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屈原和楚辞 了解屈原对待污浊世道的态度

续前

毛泽东为屈原作

◆对待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的态度

理想既与现实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屈原有其明确的对应态度，其根本点就是：

绝不同流合污，宁愿最后以死来抗争。

他诉说绝不同丑恶现实同流合污的意志，是十分明确而坚决的。

首先他明确表示绝不会向恶劣的现实低头，不会与之同流合污，这就象“鸷鸟之不群”，正直忠臣怎能与奸邪屑小同群？“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

又如“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方与圆根本不可能相和合，不同的政治理念也不可能相安共处。

既然不能同流合污，同时又无法改变现实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只有效法前贤，以死明志：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对于这种状况“焉能忍与此终古”，所以要“伏清白以死直”。

这并不是屈原自己的创造，而是历代圣贤忠臣的基本原则，“固前圣之所厚”，所以屈原决心学习前代贤人的榜样：“謇吾法夫前修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彭咸是殷的贤大夫，对屈原来说就是前代贤人的榜样，他因对政治的不满而劝谏国君，最后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投水自杀。

在不同流合污的前提下，屈原并不是首先选择以死明志，而是先“流亡”，离开不能令人满意的政治环境，希望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

修养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归宿：

“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涉江》）

这样的人格修养是不会终止的：“不吾知其亦已”，将与整个人生联系在一起。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芳与泽其杂糅”的环境中，要努力保持“昭质其犹未亏”。

这一意志坚持不变，至死不渝：“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涉江》）“虽体解吾犹未变”，即使“阽余身而危死”，仍然是“览余初其犹未悔”的。

屈原还解释了不与世同流合污的理由，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危祸福，而是出于真诚的爱国爱民之心。

在政治不得意的情况下，有人会说：“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完全可以不必“淹留”于故国故宇（《九辩》），有充足的理由可以“无狐疑”地“远逝”，因为其他国家的君主不会为了“求美而释女”，到别国去一定会有机会受到重用的。

又有一种观点，如《渔父》所说：“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你为什么不融入众人的泥与波中，与之相同？

“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你为什么不与众人同醉，却要深思高举，让自己不容于世？为什么不能象“圣人”那样“不凝滞於物，与世推移”？

如篇中所唱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认为这样的态度是只求个人的生存，而不管人间社会的污浊与否，因此不必坚持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只要适应世道即可，世清则清，世浊则浊，由此而消除个人的烦恼与困境。

如果只是为了个人生存，精神上没有任何追求与原则，当然可以采取如上的态度，但屈原对此决不认同，他说：

“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怀沙》），

如果留下与之妥协，则会使有美德的人变成恶劣之人，如同香草变成腐臭一样：“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所以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不顾遭受各种打击：

“离闵而不迁”（《怀沙》），“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

“闵”，金开诚校注本作“慜”，校记云：“《史记》作‘湣’，洪兴祖、朱熹又皆引一本作‘闵’”。注谓“慜，忧患。”见该书547页、552页。慜、湣、闵，皆同声假借，此处皆指忧患。“闵”字更常用。

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

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

屈原在流亡过程中，一方面继续着人格的修养，同时又在“独隐伏而思虑”，甚至是“思不眠以至曙”（《悲回风》），对于人生与政治的问题做了深刻思考。

最后他选择用死亡来表示自己的意志：

祖国的苦难不断加深，国家政治不断恶化，而自己人格的高尚与贤能都不能用来改变现实，“既莫足与为美政，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这是“知死不可让，原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怀沙》），即要“凌大波而流风兮，讬彭咸之所居。”（《悲回风》）

这是以前代的贤人彭咸为榜样，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死，宁死也不向世俗混浊屈服。既然无法为故国带来“美政”，也只好以死亡表示对故国的绝望，表明死是迫不得已的，是最后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同时屈原也相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悲回风》）象彭咸一样的贤人忠臣，具有永远美好的价值，在经历了长久的时代之后，也可与历代的贤人们相比类。

关于死亡的意义，在歌颂为国奋勇战斗最终捐躯沙场的战士的《国殇》中，有很好的表现。

其中描写战士们手持吴戈身披犀甲，在战车交错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尽管旌旗蔽日，敌人如云，也毫不畏惧。在箭矢交坠之中，战士个个争先。当左骖马被杀，右骖马受伤，战车两轮埋住，四马被绊之时，仍然手执鼓槌击鸣战鼓，战斗不已。明知出征就意味着战死疆场，首身分离，也毫不后悔。

这样的战士，“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他们身既战死，但其精神不死，如神灵和鬼雄一样，永远为人们怀念。屈原相信自己的死也与此相同，其精神是伟大的，死得其所，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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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归宿的追求

屈原在苦闷中进行思索，“独隐伏而思虑”，甚至是“思不眠以至曙”（《悲回风》），希望通过思索寻求到精神的归宿。

屈原用神话式的诗句，述说了他的寻求：

他要“驷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风余上征”，踏上寻求精神归宿的路途，但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他的寻求“周流观乎上下”，足迹遍及天界各处，涉及各种神话人物，不停地飞驰，不住地追寻，不是一条简单易行的思想路程，不会轻易达到目的地：

“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

但对于既定目标的追求，则是坚定不移的。

在追寻过程中，有时也会“抑志而弭节”，暂时停顿一下，以便“神高驰之邈邈”，让精神高驰于邈远的哲思之境。

有时则有收获，如同“奏《九歌》而舞《韶》”一样，“聊假日以媮乐”，享受其中的快乐。

有时感到精神的升华，“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就象升上皇天，出现一片光明，有居高临下睨视故乡的感觉。

这时的精神境界非常高明，如同“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体会到了“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涉江》）的价值。

这时，屈原的思想出现了新的境界，即他在《远游》中所说的：

“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

对于人类历史中的“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有人怀疑《远游》不是屈原所作，因为其中表达了神仙思想，似乎与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矛盾。

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根据学者们的质疑，对此篇的真伪做了简要的分析，认为：

《远游》篇虽有疑点，尚无确证可断其非屈原所作。

故仍把《远游》算做屈原的作品之一。

我们要注意到，在《离骚》中已有与《远游》相似的内容，即：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朝发轫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路脩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軑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乐。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而《涉江》中说的“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等，也与《远游》的内容相关。

这说明屈原的思想中原来就有“远游”的因素，只是到了他的生命后期，这种思想才变得更为突出，表明他对现实已经绝望，想远离之而神仙同游。基于此，应该认为《远游》应是屈原的作品。

我只能让自己的精神“步徒倚而遥思”，认识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独留”，相对而言精神的价值更高于形体，所以要“内惟省以操端兮，求正气之所由”，为灵魂求得根本的归宿，使之合乎正气正道。

因此屈原提出了“闻赤松之清尘兮，原承风乎遗则”的思想，“贵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

想与仙人一样，“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求得名声传于久远。

仙人的特点是“形穆穆以浸远兮，离人群而遁逸”，“时仿佛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超氛埃而淑尤兮，终不反其故都。免众患而不惧兮，世莫知其所如。”

总之，是不受现实中的俗世观念的约束，具有了精神上的高度自由。

此时，屈原感觉到在俗世间“聊仿佯而逍遥兮，永历年而无成”，对于精神的永恒价值将是一事无成的。

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祖先颛顼“高阳”，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有道之人，虽然他距离自己“邈以远”，但在精神世界里，仍可找到相通之路，所以他说“余将焉所程”（《远游》），表示将向祖先的有道之人，寻问精神的归宿所在。

屈原所追求的精神归宿，是“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如神仙一样，不食人间烟火，保持住神明的清澄，只有精气而尽除粗秽。而且可以“见王子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远游》），自由地与仙人们来往，与之讨论修养精气的方法。

这样的精神追求可使精神世界极为丰富，如同仙人的“吸飞泉之微液兮，怀琬琰之华英”，可使人“精醇粹而始壮”，“神要眇以淫放”。

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如同“山萧条而无兽兮，野寂漠而无人”，好比“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是极为高明的、独立的、自由的，更是无所不能的，如同可以任意指挥天界的众神一样：

“前飞廉以启路”，“风伯为余先驱”，“凤凰翼其承旂”，“揽彗星以为旍兮，举斗柄以为麾”，“召玄武而奔属，後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左雨师使径待兮，右雷公以为卫”。

这样的精神境界，还可使人内心感到无比快乐：

“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娱以淫乐”（《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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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屈原追寻的精神归宿，就是“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超无为以至清兮，与泰初而为邻”的境界。在这里已经到达了事物的本原（泰初）之处，因而使人具有精神的高度自由、能力与快乐。

这里所表达的思想已与道家老庄的思想相似了，但老庄本是楚文化的产物，所以，同样生长于楚文化的屈原具有与老庄类似的思想也就是非常合乎自然的结果，不必觉得奇怪。且老庄思想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失望和世俗社会的绝望的结果，这与屈原的思想历程也有相同之处。因此，他们能够异途同归，也是非常正常的。

屈原的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以这种精神追求为归宿，一方面反映了怀有这种崇高人生与政治理想的人在现实中往往要遭到挫折而无法实现，是现实与理想的无法解决的矛盾而给人带来的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崇高的人生与政治理想在根本上是与崇高的精神追求灵犀相通的。

可以说是经由对人生的痛苦与现实的矛盾等等问题的思考，而升华到极为超脱和快乐的精神境界，强调了精神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

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读了屈原的诗篇，则又可以说“愤怒出思想家”。

像屈原这种以文学作品形式表达理念的思想家，是我们在纪念与研究屈原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提醒我们：

为什么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是存在着如此严峻的矛盾与对立？

这难道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吗？

难道真的没有办法改变现实中的丑恶现象吗？

屈原的思想表达背后，实际上就留给了我们这样的一系列问题，需要人们的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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