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的生活记录（人类自身的生存资源）

“自然”问题与人类技艺的缘起

头顶天空，脚踏大地，人生活在天与地交织而成的自然中，这真是天经地义的事实。神话诗人赫西俄德以不朽的诗言讲述了自然的形成过程。他在《神谱》里歌唱道：“该亚，宽阔胸怀的大地，是所有一切包括奥林匹斯诸神的永远牢靠的根基，幽暗的塔塔罗斯就位于她的深处；大地首先生产了繁星灿烂的天空，绵延起伏的山脉以及汹涌的大海……”大地带来天空，天与地以及其他物理因素一道构成我们生活的世界：自然。

可见，自然包容着各种各样的物理因素和力量，大地与天空、山与海以及阳光和雨露给人提供了生存的背景和条件。自然对人的影响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起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我们依赖大自然；在自然诸要素里最重要的是大地。自有混沌以来，大地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展开其宽阔的胸怀，随时准备接纳和养育一切。正因为如此，希腊最古老的诗史将大地称为母亲。在赫西俄德那里，以大地为基础的自然乃是一种创生性力量，她给予我们食物、温暖与居所。

荷马也曾盛赞大地为万物的母亲：

“我将唱颂坚实的大地，万物的母亲，一切生命中的最古老者；她养育一切生物——经由它，哦，万物之王，赐福于人类，他们的后代表兴旺，土地丰产；它赋予必死的人类以生命的资源——人类幸福；她使一切丰饶……”

大地—自然—母亲的比喻显明了人对自然的依赖，人类的一切都发生在那里。在《政治家》里柏拉图说，自然由造物主设计，是性、劳作、政治以及哲学的舞台；身体死亡了，灵魂也会掉落在大地上变成种子。柏拉图的话意味深长，表明无论生还是死，我们都是从自然发芽、生长的果实。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赞誉能够比这更深刻地说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自然的确向我们提供了数不胜数的东西—丰美的果实、群山、溪流、阳光，还有辉煌的日落。尽管如此，自然也并非慈祥的母亲，可以让我们慵懒地躺在她的怀里尽享一切礼赠，希腊神话诗人赫西俄德早就意识到了自然粗野的一面。在《劳作与时日》中，他在对天文四季的自然轮回的描述里列举了自然的严酷力量——寒冷、酷热、暴风雨、汹涌灰暗的大海、怒号的森林大地；诗人对冬天的描述尤其反映了自然的严酷，向我们勾画出一幅霜天雪地、寒光闪闪的自然图景。

这就是诗人曾称之为万物母亲的自然。自然的双重性体现了其匮乏和不足，它远不是人类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依赖的东西，对此我们必须小心应对。因此，人类面临着“自然”的问题，赫西俄德早在公元前700年就已严正地提出。柏拉图在《政治家》中以一个哲人的热忱和眼光尤为紧迫地呈现出这个问题。

宇宙运行的神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困惑不已的自然；自然的粗野本性伤害我们；她养育、修复我们，也耗损我们；倘使人类一味地模仿自然，慵懒地躺在那里，我们无疑会被其粗野所摧毁。所以，《政治家》差不多是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正告：人类面临着“自然问题”，她可能将我们毁灭。人的“自然问题”源于自然的双重性：它既是养育的力量，也是伤害的根源。那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柏拉图给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用技艺进行编织。

在这里，他将政治家比喻为“纺织能手”，而将政治比喻为“织布”。可以说，政治正是人类凭借技艺进行编织而成的产品，产品的功能就是保护身体不直接与自然接触，嶂J这样，人生活在政治领域好比给自己身体穿上一件用灵巧的双手织就的衣服而远离伤害。这表明，人类生活不能毫无保留地仰仗自然而与自然毫无界限，相反，真正属于人的安全生活必须部分地超然于自然。正是这部分人的超然，才成就了人类的生活。

罗森精妙地概括出这一柏拉图式的真理：“不保留部分的超然，我们就无法真正拥有属于人类自己的东西。同时为了避免这种对自然的部分超然不至于沦落为无序，人发明了各种技艺。”柏拉图明白，人的模式与梦想是与宇宙构成同在的，这同在体现为前面已经阐明的自然一人类的关系上。人不能离开自然宇宙，否则就会死亡，就如赫西俄德的《神谱》所说的天与地相与为一而万有归于消灭一样；天与地为一，自然宇宙就消失了，一切就都退回到混沌。

于是，柏拉图提醒我们，技艺仅仅具有补充性，它使自然完善；人的技艺始终向着自然，并努力提升它；人的技艺只有在自然这里才能显示出其有用性和价值，离开自然，技艺一无是处。在这里，柏拉图让我们意识到了人类事业不可抹杀的矛盾：自然和人为的对立与统一。

柏拉图的意思至为明确，不发展技艺，不用技艺装备自身，人类就是纯粹的自然存在而与动物无异。我们只有不断地将自然因素编织为织物，以保护人不为自然完全同化，而变得与自然毫无分别，否则人过分接近自然，就会被其同化，变得与自然的物理因素一样野蛮暴烈；同时，只有将自然因素编织进人类生活，人类生活才是有意义而丰富的。

无论如何，人必须发展技艺，以正确地解决自然问题为主，这种解决就是要恰切地转化自然力量，使其变得更有价值而适于人类的生存目的。大卫・卢克尼克说：技艺从整体上代表了人类日益增长的用理性对抗或面对自然世界的能力，对于诸神的独立性，相对于动物的差异性以及人类仅仅依靠自身的资源生存和繁荣的能力。

人类的主要资源乃技艺和知识

显然，技艺具有转化的力量，它保护人免受自然无情的伤害，将人从动物那里分离出来。当柏拉图大呼“政治救人”的时候，是在说技艺确曾蕴藏着拯救人的力量，因为政治是人类用技艺造就的相对于自然的属于人类自己的领域。因此，在这里，让我们追寻柏拉图去解明“技艺救人”的意义，这一解答将我们带回到技艺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中来。

柏拉图对技艺内涵的观念不是简单的普通理解，在他之前技艺历经数百年乃至千年的发展演变。对技艺的柏拉图式的理解奠定在从荷马和赫西俄德以来的传统之上。自荷马与赫西俄德以降，梭伦、埃斯库罗斯以及索福克勒斯等人也对“技艺”一词的理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只是在柏拉图这里，“技艺”才获得了系统的反思，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该词的含义，使其更显复杂。他通过追问“道德知识――关于灵魂德性的知识是否是技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

‘‘技艺”一词最早出现在荷马的诗歌里，在荷马诗史中，“技艺”有着各种各样的意义，它即指建房者的技艺，也指匠神赫淮斯托斯的技艺，他铸就一条铁链捆缚住孔武有力的战神阿瑞斯。荷马也将普洛透斯随意变换自己形态的力量以及埃癸斯托斯杀害阿伽门农的计谋称为技艺。库伯认为，荷马已然代表了技艺发展中相对晚近的一面，然而他解释了该词更为原始的意义。

从大卫・卢克尼克的著述中我们知道，技艺一词源自印欧语系的词根“tck”。根据波尔科尼的解释，“蚀”意为将建房材料安放在一起。库伯得出结论说：“‘tcchne’最初的形式可能是指家族或部族经由共同努力用树干和枝条交互编织而建造房屋。”随着社会生活的安定，建房技艺的需要日益增长；同时，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建房工作不再是家庭的事情，而成为一群专业化的个人的活动领域。

于是，木匠作为职业人士出现了。“techne”在前荷马的意义上仅指木匠的知识或技艺，可见“teclmc”原来的意义特定而明确，日后的发展扩大了其含义；后来，就如同在荷马诗歌中所显示的那样，它逐渐包含了其他生产性活动。建房的“techne”乃一切技艺的范型，柏拉图的《菲力布斯》也印证了这一点。库伯问，为什么是建房而不是其他重要活动诸如打铁产生出这一更为普遍化的“techne”?

他的回答是：“木匠的活动由于其更为理性的性质区别于鞋匠的活动。它要求一种处理确定任务的理智的解决方法的能力，某些初步的几何学与静力学知识。总而言之，一种组合与临时搭配的能力，如果能解释给外行人听，那么它也就变得可理解而成为理性的。然而，为了一个确定的目标，必须能够系统地协调各种个别要素始终是行家的专长。”

库伯的意思是说，房屋的建造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是一项需要理智的复杂活动，这种活动只有经过训练而掌握了特别技能的人才能胜任，而掌握那种技能的人特别稀少，因为它要求出类拔萃的心灵。库伯的解释很具有唯理智主义的意味，符合现代理性的文明人的期待。

可是，我们依然不明白“为什么‘techne’的发展首先与房屋建筑联系在一起”这一问题。如果说“techne”代表的是人类应对自然的自我照料的能力，如果说自然的粗野本性会伤害我们，我们必须像纺织工匠那样编织而保护自身，那么这一保护屏障无疑就是房屋。因此，建房就是人类自我照料的开始，对人而言最基本、同时也最紧迫性的技艺就是建房的“techne”。

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柏拉图“技艺救人”的断言才真实有效。“tzchne”应对人的紧迫性需要，出于这种需求，“techne”首先与建房联系起来，而建房才成为一切技术性活动的范型。库伯对“技艺”的原始概念的描述虽然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却也发人深省，卢克尼克根据库伯的启发对以木工为范型的技艺概念进行了概括，总结出如下特征：

1．技艺是特定领域的知识，其主题确定。例如，木匠的知识就仅仅限于木工活上；木匠不知道怎样打铁。

2．“techne”指向一个特定的目的，并且能生产出一些有用的产品，例如木匠为共同体建筑房屋。

3．它是可靠的，人们能指望木匠正确地完成其任务。

4．“techne”是得到共同体承认和报偿的知识；无疑，专家技师熟知其所作所为。他造就的产品就是他技能的证明。专家相对稀少，是公认的权威，外行应遵从其判断。

5．“techne”能够被验证，木匠建造的房屋本身就证明他的确拥有其宣称的知识。

6．它是可教的。与那些仅仅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人不同，木匠能够向那些想学习该门技艺的人解释有关木工的事情，通过他的讲解和传授，他能将外行转变为一个行家里手。这暗示，某些理性原理，某种类型的逻各斯支配着该领域。

这些原理能够相互交流，木匠有能力阐明或教授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这表明他配享作为专家技师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因而讨论交流的能力成为另一种木匠的技能的证明方式。巴恩斯指出，技艺的核心特征是，它是知识被组织化的系统，每种技艺均是由知识的一系列门类组成的体系。显然，“techne”是生产性的技艺或知识，它定向于如何将特定材料做成有效的产品，故而它总是指向某种目的，并追求作用对象在价值上的提升，使某些原本没有多大价值、杂乱无章的材料变得有益且有用。

这就是“techne”最原始的意义，而《荷马史诗》所记载的是一个其范围已经大大地被拓展了的“techne”。荷马在《伊利亚特》里仅一次使用该词，其含义与木工活相当。在诗史第三卷中，我们可见该词被运用的具体情形，那是关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与英雄赫克托尔之间的一场争吵，赫克托尔指陈帕里斯的所作所为给特洛伊带来的危害，听罢赫克托尔的指责，帕里斯说道：赫克托尔，我承认你的指责公正合理，一点都不过分你的心是那样的刚烈，永不迟钝，好比斧头的利刃挟着工匠的膂力，劈砍圆木，凭着精湛的技艺伐木造船，斧刃带着千钧之力闪落。

“techne”在《奥德赛》中出现了八次，六次涉及打铁，很自然这与匠神赫淮斯托斯有关，他运用技艺设置陷阱捕捉了妻子阿芙洛狄忒和战神阿瑞斯；而雅典娜简直就是技艺的代名词，她懂得各种各样的技艺，如战争、编织以及橄榄的种植。在这里，一个现象引人注目，“techne”逐渐从生产性的技艺走向纯粹的计谋，这样它就愈来愈脱离身体的、物理的意义而可能成为纯粹精神的力量。“techne”变得日益抽象起来，这为后来者提示了方向，赫西俄德的《神谱》接过了该种意义上的“技艺”概念。

为了挫败天空乌拉诺斯阻止宇宙进程的邪恶诡计，大地该亚与克罗诺斯共同设定了一个计谋，并最终推翻了乌拉诺斯；普罗米修斯狡猾地用脂肪掩盖了骨头，将其献给宙斯，而宙斯将惩罚人类的阴谋藏在能言善辩、花言巧语的潘多拉身上。可见，赫西俄德进一步将“技艺”的发展推离了身体或物理的性质，“技艺”发展史上的这一倾向意义深远。

在《奥德赛》里，得摩多科斯颂唱的故事显明了荷马一个了不起的、可以说能影响历史进程的发现――心灵。诸神中身体残疾的最聪明者通过他的计谋战胜了身体上最强大者。心灵能够掌控身体，从而影响事件的发展进程；“技艺”作为头脑中狡诈的诡计揭示了诗人关于心灵力量的识见；有了它，一个人就可以击败身体上或社会地位上优越的对手。

荷马发现了心灵对身体的优越性，心灵有一种潜在能力，它可以化解物理陛的暴力，使其变得驯服，但是“techne”要成为灵魂的一种典型力量尚需漫漫时日。心灵力量的发现意味着，人可能凭借自身的能力驾驭影响人类生活的自然物理因素，而那些因素一直被视为支配人类生活的诸神或墨伊拉，从此人类生活就可能彻底摆脱外在性而交付到自己手中。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曾一度助长了盲目的乐观主义。

然而也正是诗人们正告诉人要意识到人类生存的真相，切勿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诗人们坚持说明，人类技艺的成长远不能保证人类幸福，因为命运、诸神和必然性仍然在神秘地、宿命般地发挥作用，而人类对此既一无所知，也无能为力。西摩尼得斯叹息说：“生命短暂而充满忧虑，几乎没有意义。”宙斯是控制万物的神，因此人类生活注定是悲剧一场，西摩尼得斯将生活的悲剧性归之于宙斯的必然法则以及人的愚蠢和贪婪。

人只能领略大千世界的片刻时光，一切人类希望都因年老和死亡成为泡影，因此自然的真理是：没有什么不充满恶。

阿基罗库斯满怀悲伤地问：“什么是主宰人类命运?”回答是：墨伊拉和塔克。命运和偶然总是不期而遇地光临人世，人类无可逃避地经受偶然的打击，在脆弱的人世生活中，人只有忍耐命运“赐赠”的一切，在阿基罗库斯看来，男子汉的忍耐是诸神规定的对人类悲痛的惟一治疗。西摩尼得斯和阿基罗库斯对命运的发问引发了梭伦对“技艺”的伦理反思，这一反思体现在他对人类幸福的诉求里。

梭伦祈愿人类可以掌控的善和幸福，试图从人类生活中拿掉天意的支撑。自荷马和赫西俄德以降的诗歌传统神学让梭伦明白，天意和诸神根本无法担保人类幸福，相反，他们时时刻刻与人类作对，“善与恶”都是宙斯赐予的礼物。因此，在天意支配下，人类的善总是不可期遇，它偶然而来，昙花一现。

泰阿格尼斯的诗歌表现了更深的悲观主义，他对库尔诺斯的训导引人深思：得与失均非人自身能控制的事情，它们都是诸神安排的结果；那些辛勤耕耘者，无人知晓他将走向善或恶的结局。通常，当他认为自己将要为恶时，结果为了善；而当他认为他要为善时，则为了恶。人世中，没有人能够得到真正希望的东西；这一令人痛心的困境使一个人累累遭受挫折。

人们总是在徒劳无功地希望着，诸神根据他们自己的意志而安排和决定一切时，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诸神并非万能，但不可理知，“要知道诸神怎样完成将来的事情是多么困难啊；在事物之前，一切为黑暗弥漫，障碍重重，非凡人所能了解。”泰阿格尼斯和梭伦一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不义者和作恶者的后代承担他的罪孽”的神学教义，这是一种道德困惑，诸神居然容许此种困惑的存在，自然和道德的不一致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外在性的问题。

在如此深刻的外在性面前，泰阿格尼斯陷入了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仰天悲悯：“对于必死的人来说，最好不要来到这个世界，永远不要见到太阳的光芒；然而一旦出生，最好马上死去。”泰阿格尼斯下沉到了如此绝望的深渊。这个世界充满邪恶，他如荷马、赫西俄德与阿基罗库斯一样，知道诸神给予人甚少帮助，果真如此，那脆弱的人类该怎样面对人世的艰难困苦？

用正义的德性！用德性与环境抗争，人格乃是一种可以上升至超出或高于环境的力量。在希腊悲剧和哲学诞生之前的数个世纪里，命运、善与恶的问题始终萦绕在诗人们的心灵深处，无论这一问题以悲剧形式获得了怎样的发展，也无论哲学家如何执着地探寻理性的解决之道，自荷马以降的诗人传统，其基本趋向是从自然走向人为。那时的希腊人心灵变得逐渐不信赖自然和诸神的礼物。于是，人必须有自己的领域，以对抗严酷的自然和命运，如此，人才会有繁盛的希望。

梭伦正是从“技艺”的成长中看到了人类凭借自身力量繁荣的希望，从而对人类事业充满热切精神。尽管如此，他依然对赫西俄德式的诸神表达了敬意。像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梭伦在天意和人类自由之间徘徊，对天意、命运和诸神表现出若即若离的态度。他说：“财富为我所欲。”梭伦无疑充分地意识到了财富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可是他敦促人们反省自己的财富获取行为。他认为，不正当地获取的财富是非正义的，无所不察的宙斯监视着一切，任何行不义之人必定遭受宙斯的惩罚。

从梭伦这里，我们感受到他对人类事业的热望以及幸福的诉求，就他而言，那幸福是伴随着一个人的德性而获得的“繁荣”、“成功”以及“福祉”交织而成的状态。梭伦的人类理想不单单是物质性繁荣，其伦理性也关注人类一般幸福的性质。梭伦对“技艺”的性质和界限的伦理反思显明了“技艺”的有限性，于是他慨叹道：“命运使一切人为努力从根本上都毫无保障，无论这努力看来多么热切与合乎逻辑。”

他列举了六种技艺：捕鱼、农作、打铁、作诗、医学以及预言。捕鱼和农作物的生产性较不明显。捕鱼乃获取而非生产自然之物，农作则介于生产与获取之间，它要求人类介入自然过程，产生原本并不存在的东西。既然捕鱼和农作都有一个确定的领域，要求理性的操作方法，并且可教，产生有用的结果，所以都被包含在扩展了的技艺概念中。

梭伦将打铁、作诗及占卜视为诸神的礼物，掌握它们非人力所能为，他坚持认为，纵使在人类最熟知的活动中我们依然在冒危险，欺骗自己我们如何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命运而非技艺给必死的凡人带来善恶，并最终决定一项人类计划是否会完全成功。

所以，诗人发出警告，人类幸福最终仰仗于人控制之外的因素，他敏锐地洞察到人类自身行动的不可靠性。梭伦说，我们总是不当地、过分积极地估价我们的生活，而在行动效果上不断地欺骗自己，相信自己的技艺能确保行动的成功，但屡遭挫折。梭伦的伦理性诗歌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对人类自身事业的渴望与对天意、诸神的眷念相互交织。命运与技艺交织极具启发性，因为它包含并呼唤对“技艺领域”的质问。对梭伦来说，技艺的领域并非自足，它只是宇宙的一小部分，对宇宙的作用过程能力无法影响。

这样，人类能够控制以及获得幸福的范围就极其有限。所以，人类事业的最终成功彻底地依赖于外部条件。梭伦的诗歌揭示了以技艺为支撑的人类行动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差异，例如捕鱼者有良好的捕鱼技艺，并能充分地加以运用，可是一场不可预见的风暴使其努力落空。他的伦理诗歌意在说明，人类行动的效果非常有限，而技艺对善的生活而言远非充分，技艺帮助人类所建立的人自身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只在某种意义上有效，千万别指望技艺有一种万能的保障人类幸福生活的力量。

这似乎暗示了道德力量的可能性，例如我们不能非正当地追求财富。如果说人类与世界的技术性关系因为受太多不可控制因素的制约而显得异常脆弱，从而成为不可控制的，那么道德态度就完全在人类自己的控制之内，一个捕鱼者尽管不能改变风暴的发生，但他能决定是否以暴利的价格出售。是我们自己而非命运命令我们是否应该傲慢地行动，由此招致天意的报应。我们不完全清楚，梭伦的诗歌是否强调人类的责任与宿命，但在避免傲慢的范围内是可以实现自我控制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宙斯的报复而提升幸福的希望。

不傲慢地行动而避免报复、提升幸福希望实际上阐明了人类自身的责任，因为在自身力量增长面前，人有变得傲慢而放荡的危险，避免傲慢乃人在技术性条件下的道德义务，它定位于如何避免“用技术装备自己而日显强大的人类”做出无约束的行动，这行动蕴藏着摧毁的潜能。不难理解，梭伦对技艺的反思用心良苦，提醒我们，人类自身的责任应与技艺一同增长；“人类的道德态度提升了幸福的希望”，这是梭伦天才般的发现。

从梭伦身上我们可以见出，人类的幸福受制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技术控制，二是道德态度。技术只有在正确的道德态度内才显得有益。卢克尼克说：梭伦将技术性领域从道德领域区别开来，成为两个独立的领域。技术性领域独立于道德，独立于人类价值、意义以及对幸福的憧憬；在那里我们感觉到并实际经受技艺和一切其他人类事业的最终成果。他揭示了技艺的价值中立性：其拥有并不保证对技术的善的应用。作为技术专家，捕鱼者对正义一无所知。

技艺价值中立，这是梭伦的宣言，掌握技艺仅仅导致一组理性程序的成功运用和实施，却不导致幸福或真正的人类繁荣，这样梭伦一开始就粉碎了人类技术万能的梦想。在对缪斯女神的祷歌里，他规划着人类幸福和价值的伦理的或实践的领域，那领域也包含着技术性事物。在技术外凛然站着不受人类努力影响的命运与偶然。

同时他的诗歌也提示出一个可由人类自身力量控制的伦理领域，我们正是在那里经受着幸福，或失去幸福，它无关乎对技艺的拥有。这就是梭伦对“技艺”历史的特殊贡献，与此同时，我们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关于德生的技艺?一种稳定可靠的人类生活如何可能?

这一问题让我们继续前行，像索福克勒斯那样慢慢地走向埃斯库罗斯并恭敬地发问。我们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里发现了一个更为乐观而较少限制的“技艺”观念，那一概念饱含着埃斯库罗斯对可靠的人类希望的继续找寻。列普罗米修斯因蔑视宙斯而遭受苦难，他帮助了那些根本就不值得帮助的动物，被宙斯捆缚在寒风凛冽的高加索山上。

普罗米修斯是渺小、脆弱而绝对无足轻重的人类的恩人，他向歌队历数给予人类的恩惠：且听人类所受的苦难罢，且看先前他们多么愚蠢，我怎样使他们变得聪明，变得有理智。我说这话，并非要责备人类的忘恩负义，只不过表明我厚赐他们的那番好意。

他们先前避闻塞听，好比梦中之影，一生乱七八糟；不知如何建房，不知用木材盖顶，像微不足道的蚂蚁住在地底下暗无天日的洞穴里。他们不知道如何用征象辨识酷寒的冬日、花开的春天和结果的夏季；做事全无准则；后来，我教他们观察星象的升沉。我为他们发明了数学――最高的科学；还创造了字母以及组合来记录一切，那是技艺和文化之母；我最先将野兽驾驭，使他们替凡人从事最繁重的劳动……我教他们如何驱除百病，教他们如何解梦，又教他们金银铜铁的铸炼……普罗米修斯给人类的礼物有：建房、天文、数学、文字、驯养、造船、医学、占卜以及冶炼。在这诸多技艺中，新出现的技艺乃“数学”和“书写”。

普罗米修斯将“arithmos”视为超越一切的技艺。“Afithmos”是指数和数数，它明显无关乎生产生事业，因而不同于典型的技艺，所以在及时的层面尚并不十分有用；一直以来数学被视为理论知识的范型，其主要价值在于“观看”而非“制作”。然而数学知识能够运用于诸多领域，其有助于人类追求以克服偶然性与自然的不足。

柏拉图对数学的理解非同凡响，他认为学会数数乃成为人的条件，戏剧中的阿伽门农因不会数数无法清点自己的士兵和船只而显得非常滑稽可笑，要带兵打仗必须首先学习数学；“计算”和“数数”被柏拉图确定为军人或城邦卫士的必修课，并且，他据此认为：“如果一个军人想指挥他的军队，那么他当然要学会数数，或者倒不如说，只要想做一个人，他就要学习数数和计算。”

我们可以从柏拉图这里充分理解普罗米修斯关于数学乃一切知识之上的知识的断言，不仅如此，数学的至高地位还源于它的明确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威性。数学以其特有的性质(1，2，3……)将事物确定地分别开来，在数学的帮助下，人们能辨明事物的彼此，从而使事物变得可以理解。

数学确定事物，使事物界限分明，确定性是可理解的前提，故而因为“数”，这个世界一切皆光明。柏拉图的同时代人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菲洛劳斯也接受了巴门尼德关于知识的对象必须有一个确定状态的主张，在他看来，如果一切事物都不确定，那么甚至认识的对象都不存在，诚然，所有理解的对象都有数，因为没有数，要思考或理解事物是不可能的。一切认识对象都必须依赖于数，没有对数的分有，就不可能理解事物。

这一断言暗含了两个假设：1．确定性乃可理解性的必要条件；2．确定性的必要条件是数。事物的可理解性在于数的关系使事物具有结构，它显明部分之间的关系。因而，哈夫曼说：“当我们了解了事物的结构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才算真正懂得了一些事情。”显然，我们的理解力首先在于对事物的区分能力，倘使我们不能分别“这”或“那”，那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事物就混乱一团。柏拉图将这种状态形象地比喻为做梦和打瞌睡。

所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解明了“arithmos”和“techne”之间一个最基础的关系，技艺的有用性或善性全在于数。柏拉图与菲洛劳斯对技艺的哲学处理超越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所能想像的范围，而他们对数学的认识也不同寻常。柏拉图和菲洛劳斯使数学，并进而使技艺成为人性的基本标志，正是数学使技艺获得了塑造人性的力量。

数学是一切学科中最准确的科学，柏拉图借此建立起了可数性与可知性的紧密关系。普罗米修斯也将书写列入技艺范畴。书写之所以被视为技艺性事物，是因为它要求对一个确定主题的把握，即一组固定的要素以及恰当地组合它们的规则。书写的主题使其不仅是一种技艺，而且也几乎是技艺的一般象征；教人正确地阅读和书写就像木匠教人建房一样，要遵循一定的规则，那规则就是正宇法；结果教人书写成了一项高度系统性，几乎是机械性的任务，其成功率能够轻易地测算出来。

根据普罗米修斯的说法，书写的意义乃帮助人们记忆。自从普罗米修斯发明了字母以来，书写便逐渐取代缪斯神的母亲而成为人类记忆之母。书写的发明使记忆女神的存在成为多余，人类于是变得愈来愈自足，从这里，人类开始走向独立和自主。这是普罗米修斯的宣称，它反映出埃斯库罗斯对人类独立自主的热切希冀，恰与梭伦小心翼翼地警告形成对照。梭伦认为，人类的成功总是依赖于偶然和诸神；埃斯库罗斯对梭伦的犹豫表达了不满之情。

书写标志着人类从诸神和命运那里获得了解放，凭借书写的技艺，人类成为他们自己的缪斯。埃斯库罗斯对书写和数学寄予了莫大的人类希望，反映出借以数学为基础的技艺解决人类问题的性情。人们为此对埃斯库罗斯颇有怨言，指责他的技术主义倾向以及非道德底线。学者一致认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缺乏道德思想，一个借以数学为基础的技艺解决问题的态度是非道德的，他忽视了普遍存在的宇宙命运和诸神对人类生活的切实影响。

卢克尼克认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并非充满自觉意识的哲学作品，然而它为哲学思考提供了丰富元素，其不禁让我们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技艺能否关乎德性？同时也引发我们对数进一步的探索。在埃斯库罗斯这里，我们已然见到了一个被大大拓展了的技艺概念，正如库伯所指出的那样，“技艺不再意味着这种或那种特殊能力，而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实践理智。”

在那里，数学可望成为其范型，并最终暗示人性与技艺之间的本质关系。在这一意义上，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令人鼓舞，因为它阐明了人类生活某种新的可能性，从此人类生活就有可能摆脱偶然性和盲目性，托付给确定性十足的数学，从而变得可以控制。于是，有了数学，一种安全、可靠的人类生活便遥遥在望了，这很撩人心绪。

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技艺概念：1．一个确定的主题；2．产生有用的结果；3．能提升人类相对于诸神、自然以及偶然性的独立性；4．数学模范型；5．可教，一种技艺有可以交流的逻各斯；6．可以辨识；7．能被直接或者间接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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