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胡懋仁,如何看待利与义

【编者按】本文经作者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胡懋仁教授授权“昆仑策研究院”头条号原创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学者观点胡懋仁,如何看待利与义(1)

中国古代有关义和利之间的价值观,多为肯定义,而贬低利。而所谓“重利轻义“者,必遭到谴责。在古代历史中,无论是文献还是文学作品,一般也都会讲重义而轻利。《水浒》中有聚义厅,也是强调一个义字。关羽关云长,之所以受到追捧,也是因为关羽讲一个义字。所谓降汉不降曹,所谓挂印封金,也都是所谓义气的表现,甚至说他义薄云天。有一段相声,说的是在关王庙前要挂一块匾,上书”义气千秋“四个字,结果几个近视眼书生自以为是,匾还没有挂,三位近视眼书生都说自己看清了上边写的字。可见关羽的义,在民间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在《红楼梦》里,义字往往代表着所谓正义、忠义。《红楼梦》里的忠顺王府,和义忠亲王老千岁,是有着很大区别的。按照某些红学家的说法,忠顺王是效忠当今天子的。而义忠亲王老千岁是效忠前朝太子的。本来皇位是应该落在前朝太子的头上,但后来被当今天子拿到手了。这多少是有点不义,而且也有点名不正而言不顺。只是义忠亲王老千岁因为忤逆了当今天子,所以坏了事。而忠顺王则很受当今天子的待见。似乎看起来,忠而且顺,天子自然喜欢,但这种忠和顺里是不是还在义,那就另当别论了。在这里,所谓义,即代表着某种正义,公义。当然,这里的所谓义是不是真的反映出正义和忠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白居易有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这里并不是在讲利和义的关系,而是利和情的关系。轻别离就是轻情,无关这里是爱情还是亲情。不过,情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男女之情,使二人结为夫妇,而夫妇之间除了情以外,还有恩,如恩爱。而在恩的范畴里,也就有了义,即所谓恩义。

不过,如果认真追究起来,所谓的义,并没有完全拒绝所谓的利。《水浒》中的聚义厅,是说,把正下的义士都聚集在一起,这里的所谓义士,所讲的义,就是要求一种正义的利,公正的利。在义字的背后,从来都不是不讲利的。只是在义字的旗号下,要反对那种不义的利,不公的利。《水浒》中反对的是贪官污吏,反对的是他们使用各种不义的手段来获取不义的利。聚义厅前竖立的“替天行道”的旗帜,这里的道也就是梁山好汉们心中的大义,是要维护被官府欺压的老百姓的利益,而要打击那些伤害百姓的贪官,夺回他们从民众嘴里夺来的利。梁山好汉,所谓杀富济贫,没有夺来的利,如何去济贫?

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关义利观的思考,或者争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所谓“发财致富”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但仍然会有些人,认为这是某种程度的重利轻义。然后在讨论中,人们就会说到,现在不是封建社会那个重利轻义的时代了。现在讲利益,讲金钱,讲发财没有什么不对的。在七十年代,有部小说《金光大道》,其中有个人物,是村长张金发,他有句名言:谁发财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这句话在小说里是被批评的。而在八十年代,在一部分人那里,他们认为这句话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

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人们对社会中出现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表示出极大的不满和疑虑。当时,在一些媒体那里,所谓发了财的人就一定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是很有才干的人,这样的看法曾经在社会与某些媒体中十分盛行。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末,以及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在更多的人们那里,这样的观点受到了质疑。因为,人们看到,在那些所谓发了财的人当中,有的人是走了邪门歪道的,有的人是有着违法犯罪行为的。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不讲正确的义利观,那么人们的观念和思想就会被搞乱,社会那种正确的价值观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正常的社会秩序也必然随之崩塌。

这样看来,如果不讲义,特别是不讲公平正义,只是抽象地谈发财致富,抽象地说什么恭喜发财,这其中必然会存在很大的问题。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遵纪守法,合法经营,那么有的人从中赚了钱,发了财,自然是无可争议的。然而即便是如此,如果只把社会经济发展规范到这样的标准,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是做到遵纪守法,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而要实现共同富裕,只停留在遵纪守法上,那么距离这个目标还是很大的。

市场经济,主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实现资源的最大效率的调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一个手段,是一种方式,而并不是目标本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因而,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外,还需要采取其他的真正符合公平正义的方式,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例如,在振兴乡村的过程,需要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这种集体经济并不归纳于市场经济的范畴之内,但这种集体经济才是实现公众利益的最好方式。

从过去的义利观来看,所谓的利一般是指少数人的利,是短期的利,是近期的利。而多数人的利,长期的利,远期的利,则有可能被包括在义字之中。所以义与利,并不从来就是绝对对立的。今天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不可能不讲利,同样也不可能不讲义。我们要讲利,是为了中国最大多数人民谋福利,谋幸福,谋利益。而我们为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做的这些事,也正是我们的义之所在。这样的义,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代表了长期的利,代表了远期的利。我们说不要见利忘义,主要是说,不能只看到少数人的利,近期的利和短期的利,而忽略大多数人的利,忽视远期的利,忽视长期的利。

或许这样说,会有人认为这种对义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或许是吧。但这里主要是说,义与利本身没有绝对对立,义与利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正如毛主席当年针对有人批评我们搞工业化建设,对农村和农民提取的资金太多,没有施仁政。毛主席就批评,你说的那个仁政是小仁政,而我们发展工业化是在实施大仁政。道理并不复杂,实施了工业化,实现了工业化,中国才会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而中国富强起来了,人民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更为长远的利益,这才是最大的施仁政。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大仁政就是义。而少数人所说的小仁政就只是利。在这种义利关系中,我们当然不能只见小仁政的利,而忘记了大仁政的义。

在考察义利观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所谓义,往往都在维护某些人或某一部分人的利,而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利。这被维护到利的一部分人,或者是指大多数普通人民的利,或者是指站在公平正义方面的那一部分人的利。在封建社会,所谓义,也是维护一些利益集团的利。《三国演义》中所谓关羽坚持的义,谋的是刘氏集团的利,而反对曹氏集团的利。因为在世俗看来,或者从作者罗贯中的视野来看,刘氏集团的利是属于正义的,合理的;而曹氏集团的利是非正义的,是不合理的。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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