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展问题（汽车过度发展之痛）

“原来只以为大城市才会有的堵车，没想到在老家也能碰上！”老家河北沧州的刘先生在春节回乡探亲时，也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平时在大城市中上班通勤就已经受够堵车之苦的他，没想到在正月初走亲戚时，竟在老家的街道上体会了一把开车难。

由于乡村公路大多只有六七米宽，本就不如大城市的公路宽敞，因此当十多辆车一下子挤在村口后，原本逼仄的马路口也被挤到无法通行。

最后还是在几位老司机的指挥下，用了将近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把这十几辆车从村口处依次挪了出来。

针对现在的农村堵车问题，朱镕基早在2003年2月1日的一次讲话中，便曾经解读过中国的小汽车、私家车究竟该如何发展。

农村交通，季节性堵车成难题

2017年时，一位来自河北沧州的姜女士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的一叠高铁动车票后，瞬间便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姜女士之所以成为“动车达人”，并不是因为她喜欢坐着列车去到全国各地游山玩水，而是为了解决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通勤。

由于姜女士一家住在河北沧州，但姜女士的工作单位却在北京，往来通勤便成为了姜女士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每天早晨的6时10分，姜女士都会准时起床洗漱、吃饭，等到一切都收拾好后，姜女士便会选择打车前往沧州西高铁站，如果一路畅通没有堵车现象的话，姜女士在这段路程上花费14元。

只需要在沧州西高铁站口等待几分钟，姜女士便可以按时等到一趟从沧州始发前往北京南站的G9004列车，花费94.5元的乘车费并度过58分钟的车程后，姜女士便可以顺利在北京南站下车。

搭乘过高铁，姜女士还需要再转乘一次地铁，才能最终赶到上班地点并成功打卡。

姜女士的上下班之旅虽然有些复杂离奇，但姜女士的经历也正是多地都市白领通勤的一个缩影，在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和傍晚，由于车流量激增的缘故，堵车已经成为了城市人的家常便饭。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农村似乎是“堵车潮流”下的最后一片净土，跟堵车已经成为常态的大都市相比，农村的交通出行似乎要方便上许多。

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说，私家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可望而不可即，随着人均汽车保有量统计数据的不断攀升，“堵车”这一城市发展中的通病，也慢慢有了向农村蔓延的趋势。

跟城市早晚高峰堵车不同的是，农村堵车更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逢年过节时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回流，也使得农村堵车现象愈演愈烈。

由于农村的车道大多只有5-6米宽且红绿灯等交通设施也不完善，因此当农村迎来春节爆堵的冲击后，农村堵车的情况并不比城市轻微。而当一家人欢欢喜喜在老家过完年，准备乘车返程时，也会再次在高速路上经历一波堵车之痛。

2022年2月10日，江西鹰潭的一家人在春节返程时恰好经过沪昆高速的龙虎山服务区，不出意料的是，这一家人也被堵在了服务区附近。

但胡女士一家却已经在堵车这件事上堵出了经验，当周围其他车友们正在料峭寒风中泡泡面时，胡女士一家已经预料到沪昆高速上会堵车，因此他们一家早就准备好了随性的饭菜和保温锅：

“每年呢我们回浙江，我们的老家是在江西，以往的经历呢沪昆高速是非常堵的，那我都会带菜上路，带个电饭煲同时配个保温箱。”

因此在龙虎山服务区附近停下后，胡女士一家便从后备箱中拿出了热腾腾的饭菜，引得周围人都艳羡不已。但不少新手上路的司机显然在堵车这件事情面前有些慌神，远不如胡女士一家“驾轻就熟”。

早在2003年，我国私家车保有量仅为2500万台，交通拥堵现象还未显山露水，朱镕基在看望北京市公交总公司44路公共汽车北关厅站的公交职工时，便已经表达了他对公共交通的重视：

“同志们，我当过市长，我最重视公共交通运输，我到上海首先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当时，上海堵车是不得了啊！”

1987年底，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一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朱镕基在下一年的上海市选举中，成为新一任的上海市长。

1988年4月，一位同志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上提了个小建议：“能不能在正式选举前，让候选人和代表们直接见面，每人做个发言？”

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这个提议显然非常大胆，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但大家在经过几次讨论后，还是肯定了这位同志的想法。

4月24日上午，多位候选人跟800多名人大代表如期来到了上海展览馆二楼的一个电影大礼堂里，加之代表们也都对候选人们的现场演讲感到非常好奇，不一会儿便将整个大堂都围了个水泄不通。

朱镕基的这次演说，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诸后仁在回忆起朱镕基的演讲后十分激动：“从后来几次讲话来看，他几乎没有拿讲稿，侃侃而谈、胸有成竹，而且话语平易近人，很容易理解，因此我听过之后记忆深刻。”

在正式演讲开始前，一位代表也当面向朱镕基提了一个小要求，希望朱镕基可以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经历，听到这个问题后的朱镕基也毫不避讳，公开谈起了自己的身世。

朱镕基的父亲朱希圣虽然在少年时便博览群书，有着不俗的文学修养，在读到屈原“世人皆醉我独醒”之句时更是大受启发，自号“清醒上人”。

但奈何天不假年，朱希圣在十多岁时不幸患上肺痨，身体也是一天弱上一天，朱家人多番寻医问药无果后，只得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给朱希圣“冲喜”上。在朱家长辈的主持下，朱总理的母亲张氏匆匆嫁到朱家，并在不久后顺利怀孕。

但结婚时的喜气并没有将朱希圣留在这个世上太久，还没等到孩子降生，朱希圣便英年早逝。在此之后，从小便缺少父爱的朱总理便只能跟母亲相依为命，但在朱镕基9岁时，家庭的不幸竟再一次降临在了这个孩子身上，朱镕基的母亲张氏也因病去世。

特殊的成长经历再加上当时兵荒马乱的时代背景，朱镕基也开始变得少年老成，性格也远比同龄人沉稳许多。

由于失去了亲生父母的保护跟扶持，朱镕基在幼年跟少年时也曾受过同龄人的欺侮，尽管那些调皮孩子人多势众，但朱镕基却从未在他们面前告过饶、认过输，朱镕基这种路见不平、同情弱者的豪气与侠气也一直留存了下来。

朱镕基在广益中学求学时正是抗战时期，为了躲避日寇的扫荡和轰炸，学校也被搬迁到了湘南的偏僻山村中去。由于当时物资供应困难，学生们在学校中也只能睡简陋的双层铁床，睡在上铺的学生在上床时也愈发困难。

尽管朱镕基当时被分到了一床下铺，但朱镕基敏锐地察觉到上铺的周继溪身体瘦弱，每次上下床都非常不便。

为了照顾周继溪，朱镕基主动跟周继溪的铺位对调，将自己的下铺给让了出来。对于朱镕基的这份恩情，周继溪也一直都记在了心里，当多年后周继溪回忆起两人的求学时光时，周继溪也谈到：“他一直都关心弱者！”

上海铁腕治理交通

朱镕基在台上演讲时，动情的表示：“我自己的一个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觉得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我是47年找到了党，党就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虽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一骑绝尘，但经济增长过快所带来的交通、住房、环境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上海人，上海下一步的发展方向究竟路在何方，也成为了许许多多百姓所关心的话题。

当朱镕基成功当选上海市市长后，朱镕基首先将解决交通问题放在了首位，因为朱镕基在经过一系列实地考察后得出了结论：“市内交通紧张，已经成为了上海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朱镕基也给任期内的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将来从上海任何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由于当时的上海出租车收费混乱、黑车猖獗，朱总理甚至专门针对上海的出租车问题发表了一次讲话：“现在，出租车的经营作风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成为影响上海投资环境的一个重大问题了......你连出租汽车都管不好，投资环境怎么能搞好？”

在朱镕基的铁腕治理下，上海的出租车问题果然在不久后气象一新，上海出租车行业也做出了“扬手即停，上客问路；电话订车，约时不误；电脑计费，公道合理；车辆整洁，礼貌待客”的服务承诺。

除此之外，朱镕基还让大家一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询问上海老百姓们究竟对上海市内交通还有哪些期望，对于这些来自老百姓们批评和建议，朱镕基也是非常看重。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后，上海公共交通中的不良现象也都被一一整改，上海的交通问题也终于有了较大起色。

但由于上海经济发展极快，短时间内大量的人口涌入上海城内后，原有的公共交通设施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日常通勤需要。

除了出租车跟公共汽车外，上海在1983年时便已经提出了修建上海地铁1号线，由于修建地铁的耗费巨大，这项提案也是数次提起后又被搁置。

但敢想敢干的上海人依旧提出了一个颇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法：“自借自还，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该方案一经批准后，便立刻引来了法、美、英、意等国的争相竞标，朱镕基在接手上海的相关工作后，自然也对上海一号线地铁的商务合作谈判十分看重。

在多次会议上，朱镕基都会直接找到相关负责人，询问这条地铁的谈判推进情况：相关技术上有没有遇到瓶颈、预算有没有超标、安全上有没有隐患。

竞标的几个国家中，由于德国有相关的顶尖地铁建设技术为其保驾护航，因此德国的谈判团队对拿下这一合约也是志在必得。

德国为了表现他们对这一合作项目的重视，甚至直接派出了联邦德国对外经济合作的秘书冷格尔博士，亲自来到中国谈判。

这位冷格尔博士对中国的态度也非常友好，在冷格尔博士的游说下，德国联邦会议最终决定贷款给上海4.6亿马克100%的软贷款，并把年利率降到了0.75%，这跟前不久法国报出的46%软贷款加54%的商业贷款相比，德国确实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诚意。

因此，当朱镕基看到文件中德国在各项技术指标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设备报价比英法两国都要低时，朱镕基当场便做了最终决定：“就用德国的贷款，购买德国的车辆、设备！你们马上派人去德国考察、签约、谈判！”

在朱镕基的多方努力下，交通问题再也不是困扰上海城市发展的顽疾，而通畅的市内公共交通也成为了上海招商引资、经济发展的又一大动力。

“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发展公共交通方面，不要放在发展小汽车方面去”

因此，当朱镕基在北京44路公共汽车站北官厅站，面对站亭内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话时，朱镕基也把公共交通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说老实话，我就是不赞成每个人都买小汽车，这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但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城市内的堵车、停车难问题还并不突出，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轿车不仅可以改善日常出行条件，而且这也是一种显示富裕生活条件的方式。

即便当时人们对小汽车始终都抱有憧憬和期望，但朱镕基却已经从其他国家汽车产业过度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影响中，看出了些许端倪：“要让群众出门都可以坐上公交车，感到出行很方便，没有必要自己去买个小汽车，还要一天到晚伺候它！”

正如朱镕基二十年前所思所想的一样，由于我国私家车人均保有量激增，但在城市规划、道路建设、停车场建设等方面却没有跟上小汽车的发展步伐。

不少家庭在购入私家车后，陷入了一个停车难、停车贵的尴尬局面，其中更是有半数左右的车主因为居民区内车位配套服务不完善，只能将车子“无序停放”。

除了小区内无处停车外，一些商场外的车位数量也是远远“求大于供”，私家车车主开车去到商场购物时虽然非常方便，但在商场外找车位却也是非常麻烦，如果进到商场内购物需要花费一小时的话，车主们花费在停车上的时间就要足足占到购物时间的一半。

而在交通规划专家们的具体估算中，一个城市内的停车位数量跟机动车数量为1:1.2时，才能满足城市居民的停车需求。根据目前的停车位数据来看，不少城市现有停车位的数量似乎还远远不够。

因此当相关专家对此提出建议，准备对症下药解决私家车过快发展带来的相关问题时，提出的办法依旧如朱镕基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规划并无二致：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

在朱镕基卸任总理一职8年后，朱镕基重回母校清华大学进行校内演讲时，朱镕基也再一次提到了私家车的发展问题：“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朱镕基之所以将目光放的如此长远，是因为朱镕基在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考虑问题。

以地广人稀的美国为例，许多美国家庭都住在远离城市的郊区，住宅也较为分散，对于一个传统的美式家庭来说，一台私家车就是他们生活的命脉。

如果没有私家车的帮助，一个美国家庭想要从郊区到市中心购物，将会异常困难。但我国人口众多，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比比皆是，休闲、购物、娱乐等便民场所与居民住宅区毗邻。

如果居民的日常通行都依靠私家车的话，也会导致一个城市产生城市病：“中国就是人口多啊，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百八十万人口的城市多得是。怎么能够每家都有一辆小汽车？哪个城市都受不了啊，不能这样做。”

人们常说欲速则不达，当某一地区的小汽车规模过于庞大时，小汽车这一原本用来“增速”的工具，也会自然而然的“慢下来”，堵车也成为了家常便饭。

近几年，自驾式春节返乡也成为了不少车主的选择，春节期间伴随着大量私家车的涌入，原本几乎不存在堵车现象的农村，也在这一特定时间段中变得拥挤起来。

由于大多数村镇中并不会特意修建车库，因此大家一般都会把小轿车停在胡同巷子里。这样一种停车方式只能满足村民们日常的停车需求，当大家返乡过年、扎堆停车时，这样一条窄窄的小胡同显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停车需求。

当住在街道中央的车主想要“倒车出库”时，免不了要给邻居们打电话，请他们挨个挪车，但万一有司机操作失误，整条街的小轿车能堵成一锅粥。

乡村公路逼仄、红绿灯等基础交通设施不完善，也成为了乡村春节堵车的另一原因。堵车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也在无时无刻不困扰着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人们。

结语

朱镕基曾经在演讲中提到过：“我不是不主张发展小汽车，可以适当的发展......但是政府不要花那么多钱去补助、去推动，这不符合中国的发展方向，现在就是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还可以发展磁悬浮高速列车。”

正如朱镕基所提议的那样，不论何时何地，在破解交通难题时，发展公共交通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私家车的繁荣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当私家车受困于“堵车”“停车难”“保养费用贵”等问题时，或许人们才会用新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的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就像是一个城市圈的大动脉，我们在发展私家车产业时，也不应该忽视公共交通的运行，只有公共交通协调高效的运转起来，这个城市圈才会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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