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大时代（看不见的大时代）

我们不能只看到表面上的新闻和种种风云事件，而忽略了真正重要、影响深远的大时代的到来。

01

17世纪，全世界各地出现了很多类似现象。

当时，世界各地之间虽有联系，但密切程度远远不到今日“全球化”的程度。大体上，世界各文明还是分立各自发展的。但奇怪的是，这些分立发展的文明，居然表现出很多一致性。

从欧洲到中国，从西伯利亚到印度，城市、城镇的数量都在明显增加。那些古老的城市，比如巴黎，重要性也大大增加。而且，过去的城市，往往是长途贸易的节点，或者大河交汇之处。而新出现的城市、城镇，不再依附在长途贸易路线上，而就是本地的经济中心。

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商业阶层也兴起了。过去，城市中也有商人，但城市的主导力量是政府官员、神职人员、士兵等等。从17世纪开始，城市里商业阶层的重要性大大增加。外在表现就是，他们的口味、兴趣主导了城市的消费。城市中出现大量为市民服务的产品和服务。

这一点在文艺上表现得最明显。适合市民口味的“通俗文化”在世界各地蓬勃生长。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是当时的“肥皂剧”。昆曲则在中国深受欢迎，并即将演变为更受欢迎的京剧。在中国，更明显的则是“小说”这种新文学体裁的兴旺。“四大名著”的起源很早，但真正大流行，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的。

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上的头等大事之一。这场宗教改革直接推动了17世纪人本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勃兴。如果你以为宗教改革只在欧洲出现，那就错了，实际上，当时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宗教大变革、大转向。

在俄国，旧礼仪派脱离了东正教。犹太教出现了弥赛亚运动。伊斯兰地区则出现了神秘的苏菲派。在西藏，黄教改革扭转了此前佛教的腐败趋势，随后，佛教传遍了蒙古地区。在印度，则有虔敬派运动和锡克教运动。

这些宗教变革的共同点是，反对原有的等级森严的宗教系统，比如欧洲的天主教廷，而致力于建立神和信徒之间直接沟通的新型教派。

有趣的是，在没有宗教传统的中国，居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那就是王阳明的“心学”。心学的核心主张是，认为人应该返回自己的内心，把内心的良知外化于世界。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宗教变革，可谓异曲同工。看来，王阳明的心学，其实是整个世界大思潮的一部分。

02

在不好的方面，世界各地也出奇地一致。

首先，各地农村都出现动荡。有一本专著的书名就是《17世纪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农民起义》。不仅这三个国家。葡萄牙、那不勒斯、荷兰、乌克兰、爱尔兰、瑞士、德国、波西米亚、日本、印度、奥斯曼帝国、伊朗，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等，在17世纪都爆发了农民起义。

各地农民起义的原因也颇为相似。想想晚明时期的中国。农民生活日益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商业力量对农村的剥夺，包括高利贷、农民承担过多赋税、货币白银化。归根结底是商业力量扩张以后，对传统农业秩序形成了冲击甚至摧毁。气候变化则火上浇油。在这方面，当时世界各地的情况惊人的一致。

另一个陷入困境的是在大草原上兴盛了上千年的游牧民族。进入17世纪以后，随着城市、商业和技术的发展，热兵器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游牧民族仰仗的武力优势，正在无情地流失。

在中国，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生死较量了两三千年。最终，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俄两国把亚欧大草原一分为二。俄国占北，中国占南。草原游牧民族从此被边缘化，不再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

为什么在全球化出现以前的17世纪，各地之间交往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在世界范围内，会同时出现这么多类似情况？

人们仔细研究以后发现，所有上述现象，其实是同一个大现象的结果。这个大现象，就是人口数量猛增。上述所有现象，都是人口猛增的结果。

地中海的人口增加了一倍。中国同期的人口增长曲线和欧洲差不多，但比欧洲更快。印度、日本的人口在17世纪都增长迅速。西藏地区没有人口数量方面的数据，但有僧侣数量的数字，这个数字在17世纪一直在增长。由于西藏僧侣在总人口的比例很固定，可以反推西藏人口在17世纪也是一直增长。

因为人口持续增长，所以城市、城镇数量增加，商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市民数量增加以后，宗教、文艺甚至哲学等精神方面的供给，不但数量增加，而且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更适应市民求新求变、不热衷于传统、个人主义的特点。

而商业力量扩展以后，对自给自足的农业必然形成冲击。而商业、交通的发展，又促进了技术的进步。热兵器出现以后，游牧民族就陷入困境。

从这个角度说，17世纪人口的持续增长，才是那个世纪乃至前后几个世界的头等大事。这个头等大事，决定了众多其他方面的变化趋势。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他们很难察觉其中的因果关系。虽然这种变化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但其中的因果关系，当时实在很难看清楚。

大时代，往往反而看不清。这就是看不见的大时代。

03

身处21世纪的我们，为什么要关注17世纪的事情呢？

这是因为，17世纪的事情，给了我们一个经验：不能只从表面上可见的种种事情和热闹去分析社会的趋势。真正决定社会发展趋势的大势，往往表面上看不出来，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多少看清一些“看不见的大时代”。这对于我们理解现实、判断未来走向，很有好处。

那么，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哪些不易觉察的“大时代”因素呢？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城市化，要算是其中重要一项。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农业国家。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农业国家也有城市，但即使城市规模很大、人口众多，其城市属性也完全不同于城市化时代的城市。

中国历史上的“六大古都”等城市，人口规模确实很大，但推动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或军事。纯粹的商业城市，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从根本上来说，在农业国家，城市并不那么重要。

到现在，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大量农民事实上迁入城市生活，转变为市民。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依靠分工和商品交换生活。

这个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说，是根本性的。其所引起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还在显现中。其中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也给中国政府的社会管理提出了很多新挑战。

微观层面上，大量人口在城市中密集生活，不再像乡村中那样低密度疏离。而高密度生活带来的种种互相影响，导致频发的人际矛盾。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中，两个热度一直很高的话题就是：楼房中楼上楼下邻居之间的冲突；因为争抢车位而导致的冲突。

这些情况，在乡村生活中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就是因为大家密集生活在城市中，这些新矛盾应运而生。市民自己是否能有效解决，有关管理部门是否能有效调解和疏导，未来将持续成为问题。

宏观层面上，则是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学会管理城市。这一点可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

历史上，基层乡村基本上是自治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王朝资源有限，没有能力下探到基层。另一方面，乡村中公共层面的事务并不多，靠自治基本能够解决。

可城市的情况完全不同。一方面，政府本身也在城市中，他们有资源也有意愿把城市管理好。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密集且数量庞大，城市中公共层面的事务，非常多，而且有的很复杂。依靠市民自治，难以解决或者根本解决不了，只能依靠公权力主持或者直接下场解决。

这样一来，就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04

之所以说是新挑战，是因为管理城市有两难。一方面，人们聚集在城市中，就是为了就近交流和合作。城市的根本属性就是来来往往、人际深度合作。城市从来就不可能自给自足、老死不相往来——如果那样的话，也就不需要有城市了。

另一方面，政府更习惯的管理方式是各种禁止，也就是堵。而禁止就意味着阻挡至少削弱城市内部的交流和合作。显然，这种管理方式是和城市本质相违背的。但在具体的管理中，又不可能完全没有禁止。

所以，这就成为两难。怎样在充分发挥城市交流协作功能和有效管理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对城市管理者的重大挑战。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市，大致上北方城市倾向于强化管理——比如到处建围栏和隔墙，往往为此影响城市的功能；而南方城市倾向于鼓励交流沟通，尽量不让管理过分妨碍城市功能。这也是南北方城市经济发展有明显差异的原因之一。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超过欧洲人口总量的巨量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会导致什么样的变化，会遇到哪些问题，现在都难以确定，也也成为了中国向发达社会进发中面临的一个重大不确定。

例如，城市合理的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大？超级大城市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城市应该以制造业为主，还是以服务业为主？人口集中的城市，在安全上是否会有隐患？高度依赖市场交换、自给自足能力很低的城市，遇到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件，是否会爆发危机？城市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是什么？过分密集的居住环境是否会严重影响生育率，也就是影响人口的再生产？

种种关于城市的待解难题，还有很多。而其中大部分，我们都刚刚接触到，不但远远没有找到答案，甚至连问题本身到底是什么，都没看清楚。

17世纪的人口猛增，推动世界各地发生很多根本性的巨变。甚至有历史学家认为17世纪才是古代和近代的分界线。也就是说，人口猛增，带来很多“现代性”问题。现代社会正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

那么，中国前所未有、规模超级大的城市化进程，前所未有的巨量人口进入城市生活，这也必然从底层和基础层面改变中国社会的很多根本属性，甚至让中国社会变得面目全非，和此前截然不同。

对这个超级大时代，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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