向循例免试？前旨可勿行，自今并如旧制。”强调了入宫宦官必须识字，通过文化考试三年后才能任职。

宋代宦官的来源，一般都是代际传承，即由老宦官的养子补充。嘉祐四年（1059）宋仁宗曾诏入内内侍省云：“内臣员多，自今权住进养子入内”即可证明。那么，他们是如何学会识字的呢？自是养父——老宦官负责教育。如北宋中期的内侍裴愈，“老不废学，又课厉二子，使皆有立”，就是宦官教育养子的例子，也是自身持续提高文化水平的事例。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宦官都至少具有初步的文化水平。以下就是具体的论证。

首先，我们考察宦官的职责。宋代宦官的管理机构是内侍省、入内内侍省：“内侍省、入内内侍省，皆宦官之职也”，其内部机构和职能如：

分五房，所掌内殿引对群臣、发金字号、收接边奏、赐臣僚到阙茶药、新除执政官、御史中丞支赐、宗室节度使已上生日、宰臣已下夏腊药、春幡胜新火、喜雪御筵、每月奉香表往攒宫、忌辰酌献看经、设狱、太庙荐新、并奏告差宫闱令大礼执事、并奏主进衮冕、祈祷降御封香、车驾行幸、差官应奉人使在道及到阙燕赐、宣召学士及试官御试一应事务、圣节赐宰臣以下斋筵、皇太子乳香、执政官酒果、辨验迎奉到御容、赐蕃夷宴、大朝会差应奉等官，皆其职也……渡江后，又掌藏金国誓书八宝。内东门司，内侍省属也，掌机密门户。合同凭由司，掌御前及宫禁取索金帛。御药院，掌应奉礼仪、衣服、汤药。

从中看出，其职责至少在“发金字号、收接边奏”“宣召学士及试官御试一应事务”“藏金国誓书八宝”等方面，是与文字打交道的。实际上，宋代宦官具体任职及职掌情况，远多于这些制度所定，多有专职文字的宦官，例如皇太后殿有“管勾文字”一职，他们“效勤官书”“效力文墨”等，是管理书籍文件和从事文字书写的工作。

典型如由宦官组成的御药院，本职工作是负责“掌按验方书，修合药剂”，显然要精通医药典籍者才能胜任。实际的职掌却大相径庭，诸如负责接受、缮写、整理、分析大臣的奏章。元祐年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以内外臣僚所上章疏，令御药院缮写，各为一大册，用黄绫装背，标题姓名，置在哲宗御座左右，欲其时时省览”。

宦官抄录、编辑臣僚奏章副本，供小皇帝浏览，了解情况，正本大概是由太皇太后阅览批示的。御药院还可向地方政府发公文，如“神宗闻安石之贫，命中使甘师颜赐安石金五十两。安石好为诡激矫厉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师颜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谕御药院牒江宁府，于安石家取甘师颜常例”。

宫内事务之外，御药院参与大量科举事务，充分体现了其文化素质，如编排考官座次、誊录考卷密封样式等。

熙宁三年（1070）诏：“将来于集英殿御试举人，其臣僚及考校并诸司幕次，依今来御药院图子内相度贴定去处，应合行事件，令御药院检举施行。”又诏中书门下，“令别定御试举人封弥式样送御药院，仍仰本院誊录两本，分送初、覆考官”。御药院宦官的文化水平，早超出了识字、写字的初级层次。

宫廷的经费由宦官管理，拥有不少于朝廷一半财产的皇家内藏库以及奉宸库、景福殿库等，也由宦官管理，即宦官掌管着宋朝的大半财产，所以他们还必须会算数理财。宝元中，宋仁宗“尝诏入内内侍省，裁节禁中之费，报详定所。庆历中，又诏入内内侍省，以章圣时簿帐，较近年禁省之费以闻”。资金的运作和账簿的制作、管理、收藏，离不开对文字的熟识、对数字的精通。

大中祥符二年（1009），内藏库主管宦官刘承规编纂提交了《内藏库都帐》，“凡置库以来，其出纳之数，纤悉具在。上嘉其勤，诏赐承珪马二匹、器币二百，掌事官典并迁秩、赐缗钱”。宋真宗对其工作成绩表示赞赏，足证这些宦官精通数计与财务管理。

在履职和日常生活中，众多宦官确实显示出了自己的才华。北宋中期的宦官王中正就是一个代表：“其资忠义，有大略，读经史，通古今，尤知兵，天文历数无不通，如是则为天下之才矣。”照此记载，他学兼文武，简直就是一个全才，放到全国也是佼佼者。

在《宋史·宦者列传》等史籍中，可以看到不少宦官有文化的具体例子。如窦神宝，曾“迁西京左藏库使、领密州刺史兼掌往来国信”。掌管外交文件，不识字肯定无法胜任。王继恩在宋真宗初，“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缄题往来，多请托，至有连宫禁者。……又士人诗颂盈门。……诏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识及通书尺者，一切不问”他与大臣、士人多有文字来往。李神祐“性谨愿，晓音律，颇好篇咏”。既通晓音乐，还会作诗词。又如张继能，在西北前线“日课卒截竹为签，署字其上，且言以备将士记杀获功状……九年，坐前护修庄穆皇后陵摧陷，左授西染院使，掌往来国信。……继能性沉密知兵，颇勇敢，喜读书”。能带兵打仗，喜欢读书，还会作诗。

内臣张继能，颇知书。尝总戍兵于灵州，属戎寇围城，经岁不解。继能作诗云：“夜闻塞外铃声苦，晓听城头角韵哀。不是感恩心似铁，何人肯向此中来。”

主旨鲜明，富有边塞气韵。杨守珍兼顾文武：“为入内黄门，习书史，学兵家方略。”李舜举在宋神宗朝颇为活跃，他“颇览书传，能文辞笔札”。在永乐城之役中，宋军失败，李舜举决然“断衣襟作奏曰：‘臣死无所恨，愿朝廷勿轻此贼。’寻以死闻”，写下绝命书，以身殉国。

熙宁初期朝廷组织翻译佛经，领导者也有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勾当御药院、监译经臣李舜举。在宋徽宗朝有“隐相”之称的著名宦官梁师成，自称是苏轼之子，小有文采：“慧黠习文法，稍知书。……政和间，得君贵幸，至窜名进士籍中……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凡号令御笔，皆出于梁师成。”居然利用权势谋得进士，实属罕见，而且善于模仿宋徽宗的字体，书法颇有功夫。

宋徽宗的书法作品

南宋初的宦官蓝珪、康履，“初皆为康王府都监、入内东头供奉官，尝从康王使金人行营。及开元帅府，并主管机宜文字”。领受主管机宜文字这一职务的前提是必须会作文，并能够制作、管理文件。文彦博曾上奏强调：“臣切见诸路机宜司文字繁多，所系至重，主管之官，往往不先时检阅详熟。遇有急速应答外界文字，或处分军中事宜，致有差误未当。臣欲乞遍下诸路帅臣，令掌机宜官尽将本司前后所授宣札子、不下司文字并军中前后行遣处置事状，一一分门编类排，置册封掌。遇有应报外界文字及处置军中事宜，参详检会，不致差误。所有掌机宜官，亦乞令帅臣慎择奏举。”故而机宜文字一职，“大多为进士出身之文臣”。

宦官担任此职，其文化水平显然接近文官。

对于儒家经典，宦官也不生疏。宋徽宗时，“知后苑作使过太府寺钱六十余万，诏今非特旨不得于诸处借支。一中官挟《周礼》进，指‘膳夫’‘内府’之类，惟王及后不会。然之，遂罢”。拿着《周礼》直接指给皇帝看有关篇章，意思是王室膳食可敞开使用，不用每年核算审计，皇帝只好收回诏令。足见该宦官精通《周礼》，且善于应用。

元祐初，崇政殿说书程颐曾上疏云：“后世不复如此，谓人主就学，所以涉书史、览古今也，不知涉书史、览古今，乃一端耳。若止如是，则能文宫人可以备劝讲，知书内侍可以充辅道，何用置官设职，精求贤德哉？”从反面证实宋代宦官识字知书是普遍现象。正如苏轼所言：“祖宗之化，自家刑国。故虽左右近习之臣，莫不好善而知义，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风焉。”文质彬彬的宦官，做派气质与士人相似。南宋后期，有谏官斥责宦官陈洵益：“刑余腐夫，粗通文墨，扫除贱隶，窃弄威权。”

所谓“粗通文墨”，是与士大夫相比，且为弹劾之言，自是竭力贬斥，实际文化水平绝非如此。但宦官毕竟不是学者，如按照士人的标准衡量，宦官的学识肯定有较大的差距。嘉祐、治平年间，“有中官杜浙者，好与举子同游，学文谈不悉是非。然居杨州，凡答亲旧书，若此事甚大，必曰‘兹务孔洪’，如此甚多。苏子瞻过维扬，苏子容为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溘然？’其后子瞻与同会，问典客。曰：‘为谁？’对曰：‘杜供奉。’子瞻曰：‘今日直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这位爱炫耀的宦官不懂装懂，乱掉书袋，难免受到嘲笑。

宋代宦官的文化贡献

宋代宦官的文化水平，不但体现在皇宫、国家日常事务的文字应用，更体现在不少宦官颇具才艺，在文学艺术方面富有成就，有作品流行于当世。

宋仁宗朝宦官孙可久，“赋性恬澹……好吟咏，效白乐天格，尝为陕西驻泊，为乐天构祠堂于郡城大阜之顶，中安绘像，乃缮写生平歌诗警策之句，遍于旧墉。晚年著《归休集》，行于世”。仰慕唐代诗人白居易，俨然一位有作品集流传的诗人。典型如宦官裴愈：亦好吟咏。真宗朝，衔命江南，搜访遗书、名画，归奏称旨，用是累居三馆秘阁职任。有诗《送鲁秀才南游》云：“东吴山色家家月，南楚江声浦浦风。”《闻蝉诗》云：“杨柳影疏秋霁月，梧桐叶坠夕阳天。”皆其佳句。

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诗名。明道中，仁宗御便殿，试进士《房心为明堂赋》《和气致祥诗》，亦命湘作之。湘蹈舞再拜，数刻而成，仁宗嗟赏，左右中人为之动色。其《和气致祥诗》曰：“君德承天道，冲融协太和。卿云呈瑞早，膏泽应时多。煦集连枝木，嘉扶异颖禾。五星还聚井，丹凤更巢阿。薮泽无遗士，边防久息戈。黔黎逢至化，稽首载赓歌。”他诗亦类此。有《肯堂集》行于世。翰林李公淑为之作序曰：“予尝嘉河东父子，起银珰右貂，能以属辞拔其伦。益之三朝侍内，老不废学，又课励二子，使皆有立，约己慎履，如周仁、石庆。而楚老孳孳嗜书，克自淬琢云。”湘又善为小词，尝任河东路走马承受，有《咏并门·浪淘沙》小词云：“雁塞说并门，郡枕西汾，山形高下远相吞。古寺楼台依碧嶂，烟景遥分。晋庙锁溪云，箫鼓仍存，牛羊斜日自归村。惟有故城禾黍地，前事消魂。”后有《咏汴州·浪淘沙》小词，仁宗命录进，亦嘉之，其词曰：“万国仰神京，礼乐纵横，葱葱佳气锁龙城。日御明堂天子圣，朝会簪缨。九陌六街平，万物充盈，青楼弦管酒如渑。别有隋堤烟柳暮，千古含情。”

父子二人皆宦官，皆兼诗词作家，都有作品集发行于当时，其佳句美篇得到士大夫的欣赏。裴愈能到南方“搜访遗书、名画”，当精通古籍版本，会品鉴书画，故而能胜任朝廷三馆秘阁的工作。裴湘的赋甚至可以和进士媲美，得到皇帝的赞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宋代宦官在文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有两个代表性人物。

宋初入宫的宦官刘承规，历事三朝，有很高的文化素养：“颇好儒学，喜聚书，间接文士质访故实。”不仅热爱儒学、藏书，与文人交往，更切实地做出了不少文化业绩。咸平年间朝廷的一系列文化事业，多由他主持。如“朱昂、杜镐编次馆阁书籍，钱若水修祖宗实录，其后修《册府元龟》、国史及编著雠校之事，承规悉典领之”，可谓文化事业家。他思维精密有条理，善于总结概括，制定规章制度，“乐较簿领，孜孜无倦”。如景德二年（1005），置官提举京师诸司库务，“以承规领之。所创局署，多所规制”。“自掌内藏仅三十年，检察精密，动著条式。又制定权衡法。”大中祥符二年（1009），他与林特等人编制《茶法条贯》：“林特、刘承规、李溥上编成《茶法条贯》二十三册。”在制定国家规章制度上建树甚多。

刘承规最突出的历史贡献，就是制定国家的《权衡法》。淳化三年（992），宋太宗颁布诏令：

《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

负责此事的监内藏库、崇仪使刘承规随即报告：

“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岁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式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究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贡金帛，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指，中外以为便。

日常生活中用于计量物体长短、容积、轻重的度量衡，事关重大，制定此法需要具备丰富的数学等文化知识。《权衡法》不仅涉及全国计量工具的统一、官民的一致，更涉及公平交易和收纳标准。该法减少了纠纷，提高了效率，杜绝了奸吏作弊、民众破产，受到普遍欢迎，计量工具的统一之功甚大。后来朝廷建造供奉宋太祖、宋太宗的二圣殿时，“塑配飨功臣，特诏塑其像太宗之侧”，给予极大的褒奖和荣誉，就是对他贡献的充分肯定。宦官配飨皇帝庙，历史上是罕见的。

才华出众的宦官黄怀信，更是一位成就巨大的发明家，史书记载其多项发明。

其一，创建了最早的船坞。“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岁久腹败，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笐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这座固定式干船坞，即修、造船舶的工作平台。此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船坞记载，得到了科学家沈括的重视和赞赏。

其二，发明了清淤的浚川杷。王安石主持全国兴修水利时，疏浚黄河河床淤积泥沙的工具，最初采用的是铁龙爪。但“宦官黄怀信以为铁爪太轻，不能沉，更请造浚川杷。其法：以巨木长八尺，齿长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状，以石压之；两旁系大绳，两端碇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车绞之，去来挠荡泥沙，已又移船而浚之。王安石甚善其法，尝使怀信浚二股河，怀信用船二十二只，四时辰浚河深三尺至四尺四寸，水既趋之，因又宣刷，一日之间又增深一尺。怀信请以五百兵，二十日开六里直河，顺二股河水势，用杷浚治，可移大河令快。上许依怀信所擘画。安石请令怀信因便相度天台等埽，作直河，用杷疏浚。上亦许之。”效率如何呢？后来王安石向宋神宗报告说：“以浚川杷浚黄河，自二十八日卯时至二十九日申时，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请以杷浚汴。”宋神宗说：“果如此，即大省夫力、物料。”不仅予以批准，而且将其法推广到汴河施行清淤。熙宁八年（1075），宋神宗赏赐黄怀信官淤田十顷，“赏浚河劳也”，可见取得了良好效果。熙宁十年（1077）三月，都大提举疏浚黄河范子渊言：“近闻朝廷以浚川杷于汴河试验有效，乞候七八月间水湍急，用疏导汴流。”得到批准。黄怀信在交通水利建设方面颇有建树。

其三，发明了飞土梯、运土车。熙宁九年，黄怀信“献修城飞土梯、运土车。诏将作监试验”。具体形制不详，大概是提高向城墙上运输土方效率的新型运载机械。元丰元年（1078）十月完工，“役羡卒万人，创机轮以发土，财力皆不出于民。初，度功五百七十九万有奇，至是，所省者十之三”运土的机轮，正是黄怀信创制，提高工程效率30%。

其四，发明了万全战车。治平三年（1066），黄怀信“造战车，一名为万全车。诏以小样进入”。具体情况失载。

其五，发明了夷床、床。在安葬宋英宗时，司马光任山陵仪仗使，“目睹内臣黄怀信用夷床、床等下梓宫，数刻之间，安厝已毕。乃知守约、若水等欺罔聪明，轻侮邦宪。若不惩戒，则不公挟诈之人，将何所忌惮？伏望陛下治守约、若水等罪，严行责降。若升祔毕有赦，守约、若水等缘修奉山陵得罪，特乞不原。其黄怀信等宜优与酬奖，贵使赏罚明白，人知耸畏”。所谓夷床、床，当是一种工程机械，使用后大大提高工程效率，比原需要二十四个时辰的方案简捷有效。“先是为石椁，匠人须俟奉安梓宫后方壁其南而掩之，计又延二日而毕。高品黄怀信建议，令椁四周皆备，止留覆石，机窆有法，故及时而复土。”是一项建筑工程设计和器械。

诸多发明，足见黄怀信是位高明的工程学家和机械发明家，其文化水平高，贡献大，不愧为一位智力超群、不该被遗忘的文化功臣。如此卓越的人物，大概因为官品较低，《宋史·宦者列传》中竟没有传记，实在遗憾。

宋代宦官画家群体的成就

文风昌盛、绘画大发展的宋代，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宦官画家，值得特别提出。仅《宣和画谱》所载，就有十人，各有多幅作品为皇家御府收藏。现推介如下。

童贯：“父湜雅好藏画，一时名手如易元吉、郭熙、崔白、崔悫辈，往往资给于家，以供其所需。贯侍其父，独取其尤者，有得于妙处，胸次磅礴，间发其秘。或见笔墨在傍，则弄翰游戏，作山林泉石，随意点缀，兴尽则止。人有收去者，往往复取而怀之。左右每因其兴来挥毫落墨之时，或在退纸背，或于断幅间，乃亟藏之不复出，皆以为珍玩也。故因其少而尤贵之。大抵命思潇洒，落笔简易意足，得之自然耳，若宿习而非求合取悦也。……今御府所藏四：《窠石》四。”宦官童湜是位藏画家和图画品鉴家，热心资助不少画家。得其家庭熏陶，童贯擅长山水画，风格潇洒简洁。

刘瑗：其父刘有方为当时著名书画收藏家和鉴定家，刘瑗得家学相传，“凡中外之人，有得绘画而莫知主名者，必以求瑗辨之。瑗虽未敢谁何，然论之皆有所归也。瑗亦能放笔作云林泉石，颇复潇洒。昔桓谭以谓能诵千赋自可为之，与此相类，然适意而止，所传乃不多，非若专门积累于岁月者也。……今御府所藏九：临李成《小寒林图》一，《秋景平远图》一，《秋云欲雨图》一，《色山高士图》一，《竹石小景图》一，《小景墨竹图》二，《墨竹图》一，《竹石图》一。”刘瑗也是在家庭的影响下，既藏画，又懂画，是书画鉴赏名家，更工于山水画。

梁揆：“以荫补入仕。自龆龀之时，便喜刻雕及绘事矣。及长，因所阅甚多，往往一见而便能，似其宿习。花竹人物，凡可赋象者，一一能之。率取其名流高古之画，各择其一以资众善，冀兼备焉。揆齿方壮，若更加讨论，使就绳检，则有加而无已。……今御府所藏二：《春山霁霭图》一，《莲溪渔图》一。”从小喜爱美术，擅长花鸟画，尤以山水画精彩。

罗存：“性喜画，作小笔，虽身在京国而浩然有江湖之思致，不为朝市风埃之所汩没。落笔则有烟涛雪浪，扁舟翻舞，咫尺天际，坡岸高下，人骑出没，披图便如登高望远，悠然与鱼鸟相往还。此人后生，若其学骎骎未已，他日岂可量哉？……今御府所藏二：《秋江归骑图》一，《雪霁归舟图》一。”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山水画家，创作的景物之意境超然人烟之外。

冯觐：“少好丹青，作江山四时、阴晴旦暮、烟云缥缈之状。至于林樾楼观，颇极精妙。画《金风万籁图》，恍然如闻笙竽于木末，其间思致深处，殆与《秋声赋》为之相参焉。惜乎觐性习未宁，但恐他日参差耳。……今御府所藏十有三：《雨馀春晓图》一，《江山春早图》一，《膏雨乍晴图》一，《薰风楼观图》一，《清夏潺湲图》一，《霁烟长景图》一，《南山茂松图》一，《江山晚兴图》一，《金风万籁图》一，《霜霁凝烟图》一，《霜秋渔浦图》一，《江山密雪图》一，《雪霁群山图》一。”其山水画精妙生动，使观者有如身临其境之感。

贾祥：“少好工巧，至于丹青之习，颇极其妙。当时画家者流，一遭品题，便为名士。时宝和殿新成，其屏当绘设色龙水于其上，顾画史虽措手，皆不当祥意。上命祥笔之，而神闲意定，纵笔为龙，初不经思，已而夭矫空碧，体制增新，望之使人毛发竦立，人皆服其妙。作竹石、草木、鸟兽、楼观皆工，时人得之者遂为珍玩。至于雕镂塑造，靡所不能。……今御府所藏十有七：《宣和玉芝图》一，《写生玉芝图》一，《梵阁图》一，《湖石紫竹图》三，《写生奇石图》七，《寒林鸲鹆图》一，《小笔》一册，《戏猫图》一，《写生水墨家蔬图》一。”他的美学造诣很高，品判作品能力很强，在当时业界具有权威性。还善于雕刻、塑像，水墨画以花鸟为精品。

乐士宣：“早年放浪不束于绳捡，中年莅职东太乙宫，遂与炼师方外之士往往从游，留心冲漠，遂觉行年所过为非，以是一意于诗书之习。方其未知书则喜玩丹青，独爱金陵艾宣之画，既胸中厌书史而丹青亦自造疏淡，乃悟宣之拘窘，于是舍其故步而笔法遂将凌轹于前辈。画花鸟尤得生意，视艾宣盖奄奄九泉下人矣。故当时有出蓝之誉。晚年尤工水墨，缣绡数幅，唯作水蓼三五枝，一双，浮沉于沧浪之间，殆与杜甫诗意相参。士大夫见之，莫不赏咏。士宣未尝轻以示人。凡所画或以求之再三而幸得者，皆藏之以为好。屡以画上进，实为北省绝艺也……今御府所藏四十有一（略）。”乐士宣通诗书，有文人气质，花鸟画深得士大夫乃至宋徽宗的赞赏，是一个高产且多出精品的画家。

李正臣：“喜工丹青，写花竹禽鸟颇有生意。至于翔集群啅，各尽其态。时作丛棘疏梅，有水边篱落幽绝之趣，不作粗俗桃李、雕栏曲槛以为浮艳之胜，亦见其胸次所致思也。……今御府所藏六：《柘竹杂禽图》一，《梅竹山禽图》一，《鹌鹑图》一，《写杂禽图》二，《棘雀图》一。”李正臣创作的花鸟画生机勃勃，幽绝脱俗。

李仲宣：“始专于窠木，后喜工画鸟雀，颇造其妙。观《柘雀图》，其顾盼向背，一干一禽，都极形似，盖当时画工亦叹服之。其所缺者风韵萧散，盖亦有所未至焉。然人间罕见其本者，以其寓意于燕雀之微，不求闻达以自娱尔。……今御府所藏三：《寒雀图》一，《柘雀湖石图》一，《柘条雀图》一。”其花鸟画惟妙惟肖，为当时行家所赞赏。

杨日言：“幼而有立，喜经史，尤得于《春秋》之学。吐辞涉事，虽词人墨卿，皆愿从之游。作篆隶八分，可以追配古人；尤于小笔，妙得其趣，其写貌益精。方仕宦未达，而神考识之，拔擢为左右之渐。于殿庐传写古昔君臣贤哲，绘像钦圣宪肃。及建中靖国以钦慈皇太后写真，顾画史无有仿佛其仪容者。命日言追写，既落墨，左右环观，皆以手加额，继之以泣。叹其俨然如生，其精绝有至于是者。作山林、泉石、人物，荒远萧散，气韵高迈，非世俗之画得以拟伦也。……今御府所藏四：《秋山平远图》一，《溪桥高逸图》一，《士女图》二。”他喜爱经史，精通《春秋》，擅长篆隶八分书，多才多艺。绘画上不仅精于人物肖像，山水画也脱俗不凡，小品画妙趣横生。

以上宦官，都是当时著名画家。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绘画皆属自娱自乐的行为，没有功利之心，不求闻达，无意成为画家，故而作品多超凡脱俗，这都与宦官身份有关。他们是宋代绘画史上风格独特、不可忽视的画家群。

还要介绍的另一位宦官即刘瑗之父刘有方，是当时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和鉴定家，颇为士大夫艳羡。他“平日性喜书画，家藏万卷，牙签玉轴，率有次第。自晋魏隋唐以来，奇书名画，无所不有，故能考核真伪，论辨古今，推其人世次远近，各有攸当。故世所言书画者，皆率心服之”。藏品如唐朝画家卢鸿的《草堂图》，“旧藏中贵人刘有方家”，唐朝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夜游图》，“内侍刘有方畜名画，乃内《虢国夫人夜游图》，最为绝笔”，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横卷，在刘有方家”，等等，均为珍贵名画，其贡献在于保存、传播历史名画。

此外，宦官中还有不少书法家，列入《书史会要》的就有岑总旦、杨日言、王介三人。

宋代汲取了前代的教训，“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貂珰有怀奸慝，旋踵屏除，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严格约束宦官，避免其专权，故而人数也不多。北宋建国之初，宋太祖规定掖庭给事的宦官不得超过五十人，宋太宗时规定“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员”，增幅很大，增加了两倍还多。宋仁宗晚年宫廷宦官人数骤增，达四千余人。宋徽宗时期的宦官没有具体数字，但“至宣、政间，动以千数矣！”仍以四千计，当不为过。但是，他们人数虽少，能量却很大，被宦官的污名所掩盖的文化水平及成就，不可忽视。

宦官是国家机器中枢部位的细小精密的齿轮，维持着宫廷内外事务的运转，其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平心而论，历代宦官都不乏杰出人才，汉代蔡伦、明代郑和就是代表。全面认识宋代宦官的文化水平，有利于深刻了解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以及各项政策的运作，有利于窥视宋代宫廷事务的文化含量。我们看到，除了身体等无须言说的前提条件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宋代宦官唯一明文规定的条件。作为一个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精练群体，宦官为宋代历史和文化繁荣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并在文化事业上做出了诸多贡献，其发明创造和文化产品促进了社会发展，在宋代文化史、科技史上，理应有一席之地。

（本文摘自程民生先生《宋代民众文化水平研究》中第二节《宦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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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民众文化水平研究》

程民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年9月

程民生，回族，1956年生，河南开封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特聘教授，韩国高丽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开封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经济史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编委。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宋史研究，兼治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出版专著10部、主编、合著、参编著作9部，发表论文16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4项。

值班编辑 |小仙女

值班主编 |唐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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