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死病在中世纪欧洲消失（夺去2500万人生命的黑死病）

1347年，蒙古大军围困热那亚商人控制的城市卡法。激战正酣时，蒙古军队中爆发了鼠疫，死伤无数。正当卡法城内守军和热那亚水手认为蒙古军队将要撤军，为此欢呼雀跃时，他们却发现有许多奇怪的东西从天而降。

他们很快发现，原来是蒙古人把死于鼠疫的士兵尸体用攻城武器抛入了卡法城内。没过多久，卡法城内就爆发了鼠疫。最终，蒙古人攻占了卡法城——这座黑海沿岸非常繁华的贸易港口城市。

战争结束后，蒙古人暂时停下了进攻的步伐。但鼠疫爆发的趋势却未曾停止，它随着频繁来往于此的商船和随处可见的跳蚤传播至整个欧洲地区：先是君士坦丁堡，再是富庶的亚平宁半岛，后是西欧，又经过北欧传到了俄罗斯。

这场瘟疫破坏力惊人，80%的佛罗伦萨人、75%的、60%的伦敦人、50%的巴黎人均死于其手。一直持续到1353年方告基本结束，最终造成大约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场瘟疫就是人们常说的“黑死病”，是欧洲文明最为惨痛的经历之一。

其实黑死病的迅速扩散和欧洲当时糟糕的生活习惯和恶劣的卫生条件有很大关系。中世纪的欧洲远不是现在一派“文明”的光景。在人口集中的大小城市，人们随意乱扔垃圾；穿城而过的河流、水井等主要饮用水来源，均被各种生活垃圾和人畜排泄物严重污染，城市被阵阵恶臭所笼罩。

而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人抛弃了“洗澡沐浴”的良好卫生习惯。当然，这主要是此前人口持续增长造成的广泛物资匮乏与贫穷：很多人受于贫穷常年不洗澡，一辈子只穿一两件衣服。种种原因造成欧洲老鼠与跳蚤遍布，而这正是鼠疫迅速传播的根源所在。

不过许多欧洲人并不这样认为。在被教廷控制的中世纪，僧侣认为这场瘟疫是上帝对人类恶行的惩罚。在罗马教廷控制最深的德意志地区，人们把怒火发泄到了异教徒——犹太人身上，在德意志的美因茨和法国的斯特拉斯堡，数以万计的犹太人被当成瘟疫来源被屠杀。

而被教廷愚弄的人们又认为洗澡会导致瘟疫的进一步传播。在虚荣心作祟下，人们在黑死病爆发期，反而排斥洗澡换洗衣物等改善卫生条件的做法。可想而知，这样不仅对减轻黑死病毫无用处，反而有反作用。

首先是强化了病患隔离。最初医疗人员为躲避感染，身穿泡过蜡的亚麻衣物，佩戴鸟嘴形的面具，戴着白手套，这对防止感染起到了一定作用。之后，人们开始对病患进行有意隔离，从个体隔离发展到区域隔离，这对防止黑死病的进一步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波兰为防止黑死病，采取了锁国政策，再加上远处东欧，受到黑死病的影响就非常小。

其次是卫生条件得到改善。随着对黑死病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对房间、公共场所进行消毒，而对于病患居住隔离过的地方则进行焚毁。同时城市强化了卫生条件的改善，对垃圾、粪便进行集中处理。而随着肥皂技术的提升和传播，致使人们的卫生观念得到强化，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跳蚤数量，隔断了感染源。

最后是黑死病遇到了瓶颈期。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场黑死病其实是不可控的，它的销声匿迹很大程度上是遇到了瓶颈期，自己停下了脚步。因为在黑死病夺去欧洲2500多万人的生命后，导致欧洲人口密度大为减少，使黑死病失去了进一步扩散的基础。同时黑死病的发病期很快，据记载感染者在出现症状后至多一天时间就会死亡，而其他幸存下来的人类明显对黑死病有天生的免疫力。当“病无可病”时，黑死病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黑死病虽然破坏力巨大，但对欧洲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大量的人口损失化很大程度上解了此前欧洲经济发展存在的人地矛盾，同时也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发展。但丁、薄伽丘等人亲身经历了这场灾难，写下了《神曲》、《十日谈》等名作，民众对教廷的权威性产生了质疑。欧洲文明在经历这场灾难后走向了新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