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奘西天取经的真实历史（西天取经第一人）

一部《西游记》令唐玄奘的西行之旅家喻户晓，同时也揭开了古代高僧为求佛法、普度众生所付出的艰辛。正如其开篇所讲，“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辨。覆载群生仰至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唐玄奘是通过实践，跋涉西行而寻求“造化会元功”的真谛。而在玄奘之前，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尝试西行的高僧是三国时期的朱士行，但因大小乘派系之分，他只抵达了于阗国（新疆和田一带），便被迫留于当地。而真正完成西行，并将“真经”带回中土的第一人名叫法显。由于法显归国时已经75岁，其翻译经书只做了两年就隐居荆州，专注于《佛国记》的编写，所以在译经方面的名气被四大译经家鸠摩罗什、玄奘、不空、真谛掩盖。但其带回中土的戒律经书，对于汉传佛教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在230年后，感受颇深的玄奘才重新踏上法显走过的西行之路。

西游记剧照

自西汉武帝时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起，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就不断加强，随之促成了“丝绸之路”，再到汉宣帝于公元前68年正式设立西域都护，这条商贸之路也逐渐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干线。相传汉明帝梦见一位金身之人于皇宫飞行，金光耀眼，一位大臣向明帝解释说西方有一种人人拜敬的佛，可能就是明帝梦中的佛像。所以明帝派遣蔡愔等十八人为使，到大月氏国求佛法，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请来了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用白马载着佛像和经典到洛阳传法。明帝还为此二人修建白马寺，专用于二人传法，以及梵本佛经的汉译，这便开启了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沙和尚、白龙马的原型很可能就是这里说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和白马。

白马寺

佛教的传播虽然有了途径，却在本土宗教的盛行下发展缓慢，直到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进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当中，现实世界里的极度悲惨令人民向往佛教传扬的精神乐土，推动佛教进入兴盛发展阶段，法显就是这个时期的人物。他俗姓龚，生在一个普通农家，三个哥哥皆早年夭折，法显貌似也难逃这样的命运，3岁时重病不愈，父母不忍他像几个哥哥一样，于是另辟蹊径，将他送进了寺庙，从此开启了他的僧侣生活。在战乱的年代里，人民不断涌入寺庙剃度为僧，也推动了这一时期的佛教发展，因而也造就了“道安法师”这样的得道高僧。公元379年时，前秦苻坚发兵10万攻打东晋襄阳时说：“朕以十万之师攻取襄阳，唯得一人半。”意思就是此战就是为了道安而来。

佛学有两大系，一为禅法，一为般若，道安法师就是当时的两系之集大成者，他被苻坚清往长安讲学，道安也就于此著下《僧尼规范》，这是借鉴西方传来的不完整戒律而编撰的僧侣行为规范，以及修行的心境准则。但由于此戒律并不全面，因而解决不了僧侣之间常发生的争端，导致争端的原因既有行为准则的不统一，也有佛经理解的不一致，这也导致了汉传佛教进入一个发展的瓶颈期。最明显的是因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到了390年，后燕吴柱叛乱时，曾立僧侣法长为皇帝，以佛教为幌子，裹挟十万僧侣信徒祸乱河北。以慈悲为核心理念的佛教非但没有为百姓带去和平安康，反而参与了杀戮，这都和戒律缺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此时的法显为了维护佛教的“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却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寻求戒律。

法显的西行之路

公元399年，62岁的法显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一起，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之路。为何《西游记》的西行团队是5位，可能是参照了法显西行，而非玄奘。因为玄奘在历史上的西行之请遭到了唐太宗的拒绝，他是从长安只身一人偷渡出境的。待玄奘到了瓜州关外的一座寺庙里，才遇到了一个名叫石磐陀的胡商，渡化收为徒弟，后来根据此地附近千佛洞壁画考证，这个石磐陀满脸长毛，环眼朝天鼻，獠牙外露，好像猴子一般，于是认为石磐陀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人物原型。

石磐陀与玄奘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佛国记》

法显的团队到达张掖（今甘肃张掖）后，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扩大为十人“巡礼团”，在去往敦煌的路上加入了慧达，由此奠定了11人的取经团队。而玄奘出境时，石磐陀离开了他，直到抵达了高昌国，才有了高昌国王麴文泰资助的4个徒弟、25个随从、1名翻译官员，组成了31人的西行团队，此时的高昌国王与玄奘结拜为兄弟，“御弟”是针对鞠文泰的，而非李世民。法显则是在敦煌太守李浩的资助下，由熟悉地理方位的官员带出阳关渡白龙堆大沙漠，而在230年后，玄奘差点死在这片沙漠中。法显在其游记中首次写到了“沙河”，所以《西游记》里流沙河的灵感可能也是源于此。

玄奘与鞠文泰

但在此之后，玄奘的历程要比法显更为顺畅，玄奘在高昌国获得了鞠文泰的“介绍信”，也就是《西游记》里说的“通关文牒”，由于高昌国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与沿途的国家关系交好，鞠文泰的介绍信为玄奘打开了一条坦途。而法显出了玉门关就要面临朱士行曾遇到的问题，即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不兼容。这主要是源于两派对佛教的理解，前者倡导个人解脱，后者提倡普度众生，中土盛行的是大乘佛教。法显一路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达茑夷国（今新疆焉耆），茑夷国则信奉的是小乘教，法显团队在此不受待见，连寺庙都不让投宿，无奈之下，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在求得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后，才转向西南，穿越了塔克拉玛大沙漠，玄奘则是沿着绿洲小国一路前行。

法显的西行及归国路线图

较为幸运的是法显到达西域佛教中心于阗国时，并未像朱士行一样受阻，他遇上了当地的大型佛教活动——“佛诞节”。在参加完这场盛大观礼后，法显团队顺利行至子合国、于麾国，且11人皆成功翻越葱岭。230年后的玄奘也曾到达葱岭，但玄奘的团队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损失了一半随从和马匹，包括两名高昌徒弟。在此之后，法显的队伍分头行动，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到达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则因生病到达那竭国修养，由道整陪同暂住。法显团队是一个平行的组合，并不像玄奘的团队，一个核心，其余皆是随从或徒弟。法显的团队可以理解成游僧的组合，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或是搜求佛典、或是从师受学、或是亲睹圣迹、或是求访名师。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这里已经能够达成诸多人西行的心愿，所以团队中的慧达、宝云和僧景在此参访佛迹以后便返回了中土，而慧应却不幸在此圆寂。

印度佛寺

“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未见 汉道人来到此地也。”——《佛国记》

随着队伍的离散，法显也只能独自前往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后继续踏上通往“西天”的路程。而西行的信仰并没能赢得佛祖的眷顾，当三人翻越小雪山（阿富汗的苏纳曼山）时，在北阴处遭遇“毒龙”（雪崩），久病初愈的慧景最终没能渡过这一劫难，被永久的封印在了高山雪原之上，此时的11人团队已只剩下法显、道整二人。正如那句“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两位高僧并没有停下脚步，他们经罗夷国、跋那国、毗荼国、摩头罗国，两渡大江大河，于404年进入中印度的佛教发祥地拘萨罗国，并如朝圣者一般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维罗卫城。根据《佛国记》的记载，这里的僧人感叹道从未有汉人到达此处，也佐证了法显是第一位到达“圣地”的中土高僧。

玄奘翻越葱岭

次年，法显到达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这里的戒律十分齐全，正是法显此行的核心目的地。他在这里停留了3年，夜以继日的学习梵语，抄写经律，著名的《摩诃僧祗律》就是在此地抄写完成的。道整在此也达成了瞻仰圣地、寻访名师的目的，相比较中土的僧律残缺，这里才是最佳的修行之处，于是决定留在此地。至此，11人的取经团队只剩法显一人，这与《西游记》里的人性设定倒有几分相似，五人团队只有唐僧一心向佛，其余四位皆是自我救赎，悟空贪恋过花果山的自由；八戒贪恋过高老庄的逍遥；沙僧、小白龙则是老实本分的洗白以往的罪过，这可能就是众生百态的内含体现吧。

法显与道整剧照

此时的法显不仅是一位“朝圣者”，眼前的极乐佛国并没有泯灭他取经的使命感，他孤独的继续前行，支身一人周游了南印度和东印度，并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印度泰姆鲁克），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习经画佛像，他认为象形的佛祖才更容易促进佛法的传播。这本是他完成取经任务的终点站，公元409年，75岁的法显明白，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再度跋涉东归。而幸运的是，他在摩梨商人的口中，得知印度东海岸有船队经常前往中土进行贸易，这就是《汉书.地理志》中所提到的海上交通线，也就是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409年年底，法显便搭乘商舶，纵渡孟加拉湾，到达了狮子国（斯里兰卡），而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里，它叫僧迦罗国，这就是印度东海岸的丝路起点。

孤身一人的法显

法显在狮子国一边寻访商船的航行计划，一边继续抄录当地的佛经经典，两年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商船。而这一段旅程又极具神秘性，因为出发的时间为8月，季风既是船舶前行的动力，又是风暴的来源，船舶航行半个月就遭遇了强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在这次风暴中，法显还差点被印度教徒当做祭品扔进大海，幸好是一位中土商人出面阻拦才保住了法显的生命。据《佛国记》记载，该船漂泊了一百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目前考证该国是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或者是爪哇岛。但根据当时的季风强度、风向计算，众多学者认为法显所在船只应该是抵达了美洲大陆，倘若真是如此，法显发现新大陆要比哥伦布早了1000多年。

法显抵达崂山纪念石像

再次启程之后，78岁的法显终于在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抵达山东崂山。一去一归共计十三年，对于这十三年，法显的总结是“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也许在信仰和理想面前，所有的艰辛都不值一提，法显在抵达崂山后，立即投入翻译戒律经书的工作中，他在和时间赛跑，用他所剩不多的时光，为中土佛法奉献出最后的力量。由于此时的前秦已经灭亡，法显在顿足之后便前往了佛教氛围浓厚的东晋建康（南京），并受到东晋皇帝的礼遇和支持，他在道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人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 《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 《大般泥洹经》6卷, 《杂藏经》1卷。此后便隐居荆州辛寺，利用剩余的时光写下了游记《佛国记》，后增补为流传至当代的《法显传》，并于元熙二年（ 420年），圆寂于此，卒时八十六岁。

法显西行的意义绝不亚于唐玄奘

玄奘西行至印度呆了十七年，因此是印度佛教里影响最为深刻的中土僧人，具有“名震五竺 ”的美名，且因获得官方支持，以团队的力量带回中土佛经52筐、657部，这些佛经是在众多僧人配合下完成翻译的；由于归国后得到唐太宗的“国师”礼遇，成为大唐佛教首屈一指的得道高僧，门下弟子遍布全国，颇具影响力；加之唐朝的统一繁荣，玄奘宣扬佛法的环境更为理想，因此成就较大。而法显归根结底属于自发的游僧，前秦政权给予的支持仅限于出发时的合法性，他在印度佛教中心仅仅呆了三年，带回佛教经律也只有30余卷，这些经卷的翻译工作也仅有几位僧人配合而已；由于年龄渐老，他也只将剩余的时间用于编写游记自传，并未传法授教，且在南北朝的乱世中，他也无法像玄奘一样安心研佛，故而在成就上不及玄奘，但这决不能否定法显西行的意义。

玄奘于印度剧照

• 法显的西行背景与目标

其实就佛教的发展来看，法显又是为汉传佛教奠基的先行者。在他出发前，东土佛法并没有统一的戒律，僧团修行没有统一行为规范，法显大师为求得佛教真正的戒律，决意在65岁的年龄启程求取律藏。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以规则先行，若无正确的规章制度加以约束，事物的发展必将失去方向，戒律对于汉传佛教来说就是规章制度的体现。

法显所在的时代，佛教传至中土已约300年，佛法已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久矣，这是文化认同差异下，经历矛盾冲突到改善适应的过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统治者大都扶植佛教，是作为统治工具维护政权稳定，如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极为突出。而随着“衣冠南渡”，南迁的北方汉人也将尚佛的文化带入江南，可以说法显所处的时代，是我国古代佛教发展的第一次高峰。不仅本土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得道高僧辈出，且从印度、西域前来传法的僧侣也日渐增多。诸多高僧的影响力突破了地域和政权的界限，以至于荷坚不惜为了一个和尚发动大规模战争。

“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道安传》

佛教的发展虽然迎来了高峰，但发展越快，问题也就越多，究其根源，则是清规戒律皆是“外来的和尚”带到中土的，虽然经过整理，形成本土戒律雏形，但皆是东拼西凑的结果，并无详实的正统戒律。尤其是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寺院管理暴露出很大的问题。苻坚用战争请到长安的高僧道安，在五重寺拼凑整理的戒律，成为当时唯一一部“集大成”的戒律，可见戒律蓝本的缺口之大。为此，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佛教发展企图打破瓶颈的时期，西行求法的需求愈加的迫切，所以当法显准备西行时，能够自发的组成一支求法团队，虽然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突破眼下修行瓶颈的愿望是一致的。而在他们当中，搜寻经典的目标又非常明确，即侧重于印度本土的、完整的佛教戒律。

年轻时的法显剧照

• 玄奘西行的背景与目标

唐玄奘所处的时代，佛教的发展并没有南北朝时期兴盛，在南北朝中后期开始，佛教的发展就成为各个政权解决兵员、劳动力问题的重要阻碍。所以历史上的“三武灭佛”，有两起发生在南北朝中晚期，一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另一个是北周武帝灭佛。这两次灭佛行为对佛教的传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道安曾说过“不依国主，佛事难立”，这也说明佛教与本土宗教相比，生根较晚，更需要国家的扶持，而这两次灭佛行为，反而促进了道教的繁荣。唐朝初期之所以不支持玄奘西行，一方面是防止对突厥作战时的间谍活动，另一方面也与统治者更崇尚道教有关。

偷渡被抓的玄奘剧照

而玄奘之所以一心向西，是因这个阶段的佛教，在不同宗派之间因对佛经解读不同产生了很多争议，尤以摄论宗与地论宗之间有关法相之说的争议突显。本来佛法传播就受到抑制，传法时内部尚且出现争议，这对佛法的传播更为不利。玄奘西行是为解惑、是为求得《瑜伽师地论》，目标也很明确，如果说法显是西天取律，那么玄奘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西天取经。所以从这一层含义上讲，法显是为佛教的传播打下制度基础，玄奘是为佛教的传播朔本正源。

法显抄经工具

玄奘的西行，可以看作是沿着着法显走过的路径重温先行者的壮举，只不过他出发时只有27岁，身体条件更加优越。且在高昌国受到鞠文泰的支持，又在盗匪猖獗的丝绸之路上受到西突厥国王的卫队保护，这一切都是法显不具备的。他可以潜心于天竺游学17年，带领团队抄录大量佛经典章，因为他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而法显在中印度时，抄写经书皆是亲自完成，而且因无纸墨，他是将经文刻录在贝多罗树坚硬的叶子上，这就是他带回的经书称为“贝叶经”的原因。

玄奘归国选择原路返回，这一程的艰辛是因为当年对鞠文泰的许诺，在拒绝鞠文泰的挽留之后，他答应归来时于高昌国讲法三年，但当他走到高昌时，这里已经驻扎了大唐的边关军，这里也成了大唐安西都护府的管辖区域。法显虽然是海陆乘船归国，但也差点命丧大海，不能以艰辛的程度来衡量两人的选择，反而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法显的《佛国记》，都成为研究地理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成为印度史料空白的重要借鉴。

法显纪念铜像

法显以近耄耋的年龄，带着信仰和使命归国，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这种西行的精神不仅在于弘扬佛法，更在于对理想的执着与坚韧。玄奘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创立了法相宗，翻译了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文，推动了唐朝皇帝对佛教的重新认知，为佛教第二次发展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玄奘取得如此成就，又何尝不是法显这位先驱打下的基础呢？抛开戒律、西行路线的客观贡献，法显作为“西天取经”第一人，踏上西行之路的勇气、不甘廉颇老矣的精神、不惧风暴回归的信念，不都是唐玄奘后继向西的动力吗？法显在《佛国记》中写到：“诚之所感，无穷否而不通；志之所奖，无功业而不成。成夫功业者，岂不由忘失所重，重夫所忘者哉!”这不正是《西游记》开篇“造化会元功”的真谛所在吗？

参考史料：《大唐西域记》、《法显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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