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最后的辉煌（康乾盛世出现的四点原因）

漫长的华夏历史中，大多数都处在灾难，剥削之中。只要极少数的时代人民生活比较富足，社会制度比较完善，人们得以安居乐业，史学家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盛世。能够被称为盛世的朝代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只有可怜的四次。它们分别是汉之文景之治，唐之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最后一个清朝人建立的康雍乾盛世。

康雍乾盛世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个盛世，它时间跨度最久，前后历经三代君王长达百余年的时间。盛世可遇不可求，作为千百年来无数封建统治者和其治下百姓最大的期盼，它的出现除了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外，更多的是多方面复杂因素集结在一起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当然，康雍乾盛世的出现离不开以下四点主要原因。

康熙皇帝

是人都会有缺点，帝王也概莫能外，寻常百姓犯点小错误，顶多就是连累其家人。一旦权力通天的君王任由性子去治理国家，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权力缺少监督，再加上古代君王能力平庸者远多于能力超群的帝王，所以人治时代的中国往往是多灾多难。

历史的功绩不是加减法那么简单，我们常说守业更比创业难，即使遇到开国初期几个能力超群的帝王，也同样抵消不了中后期那些昏庸君王对帝国的伤害。如明朝的崇祯皇帝，虽然是个较为开明的君王，但是他作为末世之君，依然改变不了明朝将亡的颓败局面。

作为把康雍乾盛世推向顶峰的乾隆皇帝弘历，能够以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身份，建立起超一流的封建盛世王朝，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其一，清王朝一改汉人立嫡立长的继承人制度，逐渐以择优立储的原则代替之。其二，爱新觉罗家族连续三代帝王的综合素质，起到了关键主导因素。一般王朝能遇到一个开明的君王统治帝国六十年已经是万幸了，更别说像清王朝这样，康雍乾三代人共计130余年的英明统治时间了。

后世把乾隆皇帝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幸运的帝王，也不是不无道理。他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登上政治最高舞台，和其它“苦命”帝王不同的是，乾隆皇帝继承的可是唾手可得盛世。皇爷爷康熙和皇父雍正在制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养廉银、密折制度、军机处等一系列跨越前人的制度的创新，为乾隆皇帝弘历精心铺设了驶往全盛的轨道。乾隆本身是实干家而并非思想家，事实上，乾隆一朝的内政外交大方针，一秉父祖遗轨，并没有大的制度创新。只不过他出色的实践能力使这些大政方针落实得恰到好处。

乾隆皇帝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的身份统治了华夏接近三百余年，这其中少不了爱新觉罗家族优良的素质，成功的教育，和对我约束的砥砺。尤其是作为康乾盛世巅峰的缔造者，封建王朝最后一位盛世帝王乾隆皇帝，在其当政初年，就谨记皇爷爷康熙的厚望。所以登基执政之初就养成了：诸事有恒的优良品质。乾隆皇帝不仅政治变现出色，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长寿的帝王之一。这主要得益于其如钟表般的作息规律。清代著名史学家赵冀就在其著作中，对乾隆皇帝的作息规律有着详细的记录：

皇帝每天早上都在卯时（六点钟）出宫……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我们在直舍值日，听到爆竹从远到近，就知道圣驾到了乾清宫。冬天的这个时候，蜡烛还要再烧一寸多，天才大亮。我们十多个人值班，五六天轮一个早班，已经觉得很累了。谁知道皇帝天天如此。这还是平时。当西陲用兵之时，如果有军报到了，虽然是夜半时分也必然亲自览阅，然后召集军机大臣到前面指示机宜，动辄千百余言。我那时负责撰拟文件，从起草到作成楷书进呈，有时需要一两个小时，皇上仍然披着衣服在等。（《檐曝杂记》卷一）

一个朝鲜人也记下了乾隆成了固定模式的起居：

卯时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乾隆皇帝的这种好习惯，从他登基为帝开始，到离开这个世界的六十三年半的时间里，就从未改变过。这种良好的作息习惯，再加上满族人作为马背上生活的民族，自古就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所以乾隆皇帝能够成为古今最长寿的帝王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

和之前的前朝统治者明朝相比，清朝的皇帝在勤政程度上和明朝确实不是一个等量级。中国历朝历代中，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人，有着无比崇高的地位，在出席重要会议上，都是大臣们早早先到，最后皇帝才姗姗来迟。可是到了清朝乾隆皇帝执政的时期，常出现相反的局面。如果有幸能够穿越到清朝，你就会发现多是皇帝托着下巴等着一干臣子前来早朝，这不是臣子们胆大妄为或者懒惰，是因为皇帝起床太早了。

清朝大臣

每当晨光熹微之时，清朝皇帝早已经完成复杂的梳洗程序，静坐在正大光明的宝座上。

经常是太监们焦急的出去看了好几次，大臣们“始云齐集”。皇帝等得不耐烦，只好“流连经史，坐以俟之”，看书来打发时间。以至于皇帝经常发火，降旨要求群臣提前上班：“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又说：“近见各部奏事，率过辰而至巳（相当于今日晨七时至九时之间），朕昧爽而兴，惟流连经史，坐以俟之而已。此岂君臣交儆、勤于为治之义耶？”

看完以上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清朝皇帝的勤政是出了名的，果然名不虚传。不光平常皇帝办公怎么拼命，就连皇帝生病休息之时，依旧不忘带病办公。

史书记载，乾隆五年，皇帝身体抱恙，在召见大臣时，出现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的现象。这时御史朱续晫出于对皇帝的关心上奏折说道：

“请皇帝注意休息，这几天要减少工作量，“寡欲以养身，握要以图政，谨持大纲，保养精神”。不料乾隆并不领情，反而批评这名御史说，暑去寒来，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乃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至于节一身之劳，遂将国家政务，不事躬亲，尚执要之名，而开丛脞之渐，则错缪已甚”。（《清高宗实录》）

勤劳执政的乾隆皇帝

3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队伍。

除了皇帝的勤政以外，乾隆皇帝能够把康乾盛世推向巅峰，还少不了他“恩威并施，宽严相济”的执政手段。他凭借着早熟老辣的政治手段，把乾隆王朝数以万计的文武百官治理的井井有序，服服帖帖。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帝王不同的是，乾隆皇帝对于用人有着别样的政治法则，也就是：“务得有猷有为”。对于那些“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乾隆皇帝一项是持鄙夷态度的。

乾隆皇帝的一身执政风格总结起来有宽——严——宽这几个转折。其中由宽到严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的去世让皇帝患了“失心症”，开始对大清官场来了场政治旋风，众多政府高官受到牵连。其实，仔细品读这段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孝贤皇后的死只是导火索，真正引发皇帝震怒的实则是当时朝廷上的朋党之争。

为了打击分别以张廷玉，鄂尔泰为首的汉满两派的朋党之争，乾隆皇帝在打击朋党之时，不忘培育新生力量与旧势力抗衡。比如在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兴起之前，乾隆皇帝亲手提拔起来的讷亲就是一例。这个人虽然年轻，但凭借在前朝的做事干练有佳，一时间颇为被先皇雍正所赏识。雍正之后的乾隆皇帝也是继续重用他，并对其评价道：“讷亲向蒙皇考嘉奖，以为少年大臣中可以望其有成者。”乾隆皇帝对讷亲的的赏识不光是停留在语言上，在实际赏赐上，不可谓不丰厚切让人羡慕不已。乾隆即位后不久，就相继任命他为授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进封一等公爵，一时权倾朝野，权力无二。

然而就是这样被乾隆一手提拔的朝廷新锐，也避免不了最后被杀的悲惨命运。前面我们说过了，乾隆十三年在清朝历史上可以算的上极为严苛的一年，在这一年我们已经说过了，乾隆皇帝借着孝贤皇后的死，对官场发起了一场大的地震。在无数被杀的高官中，也有被之前宠上天的讷亲。讷亲这个倒霉鬼虽然在之前恩宠无二。但是在攻打大小金川问题上，让朝廷颜面尽失。皇帝直接大动干戈，直接赐了这个外甥一把遏必隆刀，让他自我了断了人世。

傅恒

随着自己一手提拔的讷亲又被自己亲手毁灭之后，乾隆皇帝还需要急需培养自己的新生势力，这次他选的不是别人，正是前面提到的孝贤皇后富察的亲弟弟，也就是乾隆的小舅子傅恒。乾隆五年，此人还不过是个凭借祖上荣光在皇宫中担任简单的蓝翎侍卫。未曾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也就是乾隆七年傅恒直接一飞冲天，直接被皇帝提拔为军机首席大臣。

我们要清楚的是，此时的傅恒才年仅25岁，升迁速度之快，职位之高，就连乾隆后期宠信的权臣和珅也是望尘莫及。傅恒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年轻的"宰辅".。不光如此，乾隆还以火箭速度提拔了舒赫德、兆惠等满族才俊，并且陆续任命汪由敦、刘统勋(刘墉父亲，既宰相刘罗锅)、梁诗正、于敏中等汉族官员入主中枢， 从而真正建立起了自己的班底。

彼年，人生才三十出头的乾隆皇帝，从25岁走上政治舞台开始到现如今，在政治上准确的来说还是个新手。但是他用人的手段不得不叫人钦佩。现如今的职场上，老人就是香饽饽，因为和新人比起来，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经验更加熟练娴熟，能最大效率的为公司办好事情。

这已经形成管理，在管理者看来年轻人往往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那种。但是乾隆帝却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在他看来年轻人在用人做事的原则上，往往更加具有创新性。乾隆皇帝的独特眼光，让他在执政初期就选拔了一批青年才俊。

富察.皇后

这其中比如就有他的小舅子傅恒，本人除了沾了姐姐富察皇后的光，实际上也是相当有能力。史书记载其人“款待下属，每多谦冲，与其同几共榻，毫无骄汰之状”。在他任职军机首辅的23年时间里，办事效力极高，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被乾隆皇帝重用。

同样的乾隆时期的兆惠，也是乾隆朝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乾隆当年举全国之力平定新疆的战役中，他以三千人战败敌军上万人之多，而留名史册，皇帝“知其才可用，屡擢至侍郎”，使其成为清朝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英才干将。同样的历任湖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为人“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像刘统勋（刘墉父亲）、梁诗正等大臣，也都以干练迅达而闻名于世，成为有清以来的名臣干将。晚清咸丰皇帝执政时期的大臣张集馨评价乾隆的用人原则评价道：

“乾隆年间，国家繁盛，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

乾隆皇帝统治晚期，作为当时新兴崛起的的英吉利帝国急需向外扩张。清王朝作为曾经的霸主，作为新旧霸主的接替， 英国国王派了阵势强大的访华使者团来到清帝国想要与其通商。但叫使团成员大失所望的是，眼前所见的清帝国压根没有传言中的繁华。因而使者团成员对清帝国多表现出不屑之态，但唯独对清帝国的官员素质多有赞誉。在他们眼中，乾隆皇帝能把偌大的帝国，数以万计的官员管理的服服，非常人所能做到。

“北直隶的老总督是个满人。他那轻松自然、礼貌恭敬而又尊贵自重的态度，是现代欧洲最有风度的侍臣都无法比肩的。他对使团事务周切关注，在天津款待我们时趋势自然，给下级官员和家仆指示时平易慈祥，赢得了众口一致的爱戴。他是一个七十八岁高龄，非常可爱的老人。个矮，眼小而亮，神态慈祥，长须银白，整个形象沉着镇静，不怒而威。”对于和珅，斯当东的评价是：“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马戛尔尼也认为：“和珅相貌白皙而英俊，举止潇洒，谈笑风生，樽俎之间，交接从容自若，事无巨细，一言而办，真具有大国宰相风度。”

“肠梗阻”是中国政治生态中最常见的顽疾，清帝国这个官员数量数以万计的庞大帝国，想要帝王一个人能让他们有条不紊的运转，没点超乎常人的本事，还真是做不到的。而乾隆皇帝不仅做到了，还做的非常好。这也为后面乾隆盛世的到来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干部保证体系。

4第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可以算得上是我国历史上对官场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

乾隆皇帝惊人的意志力，让他知道作为帝王，要深刻懂得读心之数，懂得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学会把一切扼杀在摇篮里。所以，对于官场看似人情往来，送点小礼物的细微活动。乾隆皇帝都对以进行严厉的打击。首先他认为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礼物如果不加防范控制，最后必然使得贪污成风。所以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即“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皇帝说：

“持廉之道莫先于谨小慎微，督抚为一省表率，既收州县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遗又不可却，而州县既送督抚土宜，则两司、道府之馈送又不可少，层屡递及，督抚之所收有限，而属员之费不赀。”（《清会典事例》）

针对公款吃喝日益普遍的事实，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酬酢宴会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清会典事例》）扰乱民间。

官场之上，人情往来自古就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旦对于轻微的腐败不加以严控，之后就会形成溃堤之势，从而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从乾隆五年开始，乾隆皇帝为了防微杜渐，专门下旨规定：“奉旨出差巡查的官员，凡到州县地方，有敢借机收受门包的，“与者照钻营请托例治罪，受者照婪赃纳贿例治罪”。公元1781年，既乾隆十四六年，皇帝向帝国的大臣下达谕旨，规定从督抚到道府，不仅要约束好自己，对于家人更是要严阵以待。“概不许收受属员门包，各督抚传事禀话，交中军巡捕等官传禀，不许另设立管门家人”。这是中国史上头一次，皇帝的惩贪规定细化到了臣子们的家人。（《清会典事例》）

在古今史书记载中，雍正皇帝多以风霜严肃著称，而他的后任者乾隆皇帝则是宽大容和型的人设形象。但是，仔细品读乾隆朝的纪律规则，乾隆皇帝对贪墨之风的打压是远大于前朝的。弘历执政之前，国家对政治生态多是抱着宽容之态。比如在《完赃减等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

“凡贪污挪用公款的犯官，如果在一年之内将所贪的公款全部补赔，就可以免死减罪发落。如果一年之内没有全部补上，还可以再宽限一年，让官员自己在监外继续筹款赔补。第二年还没能全部补赔的，犯官进监，而其妻子仍可帮他补赔。直到家产尽绝，才被处死。这样拖来拖去，贪官污吏没有几个被明正典刑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乾隆皇帝登基以后，发现《完赃减等条例》此条例中，对官员太过于宽容，使得其犯罪成本大大降低，从而官员为了有人的利益，甘愿铤而走险。当犯罪成本逐渐变低，甚至基本没有的话，官员肯定会滋生大的腐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告诉我们：“好的制度可以导人向善，坏的制度反而让好人变坏。”

所以。乾隆很快就取消了《完赃减等条例》，取而代之的是颁布《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新条例一改可以用钱来减轻罪行的惩罚措施。规定只要贪墨的银两超过1000两纹银（相当于如今20万元人民币）就斩立决，绝不姑息。乾隆皇帝此举，一改康熙朝晚年的吏治腐败，整个大清官场在乾隆朝中前期，达到了政治的空前清明。可以说自从明太祖朱元璋以来，没有那个朝代能像乾隆治世那么严格。此举也为盛世的到来，铺垫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立法如此之严，执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惩贪举措，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防范严密，明察秋毫。

除了对官员的惩处力度之大外，乾隆皇帝还是个善于玩间谍的高手。作为深居紫禁城的皇帝，乾隆皇帝统分利用密折制度，广耳目施，无时无刻的不在监督帝国的臣工们，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皇帝知道人性的劣根性，臣下和他们的主子是永远没有实话的，所以为了不偏信任何一方。对于同样一件事，他都会综合多方的消息，去推理分析是否有掺假的成分在里面。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给当时的湖北巡抚开泰下秘旨，让他私下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有无违法乱纪等不轨行为。开泰经过一番调查后，非常投机的回禀给乾隆皇帝说道：

“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弥达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全不阅看……”

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清朝大臣

二是执法从严，决不姑息。

高级官员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决不轻恕。

恒文，时任云南总督，是乾隆最为看重和信任的封疆大吏之一。此人办事机敏迅达，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相当强。乾隆对其评价“历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作为清朝当时的惯例，各地官员为了表达对皇帝的孝心，每年都会在相应特殊日子给皇帝进贡。

云南这个地方虽然地处边陲，但是黄金却是盛产的很。恒文知道乾隆皇帝爱慕奢华，所以特地命人打造几尊金手炉。按照当时黄金的市场价格应该可以换取14两纹银，但恒文仗着自己的身份，强行只给商家10两银子。恒文的强买强卖虽然不地道，甚至带有可耻的味道，但还罪不至死。想他这样高等级的官员，在以往朝代顶多是受到皇帝的责骂，或者罚俸了事。怎料乾隆皇帝在第一时间知道此事后，直接下令赐死他。后来还是看在是手下怂恿，才改为从轻处置，改为终身监禁。

对于同犯，那些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等官员被一并革职，其它56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强硬的态度可见一斑。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当时的云南布政使杨灏利用职务便利，贪墨了国家3000两白银被告发。最后朝廷经过勘察，直接判处了杨灏斩监候。对于朝廷判处死刑的犯人，在最后行刑的时候，一般都会经过皇帝的复审。可能因为人缘颇佳，杨灏的继任者，当时的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既然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如数返还，建议从轻改判，改为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到皇帝面前，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不胜手战愤栗”，紧接着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说：

”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3000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居然大臣们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

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之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68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

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
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

在谕旨的最后，皇帝坚定地表示：为官相护之痼习，朕必力革而后已！

慧贤皇贵妃

三是不避皇亲国戚。

乾隆一生最为挚爱两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孝贤皇后，紧接着就是慧贤皇贵妃了。他是当朝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在乾隆朝颇为被皇帝宠爱。在乾隆刚登基不久，其就被册封为贵妃，后又追封为皇贵妃，地位仅略次于皇后。也是四位得以死后入葬地宫的后妃之一。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慧贤皇后的得宠，其亲弟弟高恒也在政途上平步青云。在乾隆二十二年，让其出任两淮盐政这个肥缺。然而出任此官职不久，高恒就犯了乾隆大忌：“收受商人所缴银两至十三万之多”。案发之后，皇帝不顾私情，直接以“辜负圣恩，罪无可逭”，将这位最疼爱妃子的亲弟弟高恒，立即处死。

杀了自己小舅子的乾隆皇帝，也不是完全的那么无情。在因杀掉高恒之后，为了安抚告慰自己的妻子慧贤贵妃，又破例的启用了高恒的儿子高朴。谁料高朴之人颇绍祖风，在任的时候任不记父亲高恒的惨痛教训，依旧贪污腐败。此事东窗事发之后，皇帝痛惜不已的评价道“贪婪无忌，罔顾法纪，较其父高恒尤甚，不能念为慧贤皇贵妃侄而稍矜宥也”，依旧不念私情的将这个高朴斩杀于街市口。

乾隆盛世之所以能够到来，和乾隆皇帝中前期的反腐力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晚清的薛福成对乾隆帝的执政观念曾经评价道：“高宗遣诸贪吏，身大辟，家籍没，僇及子孙。凡所连染，穷治不稍贷，可谓严矣！”总结乾隆年间对封疆大吏的惩罚措施是非常严厉的，这和之前我们印象里那个宽大容和的仁和之君形象截然不同。

康雍乾盛世，作为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王朝盛世和跨度时间最久远的盛世，它之所以能出现，和雍正，乾隆两代君王的反腐力度有着很大的关系。章学诚认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即和珅当政之前，乾隆朝都可以称为清明盛世。赵翼后来也说乾隆中前期，秉中枢者俱洁身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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