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复原书籍推荐（创伤与复原一）

心理创伤疗愈经典畅销丛书

创伤与复原

（美）赫尔曼（Herman，J.）　著 施宏达　陈文琪　译

目录

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

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

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

喝彩渐歇，英雄退却

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

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

两性战争中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

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

第2章　恐怖经历

自我防御系统瓦解之后

过度警觉

记忆侵扰

禁闭畏缩

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

第3章　外部关系的断绝

受损的自我

脆弱性与适应性

社会支持的影响

最亲近之人的评价

社群的角色

第4章　囚禁

心理上的支配

断绝与外界的联结感

彻底投降

长期创伤症候群

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

第5章　受虐儿童

受虐环境

双重思想

双重自我

对身体的攻击

长大的孩子

第6章　一个全新的诊断分析

错误的诊断标签

新概念的需要

成为精神科患者的创伤患者

第二部分　复原的阶段

第7章　治疗关系

首要原则：恢复自主权

创伤性移情作用

创伤性反向移情作用

卷入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冲突里

治疗契约

治疗师的支持系统

第8章　安全

给难题命名

恢复主导权

建立安全环境

照顾自己，掌控身体

完成第一阶段

第9章　回顾与哀悼

重建创伤故事

转化创伤记忆

哀悼创伤导致的损失

第10章　重建联系感

学习战斗

与自己和解

重新与人建立心理联系

追寻创伤患者的使命

创伤的解脱

第11章　共通性

借助他人找回自己

为安全而组建的团体

回顾与哀悼的团体

团体帮助成员，成员启发团体

临别的仪式

再创联系的团体

第一部分　创伤性障碍第1章　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愿意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

心理创伤的研究有一段令人费解的历史——一种间歇性的失忆现象，即会有一段积极探究的时期与一段漠视遗忘的时期轮流交替着。这种现象在19世纪即不断重复，类似的一些研究在刚开始从事后不久又忽遭弃置，总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又重新被发现。50或100年前的经典文件，内容读起来还像现代作品一样新颖。虽然这个领域事实上有非常丰富而深厚的传统，但总是会被周期性地遗忘，然后再周期性地捡回来。

造成这种间歇性失忆现象的原因，并非由于研究主题的流行风潮改变所致——虽然这是每个学术领域的普遍现象。心理创伤的研究并没有因缺乏兴趣而式微；相反地，这个主题所激起的争议是如此强烈，让它不时地成为众人围剿的对象。心理创伤的研究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不可思议的领域，并让我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濒临崩溃。

面对人的脆弱性与劣根性

研究心理创伤，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人类在大自然中的脆弱性，和存在人心中的劣根性。研究心理创伤，也意味着要忍受见证可怕事件的痛苦。如果事件是大自然的灾难或不可抗拒的意外，目击者很容易就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但假如是人为的，目击者将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间陷入矛盾的困境。而在此矛盾中绝无可能保持中立，目击者势必被迫选边站。

通常会有强大的诱惑力让目击者选择站到加害者一边。所有加害者要的是目击者什么事都不做，他们诉诸一般人不想看到、听到、谈到恶事的人性弱点。相反地，受害者要的是目击者分担痛苦，受害者寄望于目击者的是行动、承诺和不遗忘。研究纳粹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利奥·艾丁格（Leo Eitinger），描述了受害者和目击者间残酷的利害冲突：“战争与受害者都是社会急于忘却的，任何痛苦与不快的事都会被覆上遗忘的纱幕。我们看到两边的正面冲突：一边是受害者，他们可能想忘却忘不了；另一边是所有那些（带着强烈的、通常是不自觉的动机）极力要遗忘也成功办到的第三者。这种对比……对两边而言通常都是非常痛苦的。而最弱势的一方……在这场无声且不平等的对话中，永远是输家。”

加害者为了逃避对罪行应负的责任，会尽其所能促使大众忘记此事。保密和令受害者保持缄默是加害者的第一道防线，一旦事迹败露，加害者就会开始攻击受害者的可信度。如果加害者无法使受害者完全闭嘴，那么他会想办法让受害者的话无人想听。为达此目的，他会编造出一个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论点，从最露骨的否认，到最诡辩和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每一个暴行之后，你可能都会听到意料中的相同辩解之词：根本没有这种事，她（受害者）说谎，她太夸大了，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无论发生过什么事，现在该做的是忘掉过去、迎向未来。加害者的权势愈大，定义对他有利的所谓实情的特权也愈大，而他得胜的机会当然也愈大。

如果目击者单独面对加害者，加害者的辩解常显得无可反驳。缺少社会大环境的支持，目击者常会屈服于改变立场的诱惑。有时就算受害者是社会上受人爱戴或重要的人物，这种情形还是会发生。所有参战过的军人，甚至连那些已被视为英雄的军人，都会沉痛地控诉：没有人会想知道战争的真实景况。如果受害者是那些原本就地位低下者（如妇女或小孩），她可能会发现，其创伤事件的悲惨程度居然已超出社会所愿意承认的范围。她的经历遂变得难以启齿了。

研究心理创伤永远要对付的问题，就是大众对受害者的怀疑或者贬抑。综观这个领域的历史，总是激烈地争论着：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是否有资格受到重视与医疗照顾，或根本是罪有应得；他们是否真的被痛苦折磨，或只是诈病；他们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是纯属想象呢，还是恶意的杜撰？纵使心理创伤的现象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争论的焦点却始终围绕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这个现象是可信的吗？是真的吗？

不只是那些有创伤后症状的患者，就连这方面的研究者之可信度也不断遭受质疑。临床医生如果对创伤患者的故事聆听得太多太仔细，通常会引来同事狐疑的眼光，好像这是一种传染病。研究者如果在这个领域探究得太深入，以致超出传统认知的范围，通常得到的待遇是学术上的孤立。

要让创伤的事实得到大众的注意，需要有意愿相信并保护受害者、还能让受害者与目击者联合起来的社会背景。对个别的受害者而言，这种社会背景指的是与朋友、情人和家人的关系；对社会大众而言，这种社会背景要靠争取弱势团体发言权的政治运动来创造。

因此，对心理创伤的系统研究也需要倚靠政治运动的支持。的确，这样的研究是否有可能进行或公开讨论，本身就是个政治问题。战争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质疑为何要让年轻男子牺牲在战场上；性与家庭生活创伤的研究之所以具有正当性，是因为社会大众开始认识到女性与儿童地位低下的事实。要提升这个领域的研究，就需得到力量强大的政治运动之支持，并确立研究者与受害者的同盟关系，一起对抗社会上否认和要求噤声的力量。如果没有要求人权的强大政治运动，没有积极挺身而出做见证的行动，此类研究将无可避免地会被压制被遗忘所取代。压抑、解离和否认的现象不只存在于社会的意识中，也存在于个人的意识里。

一个世纪以来共发生过三次，每次各有一种独特形式的心理创伤进入社会的意识之中，每次对创伤的研究也都因为与当时的政治运动声气相通而得以兴盛于一时。第一个出现的是歇斯底里症——一种典型的女性心理异常，对它的研究发展于19世纪末的法国，当时正处于拥护共和政体、反对教会干政的政治运动时期。第二个是炮弹冲击症（shell shock）或战场神经官能症（combat neurosis），对它的研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和美国，于越南战争后达到全盛时期，它的政治背景是当时正处于战争狂热的瓦解和反战运动的兴起。最后也是最近一个引起世人关注的心理创伤研究是性与家庭的暴力，它的政治背景是发展于西欧和北美的女性主义运动。我们现在对心理创伤的理解，就是建立在这三个主题的综合研究上。

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中，歇斯底里症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焦点。歇斯底里症这个名词在当时几乎是众所周知，而且无须费心定义，人人都理解其意义。一位历史学家曾说：“2500年来，歇斯底里症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疾病，有着矛盾和费解的症状。大部分医生都相信，它源于子宫，是女性才会罹患的疾病。”歇斯底里症也因此得名。另一位历史学家也解释道，歇斯底里症是“一个戏剧性的医学隐喻，是男人用来形容会在女性身上发生的任何神秘或难以处理的症状”。

歇斯底里症研究的开山祖师是伟大的法国神经学家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位于法国巴黎的萨尔佩特里埃（Salpêtrière）是一间古老、占地很广的医院，长久以来一直是巴黎那些最卑微可怜的无产阶级的收容所：乞丐、妓女和精神病患。沙可将这个被忽视的场所改造成现代科学的圣殿，许多才华洋溢和野心勃勃的神经学家、精神科医生，都不远千里地跑到巴黎向这位大师学习。其中几位最卓越著名的朝圣者有：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弗洛伊德。

歇斯底里症的研究带给大众的想象空间，就如同一趟未知世界的探险旅程。沙可的研究不只在医学的领域中闻名，在广大的文学与政治领域中同样影响深远。他的周二讲座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活动，参加的人“有来自全巴黎的各色人等：作家、医生、大牌演员，以及凑热闹的上流社会交际花，全都充满病态的好奇心”。在这些讲座中，沙可使用现场示范表演的方式阐述他在歇斯底里症研究上的发现。在现场展示的都是他一些年轻的女性患者，她们原本生活在充满暴力、压榨和被强暴的环境中，后来投奔到萨尔佩特里埃医院而受到庇护。这个庇护所提供的安全感和保护，是她们之前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对一群成为沙可出色的明星表演者的女性而言，这个庇护所似乎也提供了她们成名的机会。

沙可所展现的极大勇气实在值得赞扬；由于他的声望，一向被排除于正统科学研究领域之外的歇斯底里症研究因此得到认可。在沙可之前，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性一直被认为是诈病，治疗方式也只停留在催眠术和坊间民俗疗法的层次。当沙可过世时，弗洛伊德颂扬他是一位解放受苦受难者的守护神：“没人相信歇斯底里症患者，也没人把她们当一回事。沙可研究工作的第一个成就，就是重建了这个议题的尊严。渐渐地，人们也改变了以前对待歇斯底里症患者那种轻蔑嘲弄的态度。她们不会再被认为是诈病者，因为沙可已倾其学术声望支持歇斯底里症现象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沙可对歇斯底里症（他称之为“大神经性官能症”（the Great Neurosis））的研究方法类似分类学。他强调要仔细地观察、描述和分类。他巨细靡遗地记录歇斯底里症的症状特征，不只使用文字，也使用绘图与摄影。沙可特别注意那些类似有神经受损情况的歇斯底里症症状：麻痹瘫痪、感觉丧失、抽搐痉挛、失忆。在1880年，他就证实了这些症状是心因性的，因为这些症状可以使用催眠术诱发和再现。

虽然沙可对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症状付出无微不至的关注，但他对她们的内心世界则一点兴趣也没有。他视她们的情绪为一种需要加以分类的症状，将她们的谈话描述为“发出的声音”。他对病患的态度，可以很清楚地从他在一场周二讲座里所说的话中看出来。沙可利用一位已被催眠的年轻女子来示范歇斯底里症的痉挛发作：

沙可：让我们再压一下歇斯底里症的病源点。（一位男性实习医生碰了一下病患的卵巢部位。）就是这样，有时病患甚至会咬自己的舌头，但这很少见。看那拱起的背部，这在教科书中描述得很详细。

病患：妈！我好害怕！

沙可：注意那情绪的爆发，如果我们让它如此持续下去，很快会回复到癫痫症状的行为……（病患再次大喊：“喔！妈！”）

沙可：还有，注意这些喊叫。你可以说它是毫无由来的吵闹声。

沙可追随者的野心是，想以验证出歇斯底里症的成因超越沙可的成就。竞争最激烈的要属让内和弗洛伊德。他们都想成为这个伟大发现的第一人。在追求此一目标的过程中，他们都发现，光观察和分类歇斯底里症患者是不够的，还需要和她们深入交谈。就在这短短的10年间，身为科学家的男人用爱心与尊重聆听女性的心声，这个举动实属空前绝后。他们几乎天天与歇斯底里症患者会面，常常一谈就是数小时。这个时期的个案研究，读起来几乎就像是医生与患者共同创作的作品。

这些研究终于有了成果。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法国的让内，和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及其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伊尔（Joseph Breuer），都各自得出极为类似的结论：歇斯底里症是由心理创伤造成的。创伤事件引发让人难以承受的情绪反应，并因此使意识状态改变，从而造成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让内称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为“解离”；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称它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

让内与弗洛伊德都识别出由心理创伤引发之意识状态的改变，与由催眠术引发之意识状态的改变之间的基本相似性。让内认为，解离或催眠状态的存在，是一种心理弱点和暗示情绪的表征；相反地，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认为，歇斯底里症和与其相关的意识状态的改变，也可能会发生在“才华最出众、意志力最坚强、品格最高尚和批判力最强的人身上”。

让内与弗洛伊德也都识别出歇斯底里症的生理症状，其实是代表已从记忆中被排除的强烈痛苦经历，以一种伪装过的形式表现出来。让内描述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被“潜意识的固着意念”（subconscious fixed ideas）（对创伤事件的记忆）所控制。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则对此给出了一个不朽的总结：“歇斯底里症患者的痛苦主要来自回忆。”

19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研究者也发现，当创伤记忆和伴随着强烈感受被找回并述说出来时，歇斯底里症的症状有可能会减轻。这个治疗方法后来演变成现代心理治疗的基础。让内称这种技巧为“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称为“发泄”（abreaction）或“宣泄”（catharsis），弗洛伊德后来将它称为“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但是一个最简明、可能也是最好的名称，则是由布洛伊尔的一位患者发明的。布洛伊尔给她一个假名叫安娜·欧（Anna O），她是一位天资聪颖但有严重精神困扰的年轻女子。她称她和布洛伊尔之间的私密对话为“谈话治疗”（talking cure）。

医生与病患间的合作是一种探索追寻的过程，在过程中巨细靡遗地重建病患的过往经历，如此或有可能解开其罹患歇斯底里症之谜。让内在描述一位病患时提到，在治疗过程中，原本谈的是近期的创伤经历，但慢慢地将重心转移到对更早期经历的探索：“在移除了令人困惑的表层之后，我终于看到那原本静静栖息在她心灵深处、年代久远又盘根错节的固着意念。这个固着意念因被揭露而渐渐消失，患者的病情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改善。”布洛伊尔描述他与安娜·欧的工作时也说：“沿着记忆的丝线往源头探索。”

弗洛伊德则沿着这条丝线走到最源头处，而这也必然引领他去探索女性的性生活。虽然古老的临床传统认为女性的性欲与歇斯底里症症状有关，但弗洛伊德的良师益友（沙可和布洛伊尔）则高度怀疑性欲在歇斯底里症的成因中所扮演的角色。弗洛伊德一开始并不接受这个观念：“当我开始分析我的第二个病患时……性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症主要部分的预期早就远离我的脑海。我刚受到沙可学派的启发，而且我认为将歇斯底里症与性欲这件事扯在一起实在是一种侮辱——就像那些女性患者所感受到的一样。”

这种对病患反应的同理心，是弗洛伊德早期有关歇斯底里症作品的特色。他的病历研究记录透露，一个男人表现出如此热切的求知欲，以致愿意克服自己的防卫心理，并愿意倾听。他所听到的故事则令人胆战心惊，病患不断地告诉他有关性侵害、虐待和乱伦的事。弗洛伊德和他的病患沿着记忆的丝线回溯，发现儿时的主要创伤事件被隐藏在最近的、通常也相当普通的经历底下，而这经历正好促使歇斯底里症症状的初发。1896年，弗洛伊德相信自己已找到歇斯底里症的源头了。在一份名为《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Aetiology of Hysteria）、包含18个病例研究的报告中，他做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宣示：“我因为这些研究而提出的论点是，每一个歇斯底里症案例的起因，都有一次或多次的过早性经验发生，而发生的时间都在人生的最初几年。虽然事件的发生已相隔数十年，却可能透过精神分析的过程使其重现于记忆中。我相信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是神经病理学的革命性发现。”

100年后，这篇报告与现代对童年性虐待之影响的临床描述相比仍毫不逊色。这是一篇才华洋溢、悲天悯人、滔滔雄辩、细心推理的重要文件。它那充满自信的篇名与欢欣的笔调暗示着，弗洛伊德视自己的这番贡献在此领域中绝对是划时代的。

然而《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的正式付梓，却也同时宣告此一系列研究的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弗洛伊德在私下已拒绝承认歇斯底里症病源的创伤理论。他在信件中很清楚地表明，他愈来愈受理论中假设的激进社会性指涉所困扰。歇斯底里症在女性中甚为普遍，如果他的患者的故事是真的，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他将要被迫下一个结论：他所谓的“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应具有共通性，它不只会发生在巴黎的无产阶级——他开始学习歇斯底里症之处，也会发生在维也纳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家庭中——他执业之处。这样的想法根本无法令人接受，它的可信度是受到质疑的。

面对这样的困境，弗洛伊德停止对女性病患的倾听。这个转折点被记录在有名的“多拉”（Dora）案例中。这是弗洛伊德最后一个歇斯底里症个案研究，读起来已不再是合作地共同探索，而比较像明争暗斗。弗洛伊德和多拉之间的互动，被形容为像是一场“情绪的搏斗”。在这个案例中，弗洛伊德仍认可病患所经历之事件的真实性：青少年时的多拉是父亲精心设计的性游戏中的傀儡，父亲将她提供给朋友当性玩具。然而弗洛伊德却拒绝承认多拉的感觉是愤怒且屈辱的；相反地，他坚持要多拉探索她性兴奋的感觉，就好像被玩弄正好是她情欲的实现与满足。多拉最后中止接受治疗，弗洛伊德则视此为报复行为。

两人关系的破裂，也标示着一个原本存在于野心勃勃的研究者与歇斯底里症患者之间合作年代的终结。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些患者还是受到轻蔑与压抑。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对叛逆的多拉存在一股特别的恨意，一位弗洛伊德的弟子曾这么描述多拉：“她是我所见过最令人厌恶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之一。”

由于抛弃了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理论，弗洛伊德创造出精神分析论。这个在往后近一个世纪占据主流地位的心理学理论，原来是建立在否定女性真实状况的基础上。性欲仍然是研究的中心主题，但尽管剥削的性关系确实在发生，如此的社会真相却完全被隐藏起来。精神分析成了对幻想与欲望内在变化的研究，与真实的经验完全脱节。20世纪的最初10年，在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患者做不实叙述的临床证据下，弗洛伊德下结论说，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所说的童年遭受性虐待的事都是假的：“我最后不得不承认，那些性诱惑的场景从未发生过，都只是我的患者编造出来的幻想。”

弗洛伊德态度的转变，也预示了歇斯底里症英雄时代的完结。在世纪交替后不久，这个由沙可开山立派，再由追随者发扬光大的研究领域已被弃如敝履。催眠术和意识状态的改变又再次被贬谪到神秘的暗处，心理创伤的研究因此被束之高阁。一段时间之后，就连歇斯底里症这种疾病据说也已几近绝迹。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绝非个人之力所能造成。为了了解何以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会如此彻底瓦解、何以如此伟大的发现竟被快速地遗忘，我们有必要探究一下最早让此研究兴起的当时学术与政治氛围。

19世纪法国最主要的政治冲突，就是拥护既有的宗教结合君主专政的人士，与拥护政教分离、主张建立共和体制政府的人士之间的斗争。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这种冲突造成7次政府垮台。随着1870年第三共和的建立，新而脆弱的民主政体的创始者，发动了一个富攻击性的运动以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并打击和削弱他们主要对手的力量——天主教会。

这个时期的共和政府领导人，都是一批白手起家的男人，属于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他们视自己为捍卫启蒙运动传统的代表，正与一大股反动势力进行殊死战斗：贵族政治和神权政治。他们的主要政治斗争是争夺教育的主导权，意识形态的斗争则为男人的忠诚与对女人的所有权。就如第三共和的创始者之一朱尔斯·费里（Jules Ferry）所说：“女人，如果不让她们属于科学，她们将属于教会。”

沙可的父亲是一位有钱又有名望的商人，他自己则是这个新中产阶级精英中的精英，他的客厅是第三共和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聚会的场所。他和官场上的一些同侪都极力宣扬去宗教化的科学观念。他在19世纪70年代将萨尔佩特里埃医院予以更新并现代化，就是以具体行动证明去宗教化的教学方式和医院管理的优越性。而他对歇斯底里症的研究，也是用来证明去宗教化的观念体系比宗教性体系正确有用得多。他的周二讲座也是一个政治性演出，他的任务就是宣告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是属于科学的。

沙可对歇斯底里症的阐述，也替与此症相关的一些现象提供科学性的解释，诸如魔鬼附身、巫术、驱邪、灵魂出窍等。他最可贵的研究计划之一，是将从古至今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歇斯底里症作了一个回顾性诊断。他和弟子保罗·里彻（Paul Richer）出版了一本中世纪艺术作品选集，借以阐明其理论：在艺术作品中描写的一些宗教性经验，也许可以解释为歇斯底里症的征兆。沙可及其追随者也加入有关当代神秘现象的激烈辩论，如圣痕纹身者、幽灵、信仰疗法等。沙可还特别关注传闻中在卢尔德（Lourdes）新建的朝圣之地发生的奇迹式疗法。让内则专注于基督教科学的美国现象。沙可的弟子德西雷·布尔纳维尔（Desiré Bourneville）企图使用新制定的诊断准则，证明一位当时非常有名的圣痕纹身者（名为路易丝（Louise Lateau）的虔诚年轻女子）其实是歇斯底里症患者。所有这些现象，都宣称应属于医学病理学的范畴。

因此在19世纪末，有了这个庞大且具政治性的理由才激起研究歇斯底里症的热切兴趣，也给了沙可及其追随者探究的动力。寻求歇斯底里症之谜的解答，就是要用来展示去宗教化的启蒙运动对迷信反动力量的胜利，同时也显示出去宗教化世界观的道德优越性。这些男性科学家对歇斯底里症患者的仁慈呵护，与异端宗教法庭的暴虐呈现出强烈的对比。另一位沙可的弟子查尔斯·里谢特（Charles Richet）在1880年即观察到：“许多被关在萨尔佩特里埃医院的患者之前曾受过火刑，她们的疾病被当成一种罪行。”詹姆斯在10年后也发出共鸣：“在所有那些因当权者对医学的无知而受害的人中，可怜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是迄今遭遇最凄惨的；而她们要能逐步地复健并得到解救，就得倚靠我们这一代的仁慈关注了。”

虽然这些男性科学家自认为是仁慈的解救者，提高了原本备受贬抑的女性之地位，却从来也没想过男女的社会地位原应是平等的。女性只是研究和表现人道关怀的对象，而不是她们所应享权利的主体。致力于歇斯底里症启蒙观点的这群人，通常也是强烈反对让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进入专业领域，也坚决反对女性有投票权的同一批人。

在第三共和的初期，女性主义运动尚未盛行。直到19世纪70年代晚期，倡导女性主义的一些团体甚至还不准举行公开集会或出版发行其作品。1878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女权代表大会中，那些倡议给予女性投票权的人士遭到禁止发言，因为此举被认为太具革命性。女权倡议者认识到她们的命运得依赖那仍显脆弱的新民主体制的存在，因此愿意委曲求全，以便保持与共和政府的和谐同盟关系。

而一个世代之后，那些共和创始者的政权已经巩固，非宗教性的共和政府在法国已渡过难关并繁荣发展。19世纪末，反对宗教干政的斗争得到实质上的胜利；与此同时，对那些已被启发的男性而言，想装腔作势支持女性变得更为棘手，因为女性本身如今已勇于站出来为自己发言。在民主政治较成熟的英国与美国，女性主义运动好战分子开始将理念传扬至欧洲大陆，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对争取女性权益的立场也益发坚定，有些甚至尖锐地批判那些共和创始者和挑战那些男性科学家怜悯施恩的态度。一位女性主义作家在1888年即嘲弄沙可是“利用研究一种疾病当借口，来进行女性的活体解剖”，并对女性进入医学专业领域充满敌意。

喝彩渐歇，英雄退却

进入20世纪后，当初促使歇斯底里症英雄时代诞生的政治推动力已经消散，也不再有任何充足的理由让那些男性科学家再维持初衷，继续这一系列的研究。歇斯底里症的研究诱使他们进入梦幻、情绪和性的神秘世界，让他们得以倾听女性的心声，比他们预期要听到的多得多；他们也得以了解更多女性的生活，比他们原本想知道的多得多。当然他们从未企图要研究女性生活中有关性的创伤，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是因为研究歇斯底里症是这场意识形态“圣战”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的发现会得到众多的喝彩，另外这些科学研究者会因为他们的人道精神和勇气而赢得尊敬。一旦这些政治动机逐渐消失后，这些研究者发现，他们陷入自己研究成果的泥淖中，并由于太过涉入女性病患的生活而受到牵累。

这个后坐力甚至在1893年沙可过世前就已出现。他发现有愈来愈多的情况，他需要为他那使巴黎社会着迷的歇斯底里症公开讲座的可信度做辩护。到处谣传着，那根本是一群暗示情绪较强的女人的舞台表演，她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其老板通过催眠术所下的指令演出。在沙可临终前，显然很后悔当初开展这个研究领域。

正当沙可从催眠和歇斯底里症的世界中撤退时，布洛伊尔也从女性情感依附的世界中退却了。第一个“谈话治疗”结束于布洛伊尔狼狈地逃离安娜·欧。他之所以结束这段关系，可能是因为他的妻子非常厌恶他与一位充满魅力的年轻女子关系如此密切。他毫无预警地终止这个历时超过两年、几乎是天天会面的治疗过程。这样突然的撒手而去不仅危害了患者，造成安娜·欧入院治疗，显然也深深伤害到布洛伊尔。他惊骇地发现，他的患者是如此强烈地依附着他。与安娜·欧的最后一次会面，他是带着“一身冷汗”离开的。

虽然布洛伊尔稍后与弗洛伊德一起合作出版了这个极不寻常的案例，但他始终是一个不情愿又充满疑虑的研究者。而令布洛伊尔最感困扰的，就是不断地发现性经验是歇斯底里症症状的根源。就像弗洛伊德向他的密友威廉·弗莱斯（Wilhelm Fliess）抱怨的：“不久前布洛伊尔对医生协会做了一个关于我的重要演说，听起来他已改变原先的立场，并相信性欲病原学的理论。但当我私底下感谢他如此做时，他居然浇了我一大盆冷水：‘我并没有改变，我还是不相信它。’”

弗洛伊德的研究将这一切远远地带往女性生活中从未被探触过的境地。童年遭受性侵害是歇斯底里症根源的这个发现，超越了当时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因此使他在专业领域中遭到全然的排拒。弗洛伊德原本期待《歇斯底里症的病源学》一书的出版可为他带来荣耀与赞美，不料前辈与同侪却表现得无动于衷、提都不想提。就如他不久后写给弗莱斯的信中说的：“你能想象得到我有多孤立，就有多孤立。到处传说我已遭放弃，空虚孤寂笼罩在我的四周。”

弗洛伊德随后从心理创伤的研究中退却，至今已被视为一件莫大的耻辱，他的改变论调也被诋毁为个人怯懦的表现。但做这样的人身攻击，似乎是不了解弗洛伊德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在当时，任何知识的跃进都会被视为是一个孤独男天才类似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般翻天覆地的叛逆行为。无论他的论点多么强而有力，或他的观察多么确实有效，在一个缺乏支持歇斯底里症研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的氛围中，无论它是否会带来任何好处，弗洛伊德的发现都是不可能被大众接受的。那种支持背景从未在维也纳存在过，在法国也很快就消失了。弗洛伊德的竞争对手让内，从未放弃他的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也从未离弃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却在有生之年眼睁睁地看着他的研究成果被众人遗忘、他的观念被嗤之以鼻。

弗洛伊德对歇斯底里症创伤理论的否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益发教条化。这个曾经将此研究探索至最深处并最能得其底蕴之人，竟然在往后的人生中彻彻底底地否认它的存在。在此过程中，他同时也否定了他的女性患者。虽然他仍继续将焦点放在患者的性生活上，却不再认可女性真实经验中被剥削的本质。如此顽固的坚持使其理论更加扭曲，他坚决主张女性想象并渴望那种受虐的性关系，虽然她们嘴里抱怨着。

如果知道弗洛伊德所面对的严峻挑战，也许就能理解他何以彻底改变立场的本质。如要继续坚持自己的理论，就表示要认可女性和儿童所受到的性压迫有多沉重。而唯一有可能对这种立场给予知性上之肯定与支持的，就只有当时正在萌芽中的女性主义运动，但这个运动正好严重威胁到弗洛伊德所珍视的父权价值观。要让如弗洛伊德这种政治信仰和专业野心的人与女性主义运动同流是绝无可能的。既然势不可挡，他选择立刻与心理创伤研究和女性划清界限，转而发展出一套人类发展理论，而女人的低下与虚假正是其学说的基本观点。在当时反女性主义的政治气候下，这个理论遂得以成功并枝繁叶茂。

在这群早期的研究者中，唯一一位将歇斯底里症的探索带至合理结论的则是布洛伊尔的病患安娜·欧。在布洛伊尔离弃她之后，她显然仍病了好几年，但最后她康复了。这位曾发明“谈话治疗”的沉默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终于在女性主义运动中找到自己的声音与健全的心智。她使用笔名保罗·伯特霍尔德（Paul Berthold）将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经典论文《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译成德文，并创作了一出舞台剧《女权》（Women’s Rights）。她使用本名伯莎·帕彭海姆（Bertha Pappenheim）成为一位杰出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知识分子和组织创立者。在漫长而成果丰硕的生涯中，她管理一所专收女孩的孤儿院，创立一个犹太妇女的女性主义组织，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全欧洲和中东地区以推动对抗对妇女和儿童的性剥削。她的奉献牺牲、无穷精力和力行承诺是充满传奇性的。一位同事如此描述她：“这个女人体内有一座活火山……她为受虐妇女与儿童而奋战，就如有切肤之痛一般。”当她过世时，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如此赞颂她：“我不只钦佩她，更将在我有生之年永远敬爱她。有些人拥有高尚灵魂，有些人拥有无限热情，但这两种人都比我们想象中的少，更少的是同时拥有高尚灵魂和无限热情，而其中最少的是一个有无限热情的高尚灵魂。帕彭海姆正是拥有这种高尚灵魂的女性。她的事迹将永远传颂，见证其不朽的存在。”在遗嘱中，她希望那些来到她坟前的人，能放上一颗小石头，“如同给了一个无声的承诺……为善尽女性责任与追求女性幸福的使命尽一份心力……无畏地勇往直前。”

战争创伤神经性官能症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心理创伤存在的事实再一次逼使大众不得不面对。在这个长期消耗性的战争中，四年内死了超过800万的男丁。当此大杀戮结束后，欧洲有四个帝国灭亡，许多西方文明赖以维系的重要信念也为之动摇。

其中一项遭受战争蹂躏而幻灭的假象是：参战是男人的至高荣誉。连续暴露在战场壕沟之中，处于极端恐惧的状态之下，使得面临精神崩溃的军人数目大增。受困的绝望、不停地遭受死亡的威胁、还要被迫目睹战友的残废与死亡而无任何得救的指望，这一切使得许多军人开始表现得像个罹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他们失控地狂叫和哭泣，他们僵住而无法移动，他们变得沉默而无反应，他们失去记忆和感觉的能力。产生这类精神症状的军人数目是如此庞大，以致需要紧急征用许多医院以容纳他们。根据一项估算，精神崩溃患者约占英国战役伤亡人数的40%。军方则企图封锁有关这些精神患者的报告，因为担心这会严重打击大众的士气。

刚开始，那些精神崩溃症状被视为有生理性成因。英国心理学家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检验了最早的几个案例，将那些患者的症状归因为炮弹爆炸的震荡效果引起的，并称此种神经性障碍为“炮弹冲击症”。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虽然很快就发现这些症候群也会发生在那些未曾暴露于任何生理性创伤环境中的军人。渐渐地，军中的精神科医生不得不承认，“炮弹冲击症”的症状是心理创伤引起的。长期置身于暴力与死亡的精神压力下，已足以在男人身上引发类似歇斯底里症的神经性症候群。

一旦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存在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焦点就从医学争议转到患者的德行情操上，就像当年对歇斯底里症的争论一样。从传统主义者的观点而论，一个正常的军人应该为能投身沙场而自豪，并且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性表现，当然更不该向恐惧屈服。那些产生创伤神经性官能症（traumatic neurosis）的军人，说得好听一点是天生的低等人类，说得难听一点则是诈病者和懦夫。当时的医学文章作者称这些患者是“道德残障者”。一些军方高层则主张这些男人根本就不配被视作病患，应该将他们交付军法审判或不光荣除役，而不是给予治疗照顾。

传统主义观点最有名的支持者，是英国精神科医生刘易斯·耶南（Lewis Yealland）。在其1918年所著论文《战事所致的歇斯底里性障碍》（Hysterical Disorders of Warfare）中，他提倡一种基于羞辱、威胁和惩罚的治疗策略。对歇斯底里性症状如缄默症、感官知觉丧失、肢体麻痹等都使用电击治疗。患者被指为懒惰与懦弱而遭辱骂，那些表现出“丑陋之消极负面态度”的患者则以军法审判威胁之。其中有个案例是耶南治疗一位不说话的病患，他将病患绑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在他喉咙上连续不停地电击数小时之久，直到病患开口说话为止。而在电击的过程中，耶南则不断地教训那位病患：“记住，你的行为一定要像个英雄，就如同我期望你的那样……一个身经百战的男人应该是很懂得自我控制的。”

相反地，较进步的医学权威则主张，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精神疾病，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在有高尚德行情操的军人身上。他们提倡一种基于精神分析原理的人道治疗方式。里弗斯（W.H.R.Rivers）医生就是这种较自由主义观点的拥护者，他是一位全才的知识分子，是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和人类学教授。他最有名的病患是一名年轻的军官西格弗里德·萨松（Siegfried Sassoon），他以骁勇善战和所著的战争诗歌而闻名；但后来以军人身份公开支持和平参加反战运动并谴责战争，则让他变得声名狼藉。他在1917年写的《军人宣言》（Soldier’s Declaration），内容读起来就像现代的反战宣言一般：

我做这个声明的目的，就是故意来藐视和挑战军事当局的，因为我相信这场战争是被一群其实有能力结束它的人刻意延长的。

我是一个军人，我坚信我的行为以军人的利益为依归。我当初投入的，是一个为了自卫与自由解放的战争，但我认为，这场战争如今已变质为侵略与征服……我眼见并忍受军旅的痛苦，而我再也不愿意参与延长这个痛苦，因为我相信其结果是罪恶且不义的。

由于担心萨松会因此遭受军法审判，一位也是诗人的军官同僚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安排他住院接受里弗斯的治疗。他的反战声明因此有可能被归因于心理异常。虽然萨松并没有真的精神崩溃，但的确有格雷夫斯形容的“精神状态不佳”。他会慌张不安、暴躁易怒、受噩梦所折磨。他冲动的冒险行为和鲁莽地置身于危险之中，为他赢得“疯子杰克”的诨名。以现今的标准看，这些症状毫无疑问地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

里弗斯企图用治疗萨松的这个案例，说明使用人道文明的治疗方法比那些惩罚性的传统方法高明得多。所有军事医学的治疗目标就是要让伤员能重返战场，里弗斯并不质疑这个目标，他只是为一种谈话治疗的形式之功效辩护。他不用羞辱的方式，而以有尊严和尊重的态度对待萨松；他也不用压制言论的方式，反而鼓励萨松自由地写下和说出战争的恐怖。萨松的回应是充满感激的：“他让我立刻有了安全感，他似乎了解我的一切……我愿用尽我收藏的留声唱片去换取一点我和里弗斯的谈话录音。这段记忆是我的重要资产，一位如此伟大良善的人，给了我如此多的友谊与引导。”

里弗斯对这位著名病患的心理治疗被认为是成功的。萨松公开推翻他的和平反战宣言并再度投入战场。纵使政治信仰并没有改变，但是他依然这么做，因为他对那些仍在战场上的战友的忠诚感，因为他没有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愧疚感，也因为孤掌难鸣无力回天的绝望感。里弗斯经由对人道治疗的探究建立的两项原则，其后被美国军方精神科医生在下一次大战中奉为圭臬。首先，一个素来勇敢非凡的人，有可能在无法抗拒的恐惧中屈服；其次，要克服这种恐惧最有效的动力不是爱国心，不是抽象理论，也不是对敌人的怨恨，而是一种更强烈的东西：战友间死生一命的患难之情。

萨松从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但就像许多罹患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创伤患者一般，注定会在余生中不断再现战争的痛苦。他献身于写作和不断改写自己的战争传记，以保存对阵亡者的怀念，并推动和平主义的理想。虽然已从“精神状态不佳”中完全复原，并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但他脑中仍不断萦绕着对那些没有他这么幸运的人之怀念：

炮弹震撼着。有多少这样短暂的炮击，却留给创伤患者心中永难磨灭的余震；有多少次，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尚在言笑中的同伴瞬间被死神带走。最可怕的时刻并不是发生的当时，而是现在；现在，在噩梦中狂乱窒息时、在四肢麻痹瘫痪时、在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时。而最糟的是，他们原本拥有的雄伟英勇、无私无我、无怨无悔的高贵特质也全都瓦解了——对那些高尚杰出的人而言，这就是炮弹震荡出的难以启齿的悲怆……这些军人以捍卫文明之名成了殉道者，但他们的殉道不是一场丑陋的骗局，还有待文明进一步证明。

战争结束后没几年，医学研究对心理创伤这个主题的兴趣再一次消散。虽然仍有为数众多的慢性精神病患拥塞在退伍军人医院的一角，但他们的存在已成为社会亟于忘却的尴尬事。

一位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艾布拉姆·卡迪纳（Abram Kardiner），于1922年由维也纳回到纽约，在一年的朝圣之旅中他曾受教于弗洛伊德。一个探寻伟大发现的梦想深深地启发了他，“有什么比做一个发现心灵新大陆的哥伦布更令人兴奋的事呢？”卡迪纳成立一家精神分析的私人诊所，当时约有10名精神分析学家在纽约执业。他同时也到退伍军人署（Veterans’Bureau）所属的精神病院工作，在那里他看到许多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患者。他为这些患者痛苦的严重程度和自己无法治愈他们而深感困扰。卡迪纳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他治疗了一年却无太大起色的患者。后来当这位患者向他表达感谢之意时，他奇怪地说道：“但我并没有真的帮到你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把你的症状医好。”这位患者却回答：“不过你真的试了。我待在这里都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他们从来连试也不试，而且根本就不在乎我。但你不一样，你在乎。”

卡迪纳后来承认有关他自己童年早期的“无止尽的梦魇”（贫穷、饥饿、被忽略、家庭暴力和母亲的早逝）深深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向，也给了他对受创伤军人感同身受的能力。卡迪纳花了很长的时间，努力想在精神分析学说的架构下发展出一套有关战争创伤的理论，但最后都以失败而放弃。他并因此转向一个不同的职业生涯（就像前辈里弗斯）成为人类学者。他并于1939年与另一位人类学者科拉·杜·博伊斯（Cora du Bois）合著一本基础人类学教科书《个人及其社会》（The Individual and His Society）。

直到写完这本书，卡迪纳才有时间再回到战争创伤这个主题来做研究。这次他多了人类学的观念架构，可以帮助他了解社会现实的冲击，进而使他有能力真正理解心理创伤。1941年卡迪纳出版一本包罗广泛的临床与理论研究报告《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The Traumatic Neuroses of War），他也在书中批评了不断阻碍此领域研究发展的社会间歇性失忆症：

过去25年来，因战争而导致神经官能障碍的这个主题，一直沉浮于大众兴趣与精神医学流行的反复无常中。公众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非常关注这个主题，但并没有持续太久，精神医学界亦然。此后这些现象即未再有延续性的研究……只是偶尔提起讨论一下，但从未认真对待过。部分原因是战后退伍军人的地位逐渐低落……虽然并非所有精神医学界皆如此，但一个可悲的事实是，每个这方面的研究者都认为他有个从头做起的神圣任务，就好像之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有关这方面的任何研究一般。

卡迪纳继续将创伤症候群的整体临床现象勾勒出来，这也正是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创伤症候群。他的理论内容非常近似让内在19世纪末对歇斯底里症的论述。卡迪纳认为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是歇斯底里症的一种形式，但他也察觉到这个用语太过轻蔑，以致再一次严重地将患者污名化：“当使用‘歇斯底里症’这个名称时，它的社会意义变成将患者视为一个掠夺者，企图掠夺什么却没有明确的目的。因此使得这样一位神经性官能症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得不到同情，而且……也得不到医生的同情，这些医生通常将……‘歇斯底里症’当作个人一些难以改变的品性，如邪恶缺德、乖僻刚愎、意志薄弱。”

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重新燃起医学界对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兴趣。为了找出一个快速而有效的治疗方法，军方的精神科医生遂试图将加诸战斗压力症状的污名去除。有史以来第一次，他们愿意承认：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炮火下精神崩溃；精神科伤员有可能依暴露在战斗中的严重程度，而预测出一个相称的比例。当时的确付出很大的努力，想验证出到底暴露于战斗中到何种程度会导致精神崩溃。在大战结束一年后，两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阿佩尔（J.W.Appel）和毕比（G.W.Beebe）的研究结论是，处于战斗状态下200至240天即足以使人崩溃，连最坚强的战士也不例外：“绝没有‘慢慢习惯于战斗状态’这回事……每一个战斗时刻都将加诸沉重的压力在军人身上，而崩溃与否也与他们暴露在战斗状态下的强度与时间直接相关。因此在战场中有精神科伤员，就和会有枪伤和榴弹炸伤的伤员一样无可避免。”

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将精力集中在找出有哪些因素可能避免突然的崩溃，和帮助患者尽速复原。他们所发现的就是当初里弗斯在治疗萨松时验证过的道理：战友间相互扶持、生死与共的情感力量。1947年卡迪纳重新修订他与赫伯特·史皮格（Herbert Spiegel）合著的一本经典教科书。史皮格是一位精神科医生，刚从前线治疗伤员回来。卡迪纳和史皮格主张，对抗极端恐惧的最强大保护力量来自军人、他的直属战斗单位，和与长官间相互关切的程度。精神科医生罗伊·格林克（Roy Grinker）和约翰·史皮格（John Spiegel）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他们认为接连不断的危险处境，使军人对战友和长官发展出非常强烈的情感依附。他们观察发现，要避免精神崩溃的最强大保护力量，就是在小战斗单位中的士气与长官的领导能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出的治疗策略是，尽量减少受精神折磨的军人与战友分离。原则是在尽可能靠近战场的地方给予短暂治疗，目标是将这个军人尽快送回所属的战斗单位。在军方精神科医生寻求快速而有效治疗方法的过程中，他们又再次发现意识状态的改变在心理创伤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他们发现，以人为的方式诱发的意识状态改变，可能用来进入创伤记忆中。卡迪纳和史皮格使用催眠术诱发意识状态的改变，格林克和史皮格则是使用阿米妥钠（sodium amytal）制剂，一种他们称为“麻醉精神疗法”（narcosynthesis）的技术。就如同早期对歇斯底里症的治疗方式，对战场神经性官能症进行“谈话治疗”的重点，在于使创伤记忆与伴随而来的恐惧、愤怒、悲痛情绪得到宣泄性重现和复原。

开发这些技术的精神科医生也了解，已解除束缚的创伤记忆本身，并不足以保持长期的治疗效果。卡迪纳和史皮格即警告说，虽然催眠术可以促使创伤记忆重现，但单靠一个简单的宣泄经验本身是毫无用处的。他们的解释是，催眠术无法“做完所有该完成的步骤”。格林克和史皮格也同样观察到，如果在阿米妥钠制剂影响下，记忆的重现和解除束缚无法整合进入意识之中，治疗也不算成功。他们主张，战斗的影响“并不像写在板子上的东西一般可任意拭去，再让板子回复到原来的样子。战斗经历将在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长期烙印，要改变它就像要改变生命中任何根深蒂固的经验一样艰难”。

然而，这些睿智的警语通常都遭到忽略。这个对精神科伤员的新快速疗法当时认为非常成功，一份报告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急性压力困扰的美国参战军人中，有80%的通常在一周之内可再回部队执行某些勤务，有30%的可以重回战场。一旦这些人回部队之后，他们往后的命运就很少有人问津，更别提他们解甲返乡之后的问题了。只要行为功能达到最起码的水平，就认为他们已经康复了。随着大战的结束，熟悉的失忆历程再度出现。公众和医学界对那些退伍军人的心理状态不再感兴趣，战争创伤带来的长远影响再一次被遗忘。

直到越南战争之后，才开始对战斗引起的长期心理影响进行有系统且大规模的研究。当时这股研究的动力并非来自军方或医学界，而是来自一群心怀不满的退伍军人有组织的努力。

1970年，也是越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两位精神科医生罗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和钱姆·谢顿（Chaim Shatan）遇到一个新组织“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织”（Vietnam Veterans Against the War）的代表。退伍军人组织起来反对自己参与过，而且是正在进行的战争，这种事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这一小群军人，其中有多人曾以英勇善战而闻名，将勋章退回给政府，并向公众见证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的出现给逐渐壮大的反战运动提供道德的正当性。利夫顿写道：“他们唤起大众开始质疑自己对军人与战争的看法，并揭发自己国家宣传这是一场正义之战的谎言。”

这些反战的退伍军人，组成一些他们所谓的“交谈团体”（rap groups）。在这些与战友的私密聚会中，越战退伍军人重述和再现战争的创伤经历。他们也会邀请同情他们的精神科医生提供专业协助。谢顿后来解释为何这些人要向传统精神医疗机构以外的地方寻求帮助：“就如他们自己描述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受到‘伤害’。他们不愿向政府的退伍军人机构求助……他们要待在自己的地盘，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而不只是一个听任摆布的病患。”

交谈团体有双重目的：其一，给予受到心理创伤折磨的退伍军人心灵上的抚慰；其二，唤起对战争效应的注意。在这些团体中出现的证词，吸引了大众对战争所引起的长期心理创伤的注意。这些退伍军人拒绝被遗忘，更拒绝被污名化。他们强烈要求大众公正且有尊严地看待他们的苦难。就像一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迈克尔·诺曼（Michael Norman）所表达的：

家人与朋友都很奇怪我们为何如此愤怒。他们会问，你们到底在鬼叫些什么？你们为什么如此暴躁易怒又愤愤不平？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都参加过战争，尽了他们的义务，返乡后也都安然度日。是什么让我们这一代如此不同？但事实证明，我们和他们一点也没有不同。那些参加过“仁义”战争的前辈军人，一旦掀开掩盖住他们的神话与情操的帘幕，他们其实都只是将不安与疏离闷在心中……所以我们愤怒，我们的愤怒是古老而代代相传的。我们的愤怒，就是所有那些被以道德之名送去做杀戮工作之文明人的愤怒。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有数百个非正式的交谈团体组织起来。70年代末，一些退伍军人组织所施加的政治压力，终于催生出在政府退伍军人管理部门中实施法定的心理创伤工作计划，称为军队延伸服务计划（Operation Outreach）。超过一百个服务中心建立起来，且聘用退伍军人任职其中，使用自助和同侪咨询模式的治疗方法。退伍军人如此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也提供了系统性精神医学研究的动力。越南战争之后数年间，政府退伍军人管理部（Veterans’Administration）委托广泛的研究，追踪退伍军人的战时经历对返乡后生活的影响。有五大册对越战后遗症的研究，详述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也论证了暴露在战斗状态中与此症候群的直接关系，甚至超越我们可以合理想象的范围。

因反战运动的道德正当性和全国笼罩在不名誉的战败气氛中，使得承认心理创伤是长期而无可避免的战争后遗症变得可能。到1980年，有史以来第一次，属于心理创伤的独特症候群终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诊断项目。美国精神医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在那年将一个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新类别，包含在其发行的正式精神疾病诊断手册中。此精神疾病的临床特色，与40年前卡迪纳所描述的创伤性神经官能症是一致的。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周期性地遗忘和重新发现的心理创伤症候群，终于在诊断手册中得到正式的承认。

两性战争中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

19世纪末有关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由于性心理创伤的争议而告失败。在当时妇女的性生活与家庭生活中，暴力是司空见惯的事，而那些研究并未认真看待此事。弗洛伊德模糊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却惊恐地逃开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相关研究都花在参战的退伍军人身上，由此带动有关心理创伤症的知识之建构与发展。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大众才真正了解到，最普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并不是上战场的男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女人。

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被隐藏在个人的、隐私的生活领域中。由于对隐私权的高度重视，在察觉真相方面形成强大的障碍，使得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几不可见。谈论性或家庭生活的经历将招来别人的羞辱、嘲笑和不信任。女人因害怕和羞耻而保持沉默，而这样的沉默正好给了各式各样的性与家庭暴力最佳的保护伞。

在专制的家庭生活中，女性毫无地位可言。很难让人承认并接受的是，在公共领域中实行的，是如此发展成熟的民主制度；而同时存在于家庭中的，竟然是原始的专制制度或进一步的独裁统治。因此，在复兴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份宣言中，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称女性议题是“没有名字的问题”（problem without a name），也就一点不令人意外了。同样不意外的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一个推动的观念，就叫作“唤起意识”（consciousness-raising）。

唤起意识活动以团体的方式进行，具有许多与退伍军人交谈团体和心理治疗共同的特性：相同的亲密气氛、相同的保密协议和相同的讲述实情的要求。对这些女性而言，唯有一个受尊重空间的形成，才有可能克服否认、保密和羞耻等让她们无法面对所受伤害的障碍。在有安全环境的咨询室中，妇女已敢于说出被强暴的事，但那些博学的男性科学家并不相信；而在有安全环境的唤起意识团体中，妇女说出被强暴的事，其他的妇女会相信。有一首那个年代的诗，捕捉到妇女因敢于说出她们的故事并被聆听，所感受到的无比愉悦：

今天

在我渺小的身躯中

我静坐着并且得知——

我的女人身躯

就像你们的一样

是任何街道上的目标

将我掳走

才12岁的稚龄……

我看到有个女人

我敢去看一个女人

我们敢于发出我们的声音

虽然唤起意识的方式类似心理治疗的方法，但目的是促使社会的改变而非个人。以女性主义的角度理解性侵害，能赋予受害者打破隐私的藩篱、进而互相支持并采取集体行动的力量。唤起意识也是一个实证的研究方式。一位唤起意识团体的发起人凯茜·色拉乔德（Kathie Sarachild）形容它是对当今学术界正统的一个挑战：“强调我们女人本身的感受与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验证所有我们所做的推论与见解，这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实际上是在再现17世纪科学对传统学究的挑战：‘研究自然，而非书本’，并将所有的理论用实际生活的行动与实践加以验证。”

从唤起意识的活动开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增加大众的认知程度。第一个有关强暴的公共论坛于1971年由纽约激进派女性主义者（New York Radical Feminists）组织起来。第一个加害女性犯罪国际特别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on Crimes against Women）于1976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在美国有关强暴法令的革新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发起。10年之内，所有50个州都制定了革新的法令，以鼓励那些沉默的性犯罪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对于之前严重受忽视的性侵害问题，也因美国妇女运动的勃兴而出现大量的研究。为响应女性主义团体的压力，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于1975年在内部设立一个强暴问题研究中心。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女人开了一扇门，让她们成为研究者，而非只是被研究的对象。相对于一般的研究常规，此中心拨款赞助的“首席研究员”大多为女性。持女性主义信念的研究员非常努力地接近研究对象，她们拒绝使用科学研究标榜的客观且不可有个人情感介入的原则，反而坦率地以与研究对象的情感联系为荣。就像在歇斯底里症的英雄时代中一样，长期而密切的个人访谈再一次成为知识的来源。

这些研究的成果确认了女性经历的真实性，虽然它曾在一个世纪前被弗洛伊德指为幻想而不予理会。对妇女和儿童的性侵害，在我们的文化中显得特别普遍。社会学家、同时也是人权斗士黛安娜·罗素（Diana Russell）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从事一个最详尽的流行病学调查，以随机抽样的方式挑选出超过900名的妇女，对她们进行有关家庭暴力和性剥削经历的深度访谈。结果令人相当震惊，有1/4的受访者曾遭强暴，有1/3的曾在童年遭受性虐待。

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

除了将普遍的性暴力做成正式文件记录外，女性主义运动还提供一种理解性侵害冲击的新诠释。强暴的问题第一次进入公共讨论的领域，妇女认为有必要加以强调：强暴是可恶的暴行！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暴是一种暴力犯罪，而非只是性活动。这个简明的阐述进一步驳斥了传统的看法：强暴满足了女性深层的欲望；在当时，这种看法充斥于各种形式的文字中，从通俗色情文学到学术教科书。

女性主义者重新定义强暴，将之视为政治性的控制工具，透过威吓迫使女性处于附属的地位。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一篇有关强暴的划时代论文，确立了强暴为值得公众讨论的重要主题，并引起大众关注强暴这个男性用以保持权力的工具：“男人发现他们的生殖器可以当作制造恐惧的武器，这个发现绝对可以列入史前时代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价值等同于使用火和最初的石斧。从史前时代到现在，我相信，强暴一直有其关键性的作用。再也没有比这种精神上的恐吓胁迫更有效的了，因此所有男人用它使所有女人处于恐惧状态中。”

妇女运动不只唤起大众对强暴的注意，也促使社会以新的态度对待受害者。第一个强暴危机处理中心成立于1971年，10年之后，全美国已出现数百个这样的中心。这些民间机构并不在医学或心理卫生系统的架构之中，但它们为强暴受害者提供实用的、法律的、情感上的支持。强暴危机处理中心的志愿者常会陪伴受害者去医院、警察局和法院，以确保受害者得到有尊严和细心的照顾；在此之前，这种照顾显然相当缺乏。虽然她们的介入常会招来敌意与抗拒，但她们的行动有时也启发了一些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专业女性。

精神科护士安·伯吉斯（Ann Burgess）和社会学家琳达·霍姆斯特龙（Lynda Holmstrom）于1972年开始从事一项强暴心理影响的研究。她们日夜待命，以便能访谈和辅导每一位来到波士顿市立医院（Boston City Hospital）急诊室的强暴受害者。一年之中，她们处理了92名妇女和37名儿童的个案。她们观察到一个她们称之为“强暴创伤症候群”（rape trauma syndrome）的心理反应模式。她们注意到被强暴的妇女视此经历是一件严重危及生命的事件，在过程中充满将残废和死亡的恐惧。而被强暴后，受害者抱怨会有失眠、恶心反胃、战栗反应、做噩梦，也会有解离性的行为紊乱或麻木无觉的症状。她们认为有些受害者的症状，很像那些之前描述过的参战退伍军人会有的。

强暴是女性主义运动中，关于个人生活领域里对妇女暴力相向的第一个范例。当了解得更深入后，性剥削的研究进一步包含愈来愈复杂的关系模式，在其中暴力与亲密关系纠缠不清。最初的焦点在陌生人所犯下的街头强暴，一步一步地继续探索至熟人强暴、约会强暴和婚姻中的强暴。研究强暴的最初焦点，是视之为对女性施暴的一种形式，再进一步探索至家庭暴力和其他形式的胁迫。而最初针对成人被强暴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挖掘出儿童遭性虐待的真相。

就如同强暴的议题一般，最早有关家庭暴力与儿童性虐待的讨论，也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对受害者的服务也在传统心理卫生系统之外组织起来，通常都有受到女性主义运动启发的专业女性的协助。对受害者心理影响的先驱性研究，由一些自诩为活跃并献身此运动的女性发起。如同强暴的议题一般，家庭暴力与儿童性虐待之心理学研究也导致心理创伤症候群的再发现。心理学家莉诺·沃克（Lenore Walker）描述那些逃到收容所的妇女，也第一次定义了所谓的“受虐妇女症候群”（battered woman syndrome）。我自己最初对乱伦创伤患者心理特点的描述，基本上是在重述19世纪末对歇斯底里症的观察重点。

1980年之后，由于参战退伍军人的努力，终使“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观念被正式接受。很明显的是，在强暴、家庭暴力和乱伦创伤患者中出现的心理症候群，基本上与战争创伤患者出现的一样。这个发现所透露的讯息，在今日令人惊讶的程度一如百年前：男人使用不为外人所知的暴力，维持和迫使女性处于附属地位。两性之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强暴受害者、受虐妇女、被性虐待的儿童就是伤兵。歇斯底里症就是两性战争中的战斗神经性官能症。

50年前，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如此写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公共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专制暴政和屈从奴化。”如今同样明显的是，公共领域中的创伤，也就是私人领域中的创伤。女人的歇斯底里症和男人的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根本是同一回事。承认这种苦难的共通性，或许有可能跨越那一道鸿沟：它隔开战争与政治的公共领域——男人的世界，和家庭生活的私人领域——女人的世界。

这些理解会再一次遭弃置吗？至少目前看来，心理创伤的研究似乎已稳固地确立为一个正当的研究领域。伴随着被压抑想法的往复而充满创造性的能量，这个领域有了戏剧性的扩展。20年前，只有数册绝版的文献被尘封在图书馆无人问津的角落；如今，每个月都有新书面世、新的研究成果发表、新的讨论在媒体上进行。

但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知识也有可能再度消失。缺少政治活动的时代背景，就没有可能让心理创伤的研究更上一层楼。这个知识领域的命运，依靠着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启发它和维系它的同一个政治运动的命运。在19世纪末，此运动的目标是去宗教化和民主政体的建立；在20世纪初，它的目标是废除战争；在20世纪末，它的目标是解放女性。所有这些目标都继续存在着，而最终也都是互相密不可分的。

第2章　恐怖经历

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

心理创伤的痛苦源于无力感。在受创当时，受害者笼罩在无法抵抗的力量下而感到无助。如果是大自然的力量，我们称作天灾（disasters）；如果是人为的，我们叫它暴行（atrocities）。创伤事件摧毁了人们得以正常生活的安全感，世间的人与事不再可以掌控，也失去关联性与合理性。

自我防御系统瓦解之后

过去人们认为这样的事件并不常见。美国精神医学会1980年出版的诊断手册，第一次列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中将创伤事件描述为“超出人类一般正常经验之外的”。可惜这个定义显然不正确。像强暴、殴打和其他形式的性与家庭暴力，这些普遍发生在妇女身上的事，实在很难说是超出一般正常经验之外的。再想想百年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战争创伤也应被视为人类常有的经验。大概只有那些幸运儿，才会觉得这些事是罕见的吧！

创伤事件的不寻常处，并不在于它少见，而在于它破坏了人类对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不同于日常的倒霉事，创伤事件通常会威胁到生命或身体，甚或直接面临暴力和死亡。它将人类逼到无助与惊恐的墙角，并激起人类大祸临头的反应。根据《精神病学通论》（Comprehensive Textbook of Psychiatry）一书所述，所有心理创伤的共通处，是一种“极度恐惧、无助、失去掌控力和面临毁灭威胁”的感觉。

创伤事件的严重度无法靠任何单一层面衡量；将创伤予以简单量化，最终只是把恐惧程度做无意义的比较罢了。然而有一些特定的经验确实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包括受惊吓、被困或精疲力竭。此外，当创伤事件包含对身体的暴力或损伤、置身于极端暴力的现场或目睹可怕的死亡场面时，也会增加受伤害的可能性。在以上的情况里，最主要的特点是此创伤事件具有激起无助感与恐怖感的力道。

一般人面对危险时，都有一个复杂而统合的反应系统，包括身体和心智两方面。一开始，威胁感会激发交感神经系统，造成肾上腺素（adrenalin）激增并处于警戒状态。威胁感也会使人集中注意力于眼前的情势。再者，威胁感亦可能改变正常的知觉能力：身处险境的人通常会忽略饥饿、疲累或疼痛的感觉。最后，威胁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与愤怒。其实以上这些变化，都属于正常而有适应力的反应。这些反应将受威胁的个体全身动员、武装起来，以备应战或脱逃。

一旦以上这些行动都徒劳无功时，就会产生受创反应。当抵抗与脱逃都已无望，人类的自我防御系统将被击垮而变得混乱无序。每一个危机反应的功能都将失效，并倾向于长期维持在改变后且过度反应的状态，就算实际危机早已解除仍无法恢复常态。创伤事件对生理激发反应、情绪、认知和记忆都造成严重而长期的改变。更有甚者，创伤事件可能会阻断这些原本统合的功能，使之失去协调联系的作用。受创者可能感受到强烈的情绪，却对事件没有清楚的记忆；或可能记得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却无任何情绪反应；也可能察觉到自己一直处在警醒和暴躁不安的状态，却不知何以如此。受创症状通常有种倾向，就是断绝与创伤源头之间的联结，而另外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创伤撕裂了精密复杂、原本应统合运作的自我保护系统。这个功能的分裂现象，正是历来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所观察到的重点。一个世纪前让内就准确地指出，歇斯底里症最主要的病理学特征即是“解离”：由于发生对个人有重大冲击的事件，歇斯底里症患者丧失了将这些记忆统合在一起的能力。他仔细地使用包括催眠术在内的研究技巧，说明受创记忆被保存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并处于一般意识之外。他认为由于对创伤事件的强烈情绪反应，导致记忆、知识和情绪之间的正常联结遭到阻隔。他将这种使心智功能失去“统合”能力的强烈情绪反应，称为“分解”（dissolving）作用。

50年后的卡迪纳，使用类似的术语描述战场神经性官能症的主要病理学特征：当个体遭受惊骇和无助的强大侵袭时，“所有人体器官原本协调一致且作用明确的生理活动，一时之间全都瓦解了。知觉能力变得失真且被恐怖感受所占据，判断辨别的能力也不再起作用……可能连感觉器官也失效了……攻击的冲动变得盲目且和正进行中的状况无关……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恐怕也与所有其他组织器官失去联系。”

受创者的感觉与行动，看起来就像是神经系统与当下的现实已失去联系。诗人格雷夫斯详述了何以他虽然过着平民的生活，但仍持续着的一些行为反应，就好像又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壕中：“我的精神状态与神经系统仍在备战中，虽然妻子南茜和我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仍觉得炮弹会在半夜掉到我的床上爆炸；白天看到的陌生人，会让我误认为是阵亡的同袍。当我有力气爬上哈莱克后方的山丘造访我最喜爱的乡村时，我仍不由自主地将它看作战场。”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许多症状，可归纳为三个主要类别：“过度警觉”（hyperarousal）是持续不断地预期将面临危险；“记忆侵扰”（intrusion）是受创时刻的伤痛记忆萦绕不去；“禁闭畏缩”（constriction）则反映出屈服放弃后的麻木反应。

过度警觉

有过创伤经历后，人类求生保命的自卫体系似乎整个启动，并一直保持在高度警戒状态，就好像危险随时会再出现一般。生理上的激发也持续不退。这种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第一个最主要的症状，它让受创的个体非常容易受到惊吓，一点小小的刺激就暴躁不安，而且难以成眠。卡迪纳主张：“由创伤引起的神经官能症，基本上就是一种生理性神经官能症（physioneurosis）。”从许多第一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身上观察到的症状：惊吓反应、过度警觉、对可能再现的危险保持警戒、做噩梦、心因性身体不适的抱怨，他认为这些都是肇因于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过度激发状态。他也解释了受创者之所以出现暴躁和突发的攻击行为，是因为他用以应付危机的“战或逃”（fight or flight）反应，已经彻底混乱崩溃了。

同样地，格林克和史皮格也观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创军人“似乎为交感神经系统长期处于激发状态所苦……用以应付紧急状况的心理焦虑反应和生理预备反应……已经一起启动，而且不是需要时才激发，几乎一直持续不断……此军人最后撤离了那个充满压力的环境，经过一段时间后，他主观上的焦虑感虽已降低，生理上的现象却仍顽强地持续着，现在他对安全稳定的生活反倒适应不良了。”

越战之后，对于受创者的生理机制（交感神经系统）已被改造的假说，终于有足够的证据加以确认。例如，精神科医生劳伦斯·科尔布（Lawrence Kolb）播放战场上的声音给越战退伍军人听，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心跳及血压都会上升，有些甚至因无法承受而要求停止实验；相反地，无此症的退伍军人和没有战争经历的人，既没有情绪上的困扰，也没有明显的生理反应。

如今大量类似的研究已显示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心理生理上的改变是广泛而持久的。患者受到广泛性焦虑症状和特定恐惧的双重折磨。一般人正常的注意力“基线”是保持在警醒但放松的状态，患者却保持在高于常人的激发状态：他们的身体永远在为危险而警戒。意外的刺激会使他们极度惊恐，而与创伤事件有关的特定刺激亦会造成强烈反应。那种对一般人只是小小困扰的重复性刺激，受创者似乎也无法“忽略”，他们会对每一个重复的相同片段做反应，就好像每个相同片段都是崭新的、危险的、令人惊讶的。无论早晚，都保持在生理激发状态，造成许多类型的睡眠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难以入睡，对声音特别敏感，夜里醒来的次数也较常人频繁。创伤事件似乎重新设定了人类的神经系统。

记忆侵扰

就算危险早已事过境迁，受创者还是会不断在脑海中重新经历创伤事件，宛如发生在此时此刻。创痛如此反复侵袭，使他们很难重返原先的生活轨道。时间仿佛冻结在受创的那一刻，并成了变调记忆中的一道符咒，随时闯入受创者的意识中。醒着的时候，受创片段在脑海中一幕幕闪现；睡觉时，则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就连一件看似不怎么相关的小事，也可能勾动这些记忆，而且逼真程度与强烈感受一如事发当时。因此再平常、再安全的环境，对受创者而言都充满危机，因为谁也无法确保他的伤痛记忆不会被唤起。

在伤痛记忆的反复侵扰下，受创经验阻碍了人生的正常发展。让内形容其歇斯底里症患者受到“顽念”（idée fixe）所支配。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努力地了解和统合他大量搜集来的有关战争神经性官能症的证据。他说，“如果有人说受创患者被固着在受创当时……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卡迪纳也认为“固着在受创当时”是战场神经性官能症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他注意到受创者的噩梦，内容可以毫无改变地重复经年，他称这样的梦是“此症最独具的特征之一，也是最费解的现象之一。”

创伤记忆有一些不寻常的特性，他们被大脑收录的方式与成人的正常记忆不同。正常记忆应是可以言词述说的线性故事，并融入生命进程中。让内解释其间的差异：

（正常的记忆）就像所有的心理现象一样，是一种活动；在本质上是叙述一个故事的活动……一种情况要得到令人满意的阐述……除非我们可以做到：不只是通过行动向外反应；也要通过对自己说的话、通过将事件有组织地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陈述，和通过将此陈述置于个人生命史的适当章节，以向内反应……所以严格地说，一个人如果仍将发生的事停留在固着意念，并不能说他拥有“记忆”……充其量为了方便起见，姑且称它为“创伤记忆”。

对于创伤记忆此种凝结于受创当时、又无法言说的特质，多丽丝·莱欣（Doris Lessing）有深入的描述。她的父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他觉得自己很幸运，仅仅失去一条腿，其他的战友却都在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的壕沟中失去生命。“他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记忆，是随时在添加新色彩与生活互动的记忆；但他的战时记忆，却凝结在他一成不变、重复述说的事件里，使用相同的字眼与姿势……他语无伦次地叙述心中这块阴暗角落，有宿命的无奈，除了恐惧，无一真实。在他痛苦而短暂的惊呼中，则充满愤怒、怀疑和背叛的情绪。”

创伤记忆难以用言词叙述，也缺乏前后脉络，而是以栩栩如生的感受和影像方式储存起来。研究日本广岛与其他一些民间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的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将创伤记忆描述为一种“抹不去的影像”（indelible image）或“死亡印记”（death imprint）。通常会有一组特别的影像让创伤经历更显清晰具体，就是利夫顿所称的“终极恐惧”（ultimate horror）。完全聚焦在这样的感官片段和无前后因果的影像上，更放大了创伤记忆的临场感。越战退伍军人蒂姆·奥布赖恩（Tim O’Brien）如此描述他的创伤记忆：“我记得断臂的白骨，我记得皮肤的碎片和一些湿湿、黄黄的东西，我想那一定是肠子。身边到处是可怕的血迹。但在20年后仍会将我惊醒的，是我们在戴夫·詹森（Dave Jensen）《柠檬树》（Lemon Tree）的歌声中，将尸块丢入坑中的那一幕。”

创伤记忆以意象和身体感官为主，且难以言词描述的特性，与幼儿的记忆很类似。事实上在某些针对儿童的研究中，提供了了解创伤记忆一些最清晰的例证。精神科医生莉诺·特尔（Lenore Terr）在20位有早期创伤记录的儿童身上发现，没有一位能对一岁半或两岁前发生的事做言词上的描述。然而，那些经历深深烙印于记忆中。其中有18位儿童在行为和游戏中透露出创伤记忆的信息。他们有与创伤事件相关的特定恐惧，而且能够在游戏中正确无误地重演创伤事件。

例如，有一位儿童在人生的头两年，一直受到保姆的性折磨。当他五岁时，他完全不记得那个保姆，甚至否认任何被虐的信息或记忆。但他在游戏中所扮演的场景，竟与那个保姆所拍的色情影片一模一样。这种普遍存在于幼儿身上的高度可视化与行动化的记忆形式，似乎也在经历过恐怖事件的成人身上运作着。

创伤记忆的这些不寻常的特性，可能是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到改造所致。大量的动物实验显示，当有高浓度的肾上腺素或其他与压力紧张有关的荷尔蒙在身上循环时，记忆的片段会深深烙印在脑海中。同样的创伤记忆，也可能发生在人类身上。精神科医生贝塞尔·范德科尔克（Bessel van der Kolk）推测，在交感神经系统受到高度激发的状态下，语言性的记忆受到抑制，而中枢神经系统则回复到如幼儿时期一般，使用感官与图像的形式记忆。

就如同创伤记忆与一般记忆不同，创伤梦境与一般梦境亦不同。在形式上，创伤梦境与清醒时的创伤记忆有许多相同的不寻常特性。它们通常都包含一些创伤事件中真实景象的片段，很少或根本不去添油加醋。完全相同的梦境经常重复发生，且有着宛如发生在当下的骇人临场感。在梦境中发生的一些看似微小无关的环境刺激，可能会被当作恶意攻击的信号，而激起暴力反击。而且噩梦可能发生在一般人不会做梦的睡眠阶段。因此，无论醒着或睡着，创伤记忆似乎是由于神经生理组织的状态遭到改变所致。

受创者对创伤事件的再体验，不只发生在思想和梦境中，也表现在行动上。创伤情境的重演（reenactment）在儿童一再重复的游戏中最为明显。特尔区分出一般的游戏和受创儿童的“禁忌游戏”（forbidden games）之不同：“童年的日常游戏……是轻松自由、活泼快乐的；但创伤后的游戏则是令人不舒服且刻板单调的……由创伤引发的游戏不易停止，而且就算时日已久，内容可能也无太大改变。与一般儿童的游戏不同，创伤后的游戏会不由自主地强迫重复着……创伤后的游戏是如此真实地呈现原貌，以致当你看着它进行时，不需要什么其他线索，就可能对创伤内容猜得十之八九了。”

成人也常如儿童一般，被驱策着重现创伤时刻，或许如实呈现，也或许经过伪装。有时人们会将创伤事件的重演，以超现实的想象改变危险处境的结局。由于企求创伤事件从不曾发生的心理作祟，受创者甚至有可能置自己于再受伤害的险境。有些重演的情境甚至是受创者自己有意造成的。强暴受害者索海拉·阿布杜拉利（Sohaila Abdulali）描述她何以要让自己回到创伤的现场：

我一向很讨厌那种被打败的感觉。当事情发生时，我正值仍嫌稚嫩的17岁，但我必须证明他们不会将我击垮。那些强暴我的男人告诉我：“如果再让我们看到你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们不会放过你的。”我相信他们说的话。走在那条巷子里总让我心惊胆战，因为我害怕会再看到他们。事实上，我认识的人没有一个会在晚上单独走过那条巷子，之前也有人被抢过。毫无疑问，那里就是不安全。但我的脑袋里却有个声音告诉我，如果我不敢走那里，那他们就赢了。因此，我不只要走那里，还要走得比别人都多。

但更常见的是，受创者以伪装的方式重现某些创伤意义，在当时却不明白自己何以如此。乱伦受害者莎伦·西蒙娜（Sharon Simone）详述她如何觉察到自己的危险行为与儿时受虐经历之间的关联性：

两个月前，我在高速公路上和男人争道比胆，并因此出了车祸。一个男性卡车司机试图超到我前面，当时我用最粗鲁的话告诉自己，我×××的！你休想把你的臭阴茎塞到我的前面。突然间“砰”的一声！就这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我从来没有认真面对过任何有关那件乱伦的事。只是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事悬在那儿，我也知道必须处理，但就是不想碰它。我就是对男人有一肚子气，所以我让那个臭男人狠狠地撞过来，那景象真是壮观极了。钻出车外时，我已完全失控，只是一阵狂怒地攻向那个男人。这件事就这么搁着，大概六个星期后我才告诉心理治疗师，并受到他当面质问（那实在太危险了）我因此和治疗师订了一个约定：我会处理我和男人之间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重演都是危险的，事实上，有些反而是适应的表现。受创创伤患者有可能会找到一种泰然自得、甚至是适于社会生存的方式，得以让创伤的再体验融入现实的生活中。退伍军人肯·史密斯（Ken Smith）描述他在身为平民后的生活中，如何处理某些战争经验的重现：

我在越南待了8个月11天12小时又45分钟。这些事你也许只是记得，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战场回家后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我找到一个医务人员的工作，并且从中得到很大的自我满足感。这工作几乎就像是我在越南时执行任务的延续，但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了。没有枪伤，没有烧伤，也不会看到冒血的胸口或截肢，或是被霰弹枪打到的血肉模糊。见到的是很多紧急治疗，很多对糖尿病患的急救，和很多的老人病患。偶尔会有车祸发生，那可是让我最来劲的事，我会打开警笛，知道又有活儿可干了。大量的肾上腺素在我的体内流窜，让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发电厂，再出100个任务也不怕。

重演有其吊诡之处。即使它是有意识地进行，还是会有不由自主的感觉；即使它不会产生危险，还是会有纠缠不清的驱力在。弗洛伊德将一再发生这种创伤经历的记忆侵扰现象称为“重复性强迫冲动”（repetition compulsion），他起初将此概念解释为一种想掌控创伤事件的企图。但这样的解释并没有令他自己满意，因为无法传达出他所谓重演具有的“心魔”（daemonic）特质。由于重复性强迫冲动似乎难以用意志控制，抗拒改变的力量也很强烈，弗洛伊德无法找到任何合适且可在生活上印证的解释，只好被迫用“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概念。

大多数的理论家都拒绝接受这种二元论的解释，但同意弗洛伊德最初的说法。他们推测，创伤经历的不断重复再体验，一定是代表一种身体自发、想要痊愈却徒劳无功的企图。让内认为受创者会有一种需求：将创伤经历予以“同化吸收”（assimilate）和“清算了结”（liquidate）。一旦成功，会产生“获胜”的感觉。以他的说法，他曾含蓄地认可：创伤造成的最大羞辱是使人产生无助感，而补救的方法即是重建仍然拥有能力的信心。他相信受创者“依然身陷困局，在其中他尚无法担任一个令人满意的角色，也无法适应良好，因此他须持续不断地努力以求适应”。

近期的理论家也将记忆侵扰的现象（包括重演），解释为想将创伤事件加以统合的自发性意图。精神科医生马迪·霍罗威茨（Mardi Horowitz）假设一个“完成原理”（completion principle），此原理“概述了人类心智处理新信息的固有能力，此能力会将用以认知内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内在图式（inner schemata）随时更新”。依据定义，创伤毁坏了这些“内在图式”。霍罗威茨认为未被同化吸收的创伤经历，储存在一个特殊的“活动记忆”（active memory）中，此种记忆“本能的倾向是将其内容不断重复地表现出来”。只有当受创者发展出一套新的图式以理解发生了什么事，创伤才能得到解脱。

心理分析学家保罗·罗素（Paul Russel）认为，造成强迫性重复的驱力是创伤的情绪经验，而非认知经验。被重置的正是“受创者需要去感受的，并用以修复伤痛”。他把强迫性重复当作一种企图，想重现并掌控创伤时产生的重大挫败感。主要的一些未得解脱的感受可能是恐怖、无助的愤怒，或单单只是面对致命危机时的“肾上腺素激增”。

创伤的再体验，也许是提供一个征服它的机会，但大部分的受创者并不主动寻找，也不欢迎这样的机会，而只是担心害怕。创伤经历的再体验，无论被侵扰的是记忆、梦境还是行动，伴随的情绪强度都正如创伤事件当时一般。受创者也会持续受到恐怖与愤怒的折磨。这些情绪在本质上与一般的害怕和生气不同，它们不但超出一般情绪经验的界限，也超出一般所能忍受的范围。

正因为创伤经历的再体验导致如此强烈的情绪折磨，受创者都会极力避免。虽然原意是要自我保护，但这种避开侵扰症状的努力，却会进一步恶化创伤后应激障碍；因为如果经常刻意逃避这种创伤的再体验，会导致觉察力受限和从人际互动中退缩，徒然虚耗生命。

禁闭畏缩

当一个人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任何形式的抗拒也已经无望时，他可能会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自我防御机制整个停顿关闭，这个无助的个体不是使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以逃离此一处境，而是借由改变她的意识状态来达成。类似的状态也可以在动物中观察到，当它们遭受攻击时会立刻“静止不动”，这是被捕的猎物或战斗中失败的一方会有的反应。有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这种任人宰割状态的经验：“当你晚上在路上开车时，你是否看过有只兔子在你发出强烈灯光的车头灯前定住不动了？就像那样，被吓得呆住不动——你知道就要变成俎上肉了。”另一位经受强暴罪行的创伤患者说：“我叫不出来，也无法移动，我整个瘫痪了……就像一个破布娃娃。”

这些意识的改变，是禁闭畏缩或麻木无感的核心状态，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三个重要症状。有时逃脱不掉的危险处境可能引发的不只是恐怖和愤怒，吊诡的是，也可能出现超然的冷静状态，此时恐怖、愤怒和痛苦都消散不见了，事件还在不断进入意识中，但宛如已和它正常的意义脱钩了。感知能力可能已麻木或受到扭曲，伴随着某些感官功能的部分麻痹或丧失。时间感也可能被改变，通常会有慢动作的感觉，而整个经验亦可能丧失一般应有的真实感。此人可能会觉得事件好像不是发生在她身上，她好像从自己身体以外的地方观察着，或好像这整件事只是个噩梦，她很快就会从中醒来。这些知觉的改变结合了冷漠的感觉、情绪上的疏离和全然被动与不再抗拒，即放弃所有自主与挣扎的行为。这种意识状态的改变，可能被视为一种自求解脱的本能之一，一种对抗难以忍受之痛苦的保护措施。一位经受强暴罪行的创伤患者如此描述这种疏离状态：“当时我离开我的身体，我就在床边的上方，看着这一切发生……我从无助感中游离出来。我就站在自己旁边，在床上的只是一具躯壳……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只是在那里。当我要重新想象那个房间时，我的画面不是从床上看出来，而是在床边，那是我看到整件事的地方。”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也报告过相似的经验，“就像大部分我们部队上的战友一样，我全身麻痹，一种几乎是解离的状态。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千年凝视’，那是一种迷离的眼神，圆睁而空洞的眼睛显得不再在乎什么。我还没有陷入那种状态，但已整个麻木僵硬了。我几乎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真的在那个战场过。”

这些意识的疏离状态类似催眠的出神状态（trance states）。它们拥有一些共同的特质：放弃自主行动、停止主动和必要的判断功能、主观的疏离或平静、增强的心像觉知能力、感官功能的改变（包括麻木和无痛觉）、现实的扭曲（包括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和时间感的改变。虽然发生在创伤事件时的感受力增强，与催眠时的全神贯注现象很类似，但麻木无感的症状则与催眠性解离的互补现象类似。

让内认为他的歇斯底里症病患有能力进入失神恍惚状态，就是有心理病态的证据。最新的研究则证实，虽然人们进入催眠状态的难易度各有不同，失神恍惚状态却是人类意识的正常现象。创伤事件提供了进入失神恍惚状态的强大启动力。如同精神科医生戴维·史皮格（David Spiegel）指出的：“如果人们在遭受突发性创伤时，身体会不自发性地使用这种可以减轻痛苦感受的能力，那才真让人惊讶。”但人们通常是在可掌控的情况下和出于自己的选择来进入催眠状态，而创伤的失神恍惚状态却发生在无法掌控的情境中，且通常无选择的可能。

这些状态改变的生物学因素，包括催眠出神状态和创伤性解离，至今仍是个谜。心理学家厄尼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推论，“催眠的作用方式可能很类似吗啡的效果”。用催眠代替鸦片麻醉剂以消除疼痛感，长久以来已为人所知。催眠和吗啡会产生一种解离状态，在其中痛的感觉和正常对痛的情绪反应之关系被切断了。催眠和鸦片麻醉剂减缓了剧痛的折磨，而不去破坏感官本身。精神科医生罗杰·皮特曼（Roger Pitman）和范德·科尔克曾以实验验证，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其疼痛知觉产生永久性的改变，说明创伤有可能对身体内产生的类鸦片成分（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和鸦片麻醉剂相同效果的天然物质）的调节机制造成永久性的改变。

那些无法在体内产生自发性解离的受创者，可能会企图使用酒精或镇静剂，以产生类似麻木无感的效果。格林克和史皮格观察战时的军人行为后发现，无节制地饮酒与战斗的伤亡成正比；军人会使用酒精，似乎是想忘却愈来愈沉重的恐怖感和无助感。很明显地，一旦养成对酒精和其他药物的依赖，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受创者的困境。心理学家约瑟菲娜·卡德（Josefina Card）在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及其平民生活的研究中，证实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非常有可能大量使用镇静剂和街头毒品，而在返乡后，也非常有可能因酒精和药物的滥用问题接受治疗。在另一个对100名罹患重度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赫伯特·汉丁（Herbert Hendin）和安·哈斯（Ann Haas）提到，85%的人在重返平民生活后发展出严重的药物和酒精滥用问题，而其中只有7%的人在参战前有酗酒问题。他们使用镇静剂和酒精，是想控制折磨他们的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症状——失眠、噩梦、骚动不安和爆发愤怒。然而药物滥用最终将使痛苦加剧，并使他们与他人更加疏远。全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复员研究（National Vietnam Veterans Readjustment Study）是一个最大规模、最广泛的调查研究，它也提出几乎相同的发现：75%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有酒精滥用或酒精成瘾的问题。

虽然意识的解离性改变，甚或喝醉、嗑药状态，在全然无助的当时，可能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一旦危机解除，就会变成适应不良的行为。因为这些改变的状态将创伤经历和正常意识隔开，阻断复原所需的统合。不幸的是，禁闭畏缩或解离的状态，就像其他的创伤后症候群的症状，总是对患者纠缠不清、紧黏不放。利夫顿即将“精神上的麻木无感”（psychic numbing）（他在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身上发现的普遍现象）比喻为“心智的麻痹”（paralysis of the mind）。

禁闭畏缩的症状也像记忆侵扰一样，最早描述的是记忆方面的问题。让内提到创伤后的失忆乃源于“意识区域的被压缩”（constriction of the field of consciousness）——此为从一般意识中分离出来而保存痛苦记忆之处。当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处于催眠出神状态时，他们即能将解离的事件以非常精致的细节重置。例如他的病患艾琳曾记述，她对母亲逝世前后大约两个月期间所发生的事毫无记忆。当处于出神状态时，她即能重现所有那两个月发生的痛苦事件，包括死亡的场景，宛如它们就发生在当下。

卡迪纳也认为，被压缩的过程使得创伤记忆无法进入正常意识中，只容许一些破碎的记忆以记忆侵扰的症状出现。他记录了一个海军退伍军人的案例，患者抱怨长期的知觉麻木无感、疼痛和腰部以下冰冷，但否认在战争期间有任何创伤经历。在没有正式使用催眠的情况下，经由不断地询问，他忆起服役的战舰沉没时，他泡在冰冷的海水中数小时等待救援，但仍否认对此事件有任何情绪性反应。然而，在卡迪纳不断追问下，患者开始变得激动、愤怒和惊恐：

我指出他所抱怨的症状……和他腰部以下曾浸泡在冰冷海水中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他承认说，当他闭上双眼，并容许自己去想此刻的感觉时，他仍能看到自己紧抓着一半已没在海中的救生艇之景象。他接着说，当他紧抓着救生艇时，全身都感到剧烈的疼痛，而且当时除了疼痛以外，脑中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他也回想起许多人昏迷并溺毙了。大体而言，患者因当时全神贯注于由冰冷海水所引起的剧痛感，而让他保住性命。因此这个症状代表……对他被浸泡在海水中之原始感觉的复制。

在此案例中，被压缩的过程并没有造成完全的失忆，而是形成一个修剪过的记忆，其中既无情绪也无意义。这位患者不“允许自己去想”有关自己症状的意义，因为如此做，将会把他带回自己差点没命和目睹战友死亡的痛苦、恐惧、愤怒中。这种刻意地压抑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想法，和较无自觉的解离形式，是受创患者的主要特征之一。

创伤性神经官能症禁闭畏缩的症状，不只作用在思想、记忆和意识状态中，也作用在全部有目的的行动与想法中。为了想拥有安全感和控制自己无处不在的恐惧，受创患者处处设限自己的生活。两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们在创伤后的生活是多么狭隘：

我一个人时哪儿也不敢去……我感到安全毫无保障且极度害怕，所以我什么事也不做……我只想待在家里，我就是怕得要命。

我把自己的头发剪光，我不要对男人有吸引力……这一阵子我只想让自己看起来很中性，这样我才觉得安全。

参战退伍军人史密斯描述战后他如何将自己生活中的禁闭畏缩合理化，以致长久以来一点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受制于恐惧的程度有多严重：“我工作的时间仅限于从午夜到早上8点，或晚上11点到早上7点，我从来都不了解为什么。本来我对夜晚存有恐惧感，所以我一直很担心在晚上是醒着的。当时不懂，现在我知道了。我对自己的合理化解释是，那种时间没有人会来管我，我可以自由自在，我不用去听那些乱七八糟的政治性口水战，没人会来烦我，我可以独处。”

禁闭畏缩的症状也干扰了对未来的期待和计划。格林克和史皮格观察那些在战时曾目睹战友死亡或受伤的军人之反应，发现他们对自己制定计划和采取主动积极行动的能力信心大减，而且迷信和奇幻的思想愈来愈强烈，也非常依赖幸运护身符和好兆头。特尔在一项被绑架学童的研究中，描述这些孩子如何在事后变得非常相信其实早有预兆警告他们会发生这件事。在绑架事件多年之后，这些孩子仍持续到处留意预兆以保护自己和引导自己的行为。甚至在此事发生多年之后，这些孩子对未来仍充满极为悲观的想法；问起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时，许多人回答说他们从来不去想象未来，也不为未来做计划，因为他们预期自己会早夭。

受创者会避免任何足以勾起过往创伤回忆的情境，或任何可能涉及未来规划与风险的行动，却也同时剥夺了一些新的契机，因为如果能够成功地面对、处理，或许可以减轻创伤经历所带来的影响。因此，禁闭畏缩的症状，虽然可能代表一种抵御痛苦情绪状态的企图，却也可能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这些症状会窄化并耗损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使创伤事件的影响永远存在。

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

在经历过极端危险之后，记忆侵扰和禁闭畏缩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反应，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这两个相反心理状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许就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由于记忆侵扰和麻木无感的症状都无法让创伤事件得到整合，这两个极端状态的交替出现，或许可以解释为患者企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但平衡正好就是受创者最缺乏的，受创者会发现自己被摆荡在失忆与创伤重现两个极端之间，摆荡在被排山倒海而来的强烈情绪淹没和完全无感无觉的麻木状态之间，摆荡在慌张冲动的行为和完全被抑制的无能之间。这种周期性交替所产生的不稳定，使受创者的不确定感和无助感进一步恶化。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因此将可能永远挥之不去。

随着时间流逝，这个矛盾冲突也会逐渐地演化。刚开始时，创伤事件的侵扰性再现较占优势，受害者会维持在一个高度激动的状态，为防范新的威胁而保持警戒。创伤事件之后的最初数天或数周，是侵扰性症状出现最明显的时候；在3~6个月中程度会逐渐减缓，然后随着时间慢慢变弱。例如在一个有关犯罪受害者的大规模小区研究中，大部分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报告说她们最严重的侵扰症状会在3~6个月后逐渐减少，但在被强暴后一年中仍随时会感到害怕和焦虑。另一个对强暴罪行幸存者的研究也发现，大多数（占80%）在一年之后仍抱怨有侵扰性恐惧的存在。另一组强暴罪行幸存者，当第一次在医院的急诊室访谈的两三年后再联络她们时，大多数人仍受到一些可归因于强暴引起之症状的折磨。这些创伤患者最普遍提到的症状，是与创伤相关联的特定恐惧、性方面的障碍和日常活动的局限性。

受创的伤痛也可能延续得更久。例如，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中研究强暴罪行受害者的4~6年后，再度联络那些妇女时，其中3/4认为她们已经复原了。请她们回顾时，大约1/3（占37%）认为她们一年不到就复原了，另外1/3（占37%）觉得她们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才复原，但也有约1/4（占26%）觉得她们尚未复原。

在荷兰的一个针对人质的研究，也记录了单一创伤事件所带来的持久影响。所有这些人质在被释放之后的第一个月内都有症状产生，而在6个月后到1年之间，有75%仍为症状所困扰；囚禁得愈久的人症状愈严重，所需的复原时间也愈长。在事件之后6~9年的长期追踪调查中，几乎一半占的创伤患者（占46%）仍然报告有禁闭畏缩的症状，1/3（占32%）则报告仍有记忆侵扰症状。虽然广泛性焦虑症状会随着时间而减缓，但心身症状（psychosomatic symptom）其实是愈来愈恶化。

虽然与创伤相关的特定症状似乎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去，但如果被与原来创伤有关的事物所触动，就算已过数年之久，症状还是可能复发。例如，卡迪纳曾描述一位8年前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死里逃生的退伍军人，在坠机周年日突遭记忆侵扰症状的袭击。在一个最近的案例中，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在30年后突然复发噩梦和其他记忆侵扰症状。

当侵扰性症状减轻时，麻木或禁闭畏缩的症状即取而代之。受创者可能不再感到害怕，从外表看来可能已回复到以往正常的生活形态。但没有改变的是，日常事务似乎脱离了它们原有的意义，现实感也不断受到扭曲。受创者可能会抱怨他只是行尸走肉，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观察自己每天的一举一动。只有当恐怖记忆重复再现时，才会暂时打断麻木无感和与现实的隔绝感。对于受创者疏离与心如死水的状况，伍尔芙对一位患有炮弹冲击症的退伍军人有段非常经典的描绘：

“好美！”（他的妻子）喃喃低语着，并轻碰塞普蒂莫斯，想引起他的注意，但美丽的东西在玻璃窗后。连吃东西（蕾莉儿喜欢吃冰、巧克力、甜食）对他也毫无滋味。他把杯子放在大理石茶几上，看着外面的人群；他们好像很快乐，聚在街道的中央，没事地叫着、笑着，乱成一团。他没有味觉，甚至没有了感觉。在茶馆里，周围都是桌子和喋喋不休的侍者，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惧感向他袭来——他就是无法去感觉。

对受创者的内心世界和外在活动产生压迫限制的，是一些消极性的症状。它们没有剧烈的起伏，它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那些少掉的东西。正因如此，禁闭畏缩的症状不容易察觉，且创伤的源头通常也不可考。随着时间流逝，当这些消极性症状变成创伤后应激障碍最明显的特征时，反而愈容易忽略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诊断，因为此症的症状非常持久且影响面极广，可能很容易被误认为受创者本身的人格特质。这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因为当一个人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却未诊断出来时，将注定要过一个不断耗损的人生——被记忆纠缠折磨，被无助与恐惧所禁锢。以下是又一段莱辛对父亲的描述：

一个年轻的银行职员，工作时间长却只领很少的薪水，但他跳舞、唱歌、游玩、和人打情骂俏——这个天生活泼快乐的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中的某年被杀了。我想，我最棒的那个父亲已经在那场战争中死亡，他的灵魂被那场战争践踏得残破不堪了。我遇到过那些认识我父亲年轻时候的人，尤其是女性，都会提到他的快乐、他的活力、他的享受人生，也会提到他的亲切、他的善心——还有那不断重复提及的——他的聪明……我想他们应该认不出那个我所认识的父亲——病恹恹、暴躁不安、失魂落魄、忧郁苦闷。

即使在事件经过很久以后，许多受创者仍会觉得一部分的自己已经死了。病情最严重的那些患者，恨不得一死百了。有关创伤事件的长期影响，也许最令人感到不安的资料来自一个犯罪受害者的小区研究，其中包括100位曾被强暴的妇女。所有个案从事件发生至调查当时的平均时间是9年。研究只记录一些主要的心理卫生问题，对于创伤后症状的较细微层面则未加注意。即使是这么粗糙的研究，也可明显看出创伤的长期且具破坏性的影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比其他的受害者发生更多的“精神崩溃”，更多的自杀想法，更多的自杀尝试。她们在被强暴之前，有自杀企图的可能性并不比其他的人高，但在被强暴之后，几乎有1/5（占19.2%）的人曾尝试自杀。

对严重创伤后之自杀率的确实估计，仍是充满争议的谜。大众媒体曾报道说，越战退伍军人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比在战场上死亡的人数多得多。这种说法似乎太过夸张，但伤亡人数的研究却也显示，战斗创伤的确可能会增加自杀的风险。汉丁和哈斯在对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研究中，发现一个有指针意义的数据：少数人曾有自杀的企图（占19%），或持续想到要自杀（占15%）。大多数持续有自杀念头的人都曾置身于惨烈的战役中，他们受到战争经历中尚未解决的负罪感，和严重且不断的焦虑、忧郁以及创伤后症状所折磨。在此研究的过程中，就有3个个案自杀身亡。

因此，这种创伤时刻所产生的“毁灭的威胁”，就算危险早已不复存在，仍可能阴魂不散地纠缠着创伤患者。难怪弗洛伊德会在创伤性神经官能症中发现“心魔作用”的征候。创伤时刻的恐怖、愤怒和怨恨，将继续存活在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中。

第3章　外部关系的断绝

在创伤事件之后，创伤患者变得更容易受到伤害，他们的自我感已经破碎，而重建的唯一方法，就是最初形成的方法——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关系。

创伤事件造成人们对一些基本人际关系产生怀疑。它撕裂了家庭、朋友、情人、社群的依附关系，它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架构起来的自我，它破坏了将人类经验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违背了受害者对大自然规律或上帝旨意的信仰，并将受害者丢入充满生存危机的深渊中。

对生命外部关联性的损害，并非原先以为的是创伤的次要影响。创伤事件的主要影响，不只在自我的心理层面上，也在联结个人与社群的依附与意义系统上。霍罗威茨将生命中的创伤事件定义为：在与现实世界的关联中，那些无法与受害者的自我“内在图式”同化的事件。创伤事件破坏了受害者对环境安全、正面自我价值和天地万物合理秩序的基本认定。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艾莉丝见证了这种安全感的丧失：“当我被强暴时，我失去了童贞，也几乎失去生命。我同时也失去一些原有的信念，像是世界的运行方式，和我能得到多少安全保障。”

人的安全感，或基本的信赖感，是在人生的最初阶段与第一位照顾者的关系中获得的。这种信赖感源于生命本身，并将跟着一个人走完人生旅程。它是所有关系与信念系统的基石。对人类而言，被呵护照顾的最初经验，将使他们有能力面对并展望所处的世界，也使他们有可能相信这是一个会善待自己的世界。基本的信赖感是相信生命延续性、自然的秩序和上帝至高无上旨意的基础。

恐怖事件发生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向最初安全感的来源寻求安慰和保护。受伤的军人和被强暴的妇女会哭喊他们的母亲或上帝。一旦这样的哭喊没有得到响应，基本的信赖感即开始破灭。受创者感到被完全放弃、全然的孤独，和被逐出那赖以生存的由人与神眷顾保护的系统之外。此后，疏离和隔绝的感觉扩散至每一种关系，从最亲密的家人到最抽象的社群与宗教教友。一旦信赖感丧失，受创者觉得与其说他们还活着，其实更像是死了。伍尔芙在描绘患有炮弹冲击症的退伍军人塞普蒂莫斯·史密斯（Septimus Smith）时，捕捉到这种内在毁灭的特质：

这一切终于显露在塞普蒂莫斯面前，那隐藏在华丽文藻下的启示。这个秘密信息，在伪装之下，一代传一代：厌恶、怨恨、绝望……我们不能将小孩带到这样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永远受折磨，或让这些贪婪动物不断繁衍，他们没有长久持续的情感，只有一时的兴致和无意义的行为，不断打转着，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因为事实是……人类没有仁慈，没有信仰，也没有施舍，除了用它来增加一点当时的乐趣以外。他们成群结队出外猎食，掠过沙漠，倏忽来去，只留咆哮声回荡荒野间。

受损的自我

与照顾者建立起关联性的安全感，是一个人性格发展的基石。当这个关联性被破坏后，受创者将丧失最基本的自我感。原本早已消失、在儿童和青少年阶段才发生的成长期冲突，一下子被重新激发了。创伤事件迫使创伤患者重新经历所有她早年在发展独立自主、主动进取、能力、认同和亲密关系等各方面的挣扎奋斗。

儿童要能发展出正面的自我感，必须仰赖照顾者审慎使用本身的权势。如果一个权势比小孩大得多的父母，能表现出对孩子个体性与尊严的注重，孩子将因此觉得自己是有价值且被尊重的，并因此发展出自尊。孩子也将发展出独立自主性，那是一种在人际关系中有适当界限的自我感。孩子也会学着控制和调节他的身体功能，形成并表达自己的观点。

创伤事件在个人身体完整性的基本层面上，因身体被侵犯、被伤害、被玷污，而违背了个人的独立自主性。对身体功能的控制力也丧失了；一般对战争与强暴的传统看法中，这种控制力的丧失通常会被说成创伤中最耻辱的事。而且显而易见地，在受创当时个人的自主性是毫无价值的。例如在强暴中，攻击的意图正好体现为对受害者独立自主和尊严的蔑视。创伤事件也因此摧毁了一个人在与他人产生关联时还能保有的自我的信念。

在正常的发展阶段中，追求独立自主时产生的冲突如未能充分解决，这个人就容易感到羞耻与怀疑。这些相同的情绪反应也会在创伤事件后重现。羞耻感是一种对无助、对身体完整性的遭侵害和对在别人异样眼光下失去尊严的反应，怀疑则反映在当维持与他人的关联性时，却无法保留自己独立性的观点。在创伤事件之后，创伤患者不只怀疑他人，也怀疑自己，世事已不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了。参战退伍军人欧布莱恩如此描述这种具有侵蚀性的怀疑感：

对一般的军人而言……战争给他们的感觉（精神上的质感）有如鬼魅一般的浓雾，厚重且永不消散，让你什么都分不清。每样东西都像在漩涡中打转。既有的规则都不再有用，既有的事实也不再真实。对与错已合流混杂，再也分不清。秩序掺杂着混乱、爱掺杂着恨、丑陋掺杂着美丽、法治掺杂着暴乱、文明掺杂着野蛮。一团迷雾将你吸入，你不知道身在何处，也不知为何在此，唯一确定的，就是找不到任何确定的事。在战争中，你会失去确切感，也失去真实感，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里，没有一件事是绝对真实的。

在一个儿童的正常发展过程中，逐渐增长的才能与主动进取的能力，会形成正面自我观感的一部分。如果在此能力发展过程中的冲突未能充分解决，这个人就比较容易有负罪感并觉得低人一等。非常明显地，创伤事件会重挫人主动进取的能力和压垮个人的才能。无论受害者之前是多么英勇无畏、多么机智聪慧，他的行动都不足以避开灾难。在创伤事件之后，当创伤患者回顾和评价自己的行为时，负罪感与低人一等的感觉是相当普遍的。利夫顿发现“创伤患者的负罪感”，普遍存在于一些经历过战争、天灾或核弹大屠杀的人们心中。强暴基本上会造成相同的影响：有负罪感的人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负罪感也许可以解释为受害者企图从苦难中学到有用的教训，和重新拾回一些力量与掌控感的反应。去想象你当初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以避开灾难，应该会比承认那全然无助的现实要更好忍受得多。

当创伤患者曾目睹其他人的痛苦或死亡时，负罪感会特别严重。自己运气好死里逃生，别人却倒霉难逃一劫，这样的想法会产生良心上的重担。灾难和战争创伤患者萦绕心头的，是那些别人在垂死挣扎、他们却没有能力援救的影像。他们产生负罪感，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冒生命危险解救别人，或因未能满足垂死者的要求。在战争中，目睹战友的死亡，将使这个军人特别有可能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同样地，在天灾中，目睹家人的死亡，也最有可能让创伤患者发展出棘手而长期的创伤症候群。

会严重破坏人类之间的关联性，并增加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风险的，莫过于当创伤患者不只是被动地目睹，而是积极地参与致人于死地的暴行时；而当此种暴行已不能再用一些较高尚的价值与意义加以合理化时，战争的创伤将更加严重。在越战中士气之所以严重败坏，是因为取得胜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能的目标，而成功的标准变成杀戮本身，例如在战场上清点敌人的尸体。在这些情况下，不仅是暴露在死亡的威胁中，亲身参与毫无意义的恶意破坏行动，更使这些人最可能受到长期的心理损伤。在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大约有20%承认在越南执勤时期曾目睹暴行，另外9%承认曾亲身犯下暴行。在从战场返乡的数年后，症状最严重的就是那些目睹或亲身滥用暴力者。为了确认这些发现，另一个对越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也发现，所有那些承认参与暴行者，在战争结束的十几年后，仍然受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

相信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之信念，在与他人的联结关系中形成，并开始于生命的最初阶段。从主要亲密关系中获得的基本信赖感，是所有信念的基石。其后对更进一步有关法律、正义、公平等抽象观念，则是在儿童期经由与照顾者和同伴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至于更抽象的一些问题，如宇宙的运行法则、个人在社群中的位置和人类在大自然规律中的地位等，都是青少年和成年时期发展中正常的关注焦点。要解决这些有关存在意义的问题，需要个人与广大的社群有更多的接触与互动。

创伤事件粉碎了人与社群之间的联结感，造成信仰的危机。利夫顿发现，在灾难和战争之后会有一种常见的反应：对社群产生普遍的不信任感，并认为这是一个“虚伪”的世界。一位越战退伍军人描述其信仰的丧失：“我无法在心中对自己做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上帝会让好人死？我曾找过好几位……神父，我就坐在其中一位面前并对他说：‘神父，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会容许小孩被残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什么战争、什么鬼话？我的朋友如今都死光了。’……神父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我不知道，孩子，我从未经历过战争。’我说：‘我不是在问你战争，我是在问你神啊！’”

如果创伤事件本身牵涉重要关系的背叛，对创伤患者的信仰与社群感的损伤将更为严重。这类事件的意象通常在背叛发生时即已定型，且因信赖感的破灭而带给这种侵扰意象强烈的情绪反应。例如，卡迪纳曾对一位海军退伍军人进行心理治疗，他在战舰沉没时从海中被救起。在透露自己国家的军队是多么令人失望时，他显得极端烦躁不安：“这位病患变得非常激动且开始不断地咒骂；惹起他怒气的事显然与他的获救过程有关。他们在水中大概待了12个小时后，才被一艘鱼雷艇救起。当然那些在救生艇上的军官先被救起，而有八九个人紧抓住病患所在的橡皮艇，他们还得在水中再泡上六七个小时才会有救援到来。”

纵使那些军官已在相对较安全的救生艇上，他们还是先被接走，而那些挂在橡皮艇边的士兵却受到忽略，其中有些等不及救援到来就已溺毙。虽然卡迪纳接受这个程序是正常军队纪律的一部分，但这个病患却因为发生这种被自己人当作牺牲品的事而感到恐惧。那些援救者对他生命的不重视，对他造成的创伤更甚于受敌人的攻击，被浸泡在冰水中的身体疼痛、对死亡的恐惧，和当时共患难的战友之死。那些援救者的冷漠摧毁了他对自己社群的信念。这个事件之后，这位病患表现出的不只是典型的创伤后症状，还有病态伤痛、人际关系破裂、慢性抑郁症（depression）的征兆：“他对任何形式的暴力都反应激烈，而且看不得别人身体或感情受到伤害或受威胁……（然而）他自称他好想揍人，他也变得常常向家人挑衅。他说，‘我真希望我已经死了；我让身边的人都感到痛苦。’”

这位患者这种人际关系的矛盾特质，在受创者身上非常普遍。由于在调节强烈愤怒情绪方面有困难，创伤患者总是摆荡在自己会失控地表现愤怒和对任何形式攻击的无法忍受之间。因此他一方面对他人充满慈悲与护卫之心，且无法忍受任何人可能会受到伤害的想法；但另一方面，却会对家人烦躁不耐且大发雷霆。这种不一致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

类似的摆荡也发生在亲密关系的处理上。创伤迫使患者想从亲密关系中逃离，却又拼命地想抓住它。基本信赖感的严重瓦解，常见的羞耻感、负罪感和自卑感，想避免可能会唤起创伤记忆的社交生活，所有这些困扰，都促使患者从亲近关系中退缩。但对创伤事件的恐惧感，又使患者有被保护和依附他人的强烈需求，受创者因此不断在隔离孤立和渴望依附他人之间来回摆荡。创伤症状的矛盾冲突，不只作用在创伤患者的内心世界，也影响到与他人的亲近关系。结果是形成热切却不稳定的关系，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波动。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创伤事件如何摧毁她与他人的关联感：“我实在无法形容我的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失去了控制力，这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害怕和无助过。我感到好像整个人已被抛离地球，从此将独自漂流在无垠的黑暗中。我一再地在骇人的噩梦中重现被强暴的经历……我好害怕跟人在一起，但也好害怕自己一个人。”

受创者因为自我感的基本架构受损而痛苦不堪。他们对自己、对他人、对上帝都失去信赖感；他们的自尊心被羞耻感、负罪感和无助的经历所践踏；他们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也被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强烈矛盾情绪所危害；他们在创伤发生前建立的认同感也永久性地损毁。强暴罪行创伤患者南希·齐根梅尔（Nancy Ziegenmayer）见证了这种自我感的丧失：“从前那个我，在1988年11月19日的那个早晨，从我和我的家人手中被抢走了，往后的余生中，我再也不是那个相同的我了。”

脆弱性与适应性

心理伤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创伤事件本身的特质，个人的性格特质在面对巨大创伤事件时则无太大影响。创伤的严重程度及其造成的心理冲击之间，存在一个单纯而直接的关系，可以从受影响的人数或伤害的强度与时间长度加以衡量。有关战争和天然灾害的研究已建立一个“剂量与反应曲线”（dose-response curve），此曲线显示出，暴露于创伤事件的程度愈大，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人数百分比就愈高。

在越战退伍军人复员并重新适应平民生活的全国性研究中，将曾在战场中执勤的军人，与未曾派往战场的军人和平民对照组做比较。在战争结束的15年后，超过1/3（占36%）参与激烈战役的越战退伍军人，仍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诊断；相对地，只有9%有轻度或中度交战经验的退伍军人、4%从未被派往越南的退伍军人和1%的平民罹患此症。在复员返乡后至今曾出现过症状的退伍军人，人数大约两倍于研究当时仍出现此症候群者。那些曾置身于激烈战役中的军人，大约3/4受过创伤后症候群之折磨。

如果暴露在创伤环境的程度够严重，则无人可幸免。特尔研究一群曾被绑架并遗弃在洞穴中的小学生后发现，所有小学生都出现创伤后症状，有些在事件后立即出现，有些则在四年后的追踪调查中才发现。虽然这些孩子的身体并未受到伤害，但所受到的惊吓、死亡的威胁和绑架者阴沉莫测的敌意，都对他们的心理形成强大冲击。在医院急诊室访谈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发现，每一位受侵害妇女，在事件后都立即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

在一些追踪调查中发现，相较于其他类型犯罪的受害者，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有较高的长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罹患率。如果知道这种创伤的特质，则强暴的这些可怕影响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强暴的基本要素就是对人的身体、心理和道德上的亵渎侵犯（violation）。事实上，亵渎侵犯就是强暴的同义词。强暴者的目的就是要恫吓、支配和羞辱他的受害者，使她完全无助。因此强暴就本质而言，就是故意用以造成心理创伤的。

虽然一个人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主要视创伤事件的本质而定，但个别差异在决定其异常反应之形式中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就算是对同一事件，也没有任何两个人会有相同的反应。虽然创伤症候群有许多固定的特质，但不会在每个人的身上都相同。例如在一个针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之参战退伍军人的研究中发现，与每个人显著症状模式相关的，是个人童年成长史、情绪冲突引爆点和适应模式。在参战前有反社会行为倾向者，比较可能出现恶劣心境和愤怒的显著症状；而对自己有较高道德期许和满怀慈悲心肠者，则比较可能有抑郁症的显著症状。

创伤事件的冲击程度，也要视受影响者之适应力强弱而定。虽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的研究显示，每个人都有其“崩溃点”（breaking point），但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容易崩溃；只有很少数的例外，他们似乎在极端的情况下显得较不脆弱。一些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进行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抗压能力较强的人，似乎具有较成熟的社交能力、细心积极的处世风格，并对掌控自己前途命运的能力有高度的自知之明。例如，当对一大群儿童从他们出生至成人做追踪调查，大约有1/10的儿童会显示出对早期恶劣环境不寻常的承受力。这些儿童的特质是：具有机敏积极的性格、不寻常的社交能力和与他人的沟通技巧，以及对自己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强烈意志，心理学家称这种意志为“内在控制”（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类似的能力也可以在一些对疾病有特殊的抵抗力，和面对一般生活压力表现坚毅的人身上发现。

在面对压力的情况下，适应力强的人能利用任何机会与他人协力采取有意义的一致行动，一般人则很可能因恐惧而瘫痪或畏缩孤立。这种纵使身处极端险境，依旧保有社群关联性和积极应对策略的能力，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保护一个人免于日后发展出创伤后症候群。例如，在一群海难的创伤患者中，那些能够与他人合作而成功逃生的人，事后显示出相对较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迹象。相对地，那些“冻僵了”和有解离现象的人，日后则出现较多的症状。而那种不愿与他人合作，单枪匹马横冲直撞的“兰博型”人物，也是此症的高危险人群。

从一个针对十名虽然参与过激烈战役、却从未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越战退伍军人研究中，再一次印证三个重要的特质：积极而任务导向的应对策略、优秀的社交能力和内在控制。这群出类拔萃的军人，纵然身处最混乱的战场，仍神志清醒地专注于保持自身的冷静、判断、与他人的联系、道德价值观和存在的意义。他们将参与战争视为“努力求生存所需实际面对的危险挑战”，而非证明自己男子气概的机会或只能无助受害的情况。他们努力为自己从事的行动建立起一些合理的目的，并将其理念与他人沟通。他们表现出保护他人也保护自己的高度责任感，并避免没有必要的冒险，有时也会出面反对他们认为太过轻率的命令。他们承认存在于自己和别人心中的恐惧，但会以尽其所能将自己准备好加以克服。他们也会避免让自己陷入愤怒的情绪中，这是他们视为会危及生命的事。在一个士气低落并充满暴戾之气的军队中，这群人中没有一个表现出对敌人的怨恨和报复心态，也没有一个做过强暴、酷刑拷打、杀害平民或战俘或损毁尸体的事。

一些曾遭强暴或强暴未遂之妇女的经历也显示，相同的适应力特质，在某些方面也会发挥保护作用。那些能保持冷静、使用许多积极策略并尽力抵抗的妇女，不只较有可能成功地阻止强暴的企图，就算这些努力最终仍告失败，也比较不会罹患严重的创伤症状。相对地，那些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和未经挣扎即屈服放弃的妇女，不只容易被强暴犯得逞，且很可能在事后感到强烈的自责和沮丧。然而，一般妇女所拥有的良好社交能力，在面对一个强暴企图时，通常会成为有害的因素而非长处。有些妇女尝试激起强暴者的人性善念，或尝试建立起与强暴者某种形式的同理沟通，这些努力几乎是徒劳无功的。

虽然适应力强的人，有最佳的机会在较无损伤的情况下存活下来，但没有一项受害者的个人特质本身足以提供可靠的保障。创伤患者普遍会提到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好运。许多人也深刻感受到，如果不是老天眷顾，创伤事件的伤害可能严重得多，他们也可能早就“支离破碎”了。有时创伤患者会将他们能逃过一劫的原因，归之于与某人心有灵犀的意象上，那个他们纵使身处绝境也设法去维系的联结，虽然他们也很清楚这种联结是脆弱且可能很轻易就会被破坏的。一位从蓄意谋杀中存活下来的年轻男子，描述了这种联结所扮演的角色：

一连串的好运保住了我这条命。至少他们没有折磨我。我真不敢相信我能死里逃生。当他们刺伤我并丢下我一个人等死时，我脑中忽然浮现出父亲的鲜明影像，我知道我还不能死，如果我死了，他一定悲痛万分。我要和他化解争执、重新和好。一旦我决心要活下去，神奇的事发生了，虽然我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我却确确实实看得到我手腕上的绳结。我自己解开绳子并爬到走廊上，邻居刚好及时发现我，只要再慢几分钟，一切就都太迟了。我觉得我是重新再活了一次。

一小部分情感资源丰富的人，可能对创伤的负面心理影响有特别的抵抗力，但在此光谱另一端的，则可能是特别脆弱的一群人。可预料的是，那些情感资源贫乏或与他人隔绝的人，是风险最高的一群。例如，在被送往越南的军人中，年纪较轻且教育水平较低的士兵，比其他人更可能受到极端战争经验的影响。他们也可能在返乡后得到较少的社会支持，因此也比较不可能向朋友和家人谈及战争的经验。理所当然地，这些人也是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高危险群。被派往越南前就有精神疾病的军人，很有可能返乡时已发展出广泛的精神问题，这样的脆弱性不只针对创伤后症候群，被强暴前即有精神疾病的妇女，同样会被特别严重与复杂的创伤后反应所折磨。生命中的创伤事件，就像其他的不幸一样，对那些原本就身陷困境的人总是特别无情。

比成人更为弱势的儿童与青少年，更容易受到伤害。受虐儿童的研究显示，心理异常的严重度与开始受虐的年龄呈反比，青少年士兵比那些较年长的同袍更容易在战争中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年轻少女在强暴创伤中亦较脆弱。在青少年时期的恐怖和被剥夺权益的经验，将严重危及在此生命阶段中的三种正常发展适应能力：形成认同感、逐渐从原生家庭中独立出来，以及探索更广泛的社群世界。

战争与强暴，这两种分属公众和个人形式的社会型暴力，是青少年和成人早期的主要创伤经历。美国军队征募的是17岁的年轻男性，越战参战士兵的平均年龄是19岁；在许多其他国家中，男孩征召服兵役时也都仅十几岁。同样地，女孩被强暴的危险高峰期是青春期晚期，所有强暴罪行受害者中，有一半发生在20岁或之前，有3/4是介于13~26岁。对年轻的男性和女性而言，他们在心理上最脆弱的时期，事实上也是遭受创伤的高峰期。因此强暴和战争或许可视为进入充满高度压力与暴力的成人世界前，所进行的补充社会仪式。它们也分别是男性和女性创伤的标准范例。

社会支持的影响

由于生活中的创伤事件，无可避免地会对周遭的人际关系造成损害，因此在创伤患者社交生活圈中的人们，将有能力左右创伤的最终结果。他人的支持反应可能足以减轻事件的冲击，而敌意或负面的反应则可能会加深伤害或恶化创伤症候群。在创伤事件之后，创伤患者变得更容易受伤，他们的自我感已经破碎，而重建的唯一方法，就是最初形成的方法——建立与他人的联结关系。

受创者会用许多不同的形式，从家人、情人、好友身上寻求情感上的支持，而且会随着创伤处理过程的变化而改变。在创伤发生后的初期，主要的课题是重建一些最起码的信赖感，对安全和受到保护的承诺是其中最重要的。经常会有独处恐惧的创伤患者，渴求的仅仅是有个抱持同情心的人在身边。一旦经历过那种全然孤立的感觉，创伤患者就会强烈意识到在面对危险时，所有人际之间的联结会是多么脆弱。她需要清楚而明确的保证：她再也不会被遗弃。

对身在战场的军人而言，安全感建立在他的战斗小队里。长期处于危险环境中患难与共的战斗小队，发展出一个共同的假象：成员间彼此的忠诚与信心可保护他们免于受到伤害。他们变得害怕彼此的分离更甚于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方精神科医生发现，将士兵与他们的小队分开将严重恶化其战斗创伤。精神科医生史皮格描述他为维持前线士兵此种依恋关系和恢复基本的安全感所采取的策略：“我们知道一位士兵一旦和他的单位分开，他就迷失了。所以假如有人开始变得胆怯，我会给他一个在厨房区过夜的机会，因为这个区域比较靠后面也比较隐蔽，但毕竟还是同一个单位。伙夫也在那里，我会叫他们好好休息，甚至给他们一些安眠药，那里就好像我的复健小队。由于创伤性神经官能症并不会马上发作，在刚开始的阶段只会感到困惑和丧失信心。在此最初阶段，如果环境对他有鼓励和支持的作用，即可能避免恶化。”

一旦军人复员返乡，安全与保护的问题一般而言即不再存在。在民间的灾难和一般的犯罪事件中也有类似情况，受害者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通常都能提供庇护与安全保障。然而在性与家庭暴力事件中，受害者的安全在受攻击后仍可能受到严重威胁。例如在大部分强暴案例中，侵害者是受害者认识的人：他可能是普通朋友、同事、家人的朋友、自己的丈夫、自己的情人；更有甚者，强暴者通常在该社群中享有比受害者更高的地位。受害者最亲近的那些人，不见得都会站在受害者这一边；事实上，她的社群对强暴者的支持可能更甚于对她。为了逃离强暴者，受害者也许必须从她部分的社交圈中退出。她可能发现自己被迫离开学校、工作或一个同侪团体。一位被强暴的少女描述她在事后是如何的遭受排挤：“那件事以后，一切都江河日下。女孩被禁止邀我去她们家；当我走路到学校时，男孩在街上瞪着我瞧。我就是带着这种耻辱过完我的高中生活。”

因此，当受害者求助的对象居然表现出不谅解或明显的敌意时，那种害怕、不信任和被孤立的感觉可能因此加重。当强暴者是丈夫或情人时，受害者将特别脆弱无助，因为她们平常赖以寻求安全与保护的对象，如今正是危险的来源。

相对地，如果创伤患者很幸运地拥有家庭、情人或朋友的支持，他们所受到的照顾和保护可能会有很强的疗伤效果。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对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追踪研究中指出，复原所需的时间长度与其亲密关系的质量密切相关。与伴侣拥有稳定亲密关系的妇女，将比缺乏此种关系的妇女复原得快。其他的研究也发现，追踪调查中最少出现症状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就是那些报告自己与男人有绝佳亲密和爱恋关系的妇女。

一旦基本的安全感得以重建，创伤患者还需要他人的帮助以重建一个正面的自我观点。在创伤中遭破坏的对亲密感与攻击性的调节机制，更需要得到恢复。这得倚靠别人容忍创伤患者时而需求亲近、时而需求保持距离的心情浮动，并尊重他企图重建独立自主和自我控制的努力。但别人不需要容忍其失控爆发的攻击性；这样的容忍事实上是有反效果的，因为最终只是增加创伤患者负罪感和羞愧感的负担。再者，自我价值感的重建需要有和重建独立自主同样的尊重，也就是在人生的头几年，促成自尊心最初发展的那种尊重。

许多返乡军人都提到他们在调节亲密感与攻击性上的困难。参战退伍军人诺曼见证了这种困难：“既不稳定又暴躁，我的行为坏透了。我想离群索居，却又咒骂朋友们不愿意亲近我……我对一向敬畏我的儿子咆哮，又老找我最亲密伙伴（我的老婆）的茬。”这类见证充斥于相关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卡德发现，越战退伍军人经常报告很难与妻子或女友好好相处，也很难在情感上觉得会和任何人亲近。在这方面，他们和那些没有参与过战争的同侪有极明显的差异。另一个有关越战退伍军人复员调适的研究，则记录了战争创伤的严重冲击，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男性比较不可能结婚、比较可能有婚姻和亲子问题，也比较可能离婚。有许多人变得极端孤僻或对他人暴力相向。有相同症候群的女性退伍军人，在亲密关系上出现类似的瓦解现象，但很少出现暴力行为。

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参战退伍军人似乎有很大几率会反复出现创伤后症状，而那些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则可能进一步与家人疏远，如此将陷入恶性循环中。在一个针对返乡军人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中，心理学家特伦斯·基恩（Terence Keane）观察到，离家参战时，所有人都会失去一些在平民生活时的重要人际网络。那些未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在返乡后会渐渐重建并修复其支持网络；但受到症候群反复折磨的人，则没有能力重建他们的社会关系，且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社会网络将更加贫乏破碎。

社会对退伍军人喜怒无常和失控的攻击性所展现的广泛容忍态度，事实上可能加重战争对他们的伤害。与受创退伍军人最亲近的那些人，可能不会质问他的行为，而给他过分的自由乱发脾气和自我封闭，结果反而加重他的挫折感和愧疚感，并与这些最亲近的人更疏离。社会对男人攻击性的标准，也对那些企图发展平和与温暖家庭关系的参战退伍军人不断造成困扰。社会工作者莎拉·黑利（Sarah Haley）引用一位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退伍军人的故事，他结了婚也拥有一个家，却在刚学步的儿子开始玩战争玩具时，症状突然复发：“我原以为我可以控制得很好，但就在圣诞节早上，我被一个美国大兵玩偶和他手上的玩具机关枪给击垮了……我们和三岁的儿子搞得不可开交，而我也不知道如何排解……我想我是太天真了，每个小孩都会经历这个阶段，但它却让我慌乱失措，因为我在越南时就像那个样子。我错以为是我让他喜欢玩战争游戏的，所以我也以为我有责任阻止他。”

这位退伍军人满脑子盘旋的是，他当兵时那些无意义的残暴行为，但没有一个有权的领导人曾出面制止。他在家中的暴躁不安，使他想起早年在越南失控的攻击行为。他为过去的作为和现在的行为感到羞愧，他“觉得实在不配做一个父亲”，甚至觉得根本不配拥有一个家。就像许多其他的参战退伍军人一样，这个人面对的挑战是与其学龄前小孩相同的人生发展课题：攻击与自制。战争的创伤，使他原本在生命早期就已获得的这些能力又回到原点。

在性与家庭生活中受到创伤的女性，挣扎于类似的自我调节的困境中。然而相对于男性，她们的困境也许会因为最亲近的人欠缺包容而加重。不管是退缩逃避还是表达自己的真正感受，社会给予女性的空间都是很小的。家人、情人或朋友为了做到无微不至的保护，可能会忽略创伤患者有重建独立自主性的需求。在创伤事件后，家人可能会自己决定他们要如何做，而忽视甚或推翻创伤患者的期望，如此将再一次使创伤患者感到挫折。他们也许会对创伤患者表现的愤怒感到不耐，也或许是他们自己的复仇心淹没了创伤患者的愤怒。因此创伤患者常常会犹豫要不要对家人吐露实情，不只是因为担心家人无法了解，更担心家人的反应比自己还激烈。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丈夫一开始的反应，如何使她更加焦虑与失控：“当我告诉丈夫时，他的反应很激烈，他想去追那些家伙。我当时已经吓得半死，不希望他再去和那些人正面冲突。我明明白白告诉他我的想法，所幸他听我的劝，也愿意尊重我的决定。”

在与性伴侣的关系中要重建掌控感是很困难的事。被强暴之后，几乎所有的创伤患者都报告说，她们之前既有的性关系模式已遭破坏。大部分都希望能够有一段时间完全避开性，就算重新恢复亲密的性关系之后，性生活中的障碍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克服。在做爱时，创伤患者盘旋在脑中的常常不只是由特定刺激所引起的“闪回”（flashback），更有一种被迫与被强制的感受。一位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述说男友的反应如何让她觉得受到二度伤害：“半夜里我醒了过来，发现他正压在我身上。一开始我以为（强暴者）又回来了而恐慌起来。我男友说他只是试着要让我‘习惯这件事’，这样可以帮我在往后的人生中不再性冷淡。我实在没有力气抵抗或争论，只好由他去了。在过程里我的脑中一片空白，什么感觉也没有。隔天我去考完最后一科，打包后就离开了。那个夏天我和男友分手了。”

由于男性为自身权益建立起牢不可破的规范，许多女性已习惯于满足伴侣的欲望而贬抑自己的需求，就算在你情我愿的性关系中亦然。然而在被强暴之后，许多创伤患者发觉她们无法再忍受这种不对称的关系。为了恢复自己的性自主权，强暴罪行创伤患者需要建立起自主感和掌控感。要重新对人有信赖感，她就需要一位合作、敏锐且不会认为性是可以任意需索的伴侣。

最亲近之人的评价

对自己正面观点的恢复，包括的不只是在人际关系中自主感的重建，也是自尊与自重的更新。创伤患者需要在奋斗过程中得到他人的协助，以帮助她克服羞耻感，并公允地评价自己的行为。因此最亲近的那些人的态度是最重要的。他人的真实评价能减轻屈辱感和负罪感；相对地，他人严厉的批判或只是无知盲目地接受，都将严重加深创伤患者的自责和隔绝孤立。

真实的评价包括对创伤事件惨痛情况和在正常范围内的创伤反应的认知；包括在面临险境极为有限的选择时，对其进退两难困境的认知；也包括对心理伤害的认知，并接受将有一个冗长的康复过程。相对地，严厉的批判性评价，常常会对创伤事件的本质和适当的反应范围加上先入为主的偏见。另外，则是企图用天真地接受各种观点去除道德判断的疑问，并主张在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这些挂虑都是不切实际的。然而，羞耻感和负罪感这些道德上的情绪，不是想抹去就能全然抹去的，尤其在这些情况中。

评价的课题，在修复参战退伍军人和最亲近的人之间的联结感上是最重要的。退伍军人会孤立自己，不只因为那些他目睹或干下的可怕行径之印象，也因为他身处在战争文化中的特殊身份。他认为没有一个平民（尤其没有一个女人或小孩）可以理解他面对邪恶与死亡的遭遇。他以既羡慕却又轻视的复杂情绪看待平民：觉得他们很纯真，也很无知。相对地，他视自己为非常优秀的人，同时也是很肮脏的人；他违反了杀人的禁忌，身上已有杀人者的印记。一位越战退伍军人描述这种被污染的感觉：

这个小镇不会说话，也不会倾听。“你会想听听战争的事吗？”他可能会这么问，但这个地方只会眨眨眼耸耸肩。它没有记忆，所以也没有负罪感。税都缴了，选票也数了，政府部门做起他们的工作是既有精神又有礼貌。它是一个既有精神又有礼貌的小镇。它一点都不知道什么是狗屎，也不在乎知不知道。（这个退伍军人）倾身思忖着，在这个主题上他可能说过什么。他了解狗屎，这是他的专长，特别是那气味，还有那非常多样化的质地和口味。有一天，他将为这个主题做专题演讲，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昂首站在吉瓦尼斯俱乐部之前，告诉那些笨蛋所有他知道的美妙狗屎，或许，也让他们传阅一下样品。

平民普遍存在一种观点：退伍军人是一种不同于常人的男人。对于在军中服役这件事，平民只满足于或敬佩或鄙视，却对服役有关的细节没多大兴趣。就算在参战退伍军人之间，对于讲述战争的故事，甚至是对它到底发生过没有，也经常存在着分歧。战争的故事被紧密地保存在一个特定年代的男人之间，而与涵盖了两性与许多世代的广大社会失去联系。因此在创伤上的固着（那种时间被冻结在某一时刻的感觉）可能会一直存在于社会的习俗中，而这种习俗将更促使战士与社会的隔离。

强暴罪行创伤患者也会遭遇到社会评价带来的困境，虽然原因不尽相同。她们可能会被视为已遭玷污的残花败柳。这种死板的评判态度非常普遍，连最亲近的人都无法避免。丈夫、情人、朋友、家人都已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偏见：认为强暴应该是怎么造成的，认为受害者应该如何反应。由于有个巨大鸿沟存在于创伤患者的真实遭遇和一般认为强暴应该是怎么回事之间，疑惑成了许多创伤患者的中心议题。返乡的退伍军人可能会因为家人的天真和对战事不切实际的看法而感到挫折，但至少他享有曾参与战争的肯定；强暴罪行受害者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许多让女性认为是恐怖侵犯的行为，在别人眼中甚至那些最亲近的人眼中可能并非如此。于是创伤患者被逼入一种困境，她必须从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保持与他人的沟通联系中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妇女可能连如何称呼这种经历都有困难。所以“唤起意识”的首要任务，就是直截了当地叫它——强暴。

传统的社会态度不只未能认定大部分的强暴是一种侵害，还将它说成是受害者也要负责任的两厢情愿的性行为。因此妇女发现，在她们的真实经历与社会对事实的解读之间，存在着令人心寒的分歧。被强暴的妇女受到的不只是侵犯，还有羞辱。她们比打败仗的军人受到更大的轻视，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们在那种不公平的战斗中有什么损失。甚至别人会责怪她们背叛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编造自己的失败。一位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受到批判和责备：“这真是令人万念俱灰，（我母亲）居然不相信我被强暴了。她很确定那是我自找的……（我的父母）一直在对我洗脑，说我没有被强暴，说到我都快开始怀疑它了，也许真是我自己想要的。人们总是说，如果一个女人真的不想要，强暴是不可能得逞的。”相对地，创伤患者如能得到来自最亲近的人的支持反应，可能有助于消除羞耻、污名和肮脏的感受。一位比较幸运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描述她的朋友如何安慰她：“我说，‘我只有14岁，而我再也不是处女了。’他说，‘这和是不是处女一点关系也没有。将来有一天你会谈恋爱，你会做爱，那时才会失去你的童贞，而不是发生过的那件事。’（他没有用强暴这个字眼。）‘它们根本完全是两回事。’”

在羞耻与疑惑的课题之外，受创者努力想做到的是，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公平而合理的评价，并在不切实际的负罪感和否认所有的道德责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为了成功处理负罪感的课题，创伤患者需要他人的协助，而这些人必须愿意认可发生的是一个创伤性事件、愿意搁置自己先入为主的评断，并单纯地为她所说的事做见证。当他人愿意聆听，而不是责备，创伤患者才有可能接受自己在危急时刻无法坚守完美道德标准的事实。最后，她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合乎现实的评价和公平的责任归属。

汉丁和哈斯在对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参战退伍军人研究中发现，要解除负罪感，需要同时理解每个人会自责的特殊原因，而非单纯诉诸概括性的除罪化。例如有一位年轻的军官，他乘坐的吉普车因轧到地雷而爆炸，许多人阵亡了，他却逃过一劫。他为战友已死自己却苟活而自责不已，他觉得当初应该是他开那辆吉普车才对。从表面上看来，这种自我批判根本毫无根据。然而仔细探究整个情况后，导致这个悲剧的真相显露出来：这位军官一直有逃避责任的习惯，且从不曾尽全力保护部下。当一位经验不足的指挥官下令从事那次吉普车的任务时，虽然他知道这个命令不太妥当，却未加以反对。因此，由于他的疏失，让自己和部下陷入灾难之中。这同时也是一个隐喻，他责怪自己没有“坐在驾驶座上”（in the driver’s seat）。

类似的课题也会在治疗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时浮现，她们通常会严厉地痛责自己，认为是她们将自己置于险境，或认为反抗得不够尽力。而这些，正好就是强暴者用以责怪受害者和将强暴合理化所用的狡辩。创伤患者对自己的行为永远不会有一个公平的评价，除非她能清楚地了解到，不管她用任何方式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都不能免除强暴者应负的罪责。

在现实中，大部分人有时候都会冒一点没有必要的危险。女人有时会因对危险的无知而天真地冒险，有时会因对危险的蔑视而叛逆地冒险。大部分的妇女没有真正认识到男性敌视她们的程度，而宁可视两性关系比事实的情况还要良好；同样地，女性也喜欢相信她们有比实际情况更多的自由和更高的地位。当女性表现得好像她很自由时，被强暴的风险也最高，即当她不遵守服装、仪态举止和社交惯例的传统规范时。表现得好像很自由的女性，通常会被形容为“放荡的”（loose），其中含义不只是“不受拘束的”（unbound），而且是会挑起男人性冲动的。

一旦面临危险的状况，大部分妇女都没有采取有效防卫的足够经验。传统的社会规范几乎保证了以下几件事：女人对危险毫无心理准备、会被攻击吓呆、没什么足以保护自己的装备。每当事后回顾强暴的过程，许多妇女都报告说，她们轻忽了最初对危险的觉察，因此丧失逃走的先机。对冲突或尴尬情境的害怕，可能也妨碍受害者及时采取行动。事后，那些忽略自己“内在警告声音”的创伤患者，可能会大骂自己的“愚蠢”或“天真”。如能将这种严厉的自责转变成较切实际的评价，或许将有助于复原。一些少数于事后有正面结局的强暴罪行创伤患者报告说，那是因为她们下定决心变得自己更靠自己、更看重自己的知觉和感觉，并让自己充分准备好应付冲突与危险。

创伤患者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可能会因他人的严厉批判而加深，却不会因轻描淡写地说她没有责任而减轻，因为这样的轻描淡写，纵使是正面的，代表的含义也可能是拒绝与创伤患者一起处理在危急处境中被撕裂的道德体系。从那些见证创伤事件的人身上，创伤患者寻求的不是责任的免除，而是公平、体谅，和愿意理解面对极端处境时人心中产生的负罪感。

最后，创伤患者在哀悼自己的创痛时，需要别人的帮助以渡过难关。所有的经典著作，最终都认定为在解决创伤性的生活事件中，哀悼和重建的必要性。如无法完成哀伤的正常过程，将使创伤反应永远存在。利夫顿观察到“未解决或不完整的哀悼方式，将造成在创伤过程中的停滞和羁绊”。谢顿在观察参战退伍军人后也提到，他们有“被压缩的悲痛”。一般的丧亲之痛，会有许多社会性仪式包容和支持哀悼者度过这个过程；相对地，并没有任何的习俗或共同的仪式，认可创伤生活事件后的哀悼。缺少这种支持，造成病态悲伤和严重而持久的抑郁症状之概率将非常高。

社群的角色

与他人分享创伤经历，是重建生命意义感的先决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创伤患者不只要从亲近的人身上寻求，亦要从广大的社群中获得协助。社群的反应，对创伤是否得到最终的解决有强大的影响力。要修补存在于受创者和社群间的裂痕，首先倚靠的是公众承认创伤事件的确发生，其次则是某些形式的社群实际行动。一旦公众承认某人确实受到伤害，社群就必须采取行动，追究造成伤害的责任归属，并弥补伤害。这两个反应——承认与弥补——是重建创伤患者对秩序与正义之信心的必要方式。

返乡的军人总是对自己在家乡所受到的支持程度非常敏感，他们会寻找受到大众肯定的实际证据。在每一场战争之后，军人都会表达他们的愤恨不满，因为他们并未得到大众广泛的认同、关心和注意；他们担心自己的牺牲奉献很快被遗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退伍军人辛酸地指出他们参与的战争是“最羞于被提起的”。当退伍军人的团体组织起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使他们所受的痛苦不会从大众的记忆中消失。因此他们坚持要颁勋章、建纪念碑、游行、节日、大众追悼大会和对伤者的个别抚恤。然而，纵使有公开的盛大典礼，也难以满足这些参战退伍军人渴望得到的肯定，因为战争的真相受到情感上的扭曲。一位越战退伍军人描述这种否认战争之可怕的普遍倾向：“如果你在听到战争故事的结尾时还会感到热血沸腾，或是感到尚有一丁点的正义公理从垃圾堆中挖出来，那你就是被古老而可恶的谎言愚弄的受害者。”

除了受肯定之外，军人也会在平民社群的道德立场里，寻求他们身处杀戮和死亡的背后意义。他们需要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被视为英雄的还是不名誉的、勇敢的还是懦弱的、必要而目的明确的还是了无意义的。如果社群意见的氛围是真诚的接受，将有助于军人融入平民生活；排拒的氛围，则将加重他们的离群孤立。

在近代史中，一个被社群排拒的臭名昭著的例子就是越战，那是个未经宣战且未经既有民主决策程序正式批准就开打的战争。美国政府无法取得大众对此战争的认同，也无法制定实际的军事目标，却征召数百万年轻男子服役。由于伤亡的人数快速增加，大众的反战意识遂发展开来。为了遏止这股反战的情绪，政策上决定在军人与平民间，还有军人与军人间做隔离。军人被派遣到越南，返乡后却如孤魂野鬼，没有热闹的欢送会，没有与战友的联系，也没有乡亲欢迎归来的仪式。那些返乡军人陷入的政治困境，本应在将他们送入危险战场前就要解决的；而在面对大众对其曾参与并迷失其中的战争之批判与排斥时，他们又承受了二度伤害。

社会帮助这群退伍军人疗伤止痛的最显著贡献，大概要算建于华盛顿特区的越战纪念碑了。这座只是简单铭刻了姓名和死亡日期的纪念碑，成为表达肯定和共同悼念的场所。只要社群表达了对此损失的哀悼之意，军人那份“被压缩的悲痛”会较容易得到纾解。不像其他一些用来颂扬战争英雄事迹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已成为用来朝圣的庄严圣地，人们来到它面前，看着上面的名字，触摸着墙面；他们带来供品，并为死者留下一些充满歉意与感恩的短语。越战退伍军人史密斯组织了一个为其他退伍军人服务的团体，他描述第一次来到此纪念碑前：“我记得某些人，我记得某些气味，我记得某些时间，我记得那场雨，我记得圣诞夜，我记得撤离时。我在那里做过一些龌龊事；我记得那些，我记得那些脸，我记得……对某些人来说，这里像个墓园，但对我来说，它更像一座大教堂，它更像是一段宗教性的经历，它像是一种宣泄净化，它是一件难以向某些人解释清楚的事：我是其中的一分子，而且永远都是。因为我能够从这里得到平静，所以我可以从这里获取力量去从事我现在做的事。”

在平民生活的创伤里，创伤患者最关注的焦点也仍是相同的主题——公众的认可和正义。而理应做到认可和补偿的正式机构：刑事司法系统，却是一个令性与家庭暴力受害者望而生畏的机构。在得到认可的最基本层次上，妇女普遍发现，她们在法律面前有多么孤立和被视若无睹。妇女的实际遭遇和法律对此实际遭遇的认定之间，存在着南辕北辙的矛盾，以致阻碍了妇女与正式司法体系合作的意愿。

妇女很快地意识到，视强暴是一种犯罪行为，只是在理论上说说而已；实际上，强暴的构成要件不是建立在女性受侵害经历的层次上，而是在符合男性意愿、高不可攀的威权统治的层次之上。法律学者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曾说：“从女性的观点而言，强暴并没有被绝对禁止，只是受到节制而已。”传统的法律标准要认定一个强暴的罪行，只有在加害者使用极端的暴力（意即远远超出通常用以吓唬女性所需的程度）时才成立；或加害者攻击的是属于某种特殊社会阶层的女性，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就是黑人男性攻击白人女性。人际关系的程度愈亲近，容许使用威权的自由度也愈大，所以强迫发生性关系如果是由陌生人所为，可能会视为强暴，但如果是认识的人所为则否。由于事实上大部分的强暴都是认识或亲近的人所为，所以大都不被法律认定。许多国家对在婚姻关系中要求性行为授予永久而绝对的特权，甚至任何程度的强迫都是合法的。

寻求正义或补偿的努力，往往会带来更进一步的伤害，因为司法制度对强暴受害者常常是充满敌意的。的确，一个敌方拥有的司法制度，必然是一个具有敌意的环境；它设计得就像战场，在其中，充满攻击性的辩论攻防和心理上的打击取代了实体的暴力。一般而言，妇女对这种形式的战斗，甚至比打上一架还缺乏抵抗能力。就算是对此有抵抗能力的妇女，也会因系统性的法律偏见和习惯性地对妇女的歧视，而处于不利的地位。司法制度是设计来保护男人，以对抗比男人强大的国家公权力；而不是用来保护女性与儿童，以对抗比女性与儿童强大的男性威权。因此它提供给被告强有力的权益保障，实质上却未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如果有谁想要设计一套系统以引发侵扰性的创伤后症状，再也没有比法院的司法程序更棒的主意了。那些想在司法制度下讨回公道的妇女，大多将此经验比拟成被二度强暴。

毫不令人意外的结果是，大部分的强暴受害者认为，正式的社会司法机制向她们关闭了大门，而她们也选择不去报案、不做申诉。对强暴的研究佐证了这个现象。少于10%的强暴案件曾向警方报案，只有1%的强暴案件是逮捕侵害者并以将其定罪告终。因此，最普遍的女性创伤仍然被禁锢在私人生活的领域，没有从社群中得到正式的认可和救济，也没有为强暴罪行创伤患者设立的纪念碑存在。

因此，在疗伤止痛的道路上，每个创伤患者都必须找到一个自己的方式，以重建她与广大社群的联系。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成功地走过这条路，但我们确实明了，那些复原得最成功的妇女，是在经历中发现某种超越个人悲剧局限意义的人。最普遍的情况是，妇女通过与志同道合者参与社会运动，找到这个意义。伯吉斯和霍姆斯特龙在对强暴罪行创伤患者的追踪调查中发现，复原得最好的妇女，就是那些成为反强暴运动活跃分子的妇女，她们成为强暴危机处理中心的义务咨询员、陪受害者上法院的义工、推动立法革新的游说者。有一位女士远赴其他国家去唤起对强暴的重视，并组织了一个强暴危机处理中心。拒绝躲藏起来或沉默以对、坚持强暴是一个公共议题、要求社会改革，创伤患者以这些行动堆砌起她们自己活生生的纪念碑。强暴罪行创伤患者，也是法律学教授的苏珊·艾斯瑞奇（Susan Estrich）提供她的见证：

写关于强暴的文章，等于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命。我不认为在我认识的妇女中，会有一个不曾有过可能会被强暴的恐惧。我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其实比一小部分还多一些）接受了我们曾有的遭遇并与之共存……偶尔（例如在凌晨两点，有人打电话来，说是我的学生，并威胁要强暴我）我想我说得太多了。但在大多数时候，情况并没有这么糟。当我的学生被强暴了（或曾经被强暴），她们知道她们可以找我谈谈，当我的朋友被强暴了，她们知道我成功地活下来了。

第4章　囚禁

个人认同的改变是“幸存者症候群”的共同特性。大部分的病患会抱怨说：“我现在是个不一样的人。”但一些受伤害最严重的人则直接说：“我不是人。”

单纯的创伤事件几乎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相对地，长期而连续的创伤只会发生在被囚禁的情况下。只要受害者成功脱逃，她就不会被虐待第二次；而连续的创伤只发生在受害者是阶下囚，无法逃脱，且完全受制于加害者时。这些情况显然存在于监狱、集中营和奴工营中，也可能存在于异端宗教团体、妓院或其他有组织的性剥削场所和家庭里。

政治性的囚禁一般而言容易察觉，妇女和儿童被囚禁在家中则通常是外人看不到的。男人的家是他的城堡，但很少人想到，这个家也可能是妇女和儿童的牢笼。在家庭的囚禁中，很少会有实体的屏障以防止逃跑。在大部分的家庭，就算是那种最暴虐的，窗上也不会有铁架，栅栏上不会有带刺的铁丝网，妇女和儿童一般也不会被铁链锁住，虽然这种情况比我们所能想象的多得多。防止逃跑的关卡通常都是无形的，却威力无比。儿童因无谋生能力而成为囚徒，女性则因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法律上的附属地位和实质的威吓等因素而遭禁锢。

囚禁让受害者与加害者长时间的接触，产生一种属于威权统治的特殊形态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在以下的状况中也同样存在着：受害者完全因暴力胁迫而被俘虏，如囚犯或人质；或因多种胁迫的形式——恐吓和蛊惑，如异端宗教团体的成员、受虐的妇女和受虐的儿童。附属于威权统治下的心理冲击可能有许多共同的特质，无论附属关系是产生于政治的公领域中，或发生在性与家庭关系的私领域里。

在被囚禁的状况下，加害者成了受害者生命中最有权力的人，且受害者的心理状态完全受加害者的行动与信念所塑造支配。但加害者的内心世界则鲜为人知，因为他鄙视那些想了解他的人，所以不会自愿被研究洞悉；因为他不认为自己有做错什么，所以不会寻求帮助——除非他有了法律上的麻烦。由受害者的证词和心理学家的观察所得，加害者最一致的特点就是他们外表看起来都很正常，一般的心理病理学观念是无法解释或理解他们的。

这个特点深深困扰着大多数人，如果加害者很容易辨认出来，有明显的离经叛道或心智异常，应该会让人放心得多，但他们偏偏不是这样。法律学者汉纳·艾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他犯下难以理解且严重违反人性的罪行）曾被六位精神科医生证明为正常时，激起很大的争议：“艾克曼的问题就在于有很多人像他一样，那些人既不变态反常也非残暴成性，他们是而且一直都是非常惊人的正常。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判断标准的观点看，这种‘正常’比所有暴行加在一起还要恐怖骇人。”

一个独裁专制、深藏不露，有时又不可一世甚至偏执多疑的加害者，却对权力的运作和社会的规范有绝佳的敏锐度，所以很少会碰到法律上的麻烦；或者说，他会寻找可以容忍、宽恕或欣赏他专制行为的环境。他的翩翩风度提供良好的保护色，因为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么道貌岸然的人竟会犯下如此骇人听闻的罪行。

加害者的第一个目的似乎是奴役他的受害者，他以高压手段控制受害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达成此目的。但简单的顺从并无法满足他，他似乎有将罪行合理化的心理需求，为此，他需要受害者的确认和保证。因此他不停地苛求受害者表达对他的尊敬、感激甚至是爱。他的终极目标，似乎是创造一个心甘情愿的受害者。一些人质、政治犯、受虐妇女和奴隶，都曾提及加害者对其受害者怪异的心理依赖感。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小说《一九八四》（1984）中描绘极权主义者的心态：“我们不会满意于被动的服从，也不要最卑微的屈服。如果你最终决定要向我们投降，那必须是你自由意志下的决定。我们不因异端抵抗而摧毁他；只要他仍在抵抗，我们就永远不去摧毁他。我们要改造他，要虏获他的内在心智，要重新塑造他。我们要除去他心中所有的邪魔和幻象；我们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不是只有表面上的，而是真心诚意死心塌地的。”完全控制他人的欲望是各种类型之暴君的共同特性。极权政府要求被统治者要自白忏悔和改变政治信仰；奴隶主要求奴隶要心存感恩；异端宗教团体要求教徒做献祭的牺牲以表达对教主神圣意志的服从；家庭暴力的加害者要求受害者用牺牲所有其他的人际关系证明完全的服从与忠诚；性侵害者要求受害者乖乖地享受性高潮。全然控制他人是色情文化中最有力量的中心主题，这种迎合数百万极端正常男人的色情幻想，助长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在其中许多的妇女与儿童受到凌虐，不是在幻想中，而是实际上。

心理上的支配

使他人成为奴隶的手段有明显的一致性。世界每个角落的人质、政治犯、集中营创伤患者所做的描述惊人的相同。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于1973年收集了来自世界各个不同文化区域之政治囚犯的证词，并印制成“威权统治表”（chart of coercion），其中对这些手段有详尽的描述。在专制的政治体系中，我们有时能够追踪出他们所使用的高压手段，从一个秘密警察组织或恐怖团体流传到另一个。

在妓院、色情行业和家庭中，这些相同的技巧也用来征服女人。在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皮条客和色情业者有时会互相交换如何使用这些高压手段的心得，系统化地使用高压技巧以逼良为娼，他们称之为“调教训练”（seasoning）。就连在家庭的情境中，那些施暴者既不属于任何大型犯罪组织，也不曾受过此类技巧的正式训练，但似乎也能不断自行创新使用这些技巧。心理学家沃克在对受虐妇女的研究中，观察到一些施虐者使用的高压技巧，“虽然每个人皆有其独特之处，但仍有惊人的相似性。”

要确立达成控制他人的手段，基本上要有系统地重复施加心理上的伤害，这些手段是用来剥夺权益和孤立受害者的系统化技巧。心理控制的方法为灌输恐怖和无助感，并摧毁受害者在与他人互动中的自我感。

虽然暴力是造成恐惧的普遍方法，但加害者可能不会经常使用暴力，而把它当成最后的法宝。要让受害者持续生活在恐惧的状态中，根本不需经常使用暴力，给予死亡或严重伤害的威胁，要比真的诉诸暴力多得多。威胁要伤害其他人，通常和直接威胁受害者的效果一样好。例如受虐妇女通常会报告说，假如她们胆敢逃走，施虐者会威胁要杀她们的小孩、父母或任何庇护她们的朋友。

不按牌理出牌与无预警的暴力相向，和反复无常地实施琐碎规矩，都会增加恐惧感。这些技巧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受害者相信：加害者是全能的上帝，抵抗是枉然的；她赖以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用绝对的顺服赢取他的宽大垂怜。加害者的目标是：不只要灌输给受害者死亡的恐惧，也要灌输她该感谢是他让她还活着。家庭或政治的受难者常常会提到一种状况：他们相信自己会被杀害，只是在最后一刻被赦免了。经历过多次这种死里逃生的戏码后，受害者可能会很吊诡地开始视加害者为她的救世主。

除了制造恐惧感，加害者还会想办法破坏受害者的独立自主性。他用仔细且彻底地检查和控制受害者的身体与生理功能，以达成这个目标，他会监视受害者吃什么、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上厕所、穿什么衣服。当受害者的食物、睡眠和行动受到剥夺时，这种控制将导致受害者身体羸弱不堪。但就算受害者的基本生理需求尚能满足，这个对身体自主性的打击，会羞辱并削弱他的勇气与自信心。一位政治犯艾琳娜·拉图辛史卡亚（Irina Ratushinskaya）如此描述其加害者所使用的方法：

一个人从婴儿期就被反复教导的那些人类行为常规，受到蓄意且系统化的破坏。喜欢干净应该很正常吧？……感染疥疮和皮癣、住的地方污秽不堪、闻到的是馊水桶的恶臭——然后你会开始后悔当初为何要行为不检！女人应会比较害羞吧？那更有理由在搜查时把她们脱光光……一个正常的人会唾弃粗暴和谎言吧？两者你都会遇到一大堆，你将需要用尽所有内在资源努力记住，还有……另一个真实世界……只有发挥最大可能的意志力，才能保存你之前所拥有、正常尺度的价值观。

在一些异端宗教团体中，成员可能在饮食与服装上有严格的戒律，并可能受到彻底审查是否破戒。同样地，性和家庭的囚犯经常描述，她们不断地遭到巨细靡遗的盘问，以致睡眠遭长期剥夺，她们的服装、外表、体重和饮食也受到严密监控。而且几乎对所有的女性囚犯而言，无论是政治的或家庭的，对身体的控制也包括性的威胁与侵犯。一位受虐妇女描述她的婚姻强暴经验：“那是个很残暴的婚姻。他非常大男人主义，他觉得他拥有我和孩子——意即我是他的财产。在我们刚结婚的最初三个星期，他就告诉我要尊他如上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如果我不想做爱但他想要，我的意愿是不重要的。有一次……我不想做爱，为此我们吵翻天。他因为我胆敢拒绝而狂怒，我一直抗议和恳求，但他说我是他的老婆，所以无权拒绝他。当时我们在床上，因此他能够用身体压住我，他的体型比我大得多，将我压得动弹不得，他就这样强暴了我。”

一旦加害者成功做到对受害者日复一日的身体控制，他不只成了恐惧和羞辱的源头，同时也是慰藉的来源。有饭吃、能洗澡、听到一点亲切的话，或其他一些人类基本生活质量的小小满足，对长期被剥夺这些需求的人，可能变得有强大的吸引力。加害者也可能进一步给予会上瘾的毒品或酒精，让受害者更无反抗能力。这种捉摸不定地给予小恩小惠的方式，对受害者心中抵抗意志的破坏效果，远比持续剥夺和恐吓大得多。曾经成为恐怖分子人质的帕特里夏·赫斯特（Patricia Hearst）描述在被监禁时，如何因她的顺从而得到生活质量小小改善的回报：“由于开始同情他们的理念与作为，我愈来愈常被放出衣柜外，有时他们会让我和他们一起吃饭，当他们在开会或有读书会时，偶尔会让我蒙着眼坐着和他们一起待到很晚。晚上被锁在衣柜中时，他们允许我把眼罩拿掉，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那些觉察到这种高压控制方法的政治犯，会用尽全力保持自主感。抵抗的方式之一是拒绝服从一些琐碎的要求或接受小惠。绝食抗议是这种抵抗的极端表达方式，因为囚犯让自己遭受到比加害者想要的更大损害，等于是宣示他的完整自我和自我控制权。心理学家乔尔·迪斯戴尔（Joel Dimsdale）描述一位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女性囚犯，她在犹太教赎罪日禁食，以证明加害者无法打败她。政治犯纳坦·夏仁斯基（Natan Sharansky）如此描述积极主动抵抗的心理效果：“只要我宣布我要绝食抗议，我就不再有绝望和无助的感觉，也纾解了被迫忍受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务（KGB）暴虐对待的屈辱……过去九个月持续建立起来的悲愤而赤烈的坚定决心，现在让一种奇怪的轻松所取代；而最终，我总算有效地保卫了我自己和我的世界。”

加害者使用偶尔略施小惠的技巧束缚住受害者，最复杂的形式出现在家庭凌虐中。由于并无实体的障碍以防止逃跑，受害者有可能在一次暴力伤害后企图逃走，却经常被说服而回来，并不是因为受到更大的威胁，而是因为加害者向她表达歉意，说多么爱她，承诺一定会改，并诉诸她的忠诚感和怜悯。然后会有一阵子，两人关系中的权力结构似乎逆转了，因为此时加害者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尽其所能地赢回受害者的心。他占有欲的强度并未改变，只是性质有戏剧性的转变。他坚称他的跋扈行为正好证明他是多么爱她和需要她，可能至少他自己相信是如此。甚至他辩称他的命运完全操在她手上，而且她完全有能力终止家庭暴力，只要她能做得更多以证明她对他的爱。沃克观察到，这个“和解”阶段，是瓦解受虐妇女心防的关键步骤。一位最后终于成功逃离此种受虐关系的妇女，如此描述这种间歇性施予小惠的方式如何将她绑住：“它永远不停地周期性循环着……而最奇怪的是，在‘好时光’的期间，我居然几乎不记得曾有过的坏日子。真像是有两个我在过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

断绝与外界的联结感

然而，要达到完全的支配，通常需要更多的方法配合。只要受害者仍保有任何其他的人际关系，加害者的掌控力就会受到限制。就因为这个原因，加害者一般都会想方设法防止受害者从其他地方取得任何信息、物质上的帮助或情感上的支持。政治犯的故事中，充满这类的叙述，加害者企图防止他们与外界的联系，并努力使他们相信，他们最亲近的同志都已经忘记或背叛他们了。家庭暴力的记载中大多会有的叙述，则是受害者被仔细地监视着，像是跟踪、偷听、截取信件、截听电话等，如此即可将受虐妇女孤立限制在家中。再使用对受害者不贞的无情指控，加害者会要求受害者以行动证明她对他的忠实，像是放弃工作（也就是放弃使自己经济独立的收入来源）、朋友甚至与自己原来家庭的关系。

要摧毁依恋关系，需要的不只是将受害者与外界隔绝，还要将受害者留存在心中、会与他人产生关联感的影像一并破坏。为达此目的，加害者通常会尽最大努力夺取受害者拥有的任何重要象征意义的物品。一位受虐妇女描述男朋友如何要她为表达忠诚而做的仪式性牺牲：“他没有打我，却狂怒不止。我以为那是因为他很喜欢我而在吃醋，但我后来才发现那跟喜不喜欢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很不一样的。他问了一大堆有关我在认识他之前曾和谁一起约会过之类的问题，还要我从家里拿出一大沓信件和照片，然后让我站在路上一个排水沟前，他站在我前面命令我一件一件地往排水沟里丢——先撕碎再丢。”

在这种关系的最初阶段，受害妇女还能说服自己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性让步。受虐妇女的叙述中充满这种不情不愿的牺牲，此种牺性正以一种缓慢不易察觉的方式腐蚀她与他人的联系。许多妇女事后都形容自己原来一步步地踏入陷阱中。琳达·拉芙蕾丝（Linda Lovelace）是一位受压迫的妓女，也是色情影片的演员，她描述了自己如何逐渐落入一个皮条客的圈套中，他一开始即说服她断绝与父母的关系：“我跟他跑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是鬼迷了心窍……没有人押着我做什么，当时还没有。每件事都是温和而渐进地，一小步，然后再一小步……它从非常细微的地方开始，直到过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它的模式。”

那些对此种控制手段和抵抗策略已发展出高度认知的政治犯和宗教犯，一般都能了解，被孤立是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以避免的危险，对于与外界保持联系这件事，更绝无所谓小小让步的可能。就如同加害者紧迫盯人地破坏他们的人际网络，这些囚犯也毫不松懈地想尽办法保持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刻意地练习在心中唤起所关爱的人之影像，以保存与外界的联结感。他们也努力保留象征自己节操的物品，可能是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一枚结婚戒指、一封信、一张照片，或其他一些有情感意义的小纪念品。这种对外人而言可能像是英雄行径或愚蠢作为的冒险，其实有其极端务实的理由。在长期隔离的情况下，囚犯需要这种“非常时期的物品”以保持自己与亲友的联结感。他们深刻了解，失去这些情感的象征物，也将失去自己。

当受害者被隔离时，她会变得愈来愈依赖加害者，不只是为了生存和求得温饱，还为了取得信息，甚或情感上的支撑力量。她愈是害怕，就愈会忍不住紧抓唯一可得的关系：与加害者的关系。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人际联系，她会试着寻找加害者较有人性的一面。无可避免地，由于缺乏任何其他的观点，受害者将逐渐变得用加害者的角度看世界。赫斯特描述与绑架她的人之间的相处，她原以为可以感化智取他们，但不久之后，被同化的人却是她：

随着时间流逝，虽然我几乎察觉不出来，但他们却完全改变了我，或者说几乎完全改变了我。我就像一个战俘，一直蒙着眼关在衣柜中两个月，他们对人生、政治、经济、社会现况和近来大事的诠释，不断密集地轰炸着我。每当我被放出衣柜，我都想故作幽默地模仿他们老是重复的一些话和口号，虽然我本身不相信那些鬼话。然后……一阵麻木感向我袭来。日复一日生活在这个新环境中，为了让自己神志清醒且心态平衡，我已学会表现得非常机械化，像个好士兵，做吩咐我做的事并搁置内心的怀疑……他们认知的事实全然不同于从前我所知道的事实，而现在，他们的事实却也变成我的事实。

政治犯和宗教犯都很清楚，和迫害他们的人建立起一般的人际关系是很危险的事。在所有的受害者中，政治犯和宗教犯是对抵抗监禁所带来之腐蚀性心理影响最有准备的一群。他们自己选择了这条人生道路，并对可能的危险了然于胸，他们对自己的理念有清楚的认知，对同志也有强烈的信心。然而，即使有如此高度自觉与动机的这群人也警觉到，他们仍有对加害者发展出情感依赖的风险。他们保护自己的唯一方法，就是毫不妥协地拒绝与敌人建立任何关系，连最表面的社交关系也不要。夏仁斯基描述他如何感到有股力量将他拉往加害者那一边：“我开始认为在人性的所有特质上，我和那些KGB的爪牙都是一样的。虽然这再自然不过，但也是很危险的事，因为随着这种共通人性感觉的增长，可能很容易会变成我投降的第一步。假如审讯我的人是我与外在接触的唯一对象，我将变得依赖他们，并寻求他们的认同。”

政治犯和宗教犯需要动员他们所有的资源，以避免对加害者发展出情感上的依赖，但其他一些缺乏足够准备、政治信仰和道德感支持的人，通常会发展出某种程度的依赖。发生在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的依恋关系是经常有的，而非例外。当长期遭到监禁，一直处于死亡的恐惧和与外在世界隔绝的状态，确实会在受害者与加害者间引发认同感的联结。有一些人质在被释放后甚至会为加害者的动机辩护，去监狱探望他们，募款为他们打官司。

在受虐妇女和加害者之间发展出的情感联结，虽然情况与人质和绑架者之间的类似，却有一些独具的特质，那是一种基于家庭凌虐中受害者与加害者间特殊的依恋关系。人质是因突发的意外而遭囚禁，他一开始对绑架者毫无所知，或只是视绑架者为敌人。但在被监禁期间，人质逐渐丧失之前的信念体系；到后来开始对绑架者产生移情作用，并用绑架者的观点看世界。相对地，在家庭凌虐中，受害者是经由求爱的方式逐渐地陷入无形的牢笼。一种类似的情况发生在称为“以爱轰炸”（love-bombing）的招募技巧中，一些异端宗教团体即使用这种技巧。

那些与施虐者涉入情爱关系的妇女，起初会将他的占有欲解释为一种热烈爱情的表现。至于他对她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感到强烈的兴趣，一开始她甚至可能很高兴，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当他变得愈来愈跋扈时，她也可能加以淡化或为他的行为找借口，不只因为她怕他，也因为她在乎他。为了抗拒发展出人质的情绪依赖，她必须对自己的处境有一个新而独立的看法，以积极抵抗加害者的信念体系。她不只要避免对施虐者发展出移情作用，也要克制业已产生的感情。她一定得这么做，纵使施虐者用任何充满说服力的说辞要求她，只要再牺牲一次、再一次证明她爱他，就会终止暴力并拯救他们的关系。因为大部分的妇女会从牺牲自我而保全关系中得到骄傲与自尊，因此施虐者通常能够利用受害者最珍视的价值观让她自投罗网。所以受虐妇女每次试图逃离施虐者后，通常会被说服而再回来，就一点也不令人惊讶了。

彻底投降

恐吓、间歇性地施予小惠、隔离和迫使产生依赖性，这些方法可能会成功地制造一个屈服而顺从的囚犯，但要想达到在心理上对受害者完全控制的最后阶段，则要迫使她违反自己的道德原则和背叛她的基本人际网络。在心理上，这是所有高压技巧中最具杀伤力的，因为如此一来，受害者会开始厌恶自己。到这个地步，当本身被监禁的受害者也参与伤害别人的行动时，她就是彻底“被打败了”。

在家庭暴力中，违反道德原则通常涉及性的凌虐。许多受虐妇女描述被迫进行一些她们认为不道德或恶心的性行为；有些则描述被迫说谎、掩护伴侣的欺诈行为，或甚至参与非法的活动。违反人际关系通常涉及牺牲孩子的权益，会殴打妻子的男人也很可能会虐待小孩。虽然有许多不敢为自己做抵抗的妇女却勇于保护她们的孩子，但仍有很多妇女因受到严厉恐吓，以致就算亲眼见到自己的孩子正遭受残忍对待也无能制止。有些妇女不只压抑自己的内在疑虑和反对，甚至哄劝她们的孩子要顺从，或处罚抗议的孩子。再一次见到，这种背叛的模式显然开始于小小的让步，最终却发展成甚至看到对孩子进行最粗暴的身体或性的虐待也不再作声。到这个地步，受虐妇女已完全丧失了自我。

一些受到政治迫害而遭监禁和酷刑的创伤患者也同样描述过，当他们所爱的人被凌虐时，他们只能被迫在旁无助地目睹一切发生。伊利·威塞尔（Elie Wiesel）是纳粹位于奥斯维辛（Auschwitz-Birkenau）集中营的创伤患者，他记录了使他和父亲得以熬过非人磨难的挚爱与忠诚。不知有多少次，他们两人为了能够在一起而无视危险的存在，也不知有多少时光，两人相濡以沫、共渡难关。然而，在他心中盘桓不去的影像，是某些让他感觉到背叛父亲的时刻：“（警卫）开始用铁条打他，一开始我父亲被打得跪倒在地，然后像断成两截一般，就如干枯的树被闪电劈中，随即趴倒不起。我目睹整个过程，却吓得一动也不敢动，也不敢出声。事实上，我正想着如何躲得远一点，免得下一个挨打的是我。更有甚者，当时我心中充满愤怒，并不是对（警卫），而是对我父亲，我生他的气，因为他竟然不知道如何避免激怒警卫。就是集中营的生活让我变成这样。”

从务实的角度想，有人可能会认为，在这种时候这个儿子不管做什么都帮不了父亲，事实上，任何企图支持父亲的举动，都可能增加两人的危险。但这样的说法一点也无法安慰这位受害者，他仍因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极度羞愧；甚至义愤填膺的感觉也挽回不了他的尊严，因为他已慑服于敌人的淫威之下，而将愤恨指向所爱的人身上。那种羞辱和被打败的感觉，不只来自他没有替父亲求情，也来自察觉到他的内在灵魂已被加害者所夺取掌握。

就连那些成功抵抗的囚犯也理解到，处于极端的胁迫下，任何人都可能“崩溃”。一般将此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受害者放弃他的内在自主性、世界观、道德原则，或为了求生存而断绝与他人的关系，也因此关闭所有感觉、思考、进取心和判断能力。精神科医生亨利·克里斯托（Henry Krystal）为纳粹大屠杀的创伤患者做治疗，他将这个阶段称为“机器人化”（robotization）。那些经历过这个心理阶段的囚犯，通常会形容自己正退化到一种非人的生命形式。以下是拉芙蕾丝的证词，描述她被迫卖淫和从事色情表演的那段日子，如何达到这个沉沦的阶段：“一开始时，我确定上帝会帮助我逃走。但随着时间过去，我的信心动摇了，我变得愈来愈害怕，害怕每一件事。仅仅是试图逃脱的想法就令人恐惧。我被任何可能的方式羞辱，被剥夺一切尊严，退化成一只动物，再退化成植物。我也开始丧失所有力量的泉源，简单地只求活着取代了一切：努力渡过眼前的磨难让自己活到明天，就算是一种胜利了。”出版商兼作家雅各布·蒂默曼（Jacobo Timerman）也描写过这种沉沦的类似经验，他因政治异议而遭到囚禁与酷刑：“虽然我无法传达出那种痛苦的强度，也许我可以提供一些忠告给那些将来可能会遭受酷刑的人……在我被软禁的一年半里，处于被拷打和隔离的期间，我花了很多工夫思考我的态度，我直觉地意识到自己逐渐产生一种全然放弃的态度……我觉得我渐渐变成植物，失去所有合理的情绪与感知（害怕、怨恨、复仇的心）因为任何的情绪与感知，只意味着徒然浪费精力。”

这种心理上的沉沦状态是可以逆转的。在被囚禁的过程中，受害者经常会提到交替在屈服和更积极地抵抗两种状态之中。但第二个阶段则是会击垮一个人的不可逆阶段，即当受害者丧失求生的意志时。这和想要自杀不同：被囚禁的人时常会有自杀的念头，而有时候自杀的企图和想活下去的决心并非一定是冲突的。事实上，蒂默曼形容在这种极端状况下想自杀的愿望为一种反抗和骄傲的象征。他说，自杀“意即在你的每日生活中带进某种东西，那种东西可与环绕在你身边的暴力分庭抗礼……感觉就像我与狱卒是站在平等的立足点上。”自杀的态度是积极的；它维护了内在的自我掌控感。就如同绝食抗议的情况，俘虏用结束自己生命的意志凸显他的反抗。

相对地，丧失求生意志代表的，则是蒂默曼所称采取“全然放弃态度”过程的最后一步。纳粹灭种集中营的创伤患者描述这种普遍的致命情况时，管它叫“慕死者”。自我放弃至此的囚犯，不再有动机寻找食物或穿衣御寒，也不会想办法避免挨打，他们被视同行尸走肉一般。一些从极端处境中幸存的人，通常会记得有个转折点，在当下他们觉得被引诱走向毁灭之门，却实时地做了一个为生存而奋斗的积极抉择。赫斯特如此描述在遭囚禁期间发生的转折时刻：

这样被关着使得我愈来愈虚弱，而在此时，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快要死了。我能感觉到有一道回不来的门槛横在眼前，而我觉得自己就在垂死的边缘。我的身体已经枯竭，精力尽失；就算此时放我自由离去，我也站不起来……我好累，好累；我最想做的就是睡觉。但我知道那是危险的、致命的，就像迷失在北极冰雪中的人，只要他一低下头去打那个诱人的小盹，就再也不会醒过来了。突然间，我回过神来并警觉到这一切。我能看到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好像从我的身体外看着自己……衣柜中正进行一场无声的战役，而我的意志赢了。从容而明白地，我决心不要死，至少不会自愿就死。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一定要尽一切努力活下去。

长期创伤症候群

遭受长期而重复不断创伤的人，会发展出一种潜伏而持续恶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足以侵害并腐蚀一个人的性格。那些遭受个别事件急性创伤的受害者，可能在事件以后会觉得自己“已非原来的自己”；而遭受长期创伤的受害者，可能会觉得自己永远无法挽回地改变了，或可能已丧失对自己原有的任何认同。

受创者最害怕的是恐怖的时刻将再度来临，而这种恐惧最常见于长期受虐者身上。很自然地，不断重复的创伤会放大所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过度警觉症状，长期性受创者会持续地过度警戒、焦虑和激动。精神科医生伊莱恩·希尔伯曼（Elaine Hilberman）如此描述发生在受虐妇女身上不断担惊受怕的状态：“就算是那些跟暴力看似无关的事（警笛声、打雷、甩门声）也会引发强烈的恐惧。那是一种老是觉得厄运将临、恐怖事情就要发生的长期性忧虑。任何潜在危险的象征性或确实的迹象，都会造成活动量、激动、来回踱步、尖叫和哭泣的增加。受虐妇女会一直保持警戒状态，无法放松或睡觉，并经常做噩梦，其中充斥着赤裸裸的暴力与危险的题材。”

长期的受创者不再有任何身体平静与舒适的基准状态，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会感觉自己的身体不断地与自己作对。他们开始抱怨，不只为了失眠和骚动不安，也因为数不清的身体性症状，最普遍的是紧绷欲裂的头痛、肠胃道的毛病，和下腹部、背部或骨盆疼痛，也可能会抱怨颤抖、窒息感或心跳加快。对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研究中发现，心因性生理反应非常普遍。对东南亚集中营的难民也有类似的观察报告，一些创伤患者可能会将长期受监禁受到的损害概括地认为主要在身体上，或者他们可能变得太过习惯于自己的身体状况，以致察觉不出身体的不适症状和引发这些症状的恐怖氛围之间有什么关联。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记忆侵扰症状，也持续困扰那些受到长期重复创伤的创伤患者。但不像数周或数月内即可缓和的单纯急性创伤的记忆侵扰症状，这些症状可能会在受到长期监禁的人重获自由后，持续数年而没有什么改变。例如，一些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朝鲜战争中的战俘研究显示，在他们获释的35~40年之后，其中大部分人仍会做噩梦、不断地闪回，并对任何勾起其战俘回忆的事物产生激烈反应。他们的症状也比起那些同年代曾参战、但未曾被俘或监禁的退伍军人严重得多。纳粹集中营的创伤患者也有类似的报告，在40年之后仍有严重缠绕不去的记忆侵扰症状。

但长期受创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中最凸显的部分，乃是逃避与禁闭畏缩。当受创者的生活目标退化到只是活着，心理上的禁闭畏缩则成了适应生存的必要形式。这种窄化的形式出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人际关系、活动、思想、记忆、情绪，甚至是感官。虽然这样的禁闭畏缩在被监禁时是一种适应性行为，但它会导致已被压抑的心理功能更加萎缩，也导致内在生命更加隔绝孤立。

被囚禁的人会成为改变意识状态的一流高手。通过解离、压抑自发性思想、贬抑和有时彻底否认的作用，他们学着改变无法忍受的现实。一般的心理学术语，无法给这种既有意识又无意识的一系列复杂心智运作策略一个适合的名称，也许最佳的名称是双重思想，奥威尔对它的定义是：“双重思想意即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同时保有两种矛盾信念，并有同时接受两者的能力。此人知道他的记忆必须转往哪个方向，因此他也知道自己正在操弄现实；但通过双重思想的运作，他须让自己认为现实并未被违反。这个过程必须是有意识的，否则将无法达到足够的准确性，但它也必须是无意识的，否则将引起一种虚假的感觉……甚至在用双重思想这个词时，都必须运用到双重思想。”同时保有两种矛盾信念的能力，是出神状态的一项特质，改变知觉状态的能力则是另一项特质。囚犯常常会互相教导，通过唱歌、祈祷和简单的催眠技巧诱发这些状态。

这些方法被有意识地应用于抵抗饥饿、寒冷和疼痛。一位阿根廷“失踪”（disappeared）[1]的女性艾丽西亚·帕诺伊（Alicia Partnoy）描述她第一次尝试进入出神状态，但未成功：“大概是因为饥饿，激起我对超感应世界的好奇。我从放松肌肉做起，我以为我那变轻的意念将随心所欲御风而行；但这个实验失败了。我原本期望我的灵魂可以浮上天花板，而能看到我的身体躺在有红色斑纹又污秽不堪的床垫上，但没有发生，或许我那灵魂之眼也被眼罩蒙住了吧！”

从其他囚犯处学到冥想的技巧后，她开始能够利用改变对现实的知觉，以限制身体疼痛的感觉，以及对恐怖和羞辱的情绪反应。她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叙述如何成功地解离自己的经验：

“脱掉你的衣服。”

她只穿着内衣裤站着，头上仰，等待着。

“我说过了，统统脱掉。”

她脱掉所有衣服，她觉得警卫好像不存在似的，好像他们只是一堆令人厌恶的小虫，她可以用想象愉快的事将他们从她的脑中抹去。

一些囚犯在被长期监禁和隔离的期间，能够练就出神的能力，包括有能力形成正面和负面的幻觉以及解离部分的性格，而这一般只发生在极度易于被催眠的人身上。南非政治犯伊莱恩·穆罕默德（Elaine Mohamed）描述被囚禁时心理状态的改变：

我在狱中开始产生幻觉，想必是要试着对抗孤寂吧。我记得当我在尝试时，有人问我：“伊莱恩，你在干什么？”我的手不停地在背后挥动着，我告诉他：“我在摸我的尾巴。”我认为我是一只松鼠。我的幻觉大多与恐惧有关。牢房的窗户很高，我无法看到外面，但我的幻觉让我觉得有东西进到牢房里，例如一匹狼……

我开始和自己说话，我的另一个名字是罗丝，而我一直很痛恨这个名字。有时候我是罗丝，在和伊莱恩说话；有时候我是伊莱恩，在和罗丝说话。我觉得，伊莱恩的那个我是坚强的，而罗丝的那个我是我所鄙视的，她只会哭哭啼啼愁眉苦脸，一点也无法面对被监禁的事，而且即将崩溃；伊莱恩就能处理得很好。

除了使用出神状态，囚犯也发展出自觉地限制和压抑自己思想的能力。这种做法特别应用在任何有关未来的想法上。思考未来会激起强烈的渴慕和希望，对囚犯而言是难以承受的；他们很快地知道，这些情绪会让他们易于遭受失望的打击，而失望会使他们陷入绝望。因此他们有意识地窄化自己的注意力，将焦点放在极为有限的目标上，如此，未来便缩减成几小时或几天的事情。

时间感的改变，从删除未来开始，最后却发展成对过去的遗忘。那些积极抵抗的囚犯，会有意地增强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以对抗隔绝孤立。但当高压迫害变得更加严酷，而抵抗也已瓦解时，囚犯对过去丧失了连续感。过去，如同未来一般，令人痛到无法忍受，因为记忆就像希望，只会带来对所有已经逝去事物的感伤。因此，囚犯最后都缩减至只活在循环不尽的当下。纳粹集中营的创伤患者普里莫·利瓦伊（Primo Levi）如此描述这种失去时间意义的状态：“在1944年8月，我们被关进来至今5个月，可以算是老鸟了……我们的座右铭是‘不要尝试去了解什么’；不要想象未来；不要用如何或何时这一切将会结束的问题来折磨自己；不要问别人或自己任何问题……对一般人而言，每一个时间单位都是有价值的；对我们而言，历史早已停滞冻结。”

现在和过去之间连续性的断绝，通常在囚犯被释放后依然存在。囚犯也许在外表上好像回到一般的时间感，但心理上仍然被束缚于监狱中失去时间意义的状态中。为了重返正常生活，曾被囚禁的人可能会使用所有他们习得的思想控制方法，有意地压抑或避免有关被监禁过的记忆；结果是，被囚禁的长期创伤无法整合进入此人的现实生活中。例如，在对战俘的研究中令人惊讶地发现，他们从不曾对他人谈及自己的经历。通常那些在释放后才结婚的人，也不曾对妻小谈及遭囚禁的往事。类似的情况也发现在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研究中，他们都拒绝谈论过去。然而，被囚禁的事实愈是加以否认，这些失去关联性的过去的片段就愈是鲜活，反而让创伤记忆有如重现在此时此刻一般。

因此纵使已重获自由多年，被囚禁过的人仍在不断地使用双重思想，且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现实中和两个时间点上。对当下的经验通常是模糊而空洞的，但有关过去事件的侵扰记忆则强烈而清晰。一个有关集中营创伤患者的研究发现，这种“双重意识仍运作”于一位重获自由超过20年的妇女身上。当她看到以色列士兵从窗外经过，这位妇女说，她知道他们正在赶赴前线打仗；但同时，她也“知道”他们正被一个纳粹指挥官驱赶着步向死亡之路。虽然她未丧失与当下现实的联系，但更强大的现实感却来自过去。

随着时间感的改变而来的，是进取心与制定计划的畏缩。还未完全“崩溃”的囚犯不会放弃与环境积极互动的能力，相反地，他们通常会以非凡的才能与毅力，每天做一些和求生存有关的小事；但进取心的范围会愈来愈局限在加害者规定的框架之内，囚犯不再想如何逃跑，而是如何让自己活着，或是如何让囚禁生活变得较能忍受。一个集中营的囚犯会计划如何得到一双鞋、一只汤匙或一条毯子；一群政治犯协力种一些蔬菜；妓女想办法背着老鸨藏一些钱；受虐妇女教她的孩子躲开攻击。

在长期囚禁中，这种进取心的窄化变成一种习惯，有必要在重获自由后加以去除。一位政治异议分子毛里西欧·罗森可夫（Mauricio Rosencof）描述自己被囚禁多年后，返回自由生活时遭遇的困难：

当我们被放出来后，一下子面临着所有这些问题……一些可笑的问题——例如，门把。当我走到门边时，不再有任何伸手抓门把的反射性动作，我已有超过13年不必也不被允许这么做。我走近一道关着的门，发现我一下子呆在那里——我想不起来下一个动作应该是什么。或如何开灯、工作、付账单、买东西、拜访朋友、回答问题。我女儿会叫我做这个做那个，第一个我能处理，第二个也还可以，但第三个要求时，我能听得到她的声音，脑中却已是一片空白。

这种与环境积极互动的能力受到压制，在受到单纯的创伤后很常见，但在长期受创者中则更是非常显著，他们常常被形容为被动或无助。一些理论家错误地将“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概念用在受虐妇女和其他长期受创者的情况上。这种概念将受害者描绘成单纯地被击垮或冷漠，但事实上，往往有一个更活跃、更复杂的内在挣扎正进行着。在大部分案例中，受害者并没有放弃，但是她知道每一个行动都将受到监视，大部分行动也会被制止，她也会为失败付出高昂的代价。等到加害者成功地实行他的命令并迫使受害者绝对服从时，受害者将视任何用自己意愿做的事为不顺从的表现，因此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她会先对环境扫描，并担心可能遭到的报复。

长期的监禁会侵蚀或破坏在一般较安全环境下拥有的进取心，因为这时不再有尝试错误的弹性空间。对长期的受创者而言，任何行动都可能带来悲惨的后果，因为没有犯错的余地。罗森可夫描述他不停地担心会受到惩罚：“我一直都是畏畏缩缩的，我总是会停下来让在我后面的人先走——我的身体不断担心会挨揍。”

[1] 此词常被南美洲政府用于逮捕政治犯后的说辞。

人际关系的重大改变

纵使释放后，那种加害者依旧存在的感觉，意味着受害者的人际关系会有重大的改变。监禁期间被迫产生的人际关系，在当时必然会独占受害者的全部注意力，而在重获自由后也将变成受害者内在生命的一部分，并持续吸引其注意力。对政治犯而言，这种持续的关联性可能以某些形式出现，像是对加害者之罪行有盘旋不去的关注，或较抽象地关注在世界上那些危害世人的邪恶力量。获释的囚犯通常会一直注意加害者的行踪，并仍对他们感到害怕。对性、家庭或宗教的囚犯而言，这种持续的关联性可能以某些更暧昧的形式出现：受害者也许会持续地害怕加害者，并担心他总有一天会再逮到她；甚至也可能会害怕一旦失去加害者，她会感到空虚、迷惑和失去价值感。

对那些未被完全隔离的政治犯而言，与加害者的有害关联性，可能会因为和其他共患难者建立起的依恋关系而降低。那些有幸能拥有患难之交的囚犯，将了解到在绝境中人类所可能表现出的慷慨、勇气与挚爱。这种形成强大依恋关系的能力，纵使处于最残暴的情况下也难以被摧毁：即使在纳粹集中营中，囚犯间的友谊仍是热切而真挚的。一个针对这些集中营囚犯人际关系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的创伤患者变成“稳定的伙伴”（stable pair）的一员，那是一种互相分享与保护的忠诚死党关系。如此得出的结论是：成对的伙伴关系，而非个人，才是“求生存的基本单位”。

但对被隔离的囚犯而言，并无机会拥有患难之交，以致伙伴关系可能会发生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而且这种关系可能会变成感觉像是“求生存的基本单位”。这是发生在人质身上的“创伤性联结关系”，他会视绑架者为救世主，而害怕并仇视前来解救他的人。马丁·西蒙兹（Martin Symonds）是一位心理分析学家，也是一位警官，他形容这个过程像是一种被强迫退化的“心理幼稚症”（psychological infantilism），“迫使受害者强烈依恋那个正好会危及其生命的人。”他经常看到这个过程发生在执勤时被绑架并成为人质的警察身上。

同样的创伤性联结关系，也可能发生在受虐妇女和施虐者之间。那种不断循环的暴虐与和解的过程，尤其是处于隔绝情境中的爱情关系，可能导致一种强烈的、几近崇拜的依赖感，将对方当成一个全能的、上帝一般的主宰。受害者可能在其狂怒下充满恐惧，但也可能视他为力量的来源、导师，甚至生命本身。这种关系可能会呈现出非常怪异的特质。有些受虐妇女说，像是进入一种独特的、几近迷幻的世界，皈依到伴侣自大的思想体系中，并自愿压抑自己的怀疑以证明自己的忠诚与顺服。类似的经验也常常发生在一些加入异端宗教团体的人身上。

就算受害者逃离之后，也很难重建被监禁前一般的人际关系。因为所有的人际关系现在都以极端的角度衡量，就像前述的进取心没有中庸的或无风险的方式一样，人际关系也没有。在一般的人际关系中，很难找到有如和施虐者相处时那种强烈的病态联结。

在与每个人的交往中，基本的信赖感都会受到检视。对重获自由的囚犯而言，故事情节只有一种：暴行。其中的角色也非常有限：可能有一个加害者、一个被动的目击者、一个帮凶，或一个援救者。无论是新的或旧的人际关系，都跟随着一个隐含的疑问：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受害者通常最鄙视的不是加害者，而是那些被动且袖手旁观的人。被迫卖淫的拉芙蕾丝提到，她最不屑的就是那些眼看别人受苦却不伸出援手的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我有多看不起他们，因为我从来都不说什么。我能做的就是在我脑中把他们倒进垃圾桶，永远。这些男人有机会帮助我，但他们却毫无反应。”同样苦涩的、被抛弃的感觉，政治犯廷姆曼也叙述过：“要理解大屠杀，与其用受害者的数目，不如用保持沉默的程度。而最最困扰我的，就是那无休止的沉默。”

长期的监禁打乱了所有人类的人际关系，也扩大了创伤带来的矛盾。创伤患者摆荡在强烈依恋和害怕退缩之间。她以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般的态度处理所有的人际关系。她可能会死命地抓住一个人，因为她视他为援救者；她会突然逃离一个人，因为她怀疑他是加害者或帮凶；她会对一个人表现出极度的忠诚与挚爱，因为她认为他是盟友；她会对一个人愤恨与不屑，因为她觉得他表现得像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她为别人编排的角色可能突然改变，只为了小小的过失或失望，因为此人在她心中的形象已不再安全可靠。她绝不容许有犯错的余地，如此经过一段时间，当大部分人都无法通过她对是否值得信赖的严厉考验后，她会想从人际关系中退缩，创伤患者的隔离生活也因此在重获自由后仍不断地延续下去。

长期的监禁亦会造成受害者在认同上的重大改变。在所有关于自我的心理结构上（对身体的印象、在心中对他人的印象和给予一个人统合与意义感的价值与典范）已遭侵犯和系统性的破坏。在许多极权体系中，这种去人性化的过程甚至以除去受害者的姓名进行。廷姆曼称自己是“无名的囚徒”。在集中营里，囚犯的名字由非人化的数字取代。政治犯、异端宗教团体和有组织的性剥削场所，受害者通常会取一个新名字，以表示全然忘却之前的所有认同和对新纪律的服从。因此赫斯特被改名为坦妮亚（Tania），意为革命者；琳达·伯曼（Linda Boreman）被改名为拉芙蕾丝（Lovelace），妓女的意思。

受害者甚至在被释放后也无法回复原有的认同。不管她在重获自由之后要发展何种新的认同，都必然包含曾被奴役的自我记忆；她对自己身体的印象，必定包含一个可被控制和侵犯的身体；她对人际关系的印象，必定包含一个可能失去他人或被他人所弃的关系；在她的道德理想中，也必定存在于囚禁过程中曾发生在别人心中，也发生在自己心中的邪恶念头。在胁迫下，假如她曾背叛自己的原则或牺牲他人的权益，她现在就得活在自己是加害者共犯的自我形象中——一个“破碎”的自我。对大多数的受害者而言，结果是变成一个被污染的自我，受害者也可能因此在心中充满羞愧、自我厌恶和失败感。

在一些最严重的案例中，受害者会一直残留着被去人性化的囚犯认同，那种退化到只是还活着的状态：像机器人、动物或植物。精神科医生威廉·尼德兰（William Niederland）在纳粹大屠杀创伤患者的研究中观察到，个人认同的改变是“幸存者症候群”（survivor syndrome）的共同特性。他大部分的病患会抱怨说：“我现在是个不一样的人。”但一些受伤害最严重的人则直接说：“我不是人。”

这些内在自我和人际关系上的严重改变，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质疑信仰中的基本价值。有些拥有坚定信仰的人，或许能忍受监禁的磨难，甚至使其信仰不但丝毫未损，反而益加坚强，但是这种人绝无仅有。大部分人经历的是遭神背弃的悲苦。大屠杀的创伤患者威索述说这种悲苦：“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永久烧毁我信仰的烈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永久夺去我生存意志的寂静深夜；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时刻，我的上帝和灵魂被谋杀了，我的梦想也化为尘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事，就算我被诅咒会活得和上帝一样久，也永远不会忘记！”

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心理上的失落，可能会造成纠缠不去的抑郁状态。这种长期不愈的抑郁症状，几乎是对所有长期受创患者的临床研究中最常见的现象。长期创伤经历的每一个层面都会加重抑郁症状。长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过度警觉和记忆侵扰症状，会融入抑郁的静态症状中，产生里德兰所称的“幸存者三部曲”（survivor triad）：失眠、噩梦和心身症状。这种障碍的解离性症状，也与抑郁症中难以集中注意力的症状相结合。长期创伤中的主动积极态度的停顿，也与抑郁症中的冷漠和无助相结合。在长期创伤中受到损坏的依恋关系，亦增强了抑郁症的隔绝感。长期创伤中被贬低的自我形象，则更加激起抑郁症的负罪感。而长期创伤对信仰的丧失，也与抑郁症中的绝望合为一体。

曾遭囚禁者的强烈愤怒感也会加重抑郁症状。在囚禁期间，受害者无法向加害者表现其受屈辱的愤怒，因为如此做将危及生命。但在获释后，仍可能一直害怕遭报复，而迟迟不敢对加害者表达愤怒。而且，她心中也还埋藏着许多未发泄的怒火，特别是对那些未能帮助她和对她的遭遇冷漠以对的人。在某些情况下，爆发愤怒可能会加深创伤患者与他人的疏离感，也会妨碍人际关系的重建。为了控制自己的怒气，创伤患者可能因此更加逃离人群，使得孤立的处境永远无法解离。

最后，创伤患者可能将愤怒与怨恨转向自己。自杀的意念有时是被囚禁时所使用的一种抵抗形式，但可能在获释很久后一直存在，尽管此时不再有适应上的目的。对返乡战俘的研究中，一再显示愈来愈多的死亡是因为杀人、自杀和可疑的意外事故。对受虐妇女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现象：挥之不去的自杀意念。在一个有100位受虐妇女的团体中，42%的人曾企图自杀。

因此，曾被囚禁的受害者直到获释后，都还带着加害者对他们的恨意，而且有时候他们竟然在无意中用自己的手继续完成加害者想伤害他们的目的。就算重获自由很久以后，那些受过高压控制的人仍带着被囚禁的心理伤疤。他们承受的折磨，不只由于典型的创伤后症候群，更因为他们与神、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的关系都受到严重伤害。用大屠杀创伤患者利瓦伊的话说：“我们知道自己的性格已经破碎，而这是比生命受到威胁更危险的事；古时候的智者只警告我们‘记住人生难免一死’，他们实在早该提醒我们有这种比死更危险的事会威胁到我们。假如可以从我们这里泄露一丝信息给外面自由的人，那将是：‘要小心哪，不要在你自己的家中，发生我们身上发生的苦难。’”

第5章　受虐儿童

许多创伤患者的证词里都提及他们是分分秒秒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下。有时孩子在暴行或杀害的威胁下，会吓得噤若寒蝉。

在成人阶段发生的持续性创伤，会侵蚀已经定型的性格结构；而在儿童期发生的持续性创伤，则会扭曲尚未成形的性格，使她朝不正常的方向发展。陷于受虐环境中的儿童面临适应上难以克服的困境，她必须寻找一些适应之道，对一些不值得信赖的人维持些许信任感，在不安全的情势中求平安，掌控极端不可测的状况，和在无能为力的环境中保有能力。由于无力照顾或保护自己，她必须运用唯一可自行支配的方法——她那未成熟的心理防御系统，以补偿没有大人照顾和保护的困境。

童年受虐的病态环境，会迫使人发展出一些不寻常的能力，包括具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这种病态环境会导致意识状态的异常发展，摧毁身体与心智、现实与想象、知识与记忆之间的正常关系。这些被改变的意识状态，有可能进一步引发大量的症状，包括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这些症状会隐藏，但也同时泄露其病源；这些症状其实是以一种伪装过的神秘方式，在述说那难以启齿的恐怖遭遇。

数百年来，许多察觉这些现象的人以既迷惑又害怕的方式描述它们。自科学论文中消失了300年的超自然说法，仍然渗透到描述有关长期儿童创伤心理症候的最严肃的论述中。因此极端无神论者如弗洛伊德，在投入探索歇斯底里症的创伤病源论时，都认为他的研究与早期的宗教审判有许多相似之处：

顺道一提，有种说法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就是有人说关于我那歇斯底里症主要病源的全新理论，其实早在数世纪之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讨论过而众所周知了。你是否记得我老是提到的中世纪教会主张的附身理论，和我们提议的外来物体和分裂意识的理论竟如出一辙？但附身在那可怜受害者身上的恶魔，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可怕的方式对待他们？为什么在严刑拷打下所得到的口供，和接受我心理治疗的病患告诉我的事，竟是如此相似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那些幸运的创伤患者，他们已经找到自我复原的掌控方法，也因此让自己成为一个寻求真相的主体，而不是被审判的对象。西尔维娅·弗雷泽（Sylvia Fraser）是一位作家，也是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她如此详述自己的探索之旅：“当我的身体用其他方式在发泄时，我经常痉挛、抽搐；有时我的身体在噩梦中弹起，喉咙有溃疡，胃会恶心翻腾。这些压迫感强烈到让我觉得好像有一片黏糊糊的青苔覆盖在胸前，使我无法呼吸。我突然想到中古世纪传说中的‘梦淫妖’（incubus），它强暴了睡梦中的女子，并让她怀孕生下恶魔……如果在一个迷信的社会中，我很可能已被断定是一个受魔鬼控制的小孩。事实上，控制我的是父亲的性器官——那在男人身上的恶魔。”

弗雷泽知道，如果生在较早的年代，她极可能会被诬指为巫婆。在弗洛伊德的年代，她的诊断会是典型的歇斯底里症；而在今天，则会是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MPD）。她有许多精神病症状，包括始于儿童期的歇斯底里发作和心因性健忘、青年期的厌食和滥交，以及成年后的性机能异常、亲密关系的障碍、抑郁症和严重的自杀倾向。弗雷泽各式各样的症状、分裂的性格、精神的严重受损和异常的能力，简直就是创伤患者的范例。由于她天赋的卓越构词能力，使她能重新组合自己那不断重复、无法逃避的受虐经历，并能清楚地描述自己的发展历程：从受害者到精神病患，再从病患到创伤患者。

受虐环境

童年长期受虐发生在弥漫着邪恶恐怖的家庭氛围里，一般家庭中与孩子形成的关怀照护关系，在此遭到彻底破坏。创伤患者描述童年受虐的典型模式是极权控制，执行的手段则是利用暴力和死亡威胁，充满着琐碎规矩的无常环境，以及间歇性地通过隔离、保密和背叛的伎俩破坏其他的亲密关系。在这种高压统治氛围下生活的孩子，比成人更容易对那些虐待和忽略他们的人发展出病态的依恋。日后他们也会努力维护这个依恋关系而不惜牺牲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的福利、他们的真实感受或他们的生命。

许多创伤患者的证词里都提及，他们是分分秒秒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下。有时孩子在暴行或杀害的威胁下，会吓得噤若寒蝉。创伤患者经常提及加害者惯用的一种威胁，就是如果抵抗或泄露秘密将会为家人惹来杀身之祸：可能是一位兄弟姊妹、未曾侵害他的父母，甚或加害者本人。暴行或残杀的威胁亦可能施加在宠物身上，许多创伤患者描述他们被迫亲眼去看动物被残暴凌虐的景况。两位创伤患者如此描述他们忍受的暴行：

我看见父亲狠踢那条狗，把它踢飞到房间的那头。那条狗是我的世界，我跑去将狗拥入怀中。他非常恼怒，并大声喊叫。他不停地将我打转，说我是淫妇和母狗。我看见他那令人作呕的脸孔，完全不像是我认识的人。他说如果我觉得自己有多好，他要让我知道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他把我压在墙上。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动弹不得，我好怕我会断成两半。然后我开始变得麻木。我想：我真的快死了，不论我做了什么，这就是我的惩罚。

我常想，当我父亲醉酒时他或许会杀害我们。他有一次拿枪对着我、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我记得我们靠着的那面墙。我尽量乖乖地，做我应该做的事。

除对暴力的恐惧之外，创伤患者一致地报告他们有极大的无助感。在受虐的家庭环境里，施虐的父母亲可以随心所欲、反复无常和毫不受限地滥用权力。规定不但古怪异常、前后矛盾，而且明显不合理。创伤患者频频忆及，他们最恐惧的是那种变化莫测的暴行。由于根本找不到任何避免受虐的方法，他们只好选择无条件投降。两位创伤患者描述他们如何设法应付暴行：

每当我好不容易想出应付她的方法时，游戏规则就改变了。我几乎每天都在挨打，她会用一把刷子或是一条装饰性纽扣密布的皮带打我。当她打我的时候（我会惯性地蹲坐在角落，膝盖朝天）她的面貌都变了。好似她不是在打我，而是在打别人。当她安静下来时，我会给她看我身上一条条的青紫鞭痕，然后她会说：“这是打哪儿来的？”

我们家毫无规则可言；任何规则没多久就会瓦解。我过去常害怕回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怕会挨打的威胁是如此之恐怖，因为我们看见父亲对母亲做了什么。军队里的人常说：“上司管下司，锄头管畚箕。”他会打她，然后她会打我们。有一次她用拨火棍打我，但没多久我就习惯了，我会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尽管多数的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强调，这些规则的执行常是杂乱无章和变化莫测，但也有些创伤患者描述他们遭受的惩罚和高压统治，却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模式可寻。许多创伤患者报告，他们所受的处罚与政治监狱里的刑罚非常相似。许多人描述，施虐者会利用对他们身体的侵犯控制他们，比如强行灌食、断食、灌肠、剥夺睡眠，或长时间使其暴露在极热或极冷的环境中。有些人描述他们被真正地监禁：绑起来或关在壁橱或地下室内。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虐行反而变得可以预测，因为它会遵循某种仪式，例如一些色情或卖淫集团的仪式，或一些秘密的宗教崇拜仪式。对于规则是否合理的问题，一位创伤患者说：“我们从未想过规则合不合理的问题，我们只能尽量遵守。有太多的规则真的很难做到。现在回想起来，它们太严厉、太吹毛求疵了。有些也相当诡异，像是嬉笑、不敬和脸上的一些表情，都可能让你受罚。”

要适应这种持续性的危险状态，就必须无时无刻地保持警戒。生活在受虐环境的孩子通常会发展出异常的能力，用来仔细观察身边是否有攻击的警报。他们精确地使自己适应施虐者的内在状态，他们学会察觉微妙的变化，包括面部表情、声音和肢体语言上的改变，并学会将之解析为愤怒、性冲动、酒醉或解离的信号。这种非语言的沟通已经变得高度自动化，多数是不经思索、产生在意识之外的。受虐儿童已学会在还未确认或辨别危险信号时，即做出反应。在一个极端案例中，精神科医生理查德·克隆夫特（Richard Kluft）观察到，当一位母亲变得凶暴时，她的三个孩子学会了对这信号产生解离的反应。

察觉危险的信号时，受虐儿童保护自己的方法是尝试逃避或安抚施虐者。企图逃跑的动作相当常见，通常从七八岁时开始。许多创伤患者记得他们长期过着躲躲藏藏的生活，没有人可以给他们安全感；而唯一能产生安全感的，是一处隐藏的所在。有些人说他们尽可能变得不显眼，利用僵硬不动、蹲伏、蜷缩，或保持面无表情的方法，竭尽所能地避免引起注意。因此，他们虽然不自觉地经常处于过度警觉的状态，但必须保持沉默和静止不动，以防外表泄露内在的不安。结果，受虐的孩子会表现出一种怪异、激动的“僵化的戒备”（frozen watchfulness）状态。

如果逃避无法解决问题，儿童会尝试运用自动自发的顺服去讨好施虐者。专横地强制执行规则，加上不断对死亡或伤害的恐惧，导致的结果则是充满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它令孩子相信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无助，而且抵抗是无效的。许多孩子开始坚信施虐者有绝对的能力，甚至有超自然的能力，可以读出他们的思想，进而彻底操纵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它鼓励儿童证明他们对施虐者的忠诚和顺服。这些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加倍努力地做到“尽量乖乖地”，似乎这是自己能掌控状况的唯一可行方法。

暴力、威胁和反复无常的执行规则，将恐怖慢慢灌输到儿童的脑海里，并形成自发的顺从习性；同时，隔离、保密和背叛，将任何可能提供孩子保护的关系破坏殆尽。现在众所周知的是，有受虐儿童的家庭常是与世隔绝的，但较不为人知的是，这种社会隔离并不会自然产生；它的出现常是通过施虐者的刻意造成，为的是保守秘密和维持对家人的操控。许多创伤患者描述，对于所有的社会联系，施虐者操控的模式是小心提防地监视着。施虐者会禁止孩子参加一般的同伴活动，或坚持他们有任意闯入这些活动的权力。受虐儿童的社交生活受到严格限制，用以保持形象和保守秘密。因此，即使这些孩子尝试发展出某种形态的社交生活，这种经验也只是失真的假象。

除了与世隔绝，受虐儿童也与其他的家人隔绝。她每天都发现，不仅最强有力的成人在她亲密的世界里对她构成威胁，其他本应负责照顾她的成人也并未保护她。至于无法保护她的原因，对她来说并不重要。在最好的情况下，受虐儿童将此视为冷漠；在最坏的情况下，则视为与施虐者沆瀣一气的背叛。儿童的观点认为，没有施暴的那一方父母应该会知道实情；如果她有足够的关切，她该会发现；如果她真正在乎，就会为自己奋战。孩子认为自己被抛弃，任由命运处置；她对自己被弃之不顾的愤怒，尤胜于被虐。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如此描述她对家人的愤怒：“我非常非常愤怒，我不只气家中发生的事，更气没人听我倾诉。我的母亲仍然否认曾发生的事之严重性。偶尔心血来潮她会说：‘我感到很内疚，我无法相信我什么都没做。’在当时没人愿意承认，他们就只是让它发生。因此我必须离开，必须变得疯狂。”

双重思想

在这种人际关系遭到严重破坏的氛围下，儿童面对的成长是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她必须寻找方法与照料者形成基本的依恋关系；但是从她的观点看，照料者要不是令人感到危险，就是漠视疏忽她。她必须寻求方法对照料者产生基本的信任和安全感，虽然他们既不值得信任也不安全；她必须在与一些帮不了她、不关心她或残暴的人产生关联的情况下，发展出一种自我感；她必须在一个任人宰割的环境里，发展出自我调节身体的功能，还必须在一个没有慰藉的环境中，发展出自我安慰的能力；她必须在一个思想意念完全与施虐者一致的环境里，发展出主动的进取精神；最后，她必须在一个所有亲密关系都败坏的环境中，发展出可与人亲密的能力，并且要在一个将她定位为淫妇和奴隶的环境里，发展出自我认同。

受虐儿童面对的生存课题同样严峻。虽然她知道自己被抛给一个毫无慈爱之心的权力者，她仍须找到一个保持希望和意义的方法。若非如此，他们只会感到彻底地绝望，而这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可以忍受的事。为了保存对父母的信念，她首先必须否定一个最明显的结论：我的父母是极端不正常的人。她将竭尽所能地制造一个可以解释自己命运的理由，并在其中免除父母所有应受的责难与责任。

日复一日生活在目睹父母的狠毒、无助或冷漠下，受虐儿童心理调适的主要目的，即为保存她与父母的基本依恋关系。为达此目的，孩子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心理防御。在这些防御的美化下，虐行不是排除在有意识的感知和记忆外，好似它从未发生过，就是经过淡化、合理化和原谅，仿佛发生的事并非虐行。无法逃脱或改变不堪忍受的现实，儿童只好在她的脑袋里改造它。

受虐儿童宁可相信虐行从未发生过。为了符合这个期望，她得不让自己面对虐行的事实，甚至须设法欺骗自己，方式包括直接的否认、自发的思想压抑和大量的解离反应。自我引发出神或解离状态的能力，通常在学龄阶段的儿童较强，而在严重受罚和受虐的儿童中，这项能力尤其惊人。科学研究已证实童年时期受虐严重程度和解离状态精通程度的关联性。多数的童年受虐创伤患者已发展出某种让自己出神的能力，有些创伤患者甚至发展出一种可令自己解离的卓越技巧。他们学会忽略极度的痛苦，将记忆掩藏在复杂的失忆背后，改变自己对时间、地点或人的感觉，以及引发幻觉或着魔的状态。有时这些意识状态的改变是蓄意的，但通常它们已变成自发性的，且感觉像是外来的、陌生的和不由自主的。两位创伤患者如此描述他们的解离状态：

我的方法是让自己的目光失焦，我称它为幻境。首先，我感觉不到景深；一切看起来都是平的，且令人感觉冰冷。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婴儿，然后身体像气球一般地飘浮在空中。

我过去常会突然发作，渐渐变得麻木，我的嘴动着，可以听到声音，而且感到我的身体好似在燃烧。我想我是被恶魔附身了。

在早年经历严厉和长期虐待的最极端情况下，有些儿童（或许是那些拥有超强能力可令自己进入出神状态的人）开始形成分裂的人格碎片，每一个碎片皆有自己的名字、不同的心理功能和个别的记忆。因此，解离不仅成为适应性的防御反应，更成为人格组构的基本法则。大量的研究报告证实，人格破碎或转变，会在严重的童年创伤后出现。转变的人格使受虐儿童善于应变，得以妥善地应付虐行，同时亦将虐行本身和她对付虐行的方法排除在意识外面。弗雷泽描述她转变的人格，如何在被父亲口交强暴时出现：

我的嘴被堵住，我透不过气来。请帮助我！我用力闭眼，这样我才看不见。我爸爸把我拉到他身上，就像妈妈拉一只有破洞的袜子罩在蛋型织补架上。污秽、污秽、别让我捉住你、可耻、可耻、污秽、爸爸不爱我、爱我、肮脏地、污秽、爱他、恨他、恐惧、别让我捉住你、污秽、污秽、爱、恨、内疚、可耻、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恐惧……

我可以很精确地忆起那个时刻，我当时的无助感是如此之深，以致觉得无论什么情况都不会比那更惨的了。因此，我把我的头像一个酱菜罐的盖子一般从我的身上旋开。从那时起，就有两个自我了——一个心里明白的孩子，有个被爸爸侵占的罪恶身体；和一个不敢知道什么的孩子，有颗与妈妈一样无知的脑袋。

双重自我

不是所有的受虐儿童都能掌握利用解离改变现实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的孩子也无法时时刻刻依赖它。当她无法逃避被虐的现实时，就必须建立某种系统以诠释虐行的意义。孩子很自然地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她与生俱来的坏所引起的。孩子很早就会抓住这个解释，并且执着地牢抓不放，因为这让她能保有一种意义、希望和力量的感觉。如果她真是坏的，那么她的父母就是好的；如果她真是坏的，那么她可以改好。如果是她以某种方式为自己带来这种命运，那么她应该有某种力量可以改变它。如果是她造成父母苛待她，那么只要足够努力，或许有一天能赢得他们的饶恕，并且最终能赢取她梦寐以求的保护和关心。

自我责备与早年儿童期正常的思考模式是一致的，在此模式内自我是所有事件的基准点。它与所有年龄层的受创者之思考程序是一致的，他们都会在自己的行为中挑错误，以求能合理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然而，在长期受虐的环境里，时间或经验并未能导正这种自我责备的倾向；恰恰相反，它持续地增强。在代人受过而被父母亲责备时，受虐儿童认为自己天生坏胚子的感觉会直接得到确认。许多创伤患者描述，诸多的责备都加添于他们身上，他们不仅会因为父母的暴行或不端的性行为遭责难，还会因为其他的家庭不幸受责怪。家族传说或许包括一些由于孩子的诞生而导致灾难的故事，或是她似乎命中注定会为家人带来耻辱的传言。一位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成为替罪羔羊：“我的名字取自我的母亲。她必须结婚，因为她怀了我。在我两岁时她跑了，我的祖父母负责养育我。我从未看过她的照片，但他们告诉我说我长得和她一模一样，所以我大概会像她一样变成一个荡妇或妓女。当爸爸开始强暴我时，他说，‘这是你梦寐以求的，现在我给你。’”

愤怒的感觉和残忍的复仇幻想，是对虐行所产生的正常反应。如同受虐的成人，受虐儿童通常满怀愤怒，有时甚至是有攻击性的。他们大多缺乏解决冲突的言语和社会性技巧；而且面临问题时，他们预期自己会遭到恶意的攻击。受虐儿童在调整愤怒情绪方面有可预见的困难，进一步加深她天生坏胚子的信念。每一次遭遇有敌意的冲突时，都让她再一次相信自己的确是个可恶的人。如果像常见的情形一样，她将愤怒转嫁至与其危险来源毫不相干的地方，且不公平地爆发在无关的人身上时，自我责备的情形将益发严重。

受虐儿童参与禁忌的性活动，也确认了她认为自己天生坏胚子的感受。任何孩子从剥削的情况下得到的满足感，都会在脑中成为一种是自己挑起虐行且应负全责的证明。如果她曾感受到性快感，享受到施虐者特别的关心，博取小惠或利用性关系获得特权，这些劣行都会成为她内在邪恶的证据。

最后，受虐儿童心中认为自己天生坏胚子的感受，会由于被迫同流合污去欺侮他人而愈趋复杂。孩子通常会抗拒，不愿成为共犯；他们甚至会与施虐者交换条件，设法牺牲自己以保护他人。然而这些交易不可避免地会失败，因为儿童缺乏足以担任如成人的保护者角色的力量或能力。孩子有时会构想脱逃的方法，也明白她的施虐者会找到其他的受害者。当她目击其他的儿童受虐时，她会保持沉默，甚至受诱导而参与加害其他儿童。在性剥削组织里，孩子正式加入异教或性集团的入会仪式中，会要求孩子参与虐待其他人。一位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被迫参与虐待一个更年幼的儿童：“我有点知道我的祖父在干什么。他会将我们（我和我的表兄妹）绑起来，然后要我们把他的（你知道是什么）放在我们的嘴里。最糟的一次是我们大伙一起对付我的小弟，我们也逼他做这件事。”

陷于这种恐惧中的儿童，会开始相信她应该为施虐者的罪行担负责任。她相信是因为自己的存在，而导致她的世界里最强有力的人做出那种可怕的事情。所以无疑地，她拥有非常邪恶的本性。创伤患者描述自己时充满厌恶不齿的言辞，他们普遍会说自己不属于正常人际关系里的一分子，并认为自己是有如幽灵、鬼怪般的超自然物体，或是以非人的生命状态存在着。他们将自己视为巫婆、吸血鬼、淫妇、狗、鼠或蛇。某些创伤患者会使用粪便或秽物描述内心的自我观感。借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的话说：“我被黑色的黏液填满。如果我张嘴，它将倾泻而出。我认为自己是阴沟里的淤泥，那种蛇会在上面繁殖的烂泥。”

受虐儿童对所受污染和诬蔑产生认同时，会将施虐者的罪恶内化，也因此维持了她对父母的基本依恋关系。由于自认天生坏胚子的感觉使他们的关系得以保存，即使在虐行停止以后，这种感觉也不会消散，反而成为儿童性格结构中很稳固的一部分。做保护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在介入所发现的虐待案件时，一般会确切地告诉受虐儿童错不在他们，但孩子一般都会拒绝相信，不肯免除对自我的谴责。同样地，逃脱受虐环境的成人创伤患者仍对自己充满鄙视，并将属于施虐者的羞愧和负罪感硬加在自己身上。天生坏胚子的深刻认定，成为受虐儿童形成自我认同的核心，并不变地持续到成年期。

这种恶性的天生坏胚子感受，经常隐藏在受虐儿童勤奋向善的努力后面。由于受虐儿童必须经常安抚施虐者，她极易成为一个优秀的表演者。只要有必要，她什么都愿意做。对她的父母，她会变成一个充满同理心的照护者、一个高效率的管家、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一个遵奉社会规范的榜样。她满怀追求完美的热忱，从事所有这一切，而推动她的力量，就是想赢取父母喜爱的渴望。成年后，这种过早被迫形成的能力或许会在职场上带来可观的成就。然而，她不会将这些成就归功于自己，因为她视那个自我为失真和虚伪的。甚至，别人的赞赏只是更确定无人能真正了解她的信念；她也相信，一旦她的秘密和真实的自我被揭发出来，别人就会躲开她，还会辱骂她。

如果受虐儿童能够勉强形成一个较正面的自我认同，则通常会连带有极端的自我牺牲。受虐儿童有时会从宗教层面的神圣旨意中寻求自己受害的诠释，赋予自己是上帝所选殉难圣徒的身份认同，以保持自己的价值感。埃莉诺·希尔（Eleanore Hill）是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她描述自己的刻板角色是被挑选来做牺牲的圣女，一个给予她认同和与众不同感觉的角色：“在家庭神话中，我是那个扮演‘美丽且富有同情心’的人，那个必须支持（我的父亲），不让他垮下来的人。在原始的部落里，年轻的贞女被奉献给恼怒的男神。家庭里的情况也是一样。”

贬损的自我和高尚的自我，是两个互相矛盾、无法整合的自我认同。受虐儿童无法建立一个统合的、拥有适度优点和可容忍的缺点之自我观感。在受虐的环境里，他们不知道什么是适度和可容忍的。相反地，受虐者表现的自我形象依然是僵硬、夸大和分裂的。在最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不同的自我形象会导致解离转变的人格。

儿童在心里整合他人的形象时，也会产生类似的错乱。当受虐儿童不顾一切地设法维持自己对父母的信念时，至少会强烈地理想化一位父母的形象。有时孩子会试图与未侵犯她的那方父母维系亲密关系，她会用自己不值得她这么做，为其没有保护自己找借囗和合理化。更普遍的是，孩子会过度理想化那位虐待她的父母，并将所有的气愤迁怒于未侵犯她的父母身上。比起她认为漠不关心但从未虐待她的父母，她觉得自己其实与那个对她有邪念的施虐者更亲密。尤有甚者，施虐者会将其偏执或浮夸的信念灌输给受虐儿童和其他的家人，进而理想化他自己的形象。

希尔如此描述她的残暴父亲在家族心目中几近天神般的形象：“红极一时的中心人物，我们的旷世英雄，那个聪颖过人、才华洋溢、魅力四射的人。我们的绝世奇才，这里每一个人都对他千依百顺，没人敢忤逆他。这些等着他诞生来发号施令的律法，是无人能改的。无论他做了什么，他仍是那个被拣选的天之骄子，君临天下的宠儿。”

然而，这种过度美化的父母形象，很难始终如一地保存下去，它们刻意地省略许多信息。由于对施虐或疏忽两方父母的真正感受，和那被理想化的形象不符，受虐儿童无法顺利地将此二者整合。因此，孩子对主要照顾者的观感，就好似自我观感般的矛盾和分裂。受虐儿童无法在心中为照顾者建立一个安全、一致的形象。所以，这种失落将妨碍她的成长，无法正常地发展自我调整情感的能力。孩子在心中为照顾者建立的不完整和理想化的形象，并无法在他们需要情感安慰的时候有所帮助。这些形象太薄弱、太残缺不全，并且太容易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转变成恐怖的影像。

在正常的成长过程中，儿童可以经由对照顾者建立起值得信赖的内在形象，一种身处低潮时可能在心中被唤起的形象，而拥有独立自主的安全感。成人囚犯非常依赖这些内在形象以维持他们的独立感。在童年受虐的情境中，这些内在形象根本无法成形；它们一再被猛烈的创伤经历所粉碎。由于受虐儿童无法建立稳固的安全感，她比其他的孩子更需要旁人给予关怀和抚慰。由于受虐儿童无法建立稳定的独立感，她不顾一切、饥不择食地努力寻求任何人依靠。在许多受虐儿童的案例中发现，结果是非常矛盾的：虽然他们可以很快地依恋陌生人，却也还紧紧依恋着虐待他们的父母。

因而，在童年长期受虐的情况下，分裂成为人格构成的主要原则。意识的分裂，阻碍了正常的知识、记忆、感情状态与生理经验的统合；自我观感的分裂，阻碍了自我认同的统合；对他人内在形象的分裂，则阻碍了在人际关系中发展可靠的独立感。

从弗洛伊德和让内的时代开始，这类复杂的精神病理学即不断地引起注意。1933年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记述了受虐儿童所展现的“雾化”（atomization）人格，并认为是保存希望和人际关系的适应性机制：“受创时进入出神状态，可使孩子成功地保存受创前所感受的温柔。”半个世纪以后，另一位心理分析家伦纳德·申戈尔德（Leonard Shengold）记述受虐儿童煞费苦心的“心智分割操作”（mind-fragmenting operation），借以维护她有一对好父母的“错觉”。他注意到在“垂直分裂”（vertical splitting）的过程中，“心智的分裂造成自我和父母对立的形象永无愈合的可能。”社会学家帕特里夏·瑞克尔（Patricia Rieker）和精神科医生伊莱恩·卡门（Elaine Carmen）记述了受虐儿童的主要病理学特征在于“顺应他人的评断而导致自我认同的混乱和分裂。”

对身体的攻击

这些发生在意识上、独立性上和自我认同上的扭曲变形，虽可用以保存希望和维系关系，但仍无法解决许多重要的适应问题，甚至会恶化这些问题。虽然孩子将虐行合理化或将之排除于意识外，但这些后果会不断地反应在她的生理机能上。

正常生理状态的调节机制被长期过度警觉的症状搅乱了。由于儿童的身体由施虐者全权操控，其身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受虐环境里变得更为复杂。生理作息的睡眠与清醒、饮食与排泄的正常周期会严重打乱，或是受到严密监控。上床睡觉的时间可能变得非常恐怖，而不是应有的舒适温馨的时刻；睡前仪式可能变成解决大人高涨的性欲，而不是帮助孩子安静入睡。同样地，用餐时间也可能极端紧张，而不是祥和愉快。创伤患者对用餐时间的回忆，充斥着可怕的沉默、灌食和随之而来的呕吐，或是盛怒和丢掷食物的记述。由于无法运用安全、一致和舒适的方式调控基本的生理机制，许多创伤患者显现慢性睡眠干扰、饮食失调、胃肠不顺和其他生理不适的诸多症状。

同样地，正常情感状态的调节机制也被创伤经历一再引起的恐怖、愤怒和悲伤情绪扰乱。这些情绪最终会交错在一起而形成一种令人惧怕的感觉：精神科医生所谓的恶劣心境（dysphoria），患者几乎无法描述其感觉，这是一种混乱、骚动、空虚和全然孤独的状态。一位创伤患者说：“有时我感觉像是黑暗中的一团混乱，但这算不错了，有时我根本理不出头绪。”

长期受虐儿童精神状态的层面，从些许的心神不宁，到中度的焦虑和恶劣心境，到极度的恐慌、愤怒和绝望。毫不奇怪地，大多数创伤患者会出现慢性焦虑和抑郁症状，且一直持续至成年。过于依赖解离的防御机制，最终会使受虐儿童焦躁的精神状态恶化，因为解离有时会失控，它原应产生一种超然物外的安全感，可是也许会导致一种完全与他人脱节和自我解体的感觉。心理分析家阿德勒（Gerald Adler）称这种不堪忍受的感觉为“毁灭性恐慌”（annihilation panic）。希尔如此描述这种状态：“我内在是冰冷的，外面没有任何表皮，就好像我在流动、在溢出、在瓦解。恐惧牢牢地抓住我不放，我感觉自己已不存在，消失无踪了。”

这种精神状态的出现，通常是由于儿童感到被抛弃的威胁时所引发的反应，而且是无法用一般自我安慰的方式纾解的。受虐儿童慢慢会发现，消除这个感觉最有效的方法，是猛烈地刺激自己的身体；而达成这个目标最猛烈的方法，则是通过蓄意自残。迄今已有无数的文献详细记载儿童期受虐和自残的关联。反复地自我伤害，以及其他对身体突发式攻击的倾向，似乎最容易出现在童年初期即遭虐待的受害者身上。

所有自残的创伤患者都提及，在行动之前会产生一种严重的解离状态。随着不堪忍受的焦躁不安和难以压抑想攻击身体的欲望而来的，是人格解体、现实解体和感觉麻木。通常一开始的伤害不会导致任何痛苦，自残的行为会持续到有种高度安宁和解脱的感觉产生为止；创伤患者宁可用肉体的苦痛取代精神的折磨。一位创伤患者解释这种倾向：“我做这事是为了证明我的存在。”

与一般人的观念相反的是：童年受虐者其实很少用自我伤害的行为“操弄”他人，甚至不会用它传达悲苦。许多创伤患者记述，这种难以压抑的自残欲望在受虐早期即产生，通常是出现在青春期之前，而且已秘密地进行多年。他们一般对这种行为感到羞愧和憎恶，所以会尽力掩饰。

自我伤害的行为，通常会被错认为一种自杀的举动。许多儿童期受虐的创伤患者的确有自杀倾向，然而，反复自残和企图自杀之间的区别非常明显。自残的目的并非置自己于死地，而是要解除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而且很吊诡的是，许多创伤患者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自我伤害或许是病理性慰藉机制中最突出的，但只是许多机制中的一种罢了。一般而言，受虐儿童在成长的过程里会慢慢发现，他们能借由自己主动引发的危机或极端的自主性激发，而导致情感状态的巨大改变——虽然是短暂的。孩子会利用不同的手段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拉肚子和呕吐、冲动的性行为、莽撞的冒险行为或蓄意暴露于危险的情况中，以及使用会影响心理状态的药物。通过这些机制，受虐儿童试图消除自己长期烦躁不安的恶劣心境，并催生一种内在满足和祥和的状态；尽管转瞬即逝，却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帮助受虐儿童达到这种状态。在受虐儿童中，这些自我挫败性症状通常早在青年期前就出现了，在青年期会变得更加显著。

适应性机制的三大形式：解离防御机制的精心操作、自我认同的分裂发展和精神状态的病理性调节，帮助孩子在长期受虐的环境下求生存。不但如此，它们通常能让受虐儿童保有一切皆正常的假象，这对虐待家庭中的孩子是极为重要的。儿童通常会妥善掩饰他们的痛苦症状，所以一般很难识别出其意识状态的改变、失忆和其他解离症状。孩子形成的不良、负面的自我认同，通常会伪装成具社会适应性的“假面的自我”，心身症状也很少能追踪到它的病源。儿童暗中进行的自毁性行为通常会被忽略，虽然有些儿童或青少年受害者，会通过攻击性或违法的行为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大部分的受害者，还是能成功地隐瞒他们心理障碍的严重度。多数受虐儿童的秘密，一直到成年都无人知晓。

长大的孩子

许多受虐儿童牢牢抓住一个希望，就是长大后可以逃走和获得自由。然而，在强权控制的环境里形成的性格，使她无法适应成人的生活。创伤患者在基本信任感、自由意志和主动性等方面的能力，都存在根本的问题。要发展成人期早期须培养的独立性和亲密感时，受损的自我保护机制、知识和记忆、自我认同及建立稳定情感关系的能力，都会成为她的困扰。她仍旧是自己童年的囚犯，试图创造新生活时，她再度与精神创伤正面交锋。作家理查德·罗兹（Richard Rhodes）是一位童年重度受虐的创伤患者，他描述精神创伤如何在他的作品中一再出现：“我的每本书感觉上都不一样，也在说着不同的故事……但在我看来都是千篇一律地重复。每本书的主题都是关于一位或数位男性角色面临暴力的挑战，去抵抗它，然后在残暴之外发现尚存一线希望。重复的是受虐儿童无声的语言。我并不惊讶它在我的作品结构中因篇幅太长而无法清楚传达出来，就像庙中的钟鼓和鸣，与其用耳听，不如用心领略。”

创伤患者建立亲密关系的动机，是渴望能得到保护和照顾，但害怕被抛弃和被剥削的恐惧，却始终如幽灵般挥之不去。在寻求拯救时，她可能会找那种似乎可以提供特别照顾关系的权势人物。她试图经由理想化所依恋的人，以阻绝被操控或被背叛的恒久恐惧。

然而任何一个通过这样选择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无法达到她不切实际的期望。当失望产生时，她可能会愤怒地鄙视原先所崇拜景仰的人。一般的人际冲突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忧郁或愤怒的情绪。在创伤患者心中，即使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能唤起过去受到无情漠视的往事，甚至微乎其微的伤害，亦可勾起过去被蓄意虐待的回忆。这些扭曲很难经由成长的经历修正，因为创伤患者通常缺乏能够解决冲突的语言与社交技巧。因而创伤患者发展的情感关系，有着剧烈、不稳定的特性，反复地重演着拯救、不公和背叛的戏码。

几乎不可避免地，创伤患者在任何亲密的关系里都难以妥善保护自己。她渴求关怀和照顾，这种需求使她在建立安全和维持与他人相处的适当界限时，会遭遇极大的困难。她易于贬低自我和理想化所依恋的人，这种倾向会更深一层地模糊她的判断力。她会感情用事以配合他人的意愿，并且惯性地、通常是不自觉地顺服他人，这些习性也使她容易被有力量或有权威的人利用。惯用解离防御的机制，使她很难对危险作出清楚和准确的评估。再者，但愿能再度经历危险的境况并能全身而退的想法，会使她重蹈受虐的覆辙。

由于上述的所有原因，创伤患者在成年生活中极可能面临再度受害的危险。现有的资料完全支持这一论点，至少对女性而言。虽然强暴、性骚扰或被殴的危险性对所有的妇女都很高，但对童年被性虐待的创伤患者而言，这种危险性几乎要加倍。罗素针对童年时曾遭乱伦的妇女的研究显示，其中2/3的妇女日后再遭到强暴。因此，长大成人后的儿童受害者，似乎注定要再度体验她的创伤经历，不仅是在记忆里，而且是在真实人生中。一位创伤患者对自己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暴行有此感触：“这几乎就像是应验自己的预言——在童年时，你开始预期暴力，视暴力与爱为一物。我一共被强暴六次，发生在我离家出走时、搭便车或喝酒时，所有情况加起来让我成为一只待宰的肥羊，真是太惨了。更疯狂的是，起初我想（强暴者）肯定会杀了我，因为如果他们让我活着，如何逃过法律的制裁呢？后来我懂了，他们根本没什么好怕的；他们会没事，因为我根本是‘自讨苦吃’。”

重复受害的现象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诠释这个现象则需要谨慎以待。长久以来精神病学的观点只反映出粗浅的社会评断：虐待是创伤患者“自找”的后果。早期被虐待的概念和近期精神创伤成瘾的理论，都暗指受害者追求虐待，并从重复的受虐中获取满足感。这种情况却很少是真实的。有些创伤患者记述了在受虐情况下曾得到性兴奋或性乐趣的感受；在这些案例中，早期受虐的场面或可直接地刺激性欲，所以会强迫性地一再重演。即使如此，创伤患者经历中想要的和不想要的层面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如同一位创伤患者解释：“如果是我付钱找人做的，我喜欢对自己进行人身虐待。这会让我飘飘欲仙。但我要掌控。我有过一段酗酒的时期，当时我会去酒吧，选出一个我能发现的最肮脏、污秽的男人，然后跟他发生性关系。我会侮辱自己。我再也不做那事了。”

更常见的情况是，重复的虐待并非是创伤患者积极追求得来的，而是消极地被视为一种可怕却是命定的后果，且被接受是情感关系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许多创伤患者的自我保护机制是如此乏善可陈，他们几乎无法想象自己处于一个有力量或有选择余地的位置。对他们而言，拒绝父母、配偶、恋人或权威人物的情感要求，根本就是匪夷所思。因此，成年创伤患者继续满足那些曾经虐待他们的人之愿望和需要的情况并非不常见，而且创伤患者会继续在没有界限或尺度的情况下容许他们的侵犯。成年创伤患者在施虐者生病时会照料他们，患难时会保卫他们，甚至在极端例外的情况下会继续满足他们的性要求。一位乱伦恶行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持续地照顾施虐者，即使在成年后：“我的父亲后来被逮捕了。他强奸他女朋友的女儿，然后她决定起诉他。当她把他赶出去的时候，他无处可去，所以我让他搬来和我一起住。我祈祷他不会进监狱。”

一个惯性的解离应对方式，也会导致创伤患者忽略或淡化平常应该有所警觉的社会性危险暗示。一位创伤患者描述她如何一再地陷于易受伤害的情况下：“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搞的，但我确实知道一些事。我会找到这些年老的、似父亲般的男人，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有一次，在我住的廉价旅馆里（只有妓女、酒客和我）我和一个老男人有了牵扯。我会帮他清洗，慢慢地爱上他。然后有一天他躺在床上，他说医生要他别再召妓，问我愿不愿意用手帮他弄出来。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教我怎么做，我照做了。之后我有负罪感，但过了很久我才感到愤怒。”

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再度受害或自我伤害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他们危害他人的可能性。事实上，创伤患者日后侵犯他人的比例并不高，这点颇令人诧异。或许是由于他们反复灌输自己自我厌恶的想法，创伤患者的侵略性似乎全是以自我为对象。虽然自杀倾向和自残行为，与童年受虐之间显示出强烈的关联性，童年受虐和成人反社会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却较薄弱。一个超过900名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显示，虽然自杀与童年受虐的经历有强烈的关联，谋杀却没有。

虽然多数受害者不会成为加害者，但显然仍有少数会如此。精神创伤似乎扩大了世俗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有童年受虐经历的男性较可能将他们的侵略性发泄在别人身上，但有同样经历的女性较易再度受害或伤害自己。一个对200名年轻男性的小区研究显示，曾在童年遭受身体虐待的人，比较愿意承认他们曾威胁要伤害他人，在打架时打人，并曾参与非法活动。有很少数的创伤患者，通常是男性，热衷于扮演加害者的角色，并如同在重演自己的童年经历。这类创伤患者的准确比例未知，但从一个针对被性集团剥削的儿童创伤患者所做的追踪研究中粗略推断，这些儿童中大约有20%会为加害者辩护，将剥削轻描淡写或合理化，并采取反社会的态度。一位童年严重受虐的创伤患者描述他是如何开始对旁人产生攻击性的：“大约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受够了，我开始还击，我变得很粗暴。有一次一个女孩挑衅我，我打得她屁滚尿流。我开始随身带枪，这是我被逮捕的原因——携带无照枪支。一旦孩子开始反击，并成为一个少年犯，他就走上一条不归路了。人们应该在孩子毁掉他一生之前，发现他的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好查一查！不要只是把孩子关起来！”

在最极端的案例里，童年受虐的创伤患者会攻击他们自己的孩子，或未能妥善地保护他们。然而，与一般“虐待会世代循环”的观念相反，大多数的创伤患者既不虐待也不会忽略自己的孩子。相反地，他们深恐孩子将面对与自己类似的命运，所以会尽心尽力地防患于未然。为了孩子的利益，多数创伤患者付出关爱和保护的心力，是他们从未给予自己的。精神科医生菲利普·库恩斯（Philip Coons）在针对罹患多重人格障碍之母亲的研究中察觉：“我很感动地发现，许多患有多重人格障碍的母亲，以正面、具建设性和关心的态度对待孩子。她们曾经是受虐儿童，因此会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于类似的不幸。”

当创伤患者尝试建立成人间的关系时，童年形成的心理防御机制会使他们愈来愈适应不良社会。双重思想和双重自我是儿童在高压操控的家庭氛围下所发展的巧妙适应机制，但在自由、有成人责任的环境中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它们会阻碍形成互动、亲密的关系，或妨碍创伤患者发展一个统合的自我认同。当创伤患者在成人生活中奋斗时，童年留下的包袱却让她觉得愈来愈沉重。通常到30~40岁的时候，防御的结构开始崩溃。导火线一般是亲密关系的平衡状态产生变化时，例如婚姻的失败、孩子的诞生、父母的生病或死亡。假象再也无法维持下去，潜在的分裂浮出台面。如果创伤患者崩溃，各种精神异常疾病的症状都可能会出现。创伤患者担心他们会疯狂或必将步入死亡。弗雷泽描述自己长大后面对童年秘密时感受到的恐惧和危机：

我真的想打开我父亲床下那个潘多拉的盒子吗？40年来苦苦地循线解谜后，如果我发现盒中的秘密竟是父亲曾对我性虐待，我作何感想？我真的能够完全看开，不去追究我一生中浪费在掩饰罪行上的精力吗？……

我相信许多意想不到的死亡，是发生在当完成一生中的某个阶段，然后必须改变身份继续人生旅程时。凤凰为了重生而浴火，再蹒跚前行。在那个转折点上，我几乎和另一个自我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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